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专题旨在帮助大家掌握核心课本知识、重要专题等以外的“小众”知识“盲点”，故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理解、熟知为主，无需逐字逐句背诵（学习时间紧张或目标院校不常考课外知识的同学，了解即可），也不必为之前不了解这些知识点而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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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扫盲」专栏

第九期来啦！

本专题主要瞄准近年各大新传刊物中

出现的新名词或陌生名词

争取帮助大家扫除一切“盲点”

快来一起“扫盲”吧~

本专题旨在帮助大家掌握核心课本知识、重要专题等以外的“小众”知识“盲点”，故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理解、熟知为主，无需逐字逐句背诵（学习时间紧张或目标院校不常考课外知识的同学，了解即可），也不必为之前不了解这些知识点而感到焦虑~

本期目录

01 / 和平新闻与和平新闻学

02 / 情绪感染理论

03 / 数字媒体生态

04 / 新闻世界

05 / 乡村生活共同体

06 / 视频化社会

07 / 数字东方主义

08 / 元新闻话语

09 / 再中介化

10 / “申纪兰争取同工同酬”

和平新闻是在与“战争新闻”的二分法上树立起来的一种区别于传统战争新闻报道模式的新闻建构方式，最早由加尔通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和平新闻概念强调如何为整个社会创造机会以考虑和重视对冲突的非暴力反应。加尔通总结了和平新闻和战争新闻在四个导向上的本质区别——相对于战争新闻的战争/暴力、精英、胜利、宣传导向，和平新闻以和平/冲突、人文、解决（问题）、真相为导向。加尔通的和平新闻理论还强调以分析冲突的形式处理新闻报道，从而提供更多使冲突实现非暴力转化的可能性。

和平新闻学学者肯普夫提出了实现和平新闻“两步走”的动态方案：第一步的冲突报道要以降级为导向，要求报道与冲突各方保持临界距离；第二步是在停战或和平条约缔结阶段，报道要以解决为导向，目的是解构战争话语。

无论是加尔通相对静态的和平新闻概念，还是肯普夫更强调过程的概念，最终都是指向减少传统新闻的冲突升级倾向。

和平新闻的倡导者还在具体实践层面对报道冲突的新闻记者提出了具体的操作要求。林奇等将加尔通对战争/和平新闻的四种导向分类扩展为17种指标，基于此提出了对记者的建议，包括关注解决方案、报道冲突的长期影响、关注普通人、全面报道以及使用精确的语言等。

和平新闻学是倡导化解冲突暴力、解决冲突问题的建构性新闻范式，是对隐藏在西方新闻客观性外衣下“战争新闻”的反思和颠覆。“和平新闻”与“战争新闻”的分歧指向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认识论，而和平新闻学在西方价值体系下也因难以获得系统性的支持而陷入困境。在当今世界体系转型，全球呼唤新型价值观和治理体系的趋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带来了突破西方传统理念局限的可能性，也使力图解决冲突的和平新闻学摆脱传统西方价值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可能。

情绪感染理论（emotional contagion）最早由心理学家哈德菲尔德和卡西奥普等人提出，时常被用来理解和分析情绪以及情感的传播过程。该理论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会自发且持续地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语音语调以及行为姿态，并倾向于时刻捕捉他人的情绪，产生与被模仿者相似的情感体验，从而形成心理状态上具有一致性的群体。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情绪和观点的表达更加自由即时，个体的情感表达和其他个体的趋同更加快速，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情绪的感染规模。例如，社会公共事件发生后，一些预判和情感激烈的言论话语会大量迅速出现，在信息内容传播的过程中相同意见的认知不断被强化，随之唤起更多人的情绪和情感，建构并维系着某种特定的关系与认同。此外，互联网生态中的情感因素传播是以数字平台为介导的，用户所感知到的内容及回应都经由媒介来承载、协调和控制。新媒体环境本身具有情感浓度高的特征，个体在虚实交互的社群网络中汇聚和交流信息，场域内的个体情绪更易被数字平台控制，可能会出现操纵公众舆论、引发情感极化等情况，不利于理性公共对话的达成。总而言之，数字语境下的情绪感染呈现出“人-数字平台-人”或“个体-数字平台-群体”的路径，同时在传染过程中存在着被异构的现象。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媒介自主性不断增强，其愈发能接近人类的心智特征，拥有独立思想、意识感受和行动能力，共情传播主体也从人类行动者转向了人机共情。有研究表明，人与机器也可以形成人机情绪感染，智能媒介不再是应用工具，而是具有“情商”的伙伴。强技术赋能下智能媒体可以有效地捕捉用户情感喜好，深度理解人类个体的想法、态度和行为，填补“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知沟壑，寻找情感上的共同话语，与人类建立情感链接。社交机器人作为情感传播中的独立个体，能够在不同情境下与人类互动交流，建立同伴一般的亲密关系。但当前人机共情依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领域，在技术可解释性、情感关系真实性、伦理法律以及数据隐私安全等方面存在诸多挑战。每个非人类智能主体都具有专属性、针对性等特征，人机互动所形成的社交场域很可能变为新的交往“孤岛”，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社会连接感与认同感的建立。

数字媒体生态这一表述来源于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生态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与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媒介环境学以及近年来渐趋成熟的新闻生态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简而言之，数字媒体生态主要由数字化的媒介技术、文化和价值要素构成的信息与传播环境，这一环境主要通过身处其中的信息和行动者之间的动态平衡维系着自身的相对稳定性。我们既可以将数字媒体生态视为一种社会存在，也可以将其看作一种认知方式或思考范式，它决定了我们在数字时代的媒介观及其折射的历史观应当是流动性的、关系性的以及反思性的。

数字媒体生态的形成是技术发展的直接产物。在空间形式上，数字化的媒体生态比其传统媒体生态更为扁平，其构成部件和运作机制也较传统媒介系统更为“可见”，这使得大众参与生产和泛向交流互动成为可能，其结构似更符合流行的文化民主理想。在演化规律上，数字媒体生态更多受到各种关系的支配，包括行动者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彼此间的关系。由于关系一定是在特定语境下发生的，有着一种内生的物质性和历史性，因此这种新生态也显得极富流动感，很难从单纯的行为或结构要素出发加以把握。

从数字新闻学既有理论发展和经验材料出发，可以将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归纳为：开放生产机制、网络化结构以及建立在海量用户/行动者的参与实践基础上的介入性文化。

就当下的经验观察和理论推演来看，数字媒体生态自始至终伴生着两个巨大的文化代价。首先，数字媒体生态的发展伴随着公共性的内涵被改写。作为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承的管道，媒介系统必须具备基本的公共属性，这是一种不容置喙的前置价值，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得以存在的根基。一种更符合媒介公共性本意的生态环境的确立，既需要平等的传播结构和广泛的大众参与，也需要更多自觉且有节制的专业主义行动的引领。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媒体机构和具有未来眼光的传统媒体从业者的创新实践，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价值观照和理论支持。其次，社会区隔和分化日益加深。从表面上看，数字媒体生态在更大范围的个体和群体间建立了连接并为其提供了协同创造的可能，实际上，维系交流行为的文明和体面的一系列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渐渐破坏。人们比过去更清晰也更直接地看到了与自己相异、相对，甚至水火不容的观点，并同时拥有了反馈和反击的便捷工具。随着无差别连接用户的全球性平台的发展，整个数字媒体生态反而加速“部落化”。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制造更多暴力、分化和排斥的媒体生态，显然背离了其最初的文化民主承诺，而成为社会不安的来源甚至控制的工具。所以，对身处数字媒体生态之中的人的精神状况和道德期许的紧密观测是至关重要的，它确保我们在对媒介环境的解释和反思中，能够自始至终立足于最终极的利益相关者，即每一个普通人的存在需求与价值。

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是一组二元对立统一的哲学概念，厘清了人们认识的基本框架，在此概念基础上衍生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分野。哲学中的客观世界是指“人们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主观世界是指“人的意识、思想领域，通常称精神世界”。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深刻指出主客观世界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强调实践对于主客观世界的统一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为“世界”观念的实践性提供了深刻的启发。

长久以来，对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的勾连，一直缺乏偏客观物质性的强大的群体性中介。工业革命后大众新闻媒介的诞生使得这一性质的中介出现在人类社会中，从客观世界里贡献了一个勾连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物质性中介。新闻媒介的物质性本质及其未来构建的学科核心，都强调了以客观物质性的“事实”类根基、本源和价值追求。自新闻实践生发以来，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在实践中构建出一个重要的“新闻世界”，这个世界的理想化要求是扎根在客观世界中的，它对客观事实和真相的追求与奋斗，体现了它以客观世界为根基和目标。

有学者初步提出了“新闻世界”的内涵表述：新闻世界立足于客观事实，通过新闻生产传播与新闻接受的互动过程，新闻接受者选择性构建出来的主客观世界有机统一的时空环境。新闻世界不是纯粹的主观世界，也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也不同于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而是经由新闻生产传播和接受之后形成的一个针对同时空个体或群体的一种主客观相融合匹配的世界。客观世界的真实与存在是新闻世界的物质基础，而同样价值观和意义载体的文化观是新闻世界的黏合剂。在此概念范畴内，新闻世界并非指向纯粹客观世界或纯粹主观世界，而是兼顾了事实的客观呈现和认知的主观建构性的双面向，并经常随客观世界的变化和对其认知的改变而处于变动之中。这个世界实实在在地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主客观世界在实践中可以互相得到改造的本质关系，主体的人通过新闻世界的构建和修正，强化或改造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调整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建构和增强人的主体性，新闻世界的主体以个体的人为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形成同频共振的主体人群。

“实践”是新闻世界里主体通达客体的桥梁。需要明确的是，新闻实践指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和实践理论的维度。马克思通过“感性活动”完成了对旧哲学的批判与超越，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包括了物质实践、精神实践和交往实践的总体性实践。具体于新闻学科中，实践是构建新闻世界的文本客体和从事新闻活动的主体心态职业等的产生和存在，以及变化的基础，包括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的创新路径与方式。可以说，通过实践新闻世界勾连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

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有关人员基于本质意志（情感、习惯、记忆等）结合而成的社会联结形式。在他看来，村庄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其成员相邻而居且形成了密切交往的生活方式，彼此之间存在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价值归属感。

二战后，日本学者围绕中国乡村是否存在共同体展开过激烈论争。学者福武直认为，中国乡村既非村落共同体，也非个人集合体，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生活共同体。国内研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了生活共同体的内涵。

从性质来看，乡村生活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生活互助单位，成员之间既有情感层面的友好互助，也有基于个体私欲的理性打算。从指向来看，建构生活共同体旨在改善乡村内部团结机制的涣散问题，重塑公共性，即“一种组织起来之后的合作精神和主体性自觉”。构建乡村生活共同体意义非凡，具体而言：一是能够打破乡村的原子化现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互助意识；二是打破村民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割裂局面，密切干群联系，提升村民的公共参与度；三是培育共同体意识，强化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地方归属感。

作为一种新的数字文明形态，视频化社会通过重新塑造人的感官体验，再造了视觉媒介的虚拟属性，为个体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式，将视频从一种特定的媒介形态转变为人类生活的核心方式。具体来说，人类从未像今天一样，被无穷无尽的视频所包裹。随着移动终端视频拍摄技术的进步和视频平台的蓬勃发展，视频开始全面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覆盖娱乐、购物、新闻发布、知识生产等方方面面。尤其是短视频以操作简单、快速、低门槛的优势成为人们观看和了解世界、展示自我的主要媒介。

处在这样一个可以被称之为视频化的社会，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正在形塑。视频化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空间的景观化、零碎化、滤镜化；社会交往中边界的消弭与关系的变更；社会系统的开放性、流动性以及互动性。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视频化社会不仅塑造了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建构了新的社会秩序，而且还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认知观念和心理结构。这既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社会文化急遽变迁，也带来了全新时代的社会文化思考。

“数字东方主义”（digital orientalism），即东方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显影与再现。“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以东方和西方二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同时也是一种规范化的写作方式、想象方式和研究方式，不断被人为制造出来、被加以运用并得到保护，成为西方描述、界定甚至是“创造”东方的认知框架。这类思想体系、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仍然明显地存在于西方传播学界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之中。

当前，西方学者明显存在对中国互联网的误读、遮蔽和扭曲，尤其是一些在西方特定语境下抽象出来的经验和理论，比如何为民主、何为政治参与、何为合法性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模式、道路缺乏同等解释力，而这些界定着他者眼中典型的中国互联网问题，由此知识生产和学术传播介入到对中国现实的建构与想象之中。此外，部分西方传播学研究背后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体现于西方与东方、威权与民主、国家与市场、新闻自由与传媒控制、技术赋权与网络审查等成对概念之中，而这可能正冒着以西方中心的预设蓝本来构建中国互联网的风险，严重限制了对中国变化着的实践的认识。当曾经的东方主义、冷战思维遗产和当下对全球技术经济霸权的焦虑交织在一起时，便形成了“数字东方主义”。

因此，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互联网研究存在两面性——洞见与视差同在。中国互联网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与西方数字政治背道而驰的有界分析对象，应当超越对数字中国的政治性想象，将对互联网的讨论与理论化范围扩展到传统的国家和文化界限之外，重新审视中国互联网内部的多样性。

早在2009年，卡尔森就将外界对新闻业的批评引发的公共讨论视为新闻业的“元新闻问题（metajournalistic questions）”，并将这些媒介批评视为影响新闻业社会地位的重要变量。在后续研究中，卡尔森通过将新闻事件有关的话语与集体记忆、职业边界、职业权威等议题相连接，将元新闻话语视为理解新闻职业群体划定和捍卫领地的重要举措，并将元新闻话语视为检视新闻业变化的重要理论资源。

2016 年，卡尔森发表《元新闻话语与新闻业意义》，系统阐释了元新闻话语的基本前提、理论意涵与应用场景，从而开启了元新闻话语理论化的序幕。在文章中，卡尔森将元新闻话语视为“可以被定义为评估新闻文本、新闻文本的生产实践或是接受新闻文本条件的公共表达”。通过强调新闻业的变化属性、情景属性以及关系属性，并将新闻业行动者与非新闻业行动者、新闻业内外的地点（sites）以及话题（topics）视为其组成部分，卡尔森揭示了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卡尔森看来，元新闻话语的目的不仅在于其关注到了新闻业相关事件的公共话语本身，更在于其通过对这些“元新闻话语”进行梳理和分析，界定新闻职业的身份、分析新闻业的职业边界、思考非职业群体与职业群体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并探讨新闻业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以及何种因素使其拥有了“故事讲述”能力，进而塑造了新闻业在当下的社会地位。

元新闻话语的出现至少和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职业研究的转向；其二是话语被视为新闻业的重要实践模式。

再中介化英文单词原意为“修复”、“补救”（remediation）。博尔特和格鲁辛将“再中介化”定义为“新媒介借以重塑先前媒介形式的形式逻辑”。二人的这一概念在相关领域研究者中的影响广泛，以至于已经成为历时维度上媒介关系的代名词。

博尔特和格鲁辛通过阐述与莱文森理解的差异，确立了自己这个概念的特殊性：“莱文森描述的发展总是进步的。我们认为，再中介化可以是双向的：旧媒介也可以重塑新媒介，因为改革和重塑的过程是相互的。”此外，他们提出再中介化的两个方向——透明媒介（transparent media）和超媒介（hypermedia），前者通过否认中介的事实来寻求真实，后者通过多重中介创造出体验的满足感。二者都是超越表征、达及真实的欲望的表现，不是追求形而上意义上的真实，而是唤起受众一种直感的（immediate）情绪反应。

在这一过程中，“新媒介”按照它们试图消除的媒介的标准来定义自己。例如数字摄影将真实定义为完美的摄影，而虚拟现实将其定义为第一人称视角电影。新技术通过与早期表征技术的联系来定义自身，因而，媒介是一种关系谱系，而不是线性历史。所有的中介都是再中介化，每一种中介行为都依赖于其他中介行为。博尔特和格鲁辛将这一理论的落脚点放在“真实感”的文化建构上，它是现代性社会中渴望透明度、相信媒体可以达到直感性（immediacy）的文化心理。媒介总是在挪用其他媒介的技术、形式和社会意义，试图以真实的名义与它们竞争或重新塑造它们。“再中介化”概念自身界定的模糊性与其意涵在后续研究中的进一步泛化，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其灵活性。

对于再中介化理论中媒介形式挪用网络的设想，后续研究者很自然地与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一理论还有另外一条容易忽视的理论源流，就是它作为“更大的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项目”的一部分。

再中介化理论将媒介间边界建立在使用者的媒介感知之上，将它视为一种可感知的媒介差异。基于这一前提，再中介化的不同程度取决于新旧媒介之间被感知到的竞争或对抗程度：随着新媒介对旧媒介形式吸收程度的加深，再中介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延伸来说，新旧媒介之间的边界不断“融化”，旧媒介被溶解到新媒介之中。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的普通妇女申纪兰因“带领”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提倡“男女同工同酬”卓有成效，而被广泛宣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妇女解放叙事中重要的符号资源。以此为政治生涯起点，作为解放前边区的老劳模、老党员以及连任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的名字经常见诸国家级主流媒体。

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了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通过对“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过程的详细报道，给全国各地提供了一套实施“同工同酬”原则的示范。这则4000余字的通讯一经发表即轰动全国，各省党报几乎无一例外地全文转载，西沟村、合作社和申纪兰的事迹成为全国性的公共事件。同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2版刊登长篇述评《为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开辟广阔的道路》，明确指出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事件的示范意义和申纪兰在其中的主导作用。随后，在1953至1954年间，《人民日报》又刊发通讯《我国农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新型农民的成长》，以及申纪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的发言稿，再次重申了同工同酬的价值规范，并突出申纪兰在“争取同工同酬”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但在上世纪50年代轰动一时后，“争取同工同酬”的典型故事将近半个世纪不再被提及，直到本世纪初才偶然被《人民日报》重新予以报道，随后数次在国家重大宣传中被强势调用，再度被典型化。但是，在2012年及之后，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主流媒体对申纪兰的报道以及她的个人经历一度受到网民的严重质疑，在主流媒体与网民话语的互动中，“申纪兰争取同工同酬”的涵义再次得到强调，并被重新阐释。

此案例生动展示了典型报道中媒体、政治与社会大众三种力量的交错互动。首先，媒体以基础事实为原型，并在国家政治动员的背景下书写典型。后来，媒体或多或少受到自身报道档案的影响，对此案例再次调用，并进而被征用为政治宣传典型。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普通公众作为社会记忆新主体参与媒体互动，也影响了媒体的再阐释。

大家可以跟着小田心的这个专栏一起“扫盲”，尤其是报考川大等考查课外知识较多的院校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够最大限度地扫除盲点，自信满满地参加最后的考试，稳稳上岸。另外，小田心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时间已经很紧张啦，扫盲专题中介绍的知识点又较为新颖或“偏门”，因此在补充学习这些拓展知识时不要焦虑地去死记硬背，要根据自己所报考院校的出题风格进行选择性学习，并把学习重心放在理解上哦~

今天的“扫盲”行动到此结束，在线征集其他“盲点”，欢迎以写「留言」的方式告诉小田心哦，一起加油！

参考文献：

[1] 李拓.元新闻话语：一个理解新闻业变迁的中层理论

[2] 洪婧茹.超越“新旧媒介”框架：数字物质主义对再中介化理论的概念重构与范式转换

[3] 殷乐,杨默涵.数字媒介生态下的情感传播:生成机制、 关系性逻辑与行为实践

[4] 颜繁冰.典型报道与媒介记忆：以“申纪兰争取同工同酬”为例的研究

[5] 严怡宁,郑圆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和平新闻学

[6] 常江.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与文化反思

[7] 王润泽,米湘月.新闻世界：新闻学元概念和问题的新探索

[8] 杨风云,马中红.作为媒介的社会组织对乡村生活共同体建构的影响——基于苏州市M村的个案研究

[9] 孟建,符艺娜.视频化社会：对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阐释

[10] 陈洁雯.“数字东方主义” 的显影: 西方传播学期刊的中国互联网研究

来源：田心新传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