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这地，还有些来头。这块地是我爷爷留下来的，祖辈传下来的口耳之言说这地方埋着”祖宗的东西”，不能挖太深。每年种地，我都只浅浅地翻土，从没往下挖过。老人的话，信也不能全信，不信也不敢完全不信。

那年春天，刘老四家的牛跑丢了，带着一身的泥巴回来时，蹄子上还黏着一片青花瓷。

那会儿我正在自家地里松土，准备种几畦黄瓜。太阳晒得人直冒汗，我的草帽都湿透了，背上的汗顺着脊梁往下流。

“老李！老李！”刘老四远远地朝我喊，声音像是被风扯碎了，断断续续的。

我抬起头，眯着眼看他拎着那片瓷片，一步三晃地朝我走来。那身子骨，就跟他家那棵被虫子蛀了的老槐树似的，看着随时会倒。

“啥事啊，老刘？”我擦了把脸上的汗，把锄头杵在地上。

刘老四把那片瓷片递给我，上面有半朵残缺的青花，颜色深沉得像是被埋了几百年似的。

“我家那头倔牛，跑到你家地边那片荒地去了，刨出来这个。”他说着，眼睛却不看我，直勾勾地盯着我身后的地。

说起这地，还有些来头。这块地是我爷爷留下来的，祖辈传下来的口耳之言说这地方埋着”祖宗的东西”，不能挖太深。每年种地，我都只浅浅地翻土，从没往下挖过。老人的话，信也不能全信，不信也不敢完全不信。

我接过那片瓷片，翻来覆去地看。

“值钱不？”刘老四搓着手问。

“能值几个钱。”我随口应道，心里却有些犯嘀咕。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爷爷留下的一个旧木匣子，里面有几张发黄的老照片，一把铜钥匙，还有一本破旧的日记本。日记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潦草的字：“地下有古物，慎重挖掘。”

我翻了翻日记，大多是些家长里短，唯独一页上画了个地图，标注了我家那块地，旁边写着”明代遗址”三个字。

这事，我心里有了底，却没告诉家里人。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那片瓷片去了镇上，找了个在文物站工作的远房亲戚看看。

那亲戚姓张，大家都叫他张博士，年轻时在省城读过大学，专门研究古代陶瓷。他看了那片瓷片，眼睛一下子亮了。

“老李，这可不简单啊！”他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着，“看这胎骨，这釉色，这纹饰…很可能是明代中晚期的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把那片荒地的事情告诉了他，还有爷爷的日记。张博士听了，拍着桌子站起来，差点把他桌上那个缺了嘴的茶杯打翻。

“明代遗址？老李，这可是大事啊！我得向上面报告，请专家来看看。”

两天后，县里来了三位专家，带着各种设备来到我家地边的那片荒地。他们在那儿忙活了一整天，用仪器测量，挖了几个小坑，不时发出惊叹声。

“这里很可能是明代的一处官窑遗址！”一位戴眼镜的专家兴奋地对我说，“这种青花瓷的烧制工艺很特殊，可能是为皇家专门定制的。”

就这样，县文物局很快介入了，一个考古队进驻了我们村。十几个人戴着草帽，扛着铁锹，在我家地边那片荒地上忙碌起来。他们先是用绳子把地分成一个个小方格，然后小心翼翼地挖掘，每挖出一件东西，都要编号、拍照、记录。

村里人都来看热闹，围在地边议论纷纷。

“这下老李家发达了！”王婶子掐着腰说，“听说挖出宝贝能得奖励呢！”

“什么奖励不奖励的，这是国家的东西，哪能据为己有。”我笑着说，心里却有些忐忑。这地方要是真被划为文物保护区，我家这块地怕是种不成了。

那段日子，我家门口热闹得像赶集似的。除了考古队，还有报社的记者、电视台的摄像，甚至连省城的专家都来了。我家那个破旧的院子，头一回见了这么多穿皮鞋的人。

一个多月后，考古队从那片荒地上挖出了不少东西：完整的青花瓷碗、盘子、罐子，还有一个窑炉的遗迹。据专家说，这很可能是明代中期一个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小型官窑。

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省里又来了一批更厉害的专家。他们带着更精密的设备，对整个遗址进行了详细勘测。结果发现，这处遗址范围比想象的大得多，不仅包括那片荒地，还延伸到了我家的菜地，以及周围几户人家的地。

这下可麻烦了。我家那块地可是祖传的好地，土质肥沃，一年能种两茬蔬菜。如今成了文物保护区，以后怕是连根葱都种不了。

正当我发愁的时候，县里派人来安抚我们。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干部，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却踩着一双沾满泥巴的皮鞋，在我家破旧的小院里来回踱步。

“李大叔，您别担心。国家有政策，对文物保护区内的农民有补偿。”他说着，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沓文件，“您看，按照规定，您家这块地将被征用为文物保护用地，国家会按照市场价给予补偿，另外还有一笔文物发现奖励金。”

我接过文件，却看不懂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只知道，那笔补偿款比我种十年地挣的钱还多。

“另外，”那干部继续说，“考虑到您家是这处遗址的主要发现者，县里决定聘请您做遗址的护林员，负责日常看护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资。”

这倒是个好差事。看护遗址，除了巡逻几圈，也没啥具体工作，还能拿工资。我欣然接受了。

却没料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那年夏天，镇上开始规划一条新路，从县城直通我们村，再延伸到邻近的几个乡镇。这条路原本要从我家地边经过，现在那里成了文物保护区，路线得改道。

改道的事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的村民支持，觉得路修过来能给村子带来发展；有的村民反对，担心会破坏村子的宁静。但最终，路还是定了线，绕过文物保护区，从村子的另一侧通过。

新路开工那天，我去地里巡逻，远远看见镇长和几个干部站在路边，指指点点。我走过去打招呼，镇长却一脸严肃。

“老李啊，这路改道之后，成本提高了不少，县里的领导有些不高兴。”镇长叹了口气，“不过没办法，文物保护重要嘛。”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虽说文物遗址的发现给我带来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也给乡亲们添了不少麻烦。

正当我犯嘀咕的时候，省里的一个大专家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一个震撼的消息：根据最新的研究，这处遗址不仅是明代官窑，而且可能与明代著名的瓷器画家何朝宗有关。何朝宗是明代景德镇的一位传奇人物，据说他创造了”釉里红”这种瓷器彩绘技法，深受明朝皇帝喜爱。

这下可不得了，省文物局立马升级了保护级别，我们村一下子成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县里也重视起来，专门成立了一个保护开发领导小组，计划把遗址建成一个考古公园，对外开放参观。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只是个普通农民，突然间身处这么大的事情中心，有些不知所措。

“老李，你可是立了大功啊！”村支书拍着我的肩膀说，“没想到咱们村还藏着这么个宝贝，以后游客来了，村里的农家乐、土特产都能卖出去，大家伙都能受益。”

村支书的话让我心里好受了些。虽然失去了祖传的地，但如果能给村子带来发展，也算是一件好事。

然而，事情的转折又来了。

修路工程进行到一半，突然传来消息，施工队在距离文物遗址不远的地方，又挖出了一些古代陶瓷碎片。考古队立即前往查看，确认那些碎片与我家地里出土的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这意味着，文物遗址的范围可能更大，延伸到了正在修建的新路底下。县里紧急叫停了工程，重新进行勘测。

勘测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处明代官窑遗址的范围竟然覆盖了整个村子的三分之一！如果全部划为保护区，将有几十户村民需要搬迁。

消息一出，村里炸开了锅。

“凭啥要我们搬家？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突然说有文物就得搬？”有人不满地嚷嚷。

“就是啊，搬到哪去？城里房价那么贵，补偿款够买房子吗？”另一个村民附和。

面对村民的质疑，县里很快出台了详细的补偿安置方案：按照市场价收购村民的房屋和土地，另外提供安置房，或者发放一笔购房补贴。同时，村民可以优先在未来的考古公园找工作，参与旅游开发。

方案公布后，村里的态度开始分化。年轻人大多支持搬迁，觉得这是个进城的好机会；老人则大多不愿离开，舍不得祖辈生活的地方。

我家也面临着选择。老伴儿想留在村里，说离不开这片地，这里有她的根；儿子则主张搬到县城，说孙子上学方便，将来发展空间大。

就在全村上下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文物局在勘测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明代的窖藏，里面埋着几十件完整的青花瓷器。这些瓷器品相极佳，有些甚至带有何朝宗的款识。这一发现轰动了整个考古界，省电视台来做了专题报道，连央视都派了记者过来采访。

采访那天，我穿上了唯一一件还算体面的衬衫，站在镜头前，讲述发现古瓷片的经过。我说话时不自觉地绞着手指，总觉得镜头像是一只眼睛，盯得我浑身不自在。

“您当初发现这片瓷片时，有没有想到会引发这么大的轰动？”记者问。

我摇摇头，诚实地回答：“哪能想到啊，我就是个种地的，哪知道地下埋着这么多宝贝。”

“那您对村子将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这问题问到了点子上。我想了想，说：“希望大伙儿都能过上好日子。文物是祖宗留下的，保护好是应该的，但也不能让村民受太多委屈。”

采访播出后，上级部门似乎听进了我的话。很快，省里派来一个工作组，重新评估了遗址的保护范围，将必须搬迁的户数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只有直接影响考古发掘的十几户需要搬迁，其他村民可以留在原地，但要配合文物保护工作。

同时，县里也调整了新路的规划，将路线改得更远，彻底避开了遗址区域。虽然这样一来，路线会更长，成本会更高，但为了保护文物，县里咬牙接受了。

张博士告诉我，这么大规模的官窑遗址在全国都很罕见，对研究明代陶瓷工艺有重要价值。他还说，等考古公园建成后，每年会吸引大量游客，给村子带来可观的收入。

“老李，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发现，咱们县申请了省级文化保护专项资金，不仅能修好通往村里的路，还能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张博士笑着说，“你可是为乡亲们办了件大好事啊！”

我听了，心里既高兴又有些忐忑。高兴的是，村子的发展有了新希望；忐忑的是，这么大的变化，不知道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那年冬天，县里专门召开了表彰大会，授予我”文物保护先进个人”的称号，还发了一笔奖金。镇长亲自把红色的证书和一个印着”文物保护先进个人”的奖杯送到我家，让我在全村人面前发表获奖感言。

我哪会什么感言，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这…这都是运气…要谢就谢刘老四家那头犟牛吧…”

台下的乡亲们都笑了，连镇长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会后，张博士悄悄告诉我，省文物局已经正式将这处遗址命名为”李家村明代官窑遗址”，今后将在全国文物志中有一席之地。

“你的名字，会和这个遗址永远联系在一起。”张博士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比什么奖状、奖杯都值钱。”

我勉强笑了笑，心想这名声对我一个老农民来说，还不如手中实在的奖金值钱。但我没说出来，只是点点头表示感谢。

如今，三年过去了。当初那条改道的新路早已通车，柏油路面平整光滑，两旁栽上了整齐的行道树，村子与县城的距离一下子近了许多。

“李家村明代官窑遗址公园”也已经初具规模。考古发掘依然在进行，但部分区域已经对外开放，建起了展览馆和接待中心。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有成群结队的游客来参观，村里的几家农家乐和土特产店生意红火得很。

我现在不仅是遗址的护林员，还兼职做导游，给游客讲述发现遗址的故事。虽然我讲得不够专业，但游客们都说我这个”当事人”讲的最有味道。

儿子家在县城买了房，孙子在县城读书，周末才回村里。老伴儿最后还是舍不得离开这片地，留在了村里，每天侍弄着院子里的花草蔬菜，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站在遗址边上，望着那片曾经种过黄瓜的地，想起爷爷留下的那句话：“地下有古物，慎重挖掘。”不知道爷爷当年是否知道地下埋着什么，又或者只是祖辈相传的一句模糊的记忆。

我还记得刘老四拿着那片青花瓷来找我的情景，如果不是他家那头犟牛，也许这些宝贝至今还埋在地下，我还在那块地里种着黄瓜。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一个不经意的发现，改变了一个村子的未来。

前几天，省里的专家又来了，说在遗址深处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龙窑，可能是明代官窑系统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这个发现再次引起了轰动，甚至有国外的学者专程赶来考察。

看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游客涌入村子，我有时会想，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村子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但也迎来了新的生机。老人们怀念过去，年轻人拥抱变化，这或许就是发展的代价吧。

无论如何，那片古瓷片已经改变了这里的一切。而我，一个普通的农民，也因此成了村里的”名人”，虽然这名声来得有些意外。

前天，孙子从县城回来，给我看他们学校布置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爷爷》。他在作文里骄傲地写道：“我爷爷发现了一座明代官窑遗址，改变了我们村子的命运…”

看着孙子的作文，我忍不住笑了。其实哪是我发现的，分明是刘老四家那头犟牛的功劳。但这话我没说出口，只是摸了摸孙子的头，心里暗暗感谢那头不知去向的老牛。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一个不经意的发现，竟然能让一条路改道，让一个村子的人生轨迹也跟着改变了方向。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在地里发现那片瓷片，如果县里的新路按原计划修建，如果村子没有变成文物保护区…但命运没有如果，只有现在的模样。

就像我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年年春天开花，年年秋天落叶，看似循环往复，却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们这个小村子，也在悄悄地、缓慢地变化着，朝着谁也预料不到的方向发展。

而这一切的开始，仅仅是一片小小的青花瓷碎片，和一头不安分的老牛。

来源：荷叶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