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于古代西方的封建制，中国古代在秦大一统之后，带来了经济、军事、政治上的世界领先。但历数各王朝都没有活过300年的，活得最长的极限是唐朝的二百八十九年。这好像是一个死循环，没有一个古代王朝能够跨越。黄炎培称这种循环叫“历史周期率”。

相对于古代西方的封建制，中国古代在秦大一统之后，带来了经济、军事、政治上的世界领先。但历数各王朝都没有活过300年的，活得最长的极限是唐朝的二百八十九年。这好像是一个死循环，没有一个古代王朝能够跨越。黄炎培称这种循环叫“历史周期率”。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很多公知学者就提出了各种观点，把“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归结到中央集权大一统的“郡县制”与皇帝的腐败和无能，而且这是中国所特有的，并不是世界史上的普遍现象。有些公知甚至认为美国的三权分立、选举制度就可以完美解决“历史周期率”。事实真是这样吗？

历代王朝无法避免的马太效应。

经济资源占有一旦严重失衡，往往是一个王朝走向覆灭的开始。如果政府对民间财富不加干预，通常情况下，财富会像被一只无形的手，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中，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穷人越来越穷，这就是马太效应，也叫做赢家通吃。

在古代中国这样的农耕社会，土地就是财富最常态化的表现形式，它既是生产资料，也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人们一有钱，就会把钱投向土地，于是就出现了历史教科书中所提到的“土地兼并”。

回顾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新王朝在建立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战争，一切都被推倒重来。这样的过程虽然残忍，但却带来了两个明显的社会变化：一是人口大量减少，二是社会财富重新分配。

在新王朝的初期，一切都是非常美好。老百姓分到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们假定一个村子里有二十户人家，一千亩地，那每家可以分得五十亩。只要大家都努力，日子过得都不错，于是社会和谐，大家相安无事。

可时间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村子发展成两百户人家，但土地依然是一千亩，并没有增长。这样一来，每家只有五亩土地，变成了四十年前的十分之一。人均土地的减少必然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就给古代王朝埋下了动乱的隐患。

这时有人会问，古人又不傻，他们不会去垦荒吗？我告诉你一个扎心的事实，古代农民宁愿被地主剥削也不肯开荒，因为开荒还不如被地主剥削。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一直是个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古代生产力低下，那些肥沃、接近水源的好耕地早就被开发完了，剩下来的土地要开发，单靠农民个人根本搞不定，说不定地还没开垦出来，人就饿死了。就算在现代，让荒地变成耕地也不是一件容易得事，还要靠政府的参与。

刚才谈到了四十年后每家平均五亩地，这只是理论上的结果。在这四十年里会发生很多事情，比如李四在耕地时不小心摔断了腿，在家养病一年。这一年不光自己不能干活，还要买药治病，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没办法只好卖两亩地给老王。再比如张三家的田在大堤边上，发洪水地给淹了，没了收成，也只能卖一亩地给老王。这种事情是频频发生。又过了四十年，村里的一千亩地，老王家就占了四百亩，其他家一共才六百亩。这时老王家就有了钱，送儿子去读书，请先生教。儿子也争气，考上举人，一路往上趴，进入官府当了官。这下老王在官府里就有人了，与官府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老王的欲望因此也膨胀起来，觉得地越多越好，于是勾结官府欺负村里人，巧取豪夺，不断霸占其他村民的土地。这样又过了四十年，老王家成了村里的大户，田地占了八百亩，另外有几户占了两百亩，剩下的村民都给老王做佃户。

老王的后代也很厉害，在朝廷当了大官，权势滔天，王家在村里就成了一霸，这就是地方豪强。

历代王朝治理下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除了地方豪强，接下来王朝还要面对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一片土地存在天然的人口承载上限，如果不加干预，社会就会走向崩溃。

不过，在古代，不是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资格遇到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必须要有合格的治理能力才行。

在农业社会的技术条件下，一个政权治理能力的及格线有两条。满足这两个及格线，社会才能稳定，人口才会稳定增长。一是能够组织抵御各种自然灾害，防止其在短时间内对基层社会造成重大破坏，突破了人类生存底线。二是通过合理的资源和权力分配体系，能够有效防止外部敌人和内部阴谋集团的破坏与颠覆。这两条都得依赖一个经常被大家诟病的体制，中央集权。

当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逐渐成熟，迈过农业时代治理能力的及格线，才会遭遇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为什么欧洲封建国家没有遭遇人口陷阱？

在古代欧洲的封建社会，却发现欧洲各国实际上一直没有走到人口爆炸这一步。虽然欧洲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总量大概是中国的2到3倍，但整个欧洲在封建时代的人口峰值就没有超过9,000万。这是因为欧洲始终处于大小王国分裂的状态，各国之间战乱不断，同时欧洲国家组织对抗瘟疫、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仅14世纪的一场黑死病，就让欧洲损失了大约2,500万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时不时的战乱、瘟疫和灾害，充当了自然的人口泄压阀。

欧洲封建王国不及格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反而让它们避开了人口陷阱的困扰。欧洲封建王国的统治者日常操心的事情是找哪家联姻更合适，因为这样就能获得继承权，有机会吞并对方的土地。王国好不容易攒了一波人口，就立刻会被国王拉出去，跟自己的亲戚抢地盘。这样的社会，自然也不会出现治乱循环的现象。

所以说，欧洲封建国家根本没有资格遭遇人口陷阱，也就不存在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不是皇帝昏庸，而是皇帝无助。

按照某些公知的叙事，皇帝昏庸、奢靡无度，导致官府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最后官逼民反，老百姓揭竿而起推翻朝廷。像商纣王的酒池肉林、隋炀帝的穷兵黩武、明万历的荒废朝政，这些极端案例被公知反复渲染，逐渐建立起大众对古代帝王群体的片面认知，误导人们认为古代皇帝昏庸奢靡，独揽大权是王朝覆灭的根源，所以要废除中央集权。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历朝历代，皇帝昏庸只是少数个例，绝大多数皇帝都很励精图治。《二十四史》中明确记载"荒淫无道"的君主不足5%，而获得"勤政爱民"评价的超过60%。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约束机制，既能培养出好皇帝，又能防止皇帝乱来。

在培养皇帝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了帝王教育的核心。皇子从启蒙开始就接受严格的经史训练，明代吕坤《呻吟语》记载："皇子六岁即就傅，五鼓入书房，黄昏始出，寒暑不辍。"这样培养出的帝王，大多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成自己的责任。北宋仁宗皇帝夜半想到饥民，"终夕不寐"；清雍正帝自称"以勤先天下"，都是这种责任意识的体现。

儒家政治伦理中的"民本思想"对帝王影响深远。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康熙帝"永不加赋"的政策，都显示出明君们对统治合法性的深刻认识。

在约束皇帝权力方面，从秦汉确立丞相制度，到隋唐完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清形成内阁与军机处体系，官僚机器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运作能力。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曾因错过批阅奏章的时间而自责。这说明，哪怕是千古明君，也得遵循基本的理政规范。

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知道当多数农民活不下去时，王朝也就到头了。因此，土地兼并是皇帝最害怕的，除了害怕农民造反，土地税的急剧减少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稳定。

中央集权的最大优势，是能一户一户把土地税收上来，但这也只是在王朝建立的初期。到了王朝中期，随着土地的兼并，没有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从农民身上收的税也就越来越少。那些地方豪强虽然有很多土地，但家家有人在朝廷做官，地方官惹不起，这些豪强的土地税也就收不上来。但地方官完不成收税的指标，那肯定是不行，这是要丢乌纱帽的，于是他们就合计提高税率，原来是十税一，现在提高到十税五，对还有地的农民加收。

在王朝初年，朝廷一年可以收两千万两税，可过了一百年，人口越来越多，官员也越来越多，但每年只能收一千万两，导致国库入不敷出。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会导致两个重大问题，都是和安全有关。

税收少了，基础建设就搞不下去。该修的坝没钱修，该堵的岸堤没钱堵，汛期一来，必定是洪水泛滥，干旱时也没有应急的水来灌溉，农民欠收就会闹饥荒，到那时赈灾也没钱，民变就会悄无声息的发生。

税收少了，国防建设也没法搞。极端寒冷气候出现，北方游牧民族生存不下去，就会南下抢劫中原王朝。这时官兵军饷也不够，没钱也就没人会冲锋陷阵，吃败仗变成常态，时间一长还可能发生兵变。

各朝代中期，皇帝都想改变土地兼并的问题，于是有了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草拟的一条鞭法、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制度。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皇帝身边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多、太强大，皇帝根本斗不过。这种内忧外患，导致战乱爆发，人口锐减，王朝覆灭就是必然。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就成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周期律。

美国陷入了历史周期率吗？

前面提到，在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各国的治理能力没有达到农业社会的及格线，所以根本没有资格遭遇历史周期律。但大航海开启后，欧洲人找到了一条不同的致富路，巨额的海外利益从殖民地流向欧洲社会，刺激欧洲各国乃至全世界都走上了追求持续经济增长模式，当然这种社会模式也会带来新问题。

如果说西方带来的现代世界有什么核心精神的话，那就是对增量的极度渴望。

这种极度渴望增长的社会，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而且运转速度每年都要不断提高，减速乃至停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会导致失业、通胀等一系列问题。只有不顾一切的增长，才能避免这些问题。

在16至19世纪，殖民地就意味着增量，欧洲列强无不疯狂的开拓和占领新的殖民地。而当全球的殖民地被瓜分完，增量竞争就变成了存量争夺，斗争变得异常残酷，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爆发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中的胜利者，可以收割失败者，从而自保。

从全球的视角看，这种模式实际上制造了另一种历史周期律。战后各国为避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成立了联合国，但二战后的战争从未离开地球，只是演变成了经济战、关税战、科技战。

当全球从战争废墟的状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科技创新、技术扩散以及后发国家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耗尽，国家间就会因为存量争夺进入到对抗的状态，全球就更容易从和平走向战争，呈现出另一种治乱循环。

如今特朗普的许多主张之所以引得天怒人怨，就是因为他不仅想从全球经济增量中获得更多份额，而且直接盯上了别人家的存量财富。比如要求外国公司直接搬到美国，威胁格陵兰岛和加拿大，提出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不能对美国船只收费，甚至在关税谈判中要求其他国家直接将贸易顺差余额打到美国财政部账户等等。实际上，存量财富的争夺只是一种委婉的表达，通俗来讲这就叫抢劫。美国是通过这种以外补内的方法防止内爆，但本质上是把内部矛盾转变成国家间的对立。

如今美国只能走对外掠夺免于内爆的老路，理解了这个体系的本质，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在不停指责外国，因为美国早就做好了通过抢劫免于内爆的一切准备。

从全世界整体的视角看，这个系统是极不稳定的，美国依然会周期性内爆，而且这种内爆和中国古代王朝覆灭不一样，它会波及其他国家，导致全球经济和社会动荡。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历史中找办法，这就是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原因，它才是解决现代社会历史周期率的真正解药。

来源：夏虫语冬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