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雨淅沥，打在瓦片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滴着水珠，一如母亲眼角的皱纹，深深浅浅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咸菜缸里的秘密

＂大伙快来看哪，咸菜缸底下好像藏着什么！＂我哥赵长河的声音从厨房传来，那天是母亲头七。

春雨淅沥，打在瓦片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滴着水珠，一如母亲眼角的皱纹，深深浅浅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走得安详，八十三岁，一生清苦。记得她生前最后那句话：＂好好过日子，别糟践了粮食。＂这话她说了一辈子，我们也听了一辈子。

我叫赵小梅，排行老三。在我们下洼子村，母亲李秀兰是出了名的节俭，村里人背后叫她＂铁公鸡＂，说她抠门得很，一毛不拔。

这话传到母亲耳朵里，她也不恼，只是笑笑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过日子不精打细算怎么行？＂

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我家一天只能煮一锅稀粥，母亲却总说自己不饿，把粥推给我们几个孩子。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事，还埋怨她小气，不让我多喝一碗。

现在想来，那哪是小气，分明是割肉喂子的心疼。

母亲的咸菜缸是家里的宝贝，从我记事起就放在厨房的角落。每到秋末，母亲都要腌上满满一缸白菜，那是我们冬天的主菜。

腌制白菜是门学问，母亲总是先把白菜帮子切成大块，放在院子里晾晒一天，然后洗干净，一层白菜一层盐地码在缸里，最后压上一块圆石头。

＂腌菜要用心，就像做人一样，马虎不得。＂母亲总这么教导我们。

那咸菜冬天能吃到开春，母亲舍不得多吃，每次都是夹一点点，蘸着粗盐，就着窝头，眼里满是满足。而我们几个孩子，只要伸手去咸菜缸里，准会被她打手背：＂省着点吃，日子还长着呢！＂

家里添置新东西的时候少得可怜。一九七二年，村里通了电，家家户户都买了电灯泡，可我家还是用了好几个月的煤油灯，直到村支书上门做工作，说这是＂跟不上时代步伐＂，母亲才勉强换上了电灯。

那盏老旧的煤油灯被母亲擦得锃亮，收进了箱底，她说：＂东西不坏，扔了可惜，万一哪天停电了还能用。＂

家里的第一台收音机是一九七五年父亲从县城背回来的＂红灯牌＂，黑色的外壳，银色的旋钮，要插上电才能用。母亲视若珍宝，每天晚饭后都要用软布擦一遍，然后仔细收好，生怕落了灰。

那时候，她最爱听＂评书联播＂，特别是《杨家将》和《三国演义》，有时候听得入迷，连饭都忘了做。

我偶尔看见她眼角有泪光闪动，特别是听到杨家将全家抗辽的段落，她会用围裙擦擦眼睛，轻声说：＂好儿女啊，全是好儿女。＂

一九七六年，父亲患了肺病，瘦得只剩皮包骨。那时我刚考上县里的高中，学费是个大数目。

记得那年秋天，稻子刚收完，母亲就托村里的马贩子徐大爷捎信给在县城做小工的大哥，让他回来一趟。

大哥回来那天，母亲做了难得的红烧肉，还蒸了一锅白面馒头。吃完饭，她把大哥叫到里屋，好一会儿才出来，两人眼圈都红红的。

晚上，我去院子里打水，无意中听见母亲在房里低声抽泣。我透过窗户缝隙看见，煤油灯下，母亲从箱底取出她的嫁妆——一对银手镯，在灯下擦得发亮。

第二天，那手镯就不见了。我旁敲侧击问起，母亲只说：＂卖了，给你爹抓药。＂说完，她低头继续纳着鞋底，黝黑的手指灵活地穿梭在针线间。

母亲的针线活极好，村里有红白喜事，常请她去帮忙缝制衣物。她一坐就是大半天，腰都直不起来，却从不叫苦叫累。

回来时，总会带些剩菜剩饭，或者几个馒头，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她说这是＂添头＂，别人的心意不能辜负。

那些＂添头＂，母亲舍不得吃，都留给我们。特别是有肉的，总是先分给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她自己只啃馒头就咸菜。

＂娘，你也吃点肉啊。＂我心疼地说。

＂我牙口不好，嚼不动。＂母亲总是这样回答，然后笑着把肉夹到我碗里，＂多吃点，长身体。＂

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弟弟也要上高中。家徒四壁，却从没耽误我们一分钱学费。

每次我问母亲钱从哪来，她总说：＂省出来的。你们念书要紧，其他不必操心。＂

那时候，大学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得有三百多块，几乎是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了。母亲硬是想办法凑齐了，送我去了省城。

临行前，她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十几块钱的零钱：＂压岁钱，娘存了好几年了，你拿着，省着点花。＂

在省城的日子并不好过，我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有时和同学出去，看见喜欢的衣服，想都不敢想。

寒假回家，看见母亲苍老了许多，手上的皱纹更深了，眼睛也花了。每次回家看她，总见她在昏暗的灯下缝补衣服，眼睛都熬红了。

＂娘，您别熬夜了，眼睛会坏的。＂我心疼地说。

＂没事，趁着还能看见，多做点活儿。＂母亲笑着说，＂你们在外头，娘总惦记着，睡不着。做点活儿，心里踏实。＂

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了省城一家单位工作，本以为可以减轻家里负担，却赶上了单位效益不好，发的工资勉强够自己生活。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一回去，母亲总会做一桌子菜，说是＂改善改善＂。那些菜虽然普通，但在母亲的手里，却有了说不出的香味。

＂娘，您别忙活了，歇会儿。＂我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影，心里既愧疚又心疼。

＂不忙不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多吃点好的。＂母亲笑着说，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花。

一九八九年，父亲去世了。送走了老伴，母亲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十岁，整日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发呆，看着远处的田野，不知在想些什么。

那年冬天，我回家过年，带了些城里的东西——一件羊毛衫、几袋点心、还有一瓶老干妈辣酱。母亲高兴地收下了，但穿那件羊毛衫时却小心翼翼的，生怕弄脏了。

＂娘，您就安心穿吧，脏了就洗。＂我笑着说。

＂这么好的衣裳，得留着过年穿。＂母亲摸着那件羊毛衫，眼里满是珍惜。

后来，那件羊毛衫一直挂在她的箱子里，每逢过年才拿出来穿一次，穿完就又小心地折好放起来。直到她去世前，那件衣服还和新的一样。

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村里人的日子也好过了起来。大哥在县城开了个小卖部，生意还不错；二姐在镇上的纺织厂当了组长，每月有固定工资；弟弟在城里买了房子，还娶了媳妇。

只有母亲，还是过着那种省吃俭用的日子。新衣服舍不得穿，新鞋子舍不得穿，一双布鞋总要穿到开线才肯换。

＂娘，现在日子好过了，您就别这么省了。＂我心疼地说。

＂习惯了，改不了了。＂母亲笑着说，＂再说了，浪费可是大罪过。＂

那年，我和爱人从省城带回一台十四寸彩电，是当时的新款，还有遥控器。母亲高兴地直搓手，可第一次用遥控器时，却按得小心翼翼，生怕弄坏了。

看电视时，她总是坐得远远的，说是＂保护眼睛＂，其实是怕把电视机弄坏了。每次看完，还要用专门的布擦一遍屏幕，然后把遥控器包在塑料袋里放好。

＂娘，不用这么小心，电视机结实着呢。＂我笑着说。

＂贵重物件，得爱惜。＂母亲认真地说。

二零零零年后，村里家家户户都装了电话，我们也给母亲安了一部。那是个老式的转盘电话，暗红色的外壳，黑色的转盘，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

教会母亲用电话花了我们不少功夫。她总是记不住号码，也不会拨号，每次都要大哥写在纸条上，贴在电话旁边。

＂0是哪个？9在哪儿？＂母亲常常问这些问题，我们耐心地教她，她却总是记不住。

后来，我们发现她其实是怕花电话费，所以故意装作不会用。每次我们打电话回家，她总是说＂别说太久，费钱＂，然后匆匆挂断。

那年冬天，母亲摔了一跤，大哥带她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骨质疏松，开了些钙片和维生素D。回家后，母亲却不肯吃，说是＂花那么多钱买的药，留着看重病要紧＂。

大哥气不过，硬是每天盯着她吃。母亲无奈，只好当着我们的面吃下去，可我们一离开，她就偷偷把药藏起来，说是＂留着急用＂。

二零一零年后，村里人开始用智能手机，我们也给母亲买了一部，想着可以视频通话，看看她的近况。可母亲说手机屏幕太小，眼花看不清，还是用老式电话好。

那部智能手机就放在她的柜子里，从来没开过机。每次我们问起，她都说＂不会用，也用不着＂。

直到她去世前几个月，我们才发现她其实是怕流量费太贵，不肯用网络。即使我们解释说已经开了套餐，她还是不信，坚持用老式电话。

＂有话说话就行，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干啥？＂母亲常这样说。

＂娘，大哥每个月给您的生活费够用吗？＂我试探着问。

＂够用够用，还有余呢。＂母亲总是这样回答，然后转移话题，＂你们在外头，工作忙，别总惦记家里。娘没事，好着呢。＂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把大哥每月给她的生活费都存了起来，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钱。村里发福利，她总是第一个去排队；集市上的便宜菜，她总是买最便宜的那种。

＂老李家的白菜五毛一斤，你家要七毛，贵了。＂母亲会和卖菜的讨价还价，为了两毛钱，能说上半天。

村里人笑话她抠门，她也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

＂人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孩子嘛。＂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

今年初，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我们轮流回去照顾她。她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却还惦记着家里的一草一木。

＂院子里的葱该收了，别忘了。＂

＂锅底下的柴火别让它湿了，不好烧。＂

＂那几只鸡得喂食了，别饿着。＂

躺在床上，她还在操心这些琐事。我们劝她安心养病，她却说：＂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过日子嘛，哪有不操心的道理？＂

三月的一天，母亲叫我到跟前，虚弱地说：＂小梅，娘没啥好东西留给你们，就那个咸菜缸，别扔了，有用。＂

我以为她是舍不得那个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就答应着：＂知道了，娘，我们不扔。＂

谁知道，她说的＂有用＂，竟是这样的惊喜。

＂娘，存折上有三千六百四十二块七毛！＂哥哥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们都惊呆了，这可是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积攒的一笔＂巨款＂啊！

在那个物价还没飞涨的年代，这笔钱能买下一套小房子了。而母亲，却把它藏在咸菜缸底下，一分没动。

咸菜缸底下，除了存折，还压着一个旧信封。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几张发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这是……家书？＂二姐赵红云疑惑地问，＂可娘不是不识字吗？＂

是啊，母亲常说自己是个睁眼瞎，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每次我们从外地寄信回家，都是父亲或邻居读给她听的。

记得有一次，我从省城寄了一封信回家，里面夹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后来回家，看见那张照片被母亲小心地裱在镜框里，挂在堂屋正中间。

＂娘，您怎么知道信里有照片？＂我好奇地问。

＂你爹告诉我的。＂母亲答得很快，然后转身去厨房忙活了。

还有一次，弟弟从城里寄来一封信，说是要结婚了，请我们去参加婚礼。父亲不在家，是隔壁王婶读的信。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张罗着去集市买礼物，准备去城里。

＂娘，您怎么知道弟弟几号结婚？信上没说啊。＂我纳闷地问。

＂王婶昨儿个不是读了吗？＂母亲理所当然地说。

可我明明记得，王婶只说了弟弟要结婚，却没提具体日期。这事我一直存疑，现在看来，母亲是识字的，而且瞒了我们一辈子。

我颤抖着阅读那些字迹歪斜的文字：

＂小梅啊，娘没出过远门，不知道省城冷不冷，钱够不够用。这两年地里收成不好，家里紧巴，没多少钱给你。你在外头要省着点花，冷了多穿件衣裳，别舍不得钱买煤球。有空给家里捎个信，报个平安，娘看不见你，心里总是惦记。＂

＂长河，外头的工作苦，可别饿着。听说县城的伙食馆米饭管够，你多吃点。那个钱，娘存着呢，等你将来成家立业用。你爹身子骨不好，家里的活都是娘一个人干，你别操心，安心工作就好。＂

＂红云，听说你怀孕了，多吃点好的，这是娘的心意。生孩子是大事，别硬撑，有啥困难就说。娘虽然没文化，但这些事都经历过，懂得。你公婆对你好不好？有啥委屈别忍着，跟娘说。＂

＂小满，你还小，学习要紧。娘没念过书，不知道念书是啥滋味，但知道没文化的苦。你是家里最小的，娘把你送到最高的学校，盼着你出息。娘这辈子没啥追求，就希望你们都好。＂

字迹拙劣却字字真切，每一张纸的右下角都标着日期，写了又揉，揉了又展开，再小心收好。母亲竟然认识字，而且给我们每人都写了信，却从未寄出。

信封最底下是一张纸条：＂这些钱是给孩子们念书用的，我一辈子没念过书，不想孩子们像我一样。＂

看到这儿，大哥哭出了声。他是我们几个中最了解母亲的，也是最孝顺的一个。每个月都按时给母亲送生活费，逢年过节还要买些补品。可谁能想到，母亲把这些钱都存了起来，一分没动。

＂娘啊，您怎么这样啊……＂大哥哽咽着说，＂我这些年挣的钱，不就是想让您晚年过得好一点吗？您怎么还这么苦自己呢？＂

那一刻，我泪如雨下。原来母亲一直瞒着我们学认字，怕说出来会让我们笑话她写得不好；原来她省吃俭用，不是吝啬，而是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给我们创造机会；原来她每次说＂我不识字＂，是怕我们发现她偷偷写的家书。

她的爱，深沉而又质朴，像极了那个朴素的咸菜缸，外表粗糙，内里却盛满了心酸与甜蜜。

想起她生前常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望着远处的田野，静静地发呆。那时我以为她是在回忆过去，现在才明白，她是在思念远方的我们。

那一天，我们几个坐在母亲的老房子里，翻看着那些发黄的纸条，泪流满面。院子里，春雨依旧淅沥，打在瓦片上，仿佛在演奏一曲悠长的离别歌。

村东头的大喇叭响起来，播报着春耕的消息，田野里开始有了忙碌的身影。生活还在继续，只是少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少了一盏在黑夜里为游子点亮的灯。

我们决定用这笔钱在村里设立＂秀兰基金＂，资助那些和母亲一样渴望知识却囿于贫困的孩子。每年开学季，我都会去看那些拿到资助的孩子，他们的眼神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年轻时的模样。

后来，我把母亲的故事写成了一本小书，取名《咸菜缸里的秘密》，讲述了这位普通农村妇女的不平凡人生。书出版后，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说被母亲的故事感动了，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父母。

咸菜缸里藏着的，不只是钱，更是一位母亲几十年的牵挂与爱。那个缸，盛满了一种叫做＂舍己为人＂的情感，也盛满了我们这一辈子的愧疚与感动。

如今，那个老咸菜缸被我小心地保存着，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它回老家，放在母亲的坟前。我知道，她会欣慰的，因为她的爱，已经通过那些被资助的孩子，传递下去了。

而我们，永远记得那个藏在咸菜缸底下的秘密——一个母亲对子女最深沉、最无私的爱。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