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子坐落在两山之间,春天满山的杜鹃花开,像是给山头戴了顶红帽子。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十年如一日地过着平静的生活。
我们村子坐落在两山之间,春天满山的杜鹃花开,像是给山头戴了顶红帽子。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十年如一日地过着平静的生活。
村子不大,三里见头四里见尾。家家户户都有几分薄田,地都是祖辈留下来的,像是根脉一样连着血缘,传了一代又一代。房前屋后种着菜,院里养几只鸡,再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日子虽然不富余,倒也踏实。
王叔家就住在我家隔壁,一墙之隔。准确地说,他叫王建功,今年五十有六,比我大十几岁。小时候我都叫他建功哥,后来慢慢长大了,就改口叫王叔了。
想起王叔年轻时的模样,我现在还记得清。他个子不高,但结实,脸晒得黝黑,眼睛却很亮,笑起来露出一口大白牙。那会儿他是村里有名的能人,木匠活、瓦匠活、电工活都会做一点,村里人家有点小事,都爱喊他帮忙。
“老刘家的电视又坏了,快去看看。” “李大妈家的水龙头漏水,你过去修一下呗。”
王叔从来不推辞,放下手里的活就去了。也不计较报酬,帮了忙,人家塞两包烟,或者留饭吃,他就满足了。
他和王婶结婚早,儿子丁丁在村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我还上幼儿园。记得那时候的丁丁挺聪明,字写得比同龄人好,经常在黑板上帮老师写板书。
王叔对儿子有期望,常说:“咱家丁丁以后肯定有出息,我得多挣钱供他读书。”
说来也是命运多舛,王叔这个转折点,就是从他外出打工开始的。
2008年那会儿,沿海城市建筑工地多,招工工资高。王叔说什么也要去。
“在家里一个月挣几百块,在外面可以挣上千啊。”王叔眼睛发亮,跟王婶商量,“丁丁明年就要上初中了,学费、生活费都不少,我出去挣一笔,供他安心读书。”
王婶不太情愿,“你手艺好,在村里踏实干不行吗?孩子他爹在身边,丁丁也有个照应。”
王叔却拿定了主意,“挣点钱回来,把房子也翻新一下,咱家那房顶漏雨,年年修都修不好。”
那年七月,王叔坐着长途汽车去了广东。
人常说,一人走出去,全村跟着富。可王叔这一走,却像是整个命运都转了向。
头两年,王叔还按时往家里寄钱,电话也打得勤。说工地上活儿重,一天要搬几十袋水泥,但工钱实在,一个月能挣三四千。村里人听说,都羡慕王婶找了个好男人。
第三年开始,王叔的电话渐渐少了,寄回来的钱也越来越少。王婶私下问过我妈,“建功在外面是不是交了朋友?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我妈只能安慰她,“男人在外面,难免有应酬。你别想太多。”
这一天,王婶来我家借电话打给王叔,因为家里的座机费用交不起停机了。我正在院子里写作业,能听见她的声音。
“建功,丁丁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三,老师说他有希望考重点中学。”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王婶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什么叫没钱?你上个月说厂里发了奖金的啊!孩子的学费不能拖。”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王婶的声音变得很低,“你又去赌了?上次不是说好了吗……”
我假装没听见,低头继续写作业。那天晚上,王婶的哭声断断续续地从墙那边传来。
刚开始,村里人并不知道王叔在外面学会了赌博。只是觉得他这几年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来都无精打采的,脸色发黄,眼窝深陷,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建功这是怎么了?在外面受苦了吧?”村里人问起来,王婶总是笑笑,说他工作太累了。
真相是在丁丁初二那年冬天爆出来的。那天雪下得大,村口的大喇叭一直播着天气预警。王叔突然回来了,没提前打招呼,拖着个半旧的行李箱,走路一瘸一拐的。
王婶看他这样,吓坏了,“你这是怎么了?被工地上的东西砸到了?”
王叔坐在炕上,半天没说话,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对不起,我把咱家的钱都输光了,还借了高利贷,他们现在追着要债。”
王婶如遭雷击,手里的茶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你说啥?”
王叔哭着说,“我本想挣大钱回来的,一开始也赢了一些,后来越输越多,想翻本却越陷越深。”
最后王叔说,他欠了十几万,债主已经找到了他,扬言再不还钱就来村里把他家人带走。
“那几年寄回来的钱呢?那都是借的?”
王叔低着头,“我…我那会儿在赌场当杂工,有时赢了点小钱,就寄回来一些,想瞒着你…”
王婶两眼一黑,差点晕过去。
当天傍晚,王婶拖着哭肿的眼睛来找我爸,说王叔欠下赌债,家里揭不开锅了,能不能借点钱应急。
我爸是个实在人,当下掏出五百块给了王婶,“这是急用的,你先拿着。钱的事咱们再想办法。”
不出三天,王叔欠赌债的事就传遍了全村。原来那几个债主真找来了,开着黑色轿车,气势汹汹地站在王家门口,嚷嚷着要钱。
那场面我远远地看到了。几个膀大腰圆的男人,一人手里提着根铁管,叫嚣着要把王家砸了。乡亲们不敢靠近,只在远处议论。村支书上前调解,才算暂时把人劝走了。
从那以后,王叔就像变了个人。他整天关在家里不出门,院子里的杂草长了老高也不去理会。丁丁从学校回来,他连头都不抬一下。王婶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白天在镇上的小工厂做工,晚上回来还要照顾一大一小。
更糟的是,王叔开始偷偷卖家里的东西。先是电视机不见了,然后是那台缝纫机,再后来连王婶压箱底的金耳环都不翼而飞。
我妈有一次看见王叔鬼鬼祟祟地从家里出去,手里提着个黑塑料袋,猜测他又去变卖家当了。
“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我妈摇头叹气。
天有不测风云,更大的打击在等着王家。那年夏天,村里闹了一场山洪,冲垮了几户人家的房子,其中就有王家的祖宅。那是一栋有些年头的砖瓦房,是王叔爷爷那辈建的,砖墙厚实,房梁是整根的大料,就是屋顶年久失修,有点漏雨。
洪水过后,王家只剩下了几堵残墙。村里组织了救灾,每家都捐了些钱物。王家分到一间临时板房,一家三口挤在里面过日子。
丁丁眉头总是紧锁,不爱说话了。一次我在村口碰到他,问他学习怎么样,他苦笑了一下,“我可能要辍学了,家里没钱交学费。”
我心里一揪,“要不要找我爸帮忙?”
丁丁摇摇头,“欠了那么多,哪好意思再借。”
就在这时,村里传来一个消息:王叔把家里那块宅基地卖了。
这在乡下是件大事。宅基地是祖辈传下来的,就算房子塌了,那块地还是自家的根。卖了,就意味着断了祖根。
“他卖给谁了?”村里人议论纷纷。
“听说是卖给了镇上的老板,那老板想在咱们村里建个小型加工厂。”
“这不是败家吗?祖宗的地也能卖?”
王叔没有理会村里人的闲言碎语,拿到钱后就消失了,连王婶和丁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临走前,他给王婶留了一张纸条: “我去还债了,剩下的钱给丁丁交学费。别找我,等我翻身了再回来。”
王婶拿着纸条,哭得昏天黑地。我妈去安慰她,她抹着眼泪说,“他就这么一走了之,我和孩子怎么办?”
那段日子,王婶过得很艰难。她在镇上的豆腐坊找了份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去挑水磨豆子,晚上回来还要给人缝补衣服挣点零花钱。
丁丁也懂事了,周末会帮别人家割草、喂猪,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尽管如此,他在学校的成绩还是一直名列前茅。
村里人对王家的态度也变了。从同情慢慢变成了疏远,甚至有些轻视。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提起王叔就摇头,“败家子啊,把祖宗的基业都败光了。”
有时候丁丁在村里走,身后会传来小声的议论,“看,赌鬼的儿子。”
丁丁装作没听见,背着书包快步走过。
我上高中搬去了县城住校,假期才回村,渐渐地也和村里的事情疏远了。只是偶尔听我妈提起,说王婶一个人把丁丁抚养大,供他上了大学,真不容易。
至于王叔,好像从那年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村里人提起他,都像是提起一个不祥之物,声音会自动降低几分。
“那个败家子,不知道死哪去了。” “说不定早就被债主打死埋山里了。” “这种人啊,活该。”
直到六年前,一个初夏的清晨,我打工回村探亲,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碰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他满头白发,脸上皱纹沟壑纵横,眼睛却亮得出奇。他坐在树下抽着旱烟,看到我,微微点了点头。
我愣了足有半分钟,才认出来这是王叔。
“王叔,真的是你?”我走近问道,声音有些颤抖。
他咧嘴笑了,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是我,回来看看。”
我们坐在树下聊了很久。他告诉我,这些年他去了云南边境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有个老中医收留了他,教他养蜂。
“刚开始就是帮忙干点杂活,后来慢慢学会了养蜂的技术。”王叔抽了口烟,“没想到我还挺有这方面的天赋,三年后就能独立管理几十箱蜜蜂了。”
王叔说,他这些年攒了点钱,还清了所有的赌债,这次回来是想看看王婶和丁丁。
“他们过得好吗?”他问我,眼里有期待,也有恐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丁丁已经大学毕业,在省城找了份工作,偶尔寄钱回来。王婶身体不太好,常年的辛劳让她落下了一身病。
“你…准备见他们吗?”我问。
王叔沉默了片刻,摇摇头,“我没脸见他们。只是想远远地看一眼,知道他们平安就好。”
那天下午,我看见王叔站在王婶打工的豆腐坊对面的小巷里,躲在阴影中,看着王婶忙碌的身影,眼泪无声地滑落。
后来他又消失了,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像来时一样静悄悄的。
我原以为这就是王叔故事的结局。直到去年春天,村里忽然传来消息,说大湾山那边有个人搞起了蜂蜜养殖,规模很大,已经带动了周边几个村的人一起致富。
“听说那人是咱们村的呢。”
我好奇地问是谁,村里人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我爸告诉我,“就是你王叔,不过别嚷嚷,村里人不待见他。”
我不相信,第二天就骑摩托车去了大湾山。远远地就看见山坡上一排排的蜂箱,白色的,整齐地摆放着,像是一道风景线。几个工人穿着防护服在忙碌,不远处有个简易办公室,门口挂着”蜜源蜂蜜专业合作社”的牌子。
我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请进。”
王叔坐在一张简易的办公桌后面,正在记账。看到我,他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然后是欣喜。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我坐下来,环顾四周。墙上贴着各种蜜蜂养殖的图表和技术资料,还有一面墙专门挂着各种奖状和证书。
“真的是你啊,王叔。”我感叹道,“你现在是大老板了。”
王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哪里,就是个小打小闹。”
但从他接下来的介绍中,我知道这远不是小打小闹。他的合作社已经有上百箱蜜蜂,年产蜂蜜两万多斤,还研发了蜂胶、蜂王浆等产品,销路打到了省城。更重要的是,他带动了周边十几户贫困家庭一起养蜂,帮他们脱贫致富。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不解地问。
王叔沉思了一会儿,“或许是因为我失去过一切,所以更珍惜重新开始的机会。”他指了指窗外的蜂箱,“这些小家伙教会了我很多。它们勤劳、团结、不畏艰难,每一滴蜜都是辛苦采集来的。”
我看着眼前这个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的老人,恍然大悟,“你回来多久了?”
“三年多了。”他叹了口气,“一开始没人相信我能做成事,村里人避着我走,以为我又要骗人。没办法,只能租了山上的这块地,从零开始。”
“王婶和丁丁知道吗?”
提到家人,王叔的眼神黯淡了下来,“我去看过他们,远远地看。丁丁成家了,娶了个好媳妇,在省城买了房。王婶住在儿子那里,身体还算硬朗。”他停顿了一下,“我不想打扰他们的生活,他们过得好,我就安心了。”
临走前,王叔送了我一罐蜂蜜,说是他们合作社的拳头产品,已经获得了有机认证。
“尝尝吧,这可是咱们大湾山的特产了。”
那天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爸。第二天一早,我爸就骑着三轮车去了王叔的蜂场,带着村里几个和王叔关系还不错的老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通过我爸断断续续地了解到,王叔的事迹慢慢在村里传开了。起初人们半信半疑,但当他们亲眼看到那规模宏大的蜂场,看到电商平台上那些好评如潮的蜂蜜产品,态度开始转变。
去年秋天,我又回村探亲。这次我惊讶地发现,村里的小卖部赫然摆着”蜜源”牌蜂蜜,包装精美,价格不菲。更让我意外的是,村委会门口贴着一张通知,说是王建功被评为县级”返乡创业致富带头人”,要在村里开表彰会。
“村里人现在怎么看王叔?”我好奇地问我爸。
我爸撇撇嘴,“人都是现实的。看到人家真做出了成绩,态度自然就变了。现在几个年轻人还跟着他学养蜂呢。”
表彰会那天,我特意回村参加。村部的大院里挤满了人,好些连平时不怎么出门的老人都来了。县里来了领导,镇上来了干部,还有好几家媒体。
王叔穿着一件簇新的白衬衫,戴着一顶草帽,站在台上发言。他说话不多,只是讲了讲养蜂的艰辛和快乐,然后承诺要带动更多村民一起发展产业,共同致富。
“我欠村里人太多,这辈子都还不完。只希望能用我的一点技术,帮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注意到,有些曾经对王叔口出恶言的人,此刻鼓掌最起劲。
会后,我在村部门口碰到了王叔。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眼里闪烁着光芒。
“王叔,你还记得当年那块宅基地吗?”我忍不住问道。
他点点头,“怎么会忘。那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之一。”
“你有没有想过,再买回来?”
王叔苦笑了一下,“那块地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上面建了加工厂。再说,即使能买回来,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抬头望向远处的大湾山,阳光洒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家不在地里,在心里。我现在想的是,怎么才能弥补当年的过错。”
我点点头,不再追问。有些伤痕,时间可以淡化,但无法完全抹去。王叔的故事,或许就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
前天,我又回村了。路过村口的时候,看到一辆崭新的面包车停在那里,车身上印着”蜜源蜂蜜专业合作社”的字样和Logo。车旁站着王叔和一个年轻人,似乎在交谈什么。
我凑近一看,那年轻人竟然是丁丁!
“是你啊。”王叔看到我,笑着打招呼,“来,认识一下,这是我儿子。”
丁丁也对我点头示意。他长得很像年轻时的王叔,眼睛炯炯有神,站姿笔直。
“丁丁回来帮我了。”王叔欣慰地说,“他在省城学的是市场营销,正好可以帮我把蜂蜜卖出去。”
我有些惊讶,“你们……”
没等我说完,丁丁接过话茬,“是的,我们和好了。其实早在两年前,我就知道爸爸回来了,也去看过他的蜂场。只是那时候觉得伤口还没有愈合,需要时间。”
王叔插嘴道,“是我欠他们母子的,这辈子都还不完。好在丁丁大人大量,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妈妈呢?”我问。
丁丁和王叔相视一笑,“妈去县医院做检查了,过两天就回来。她说,想亲自做几道菜,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
看着他们父子俩的样子,我忽然想起王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家不在地里,在心里。
风吹过村口的大槐树,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讲述着这个关于过失、救赎与重生的故事。
王叔抬头看了看天色,对我说:“晚上到家里吃饭吧,尝尝我们的新蜜。今年的洋槐花特别好,蜜的味道甜而不腻。”
我笑着点头答应。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斑驳陆离,就像人生一样,有明有暗,有苦有甜。
从赌债累累到身无分文,从卖掉祖宅到被乡亲唾弃,再到如今的养蜂能手和致富带头人,王叔的人生就像一坛陈年老酒,历经沧桑后,反而多了几分醇香。
或许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是能否从错误中爬起来,重新开始。就像那辛勤的蜜蜂,不管遇到什么风雨,总会寻找着花香,酿造出甜蜜。
来源:荷叶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