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部千年典籍，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的风云变幻，每一页都浸透了智者的谋略与君王的得失。

司马光曾说，若论史书之精要，莫过于《资治通鉴》。

这部千年典籍，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的风云变幻，每一页都浸透了智者的谋略与君王的得失。

读史者常叹：“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但鲜少有人明白，真正的成功之道，不在天赐良机，而在步步为营的选择。

《资治通鉴》开篇第一战，便是三家分晋。

智氏一族，曾是晋国最强盛的家族。智伯瑶野心勃勃，试图联合韩、魏两家吞并赵氏，独霸晋国。

他恃强凌弱，先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问谋士段规：“给，还是不给？”

段规答：“智伯贪而刚愎，若拒之，必招兵祸；不如暂予，使其骄纵。”

韩康子遂割让万户之邑。

智伯得地后，又向魏桓子索要。魏桓子同样问策于谋士赵葭：“当如何？”

赵葭道：“韩氏已退，我若硬抗，必成众矢之的。不如效仿韩氏，以退为进。”

魏桓子亦献城。

智伯连得两城，愈发狂妄，转而逼赵襄子割让土地。

赵襄子却断然拒绝：“祖宗基业，岂能拱手让人？”

智伯大怒，率韩、魏联军围攻赵氏根据地晋阳城。

晋阳被围三年，粮草殆尽，百姓易子而食，但赵襄子始终不降。

他暗中派谋士张孟谈潜入韩、魏军营，直言：“今日智伯以势压人，赵氏若亡，韩、魏岂能独存？”

韩康子与魏桓子幡然醒悟，倒戈与赵氏结盟。

一夜之间，智伯兵败身死，头颅被赵襄子制成酒器。

司马光评此战：“智伯之亡，非才不足，乃德不配位。”

他空有野心，却无远谋，一味恃强凌弱，终成众叛亲离之局。

反观赵襄子，看似退守孤城，实则早已谋定全局：

示弱以骄敌心，隐忍以待时机，联盟以分其势。

《资治通鉴》中，此类案例比比皆是。

汉武帝初登基时，匈奴屡犯边境，朝臣皆主战。

唯独御史大夫韩安国力谏：“匈奴如豺狼，击之则逃，和亲则安。不如积蓄国力，以待良机。”

汉武帝采纳其言，一面派张骞通西域，广结盟友；一面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稳固内政。

二十年后，汉朝兵强马壮，武帝一举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封狼居胥，成就千古霸业。

韩安国虽未亲历战场，但其“谋定而后动”之策，实为汉武盛世之基。

可见，成大事者，从不为一时得失所困。

弱者逞强，强者示弱；愚者盲动，智者谋势。

越是急于求成，越容易陷入泥潭；越是静心布局，越能掌控全局。

唐太宗李世民曾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资治通鉴》中记载的明君贤臣，无一不是深谙此道。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仓皇西逃，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是为肃宗。

此时的大唐，内有叛军肆虐，外有吐蕃虎视，国库空虚，民心涣散。

肃宗欲重振山河，却苦无良将。

谋士李泌献计：“陛下若能用一人，乱局可定。”

肃宗问：“何人？”

李泌答：“郭子仪。”

郭子仪早年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为闲职。

但李泌深知，此人胸有韬略，且深得军心。

肃宗当即启用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统兵平叛。

郭子仪不负众望，先收复长安，再克洛阳，最终与回纥联军大败叛军。

司马光评郭子仪：“功高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妒。”

他之所以能善终，不仅因军事才能，更因肃宗的绝对信任。

反观同时期的仆固怀恩，虽战功赫赫，却因朝廷猜忌，最终叛唐投敌。

用人之道，贵在“知”与“任”。

知其人品，任其才干；知其短板，补以制衡。

《资治通鉴》中，曹操与刘备的成败，亦在于此。

曹操麾下谋士如云，武将如雨，但他生性多疑，杀华佗、斩杨修，致使荀彧忧愤而亡。

临终前，他叹道：“若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

可见，即便雄才大略如曹操，因不能尽信于人，终留遗憾。

而刘备虽出身卑微，却以“仁德”聚人。

他三顾茅庐得诸葛亮，托孤白帝城时坦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如此胸襟，令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司马光对此感慨：“刘玄德之基业，非赖地利，而在人和。”

人无完人，但用人之长，天下无不可用之人；疑人之短，世间无可信之士。

《资治通鉴》记载，东汉初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刘秀以一介布衣之身，最终光复汉室，开创“光武中兴”。

他的成功，绝非偶然。

王莽篡汉后，法令严苛，民不聊生。绿林、赤眉等起义军遍地开花，刘秀与其兄刘縯亦在南阳起兵。

初期，刘氏兄弟势单力薄。昆阳之战中，刘秀率数千精锐，对阵王莽四十万大军。

众人皆惧，刘秀却道：“今兵少敌强，若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

他深知，唯有凝聚人心，借天时地利，方能以弱胜强。

是夜，刘秀亲率死士突袭敌营，恰逢狂风暴雨，王莽军大乱。

昆阳一战，刘秀名震天下，更始帝却忌惮其功，杀刘縯以削其权。

刘秀闻讯，不怒不怨，反而主动向更始帝请罪，交出兵权，韬光养晦。

司马光评其行：“忍辱负重，待机而发，真英雄也。”

此后，刘秀被派往河北招抚诸郡。

当时河北有铜马、尤来等数十支起义军，割据一方。

刘秀不急于剿灭，而是先联合真定王刘杨，娶其外甥女郭圣通为妻，稳固根基。

随后，他采纳邓禹之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逐步收编铜马军，壮大实力。

仅两年，刘秀便平定河北，称帝建立东汉。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多次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需顺势。”

刘秀的成功，正在于他深谙“借势”之道——

敌强时隐忍，势弱时蓄力，机至时雷霆一击。

反观同时期的赤眉军，虽拥兵百万，却无长远之谋。

攻入长安后，他们烧杀抢掠，失尽民心，最终被刘秀逐个击破。

再看楚汉之争，项羽勇猛无双，却逆势而行：

分封诸侯，导致天下离心；火烧咸阳，尽毁秦宫典籍；刚愎自用，拒听范增之谏。

刘邦则截然不同。

入关中时，他与百姓约法三章，收揽人心；

彭城兵败后，他退守荥阳，联合韩信、彭越，形成合围之势；

垓下决战前，他允诺诸侯裂土封王，借众人之力剿灭项羽。

司马光评刘邦：“其胜非在力，而在能顺人心、借众智。”

由此可见，古今成大事者，未必处处争先，但必时时顺势。

强求者易折，善借者长青。

商场如战场，职场似江湖。

若一味蛮干，终将碰壁；若能洞察趋势，借力打力，则事半功倍。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反复强调：“治国之道，莫先于得民心。”

东汉末年，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暴虐无道，终遭群雄讨伐，尸骨无存。

而刘备流亡半生，始终以仁德为本，最终三分天下。

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八十万大军南下，刘备携十万百姓逃往江陵。

部下劝他弃民速行，刘备泣道：“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百姓闻之，誓死相随。

虽在当阳长坂坡被曹军击溃，但“仁义”之名传遍四海，荆州士族纷纷来投。

司马光评此事：“刘备之德，虽败犹荣；董卓之暴，虽盛必亡。”

再看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他并未屠戮兄弟旧部，反而重用魏徵、王珪等谏臣。

魏徵曾建议：“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李世民从谏如流，开创“贞观之治”，四夷宾服，万国来朝。

反观隋炀帝杨广，开运河、征高句丽，本为功业，却因急功近利、苛待百姓，引发天下大乱。

司马光叹道：“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卒亡天下。”

德者，得也。无德者纵得天下，亦如沙上筑塔；有德者虽暂困顿，终能聚沙成洲。

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励精图治，整顿吏治、轻徭薄赋，甚至亲自审理冤狱。

他临终前托孤赵匡胤，叮嘱：“勿伤百姓，勿负苍天。”

赵匡胤陈桥兵变后，谨记此言，杯酒释兵权，终结乱世，建立北宋。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以柴荣为例，阐明：“以德化人，其效缓而固；以力压人，其效速而危。”

真正的成功，从不在朝夕胜负，而在人心向背。

急功近利者，或可一时得意，却难逃倾覆；厚德载物者，即便步履维艰，终将行稳致远。

学者钱穆曾评《资治通鉴》：“此书不仅录史，更载天道。”

读史者当悟：

谋势者智，知人者明，顺势者达，修德者成。

人生逆旅，你我皆是行人。

若能在浮沉中谋定格局，在纷争中知人善用，在变局中借势而为，在得失中修德养性——

何愁前路无光？何惧世事无常？

读《资治通鉴》，犹如执一面明镜，照见千年兴衰。

谋定后动、知人善任、顺势而为、以德服人——这十六字，既是古人智慧的凝练，亦是今人处世的箴言。

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每一次抉择的深思熟虑中，躲在每一段关系的信任交付里。

智伯瑶的覆灭，警示我们骄狂者必失人心；刘秀的隐忍，教会我们蛰伏是为更高远的翱翔；刘备的仁德，印证了厚道终能载物；唐太宗的胸襟，诠释了真正的强大在于包容。

人生如棋局，落子无悔方为高手；世事似长河，知进退者自成境界。

与其抱怨时运不济，不如修炼洞察时势的眼界；与其困顿于人性复杂，不如锤炼兼容并蓄的格局。

《资治通鉴》留给后世的，从不仅是权谋之术，更是一条通向光明的暗喻：

真正的成功，不在于征服多少对手，而在于超越昨日的自己；不在于攫取多少利益，而在于守住一颗澄明的心。

愿你我皆能从这部煌煌史册中，觅得破局之钥，在属于自己的时代洪流里，走出通达之境。

来源：詩詞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