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千百年来，多少往事随黄沙消散，留给后人的，除了如今还能看到的无声佛像和斑驳壁画，还有数不清被尘封的故事与名字。

文/编辑：nirvana

敦煌的风沙里，从来不缺少历史。

千百年来，多少往事随黄沙消散，留给后人的，除了如今还能看到的无声佛像和斑驳壁画，还有数不清被尘封的故事与名字。

在历史里面，我们往往习惯于记住王朝、英雄和大人物，习惯了在教科书里寻找光辉主线，却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句：那些夹缝中活过、死过、挣扎过的人，他们的故事算不算历史？

而张议潮，就是这样一个人。

公元九世纪的大唐，边地狼烟四起，唐朝廷已无力庇护，而吐蕃铁骑的乘势而入，踏碎了河西最后的家园。

而就在这个历史时期，一个本土望族的青年，在众生皆惶的末世，拉起一支队伍，从乱局中杀出了一线生机。

在大势面前努力护住了家族、乡土和一段旧梦。

不过这样的故事，还是难以写进“正史”与教科书，正如晚清风雨飘摇中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那样——守土、改革、拼命，最终也只是帝国崩塌时的一段背影。

今天我们去敦煌，或许只会记得壁画和佛窟，很少有人还会想起沙州那段刀光血影的过往。

但这段历史却一再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单线条的胜利史诗，更不是只有王侯将相才配被铭记。

我更喜欢《送你一朵小红花》歌词中听到的：每个命运的挣扎......

那些在边地夹缝中挣扎、拼过命的名字，也许最终会被大风沙掩埋。

但正是他们，才让历史拥有了

复杂

真实

和人的温度。

沙州（今敦煌），河西走廊的重镇，自古就是丝路要道，商旅如织，佛塔林立。

唐朝全盛时，西北边地还能感受到长安的气息，百姓日子虽说不上富足，至少也算安稳。

可时间一晃到了公元八世纪末，大唐国力衰败，千里之外的朝廷再也管不到边陲之地。

鞭长莫及，河西的守军渐渐撤了，沙洲也没了往日的光景。

很快，吐蕃的铁骑卷着风沙，一路打过来，把整个河西走廊都收进了手里。

吐蕃兵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

城里的生意冷清了，兵差粮差却一样都少不了。

更有不少本地汉人被赶去当苦力，甚至有娃娃被掳走，一去不回。

大家日子都是过一天算一天，只求家里人平安。

唐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沙洲城里，落日沉到莫高窟外的戈壁边，城头的风吹得更冷。

就在这一天，沙州豪门首富张家的宅院里，刚刚诞生一个男孩——他就是张议潮。

谁也没想到，这个敦煌少年，日后竟能带着全城人，杀出一条归家的路。

沙州的张氏家族是敦煌有名的大户，其家世为州将，其父张谦逸官至工部尚书。

其家族世代经商、务农，又与地方官府多有往来，是本地实力最强的豪门。

唐朝从安史之乱以来，国运已日薄西山，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以来，吐蕃大量蚕食河西之地。

此时的张家还是城中首富，拥有田产、房屋和不少佃户，许多本地百姓在张家帮工，日子虽然艰难，总算能勉强维持。

不过，这样的地位并没有换来真正的安稳。

与后世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拉拢本地士族”的政策不同，吐蕃政权从不把沙州的汉族豪强放在眼里。

当地汉人地主和富户一样要忍受吐蕃贵族的盘剥与欺辱，甚至常常首当其冲。

征粮、派差、摊派军饷，张家和普通百姓一样无法抗拒，有时还得帮吐蕃官府“出头”，向乡里传达政令、催收徭役，落得里外不是人。

张议潮正是在这种压抑环境下长大。

他自幼见惯了吐蕃兵丁的横行霸道，家里老人也常叹息“自古富贵难保”。

虽说张家地位显赫，可在吐蕃官府面前，谁也不敢摆架子。

还好张议潮性格稳重，识大体、懂礼数。

既能同吐蕃官员打交道，也能得到乡亲的认可。

平时张家为难时，他常主动出面与官府斡旋，久而久之，城里百姓渐渐都觉得这位张家少爷“有主意、能办事”。

有一年沙洲闹灾，吐蕃官府依旧催粮。

张家见百姓实在难过，张议潮便主动出头，到吐蕃军头面前讲明利害，又拿出家中粮食接济。

官府见张家愿意担责，也只好少收一些，算是给全城人松了口气。

这样的事情虽不起眼，却让张家在乡邻心目中的地位更稳。

而吐蕃的压制和排挤，并未磨灭沙州人对故国的怀念。

唐文宗开成年间，唐使者赴西域，途中“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

张议潮自小就听家里老人说起大唐的旧事，对中原的向往很深。

于是在这种夹缝和压抑中，张议潮的性格逐渐形成。

他的理想就是总想着有朝一日，能让沙州再回到大唐的庇护之下。

时间到了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已经在吐蕃人手下熬了将近八十年。

此时的吐蕃，已经不是铁板一块，内部连年大乱，“人饥疫，死者相枕籍”，吐蕃贵族尚婢婢与尚恐热争权夺利，相互厮杀，国力衰落，对河西地区控制力日益薄弱。

沙州城内外，吐蕃官兵纪律松弛，地方士族、百姓怨愤已久，变局的气息渐渐浮现。

当时的唐王朝见此时机，也乘机收复了被吐蕃夺取的原州、石门关（三州七关）等地，于是张议潮决定择机起事。

起义前夕，张议潮与沙州城中的几家大姓、士族密议，将能用的人手都分头召集起来。

各家门下、乡间熟识的青壮，也暗中准备刀弓。

沙州多年的屈辱与动荡，使城中人心早有异动，只等一个契机。

一天夜里，风起沙大，街巷静悄悄，张议潮和几位家族子弟最先带人攻向城中要害。

州衙、军库、城门，事先都有人接应。

吐蕃守军因本部发生变故，早已军心不整。

张议潮的人马一动手，吐蕃守将见大势已去，没敢死战，只带亲信出逃，沙州易主，没有大规模屠杀和劫掠，城中秩序很快平复。

张议潮稳住城内局势，安抚士民，对外则遣人招抚各坊，明言不许趁乱滋事。

沙州既定，紧接着，张议潮又调集城中兵力，准备进取瓜州。

瓜州守军早闻沙州变故，本地百姓也多思归唐。

张议潮带兵至瓜州城下，未遇顽抗，城内军心先自乱，守将弃城逃走，瓜州随即也顺利纳入张议潮麾下。

此后肃州、甘州等地，也因吐蕃军心动摇，地方望族纷纷归附，河西一线渐次脱离吐蕃控制，地方局势为之一新。

战事甫定，张议潮即知形势微妙。

沙州地处西陲，虽暂时脱离吐蕃，却四面孤立，若不能获得唐廷正式承认和支援，根基是不稳的。

彼时吐蕃残部尚在周边活动，北方回鹘亦时有南下骚扰。

为求稳妥，张议潮遣使十路，分头冒险突围，沿不同路径向长安报捷。

归附表章历经波折，数年后才传到朝廷。

唐宣宗得信，喜于言表，称赞张议潮等人“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骑兵，无非义旅。”

随即诏令封张议潮为沙州刺史、防御使，设归义军节度使，节制沙、瓜、肃、甘、伊等地，自此“归义军”之名始见于史册。

取得合法名义后，张议潮第一要务是安抚地方，修复战后的城池、民居，整肃军政纪纲，杜绝扰民和抢掠。

他下令清查人口、恢复田亩，鼓励流散乡民归附本土，恢复生产，粮草有余则储于仓中，预备后患。

各地豪强、士族得以安居，百姓渐得喘息。

对于仍然游荡四野的吐蕃残部和回鹘小股部队，张议潮则派兵严加防备，数次出击，守住疆土。

经过数年经营，沙州、瓜州一带秩序渐稳，市肆重开，商旅渐通，百姓生活逐步恢复。

归义军由此成为河西走廊唯一能够自保、且维持汉族政权血脉的力量。

张议潮在边地苦难中，凭借审时度势和坚忍不拔，稳住了沙州的根基，也为日后的局势转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张议潮起兵收复沙州、瓜州，并得唐朝节度使名号，河西走廊就迎来了罕见的安稳时光。

表面上，归义军名为大唐藩镇，张议潮俯首称臣，向长安奉表、纳贡，沙州旗帜再现“龙纹”。

但在这辽阔的边地，千里之外的长安，早已无力真正伸手至此。

所谓“归附”，更像是一种彼此体面、各取所需的默契。

朝廷要河西归顺的名分，归义军则借唐朝正统自立门户。

归义军这块地盘，说到底，是张议潮和一众地方豪强凭手里的家底、乡亲和一腔胆气维持起来的。

起事之后，他一面重修典章、分田抚民，鼓励各族和商旅安居乐业，一面不断上表请命，主动与唐廷保持联系。

朝廷对此乐见其成，册封官爵、诏书往来，但赐下的旌节、金牌，也不过是让边疆政权有个堂皇的身份。

实际的军政大权——兵权、钱粮、人事，依旧握在张家和沙州士绅手里。

这一切，张议潮心里明白，朝廷同样心知肚明。

边地得以安稳数年，全靠彼此之间维持住表面的礼数与信任。

可是天下大势转瞬即变。

唐宣宗去世后，新皇即位，朝廷一边继续给沙州官爵，一边又时不时以调任、分封来牵制张家权力。

沙州的安稳与自主，也由此埋下了隐患。

张议潮治下的沙州，社会秩序渐定，商旅云集，佛寺再现钟声，各族之间的界限一度变得模糊。

粟特人、回鹘、胡汉商贾并居，甚至有胡姓大户被张家延为亲戚。

张议潮深知要想在夹缝里生存，不能死守一姓之利，故而广结地方各族，各安其业，沙州百姓得以几年太平。

可权力的交接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张家兄弟功劳各异，子侄争权已成暗流。

朝廷方面，为了进一步牵制地方，也屡次派人“宣召”张议潮，暗示其“入朝陛见”。

张议潮再三推辞，终究难以抗拒大势。

那一年，他携家眷东下长安，表面是“赴阙谢恩”，实则是半被胁迫留在朝中，成为唐廷手里的一个“人质”。

张议潮在长安期间，受礼遇却不得自由，终日心系沙州。

他知道，沙州与唐朝之间，既有血脉与乡愁，更有风沙与距离。

河西终究不过是大唐残阳下的一角，彼此之间，终归隔着一重命运的天堑。

几年之后，张议潮病逝于长安，客死异乡。

他的灵柩归葬沙州，随他入土的，是一个豪族创立边地政权的雄心，也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家国梦想。

张议潮去世，张氏家族的权力交接由此彻底明面化。

张淮深、张淮鼎、张承奉等先后执掌归义军，兄弟、叔侄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瓜州、沙州各自为政，地头人之间的旧怨新仇，外加地方势力的盘根错节，使归义军政权越来越像一个地方大族轮流坐庄的“家业”。

这一时期，沙州虽名义上继续受唐朝册封，实际上与中央的距离渐行渐远。

地方割据、家族内斗，加上回鹘、党项、西夏等外部势力的虎视眈眈，沙州政权内忧外患。

张家各支最终元气大伤，地方豪强纷纷拥立新主，归义军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凝聚力和自保能力。

曹议金（？—935年3月17日）

到了十世纪，粟特裔的曹氏家族抓住机会，取代张氏，掌控归义军。

曹氏治下，沙州一带仍能维持一段繁荣，多民族共治、商贸不绝，敦煌石窟文化也得以继续传承。

但归义军已非当初“收复河西”的豪情气象，而是成为边地民族与家族、地方与中央不断博弈的产物。

最终，西夏的铁骑踏碎了归义军最后的城墙。

沙州失守，河西再次归入异族之手。

两百年间，归义军从血与火中崛起，靠着一代代人的心血维系，但终究没能敌得过大时代的变局。

大漠黄沙掩埋了太多往昔，只有那张莫高窟中那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默默记下了那段边地的风雨百年。

张议潮、张家兄弟、曹氏家族的故事，留在敦煌夜色深处，成为后人追问“归义”真正含义的历史回响。

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张议潮的名字出现得并不多，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实话说，若不是那次去敦煌旅游翻书查史，我也未必知道“归义军”这几个字。

不过越查越发现一个现象，张议潮这个人在学界时常引发争议和讨论。

赵尔丰

我忽然想起，晚清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近年网络和史学界也是热议不断。

细一琢磨，你会发现这二位相隔千年、身份背景和所处时代完全不同的边地重臣，竟然有那么几分相似。

张议潮是唐末大乱时沙州的大豪族，吐蕃乱局中趁势起兵，归附唐廷，自主割据一隅。

赵尔丰则是清末风雨飘摇之际，被朝廷派往西南边陲，以铁腕推行“改土归流”，短时间内整顿一方。

他们都不是“流芳百世”的主流人物，活动区域也多在西部边疆，但都以个人胆识和地方资源，扭转过局势，让中央政府在边地有了一段“转危为安”的时光。

两人有不少相通之处：

都赶上了中央权力衰落、边地动荡的乱世，靠一己之力稳定了地方，联合多族、善于权变，名义上“为国效忠”，实则大权在握。

他们都懂得借助中央权威的名分自保，却也都在地方高度自治，做着实打实的“土皇帝”。

沙州的归义军其实就是张氏家族的“河西王国”，赵尔丰治下的西藏和川滇边地，同样有很强的地方节制色彩。

当然，细究下去，分野也很明显。

张议潮起家于豪族自救，是乱世枭雄，靠地方乡亲、宗族势力起事，归唐不止于家国情怀，也是为了求个名分；

赵尔丰呢则是大清派出的封疆大吏，本质上代表的是垂死帝国的中央意志，他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写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更多是以铁腕打压土司、整合官制，讲究用法、讲究威权。

张议潮善于妥协与联合，多族共治，张氏家族的权力也常被瓜沙内斗所削弱；

赵尔丰铁血强硬，官僚作风更重，但也因压制过急，遭遇激烈反弹，最终身死非命。

回头看，却发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历史都折射出中国历史上边地治理的艰难。

所谓忠诚、所谓归附，在现实与风雨中，总要“权宜而行”。

他们是大时代夹缝中的“边地背影”，也是家族、民族、国家利益多重交错的缩影。

历史记住的，从来不是那种彻底的忠臣或绝对的枭雄，而是这些在夹缝中挣扎、在风雨中守望的边地背影。

这种复杂与未竟，才是边地历史的真正底色。

张议潮

张议潮在晚唐时期，凭借非凡的胆识和政治手腕，建立了归义军，让河西走廊短暂恢复汉族政权，使沙州等地重新活跃在丝绸之路上。

他在收复边疆、民族融合和地方治理上的成就，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也有很多人会有疑惑，这么大的贡献，为什么都没进入主流历史书，我想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张议潮主要活动在河西边疆，属于“地方力量”，归义军虽名义归唐，实际高度自治，本质是你也可以这么认为，那就是——地方豪强自立。

这和我们强调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主线其实不是那么吻合。

张家世袭权力、家族矛盾，以及与中央既合作又防范的关系，都使他难以成为主流历史叙事的典型人物。

其次，主流史书还有教科书，更关注的是哪个人对全国有决定性影响的人和事。

张议潮虽然对西北有巨大贡献，但没有改变唐朝或中国历史的大局，也没有“民族大业”或“伟大改革”这样的普世象征。

因此，他的事迹常被归入地方史，而非全国叙事。

再者，归义军虽然是汉族政权，但内部多族融合，张家后期也因内斗分裂，最终归义军走向覆灭。

缺乏一个“光辉结局”，当然，我们也只能说，这不是对他的贬低，而是现代历史叙事结构下的一种取舍逻辑。

不过，随着敦煌学和丝路研究的深入，张议潮的意义正被重新认识。

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他体现了乱世边地汉人的坚韧与自救，也为民族融合、区域稳定做出了独特贡献。

或许在将来，张议潮和归义军的故事会被更多人了解和记住。

来源：nirvana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