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钟 燃贾谊在《过秦论》上篇中以强烈对比收尾，指出秦国“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但极其吊诡的是在四海归一后，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最后，他发出千古警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点明秦亡的根本原因是“不施行仁义，而打天下与守天下的形势已截然不同了！”文章

□ 钟 燃

贾谊在《过秦论》上篇中以强烈对比收尾，指出秦国“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但极其吊诡的是在四海归一后，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最后，他发出千古警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点明秦亡的根本原因是“不施行仁义，而打天下与守天下的形势已截然不同了！”文章戛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

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相呼应，贾谊在《过秦论》中篇进一步指出：“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意思是说，兼并天下时崇尚权谋武力是可行的，但安定天下时则应把政权建立在顺应民心的基础上——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的方法是不同的。然而，秦朝脱离战国纷争而统一天下后，治国方略却未改变，政策依旧如故，其错正是用夺取天下的手段来治理天下。如此孤立而残暴地统治天下，灭亡自然指日可待。贾谊告诉世人，长治久安的一大历史密码是，打天下可用逆取之术，治天下必用顺守之道。

或许，汉文帝在未央宫宣室殿召见贾谊时，这位年轻政论家的政治敏锐和远见卓识深深地打动了他，当文帝听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时，分明为这一历史强音而警醒。无疑，“攻守异势”思想在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政策中持续发酵，转化为成功实践。

事实上，贾谊的“攻守异势”思想，是汉政权建立以来对强秦速亡深刻反思的承继和发展。在这一思想提出之前，陆贾在刘邦面前时常引用《诗》《书》等儒家经典，劝谏治国需重文教。刘邦出身草莽，以武力取得天下，对此不以为然。一次刘邦不耐烦地骂道：“老子我是在马背上打下的江山，用得着那些酸腐道理吗？”陆贾从容反驳：“陛下能在马背上得天下，难道还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吗？商汤、周武王推翻暴君夏桀、商纣是逆取，但以仁德顺守天下，这才是文武并用、长治久安的办法……假使秦朝统一后能推行仁义、效法先贤，陛下您又怎么可能取而代之呢？”这一反问让未央宫陷入死寂，刘邦面带惭愧，过一会儿说：“那你给我写本书，讲清楚秦朝为何失天下、我为何得天下，再把历代兴亡的道理都总结出来！”陆贾遂撰《新语》十二篇，每呈上一篇，刘邦都连连称赞，此书被奉为治国宝典。历史常有相似之处。大约八百年后，公元638年，唐朝立国近20年时，社会趋于安定。唐太宗问群臣：“你们说说，创业（打天下）和守成（治天下）哪个更难？”房玄龄说：“天下大乱时，群雄并起，要在血战中征服四方、降服对手，创业的艰难是明摆着的！”魏征却说：“自古以来，帝王得天下时历经磨难，但往往在安逸中失去江山。守成才是真正的难关！”唐太宗总结说：“玄龄和我一起打过天下，九死一生，自然深知创业之难；魏征和我一起治理天下，总担心富贵滋生骄奢，疏忽引发祸乱，所以认为守成更难。如今创业的艰难已成过去，守成的难题正要靠诸位与我共同谨慎应对！”唐太宗的智慧在于深刻认识不同阶段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居安思危，明确守成是当下核心任务。“创业难，守成更难”成为后世治国良训。

“攻守异势”之说，实为经国大略。三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串联起一条清晰的历史逻辑：逆取顺守，因时制宜。暴力只能摧毁旧秩序，而只有仁义才能构建新秩序。当硝烟散尽，唯有认清攻守之势的变化，方能筑牢长治久安之基。

来源：甘肃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