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农业税自古便有，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初税亩”，至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中国2600年的田赋传统正式终结，同时也彻底破解了“黄宗羲定律”。中国的赋税改革进行过很多次，唐朝有两税法，明朝有“一条鞭法”，清代有“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的赋税

中国农业税自古便有，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初税亩”，至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中国2600年的田赋传统正式终结，同时也彻底破解了“黄宗羲定律”。中国的赋税改革进行过很多次，唐朝有两税法，明朝有“一条鞭法”，清代有“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的赋税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再次上升到更高的水平，成了走不出的历史规律，而这次改革如此彻底，背后有怎样的曲折与考量呢？

农民“交公粮”场面

对农业税取消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会说，是1999年江西丰城的一位周姓农民用血的代价换来了9亿农民免征农业税，这种属于典型的以讹传讹，一看就是过分夸大了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江西丰城确实发生过农民集体事件，但是在2000年，是由一本官方发行的小册子《减轻农民负担手册》直接引起的，当时农民已经苦农业税费负担久矣，就买来手册宣传，却受到镇政府人员阻止，本来积怨已久的干群矛盾随之爆发了，演变成群众性事件，从而受到了上边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农业税的取消。

《减轻农民负担手册》

在那个年代，抗税抗交的事件并不少见，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生活就没少听说，只不过我们那的情况没有这么激烈罢了。其实当时的农业税税率并不高，只有农产品产量的7%—13%，但为何农民的意见有这么大呢？

三提五统的征收

什么是三提五统，简单来说就是集体经济下资源的再分配，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后，也保留了下来。其中“三提”就是村级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则包括‌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这些费用都是干什么的？

三提五统和农业税费用表

举个例子，比如公积金就是用来农村农田水利建设，购置农业生产设备等，公益金是供养农村五保户、残疾人等，管理费就是村里的行政开支之类的，其他的都好理解了，多是些公共服务类的支出，现在这些费用大部分都是中央直接拨款了，但当时政府财政不足，这些费用只能由农民自身承担。虽然国家规定三提五统的费用占农民纯收入的5%，但实际征收难以把控，经常超标，农民税费负担比重超过20%，在有些人均耕地少的地区，甚至达到50%。

分税制改革的实施

1994年中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财权上移，事权下交，尤其是当时中央转移支付的机制并不完善，以2000年为例，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占比51%，但是2千多个县级财政、4万多个乡级财政的两级财政收入共计仅占 22%，而县乡两级政府却承担着义务教育、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农业基础设施、城镇社会保障等刚性很强的事权，这些费用最后都要落到农民身上，有些地方甚至通过摊派、罚款等方式向农民转嫁，民间一度出现“上吊不解绳，喝药不接瓶”的极端征收现象，可见当时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矛盾之深。

就拿义务教育来说，乡镇财政50%-70%的用于教师工资的支出，实质上都是由农民承担，包括农村校舍的改造费用都是转嫁给了农民。当时也就是2000年左右，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学校盖了新的教学楼，但没过多久我们学校的大门就被村里一个兽医给锁了，他多年行医赚了钱，是垫资方，说是盖楼的钱一直没给他还清，为此我们几次村子的学生停了小半年的课，直到后来几个村子把村集体的土地承包权免费给了他，才换回了这所教学楼，我也才能得以复学，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是为富不仁的代表，但现在来看个人行动背后的原因，往往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利益纠纷，人是逐利的，人性并不总能够焕发光辉，普通人的权益更多是需要机制来保障，而不是寄托到某个人大发慈悲，兽医固然可恶，但时代如此，我还远怨不到他的身上。

2000年左右建成的我的农村小学母校

乡镇企业的衰败

如果说改革开放在农村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外，更伟大的创举应该就是乡镇企业了。乡镇企业最早是从社队企业改制而来，80年代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在1979—1988这十年期间，县乡两级财政收入的50%—60%来自乡镇企业，且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溢，乡镇企业成功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由于集体经济的特点，一些乡镇企业还承担着对农村集体的福利支出，这些不仅缓解了基层财政压力，还进一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可以说是多赢的局面。

80年代的乡镇企业

但到了90年代，乡镇企业发生了全国性的倒闭潮，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经营基础薄弱，管理不善，产品质量不够等，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制造业产能过剩，国家实施紧缩政策有很大关系。在此背景下，部分乡镇企业倒闭，部分企业由当地政府“甩包袱”，成为私有企业，不再发挥集体企业吸收就业和承担福利支出的作用。这给县乡财收入政造成了不小压力，而这些压力最终都要传导到农民的身上，一方面农民的收入在减少，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却在不断加重。

除此之外，中国长期实施的工农业“剪刀差”，拿农业产品价值补贴工业，限制粮食收购价格，形成了对农村经济的长期掠夺，再加上县乡政府人员冗杂，吃财政饭的人都需要农民供养等原因，造成了农民负担严重，农村地区人心不稳，1997年后，群体性事件大幅飙升。这种矛盾的激化也是上边下定决心取消农业税的直接推动因素。

当然，农业税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更不是闹一闹就能取消的，不然古代那么多造反起义，也不会此起彼伏，关键还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至2006年，中国工商业税收已经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农业税仅占全国税收的1%，中国已经从农业国转身为工业国，国家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工业反哺农业的道路自此开始。

当然农业税取消后，并不是所有人都举双手赞成的，当时就有人提出：13亿中国人，9亿农民不纳税，放眼全世界历史都是没有的，甚至还有人提出，建议在农村征收财产税，也就是房产税的说法，这些主要和当时乡镇财政极度紧张有关，乡镇供养了这么多吃财政人员，农业税的取消，一下子让乡镇工资发放和正常运行难以为继，一时间基层“官怨沸腾”，但这些人的声音怎么能与9亿农民的愿望相抗衡，农业税取消从2000年在安徽实施，最终2006年全面取消，可以说是农民顽强抗争的结果，更可以说是因为我们走出了几千年农业国的困境，是时代给予农民最大的馈赠！但也请记住，时代不会如此善良，所有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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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博约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