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是中美同盟关系中具有爆炸性的冲突点。史迪威想抓权，蒋介石极力抵制。然而到了1945年，蒋介石却自动愿意把指挥权非正式地和美国人分享。他认为魏德迈领导下的美国人是诚恳帮助中国，不像史迪威时代，美国人总是一心一意想把中国变成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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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5年中期，魏德迈在几个重要领域里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改变。

一直是中美同盟关系中具有爆炸性的冲突点。史迪威想抓权，蒋介石极力抵制。然而到了1945年，蒋介石却自动愿意把指挥权非正式地和美国人分享。他认为魏德迈领导下的美国人是诚恳帮助中国，不像史迪威时代，美国人总是一心一意想把中国变成傀儡。

因此魏德迈可以向马歇尔(8月1日)报告，他的部下麦克鲁尔将军，事实上正在指挥40个中国师的兵力。

与此同时，蒋介石和下属对魏德迈的礼遇，也和他们与史迪威的抵触情绪形成鲜明对比。蒋介石不但在军事问题上对魏德迈推心置腹，也在敏感的内政外交政治问题上不时征求魏德迈意见。

最好的例子是蒋介石向魏德迈吐露心声，道出他和龙云之间的矛盾(1945年7月30日)。魏德迈的回应恰如其分。他说他理解蒋介石的苦处，会让昆明美军提高警觉。但他没有答应介入中国内政，只能在暗中让美军严密监视龙云的异动。

中美双方军事领袖之间这种良性互动，完全不见于史迪威年代。原因是史迪威从不关心蒋介石来自中国内部压力的感受。至于蒋介石，他不信任史迪威，也和他没有足够的交情可以说私心话，甚至怕说出口之后会被史迪威嘲弄，或者落井下石，反过来用来作为胁迫蒋介石的把柄。

魏德迈在1945年8月初，向马歇尔作了一份具有高度启发性的报告。

他写道：

在过去几个月来，委员长和其他的领袖对我的友善一直在增加，而且有时也让人感到尴尬。我所采取的行动准则想必也是您在同样情况下会采取的。那就是，避免和任何中国人发展亲密的私人关系，在和他们所有的人交往时，我个人的态度，永远保持率直和礼貌。委员长经常向我咨询有关和外国的政治事务，以及中国本国的内政事务。我总是婉转地告诉他，我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的任何意见都没有官方的认可，纯属私人意见。有些时候，他对我的信任和依赖，几乎是孩子气。他面临的是许多复杂的问题。坦白地说，我认为他在心智上或是专业上，都没有足够的素养和经验去处理它们之中的大部分问题。

遗憾的是，他旁边没有足够的有个性或是有能力的人，值得他信赖和委托。我相信他（蒋介石）喜欢赫尔利，但是也清楚后者的毛病——主要的是赫尔利说话太多而且又口不择言。因此，蒋介石似乎不敢向我们的大使推心置腹。有一次，他刚开始和我谈起赫尔利处理共产党的问题时，我赶忙把话题扯开。

他也马上察觉到我不愿意在他眼前评论另外一位美国人。从那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和我评论过任何其他的美国人。赫尔利随意说话的习惯，的确是有些让人尴尬。我真希望能够坦白地告诉他：“帕特，你说得太多了。”赫尔利的形象，和一位我所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相似，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而我从打心底就喜欢他。

从以上报告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不但主动把许多权力交给魏德迈行使，也征求他对中国军事问题的专业意见，更在敏感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上邀请魏德迈提供建议。

在魏德迈笔下，蒋介石并不是史迪威形容的那个居心卑劣而又诡计多端的独裁者，而是个能力和眼界有限，但是极愿向魏德迈推心置腹的弱国领袖。他希望从魏德迈处得到的协助，正表示美国政府1942年想要在中国获得影响力目的的达成，也让中美两国的军事同盟和政治伙伴关系更为顺畅发展。

不幸的是，在中国取得影响力这个愿景并没有在史迪威时代实现，是因为史迪威抵达重庆时，就已经带来自己一整套根深蒂固的看法和做法，一味想要做中国人的导师，要求中国人只能俯首服从，而不要发表意见。

魏德迈之所以能够改变情况，则是因为他以持平心态和成熟感情，从理性基础上去寻求和中国政府合作的空间及改善合作的技巧。在整个美国陆军将领队伍里面，具有史迪威特质的将领肯定仅他一人，但是具有魏德迈品质和才干的将领或许还有许多，而美国政府在一个时期里，却偏偏坚信只有史迪威一人可以达成美国的目标，而忽略了自己更大更好的人才库。这真是无比的历史讽刺。

在中美两国交涉的所有问题中，最能激起蒋介石疑惧的莫过于美国希望能和中共直接接触。美国陆军（驻延安)观察组和史迪威本人，通过秘密管道和中共建立联系，便引起国民政府领袖的高度不安。魏德迈到达中国之后，蒋介石的态度不再那么疑神疑鬼，不再千方百计阻扰美国人和中共的一些往来。

早在1944年11月，蒋介石已同意赫尔利访问陕北延安。1945年6月，魏德迈表示也想去访问，蒋介石也立即同意。只是几天以后，魏德迈因为无法和共产党就行程达成协议，未能成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邀请魏德迈改变行程，到临近共产党根据地的中央政府管辖区进行视察。魏德迈事后提交报告，蒋介石对报告内容的详实丰富大为激赏。

8月，魏德迈指出，美国人无法分辨国共双方对制造冲突事件相互指控的真实性时，也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补救办法，那就是在国共毗邻地区，让美国派出少数干部到国军每一个师的师部，以便及时报告这些师的驻防地点、活动和部署。

与此同时，美国也指望能够和中共直接谈判，在他们的部队里作出同样安排。根据魏德迈的记载，“委员长又一次表示同意此项安排。”虽然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但是这个安排并未成为事实。目前尚找不到资料显示，是美方未向中共协商，抑是中共未予同意。

即便两国关系朝着正面方向发展，魏德迈依然不免偶尔遭遇挫折。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政府当时正大力鼓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唤起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操，建立10个师的青年军，每个师1万人。

为了鼓励青年自动参军，蒋介石还给予特别待遇。他的号召得到热烈响应，证明当时社会抗日情绪的高涨。事实上，不久之后，参军的人数便超过预定编制。在青年军创办之初，魏德迈主张不要把这些自愿参军者单独组成军队，而应该把他们分散到由美国负责训练的各师之中，借以提高所有这些师的普遍素质，而且应该用对待普通士兵的方法对待学生兵，把他们投入实际战斗之中。从军事效率和社会公平的角度着眼，魏德迈的主张非常有道理。

但蒋介石认为中国社会一向对学生的待遇有别于一般平民，从政治考虑，对社会现实让步。因此，无论魏德迈如何费尽唇舌，始终无法改变蒋介石心意。

但是魏德迈的另一主张却立即得到蒋介石的认可。1945年中期，有5个在印度受训的远征军师级单位返回中国（番号是第十四、二十二、三O、三十八和五O师)。它们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穿美式制服和皮鞋，携带美式枪支，吃美式伙食，有充足战斗经验并打败过日本劲敌。

这一切都让他们感到自豪自信，有时也不免颇为自傲。由于他们在缅甸时的伙食受到特别照顾，因此英国人同意在他们回国后继续供应同样标准的伙食6个月。但是魏德迈认为，这种做法会让在中国的部队产生被歧视的感觉，进而影响士气，因此建议所有军队都按照美军制定的“新伙食”计划供应。

尽管这5个师是蒋介石特别钟爱的部队，而且减少伙食也会冒着使他们失望的风险，蒋介石依然立即同意，这5个师应该和其他的师接受同等待遇。

租借法案物资的控制权一直是蒋介石和史迪威纠缠不休的题目。魏德迈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这项冲突来源。

但是过不了多久，蒋介石得到的印象是，美国不会偷偷把武器交给共产党或是地方军队，而且交给中央政府军队的武器式样会更多，数量会更大，因此非常安心。尽管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希望由自己掌握控制权，但不再像以前那么坚持。

史迪威时代，不但武器和物资的来源不可靠，即使是已经运到的部分，史迪威的分配也采取挤牙膏方式，把大部分物资留下来作为他最偏爱的施压法宝。在实际分配时，他更依据个人喜怒行事，结果让中方毫无事先计划余地。魏德迈来了以后态度大有改变，但是蒋介石依然无法达到期望，因为魏德迈始终坚持(在1945年1月的会议上)保留史迪威时代美方对物资的控制权，所以中国政府一直等到物资实际交给中方之后才有权力处置。

尽管中美双方对租借法案物资的立场各持己见，执行的气氛却比以前大为改善。魏德迈让中方有了信心，知道他会秉公处理分配事务，而且全心全意帮助中国，不会对中国的需求漠然无睹，也不会把物资当成要挟和恐吓中国的撒手锏。中方当然想得到更大的掌控权，但是由于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心态的大幅转换，和物资大量而又源源不绝运到，中方的不满情绪大为降低。

换言之，人际关系的改变加上物资数量的增加，有效减少了两国间有关物资援助的尖锐摩擦。

总体来说，蒋介石和魏德迈之间合作关系的基础日益稳固。最显著的证据是，蒋介石在日记中不再出现情绪爆裂的言辞。不但对魏德迈如此，对中美关系的大局也是如此。一旦双方都能撇开情绪而以积极正面的精神相互来往，意见相左的情况纵使仍然出现，然而双方都不再把这些现象看成斗气和争面子，改用理性和礼貌的方式来解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魏德迈来华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重新唤起他在史迪威时代长期积压心头的改革愿望，并进一步提升了他实现这个愿望的热情。

蒋介石上一次全心全意信赖外国人帮助他促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是在德国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将军担任顾问的年代。比起这几位德国顾问，魏德迈具有三个决定性的优势。

第一，在希特勒上台后，中德关系日趋紧张，冲突时起。而中美之间却一直是同盟国关系。第二，德国顾问团规模小，能够涵盖的军事范围有限，但魏德迈团队非常庞大，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有各式各样的军事专家，因此，影响力自然要大得多。第三，德国对中国的军火供应是纯商业行为，而魏德迈掌控的租借法案物资援华工作，不但规模宏大，而且不断扩张。

难怪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得以获得新的生机。

魏德迈在1945年8月1日给马歇尔的报告中，信心十足地说：

在整个中国战区中，我们目前正在执行的是进取性的防守。我们急于建立海上交通线…去占领广州-香港地区…可能指向汕头、福州、温州、厦门等地。在9月里，大概会有20个完成装备和训练的师可以投入攻势之中。由于时间的限制，这些师的状况可能比不上在印度受训的中国师，但是士兵们将会有丰富的伙食，不断供应的军火器材，而且受伤的官兵将会受到恰当的撤退。这些因素能够影响任何人的士气，但是特别是中国士兵，因为他们在过去一直被忽视和亏待。

当然，由于魏德迈写信之后不到一周，战争就宣告结束，因此他对于中国军队的雄心未能付诸实现。

魏德迈眼中中国战区在全球战局里所占的地位，一直是引人注意的题目。他在刚到中国上任的头两个月里，就已经就远东未来应该采取的战略，和中国战区在争取对日战争最后胜利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发展出一套和史迪威截然不同的看法，他1945年2月告诉马歇尔说：

在远东的作战应该动用海陆空三军，直指日本群岛。在今后几个月中，我们应该避免在中国内陆大量消耗美国陆军兵力的战事。假如我们运用上述的战略依然不能击败日本，而且日本又显然下决心要在亚洲大陆和同盟国决一死战，到了那时，我们还是可以用在中国动用陆空联合作战的方式，将日本的最后抵抗力加以摧毁。

最合理的办法，是集结我们的主力，去占领那些愈来愈靠近日本本土的海空军基地（在太平洋战场），其他可以辅助这个目标的作战也应该展开。在这些辅助战争中，中国沿海地区的作战就可以切断敌人的运输线，而在沿海的陆空或是两栖作战，就可以配合中国战区本身的陆空作战。

在魏德迈这个战略宏观计划里，没有提到要从中国向日本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反攻，而即使在中国发动沿海作战，目的也只在辅助太平洋区的主要作战。他根本没有提到史迪威一再强调的共产党军队和其华北占领区。

4月，魏德迈再度写信给马歇尔讨论太平洋作战。此时，尼米兹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陆军上将似乎一致认为，美国应该环绕日本本土在东亚发动一连串辅助性的攻击行为，但是魏德迈主张在太平洋发动大规模而且有持续性的攻击，直接指向日本本土。魏德迈的主张等于是放弃以前马歇尔和史迪威对于中国战区采取的立场。

换言之，在魏德迈的认知里，他在中国战区的工作，与其说是为了打败日本而作出贡献，不如说是为中国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而尽心竭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魏德迈的看法实在颇具前瞻性。

或许正因为魏德迈有这种看法，所以他十分担心中国手中的时间有限。尽管中国正在作出戏剧性的改进，魏德迈仍有一种不祥预感。

8月1日他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假设战争突然停止，中国可能遭遇的境况：

我们正在努力地在为日本的屈服而作出各种可能性的准备：突然来到的和平，或是再打几个月，或是长期作战。坦白地说，假如和平在今后几周内突然来到，我们在中国将措手不及。就美国（在华机构）而言，我们可以处理自己的人事和财产权益，但是由于我们许多活动都和中方紧密关联，因此一旦和平突然来临，后果将是一片混乱和失序。

针对复员，防止传染病流行，恢复公共事业（水电等)，建立平衡经济，和迁移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工作等等，中国政府都没有拟出计划…我曾经向委员长强调必须事先对上述的问题作出计划，而他也已经向各部下达命令。但是我对结果并不乐观。

魏德迈在华的短短10个月，绝非中美同盟关系的尾声而可以一笔带过，反而是一个新的契机，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在魏德迈领导之下，美国温和的说服力、坚定的领导力、丰富的财力物力，和不张声势的压力，都达到了高效率的结合运用，使得美国发挥了一个盟邦可以指望的最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终于建立了对美国的信心，认识到美方的意见和物资对于提高中国国力的价值，因此给予充分合作和信赖。

如果中美同盟关系在更早时间，就能够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上展开，那么中国在抗日战争里或许可能作出更大的贡献，也或许能帮助中国领袖对和平的到来作出更好的准备。不幸的是，日本投降来得比人们所预期的要快得多，魏德迈最担心的结局终于发生，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撑过了八年抗战，却完全没有办法承受胜利所带来的结构性的挑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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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