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宋把电动三轮停在刘婶的杂货店门口，想买包烟。推门进去，店里黑着灯。这不对劲，刘婶店里从不关门，星期天下午也开着，就连她大儿子结婚那天，也只是贴了张手写纸条：有事自己拿，钱放柜台。

初夏。傍晚的镇子上，天空泛着那种洗不净的灰蓝。

老宋把电动三轮停在刘婶的杂货店门口，想买包烟。推门进去，店里黑着灯。这不对劲，刘婶店里从不关门，星期天下午也开着，就连她大儿子结婚那天，也只是贴了张手写纸条：有事自己拿，钱放柜台。

“刘婶？”

店里散着一股陈年霉味，混合着塑料袋和洗衣粉的气息。角落里那台老旧的饮料冰柜发出嗡嗡声，像是要散架了一样。

隔壁王嫂探出头来，招手：“老宋啊，别找了，刘婶今天不开门。”

“咋了这是？”

王嫂压低声音：“她前夫来了。”

“啥？刘建国？”

“可不，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药，给拦在店门口了。”王嫂边说边走近，手里还拿着半个切了的西瓜，“跪那儿了，眼圈通红的。”

老宋愣了。他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四点半，得去接孙子放学。“那我先走了，有情况微信上说。”

王嫂点点头，咬了一口西瓜：“情况大了去了，全镇都知道了。”

刘婶，刘月红，今年四十有二。离婚五年了，带着两个孩子，大的念高中，小的刚上初中。镇上人管她叫刘婶，是出于一种尊重。

五年前离婚时，镇上人都站在刘月红这边。倒不是因为刘建国有啥大错，就是觉得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

刘建国那时在县里一家建材厂做会计，月薪四千出头。不赌不嫖，就爱喝点小酒，隔三差五在单位食堂喝醉了，同事会给刘月红打电话来接。

离婚原因没人说得清。有人说是刘建国背着刘月红借了一屁股债；也有人说是刘月红嫌刘建国没出息，想跟着镇上开超市的老板；最靠谱的版本是刘建国和厂里一个年轻会计走得太近，被刘月红抓了现行。

你问我怎么知道？

这还不简单。镇上一共就这么些人，年龄到了，谁家有点事，比天气预报传得还快。再说我和刘月红家就隔着条小路，平时买油盐酱醋的，哪能不说上两句。

离婚那年，刘月红四十二岁，刘建国四十五岁。

法院判两个孩子都跟刘月红，刘建国每月给两千块钱抚养费。刘月红拿着这钱，租了镇中心那条街上的一间铺面，开了家杂货店。

铺面不大，前店后屋。前面卖日用百货，后面住人。刘月红就睡在后屋隔出来的一小间里，两个孩子挤在另一小间。

那家店我常去。货架上摆的东西五花八门：卫生纸、洗衣粉、火柴、酱油、醋、方便面、饼干、口香糖、矿泉水、冰红茶、王老吉、啤酒、白酒、烟。夏天还卖冰棍，一个两三块钱那种，小孩子爱买。

最早那会儿，店里东西不多。货架和冰柜都是二手的，从镇上倒闭的小超市买来的。刘月红的本钱少，进不了多少货。

“婶，来包玉溪。”我有一回去买烟。

“没了，明儿才进货。”刘月红站在收银台后面，手里翻着一本发黄的账本，眼皮都没抬一下。

收银台上摆着个相框，是两个孩子的合影。大儿子刘强，小女儿刘欢。照片里两人穿着校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有点像是从学校统一拍的照片里裁出来的。相框是塑料的，边角有点掉色。

“那来包红塔山吧。”

“嗯。”刘月红放下账本，转身从身后的烟架上取烟。她的动作很慢，像是每一个关节都在发出抗议。

那年的刘月红很瘦，脸上总是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她的皮肤黑里透红，是常年在太阳底下站着的那种黑。头发总是随便扎成一个马尾，额前掉下几缕，也懒得理会。

现在的刘月红则胖了一圈，腰围起码增加了一尺。脸上也有了些肉，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头发染成了栗色，剪成了齐耳的短发，偶尔还抹点口红。

店里的东西也多起来了，货架从两排变成了四排，还加了一个冷藏展示柜，里面放着酸奶、火腿肠、卤味和一些简单的半成品菜。

刘月红的生意是怎么好起来的？

说起来这事还挺奇怪。

刘月红离婚后的第二年，镇上修路，挖到了她店门口。那段时间，别说顾客了，连她自己进出店门都费劲。

那时候她的生意已经很惨淡了，这一修路，更是雪上加霜。

有一天下午，我去她店里买醋，看见她坐在收银台后面发呆。店里没开灯，只有从门口照进来的光线。她的脸隐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婶，来瓶醋。”

她好像才注意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拿醋。

“生意不好啊。”我随口一说。

她拿醋的手停在半空，然后慢慢放下。“嗯，不好。”

“要不要换个地方？”

“换哪去？这儿虽然偏，租金便宜。”她拿起那瓶醋，放在收银台上，“再说了，孩子学校就在附近，方便照应。”

我付了钱，接过醋。想了想，又说：“婶，你手艺不错，要不做点熟食卖？镇上早餐店少，肯定有人买。”

刘月红摇摇头：“那得起早贪黑的，孩子怎么办？”

我也没再多说什么，拿着醋就走了。

没想到过了大概一个月，再去她店里，发现靠门口多了个小冰柜，里面放着些卤鸡爪、卤鸡翅、卤鸡腿、卤蛋之类的东西。

“尝尝？”刘月红笑着递给我一个卤鸡爪，“刚做好的。”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咸香适中，肉质劲道，还带着一点点辣味和八角的香气。“好吃啊，婶。这是自己做的？”

她点点头，眼里有点小得意：“昨天试着做了点，一早上就卖光了。今天多做了些。”

从那以后，刘月红的杂货店就多了卤味这一项。起初只有鸡爪、鸡翅、鸡腿、鸡脖子这些便宜货。后来慢慢加了猪耳朵、猪蹄、猪头肉、卤鸭、卤豆腐干。

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

那会儿修路的工人每天早上都来买她的卤味当早点。工头买了尝过，说好吃，第二天就领着一帮工人来了。

路修好后，附近上班的人也开始光顾。有人专门绕道来买她的卤味，说是送礼特别有面子。

再后来，县城里的一家农家乐老板找到刘月红，说是想批发她的卤味。两人谈了半天，最后谈成了。

从那时起，刘月红每天晚上都要熬到十一二点，起早贪黑地做卤味。我有时晚上路过她店里，能看见后屋亮着灯，影影绰绰是她忙碌的身影。

她的儿子刘强那会十五六岁，成天帮着妈妈卖货、搬东西。女儿刘欢才十一二岁，放学后就在店里写作业，有时也帮着招呼客人。

刘月红从不抱怨生活有多苦。最多在夏天的时候，坐在店门口的小板凳上，用蒲扇扇风，说一句：“热死了。”

关于刘月红前夫刘建国的消息，在他离开镇子后就很少听到了。

有人说他去了广东打工；有人说他娶了个小媳妇，在县城另一头开了家小超市；还有人说他赌博欠了一屁股债，被债主追着跑。

真相如何，没人知道，也没多少人关心。在镇上人眼里，刘建国是个消失的符号，偶尔在茶余饭后被人提起，也不过是作为刘月红生活故事的陪衬。

直到昨天。

那天早上和平常一样，太阳跟往常一样升起来，刘月红的杂货店一早就开了门。我路过的时候，看见她正在摆放新进的货物，一箱箱的饮料从三轮车上卸下来，堆在店门口。

“早啊，婶。”我打了个招呼。

“早。”她微微抬头，脸上带着些汗，“等会来喝瓶水不？新到的。”

“中午再来吧，上班要迟到了。”

一切如常，没有任何预兆表明这一天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直到下午四点左右，刘建国出现在了镇上。

他是坐公交车来的，从县城那边。下车后径直朝刘月红的杂货店走去。

他变了很多。以前的刘建国是个瘦高个，穿着总是整整齐齐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是标准的会计形象。

而现在站在杂货店门口的这个人，头发花白，脸色蜡黄，身形佝偻，衣服虽然干净但明显有些褪色。手里提着个黑色塑料袋，沉甸甸的，像是装了什么重要东西。

当时店里有几个顾客，其中就有王嫂。她后来告诉我，刘建国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径直走了进去。

“月红。”他的声音低沉，带着几分颤抖。

刘月红正在给一个小女孩找零钱，听到这个声音，手明显抖了一下，但她没抬头，继续数着钱。“给，三块五，慢走。”

等小女孩出去后，店里一下子安静了。几个顾客识趣地陆续离开，只有王嫂站在角落里假装挑选饼干，实际上竖着耳朵听。

“有事吗？”刘月红终于抬起头，声音平静得有点可怕。

刘建国的嘴唇颤抖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出声。他慢慢地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收银台上。

袋子口松开了，里面露出几盒药。

“这什么？”刘月红没有去接。

“我…我病了。”刘建国的声音很轻，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肝癌，晚期。”

王嫂说，她当时站在货架旁，听到这话，手里的饼干都掉了。

刘月红的表情却没什么变化，只是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那你找我做什么？”

“孩子们……”

“他们好好的，不用你操心。”刘月红打断他的话，“你也别来打扰他们。”

“我想见见他们，最后一面。”刘建国的声音哽咽了。

“不行。”刘月红斩钉截铁地说，“你当初嫌他们拖累你，现在又想见？省省吧。”

王嫂说，刘月红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睛却红了。

刘建国沉默了一会，然后慢慢地、艰难地跪了下来。“求你了，月红。”

“起来。”刘月红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我真的没多少时间了。”刘建国跪在地上，腰板却挺得笔直，“大夫说，最多三个月。”

店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王嫂说，刘月红盯着刘建国看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才开口：“你先起来。”

“不，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就在这时，刘月红的手机响了。她拿起来看了一眼，表情突然变了。“欢欢发烧了，老师刚给我打电话。”她匆忙从收银台后面出来，拿起外套，“你先走吧，改天再说。”

她绕过跪着的刘建国，快步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语气软了下来：“你…你先回去吧，别让孩子看见你这样。”

刘建国却没有起来的意思。“我在这等。”

刘月红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急匆匆地走了。

从学校接回女儿后，刘月红就没再开门营业。

晚上七点多，我去刘月红店里想买包烟，发现店门紧闭。这在平时是不可能的，刘月红的店通常要开到晚上九点。

我想起白天王嫂说的事，有点担心，就拨通了刘月红的电话。

“喂，婶，你还好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嗯，还行。”

“欢欢怎么样了？”

“退烧了，没事。”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明天不去上学了，在家休息。”

“那…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他走了。”刘月红似乎知道我想问什么，“让王婆把他送到汽车站了。”

“哦。”我松了口气，“那就好。”

“嗯。”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我以为她要挂电话了，刚想说再见，却听见她突然问：“你说他是真病了还是装的？”

这问题把我问住了。“这个…应该是真的吧？这种事不太好装啊。”

“他以前…挺精明一人。”刘月红的声音变得模糊，像是在自言自语，“从来不吃亏的那种。”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就随口说：“要不，你让他拿病例给你看看？”

“他拿了。”刘月红说，“一大堆检查单子，B超、CT、化验单，还有医生的诊断书。县人民医院的章，看着挺真的。”

“那应该是真的。”

“可能吧。”她叹了口气，“孩子他爸这人吧，说不准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刘月红这么称呼刘建国——“孩子他爸”。以前提起他，刘月红都是直接叫名字，或者就说”他”。

挂了电话，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总觉得这事没完。

果然，第二天一早，刘建国又出现在了杂货店门口。

这次他手里提着个保温桶，站在紧闭的店门前，像个雕塑。

过了大概半小时，刘月红来开店了。她看见刘建国，脚步明显顿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正常，径直走过去开门。

“你怎么又来了？”她的语气不像昨天那么冷硬了。

“给你送早饭。”刘建国举了举手里的保温桶，“瘦肉粥，你最爱吃的。”

刘月红没接，径直走进店里开始整理货架。刘建国也跟了进去，把保温桶放在收银台上。

“我住在对面旅馆。”他说，“就住几天，见见孩子就走。”

刘月红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整理货架，没吭声。

“欢欢还好吗？”刘建国问。

“退烧了。在后屋睡觉呢。”

“那就好。”刘建国点点头，“强子呢？”

“住校，周五才回来。”

“哦。”

两人之间又陷入沉默。刘建国看着刘月红忙碌的背影，欲言又止。最后，他轻声说：“那我先回旅馆了，中午再来。”

刘月红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刘建国转身向门口走去，刚到门口，又停住脚步：“粥趁热喝。”

等刘建国走远后，刘月红才走到收银台前，打开保温桶。热腾腾的粥香立刻弥漫开来。

她看着保温桶发了会儿呆，然后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喂，李医生吗？我想问个病例。”

那天下午，刘月红提前关了店，带着女儿去了县医院。

晚上回来的时候，她的脸色很不好，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第三天，也就是昨天。

这一天开始得很平静。刘月红照常开店，刘建国也没来。

直到下午三点多，刘建国突然出现在店门口，手里依然提着那个黑色塑料袋。

不同的是，这次他一进门就跪下了，而且跪在了店门口，让所有路过的人都能看见。

“你这是干什么？”刘月红惊慌地从收银台后面冲出来，想把他扶起来。

“我看到欢欢了，在后屋窗户那。”刘建国跪在地上，抬头望着刘月红，“让我见见她吧，就一面。”

“起来，有话好好说。”刘月红压低声音，试图把他拉起来，“别让邻居看笑话。”

“我不起来。除非你让我见孩子。”刘建国固执地跪着，声音也提高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但我真的时间不多了。”

这时候，后屋的门开了，十三岁的刘欢站在门口，怯生生地望着门口的情景。

“爸……”她的声音很小，但在安静的店里清晰可闻。

刘建国转过身，看到女儿，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欢欢……”

刘欢犹豫了一下，然后快步跑到刘建国面前，扑进他怀里。“爸爸！”

刘月红站在一旁，看着父女相拥而泣的场景，眼中也噙满泪水。

“让他进来吧。”刘欢抬头看着妈妈，“爸爸病了。”

刘月红叹了口气，点点头。“进来说吧，别在外面。”

三人进了后屋。刘月红把店门反锁，挂上”临时休息”的牌子。

店关了大概两小时。期间，邻居们隐约听到后屋传来哭声和争吵声，但具体说了什么，没人知道。

傍晚六点左右，店门重新开了。刘月红的眼睛红肿，但表情平静。刘建国却不见了踪影。

晚上七点多，我去买烟的时候，刘月红正坐在收银台后面发呆。

“婶，来包玉溪。”

她回过神，起身去拿烟。动作依然很慢，像是身上的每个关节都在疼。

“那个…刘建国走了？”我忍不住问。

刘月红点点头，没说话。

“他真得了那病？”

“嗯。”她的声音很轻，“肝癌晚期，扩散了。我带欢欢去医院查过了，他没骗人。”

“那…他找你是……”

“想见孩子最后一面。”刘月红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收银台的边缘，“也想…托付点事。”

我没再追问，付了钱拿了烟就走。走到门口，听见刘月红在身后说：“他明天要去北京的肿瘤医院看看，想带强子一起去。”

我回头看她：“你同意了？”

她点点头，眼泪突然落了下来。“再怎么说，也是孩子他爸啊。”

今天早上，我路过杂货店的时候，看见刘强和刘建国站在店门口，等出租车。刘强个子已经很高了，比他爸还高半个头。两人并肩站着，谁也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

刘月红站在店门口，手里拿着个信封，似乎在犹豫要不要给刘建国。

最后，她还是走上前，把信封塞进了刘建国的口袋里。“医药费。”

刘建国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不用，我自己有。”

“拿着吧。”刘月红的语气不容拒绝，“孩子他爸。”

出租车来了，刘强先上了车。刘建国站在车门旁，回头看着刘月红，欲言又止。

“照顾好自己。”刘月红说，“有消息了告诉我。”

刘建国点点头，上了车。

车子缓缓驶离，刘月红站在原地，一直看着车子消失在路的尽头。

没人知道刘建国能活多久，也没人知道这对曾经的夫妻之间还能有什么未来。但在那一刻，在初夏的阳光下，时间似乎慢了下来，所有的恩怨、所有的苦痛，都被这个简单的称呼——“孩子他爸”——轻轻化解。

人生啊，就是这么回事。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彻底的善恶。在这个小镇上，在这家小小的杂货店里，生活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平凡而又充满了各种可能。

我买了包烟，坐在店门口的小板凳上，点了一支。烟雾袅袅升起，在阳光下形成一道微弱的光芒。

刘婶站在门口，望着远方，脸上既有忧伤，也有一丝如释重负的平静。

生活继续。明天，杂货店还会准时开门，卤味还会准时上架，街上的人来来往往。但对于刘月红来说，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不一样了。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