摘要：在中国近代史的迷雾中，胡适始终是一个割裂的符号。有人将他奉为“自由灯塔”，有人痛斥其为“投降派鼻祖”。当网络空间不断涌现“重估胡适”的声浪时，我们有必要撕开历史滤镜，直面三个残酷真相。

在中国近代史的迷雾中，胡适始终是一个割裂的符号。有人将他奉为“自由灯塔”，有人痛斥其为“投降派鼻祖”。当网络空间不断涌现“重估胡适”的声浪时，我们有必要撕开历史滤镜，直面三个残酷真相。

一、学术生命：四十岁后的文化僵尸

台湾学者韦政通的论断一针见血：“胡适四十岁死了完全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这并非刻薄之言，而是基于学术史实的冷酷判断。

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掀起白话文革命，1921年《红楼梦考证》开辟现代红学，1926年《白话文学史》确立学术范式——这些成就确实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但1928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后，胡适便陷入“学术啃老”的泥潭。所谓《水经注》考证耗时十七年，不过是版本校勘的重复劳动；晚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始终停留在半部残篇，连他自己都承认“成了没尾巴的蜻蜓”。更讽刺的是，1949年后流亡美国的胡适，竟要靠蒋介石每月3000美元“文化保护费”维系体面，这种寄生状态与其早年倡导的“独立精神”形成辛辣反讽。

二、政治立场：投降主义的活体标本

胡适是自由主义投降派的鼻祖绝非虚言，他的自由主义本质是面对强权的软骨病。1935年华北危机时，他发表《华北问题》主张对日妥协，声称“日本所求不过是经济利益”；1948年解放军饮马长江之际，他仍鼓吹“苏俄式的极权比美国更可怕”，全然无视四万万同胞对解放的渴望。这种“跪着要自由”的姿态，在1949年达到顶峰——当司徒雷登都承认“中共获得民众支持”时，胡适仍坚持接受蒋介石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公寓里炮制反共广播稿。所谓“自由主义”，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遮羞布。

三、历史镜像：双重弃儿的当代狂欢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被台湾省“中华民国遗民”抛弃的幽灵，却在某些网络空间借尸还魂。在台北，2018年“中研院”百年特展中，胡适手稿被挤在角落；在岛内教科书里，他的身影正被“台湾主体史观”逐步抹除。吊诡的是，大陆某些“文化买办”却将其包装成“民主先知”，刻意回避两个关键事实：

1. 胡适的自由主义从未挑战过阶级压迫，他支持宋子文“币制改革”导致百姓财富蒸发，却为《中美商约》出卖经济主权鼓掌；

2. 其思想谱系本质是殖民美学的变种，当杜威在《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中反思资本主义时，胡适仍跪拜在“美国世纪”的祭坛前。

祛魅时刻已至

吹捧胡适的实质，是试图将半殖民地文人的精神残疾美化为“启蒙遗产”。一个在民族危亡时鼓吹妥协、在人民觉醒时选择逃亡、在学术困顿时寄生权力的历史人物，不配享受超越时代的鲜花与掌声。那些“重估胡适”的喧嚣，不过是旧时代买办文人的招魂幡——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来源：娟娟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