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的社交网络上，人们宣称发现了一个“新的鲁豫”。过去，人们因为她“国民主持”的身份而知道她并对她有一些标签化的粗疏印象：《鲁豫有约》主持人；节目中有一句口头禅，“真的吗？我不信”；很瘦，据说每天只吃三粒米。但现在，“新的鲁豫”被引为“女性榜样”，她见多

本文转自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2024年的社交网络上，人们宣称发现了一个“新的鲁豫”。过去，人们因为她“国民主持”的身份而知道她并对她有一些标签化的粗疏印象：《鲁豫有约》主持人；节目中有一句口头禅，“真的吗？我不信”；很瘦，据说每天只吃三粒米。但现在，“新的鲁豫”被引为“女性榜样”，她见多识广，包容，有趣，还很有共情能力——

播客里，嘉宾讲起自己学过的古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法语……她会对听众说，“会很多门语言是一件很酷的事，但我们不会也是OK的。每个人和这个世界联结的方式，看世界的方式，学习的方式都不一样。”

当歌手陈婧霏在讲她的“追梦”故事的时候，鲁豫特意加了一段解释，她们两个同样都在北京接受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人，为什么要在很多可能并不具备她们这样的条件的听众面前聊“追梦”；在译者俞冰夏说起自己“上不了班”，她紧接着跟上一句，“你这种表达一方面很多打工人内心会很有共鸣，但同时内心又会有一些隐隐的酸楚，他们会认为因为你有选择，所以最终你说这个班我就不上了，但很多人没得选择。”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她开始“表达”了。她告诉我，她最近两年的“表达”远超过去30年的总量，“还不止一点，可能是两倍或者几倍的概念。”

©鲁豫

“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太奇怪了。我到今年做了32年的节目，但是我有二十多年都是不表达的。”她曾经在老友窦文涛面前感慨，“其实以前我们主持人，你不觉得是没有声音的吗？我们每天说话，但其实我们说的都不是自己。就是你对我很熟悉，但其实你完全不了解我。”

这也许是一代主持人的特点。作为主持人，“我”的声音是要隐去的；主持人的作用是引出嘉宾的回答——一种“古典主义的新闻学”。现在，她在这方面的观念上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但她也意识到自己“可能太过克制了”，“其实它不太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

“朋友圈”的“朋友”二字可以视作“这个时代的审美”的一个隐喻。在电视工业时代，观众是无声且被动的，人们希望看到（或自以为希望看到）的是没有瑕疵的偶像，偶像是强大的、理性的，无论面对何种处境都能不形于色；但现在，社交网络将“偶像”变成了“朋友”，人们期待和欢迎的是“朋友”的真诚表达，是一种“原来你与我相连”的感觉，共鸣的往往是那些包含着脆弱、伤痛与难堪的时刻。

在朋友圈时代，鲁豫需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暴露”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可能同时包含了挑战与“舒适”。挑战的部分包括她一贯小心谨慎的性格、作为传统媒体人的审美习惯，而“舒适”也许更多一些——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人们得以“看见”她。

比如在第五季《脱口秀大会》中，她提起自己喜欢的脱口秀演员乔治·卡林的一段贯口，她曾经整段背诵过。获得第五季《脱口秀大会》亚军的选手鸟鸟和我说，她对鲁豫喜欢乔治·卡林这一点印象很深，“卡林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嬉皮士先锋……人在挑选自己喜欢的脱口秀演员的时候，也能反映出这个人的内心，然后我觉得鲁豫老师喜欢乔治·卡林这个事就是非常地硬（核）。”

现在，鲁豫会主动说起自己的家人、成长经历，甚至自己的脆弱；她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与对人生的某些看法；她也会大方且自然地谈起自己看过的电影、读过的书（如果是以前，她会有很大的顾虑，担心有“炫技的嫌疑”）：阿加莎·克里斯蒂，小林聪美，向田邦子，琼·狄迪恩，琼·贝兹，格蕾丝·凯利，《托斯卡纳艳阳下》《聚散两依依》《暮色将近》……她重新记起自己其实“有着不错的表达能力”，也意识到，“既然大家想看到这些的话，我一直都有。”

©鲁豫

但鲁豫不能说自己全都理解了。比如她至今不理解为什么人们喜欢听她分享自己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她的疑惑是，“这本书我看过，你也会看过，你看过以后的感受跟我可能会相同，可能会不同，为什么需要我告诉你我看完这本书以后的感受？”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陈鲁豫这几年“找到了新赛道”，彻底“翻身”。但另一方面，她又始终还是一直以来的那个鲁豫，不存在任何脱胎换骨，鲁豫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身处时代浪潮之中的“职人”的故事。

你可以作这样一番想象：一家经营多年的小店，店主年轻的时候在命运的偶然和兴趣吸引之下开了店，店主一直兢兢业业，也在工作上费了很多心思。这家店曾经轰动一时，但也曾经历沉寂与非议。店主委屈过，也困惑过；但店主从未放弃，也一直在时代的变化之前选择适度地调整，某一天，小店又一次受到人们的喜爱并被口口相传。

《岩中花述》第五季第八期的嘉宾是作家、心理咨询师张春，张春有一个认识二十多年的朋友，很多年里，《鲁豫有约》的“黄沙发”都会出现在她俩的日常对话中。谁在生活中遇到“艰难险阻”了，另一个都会安慰对方，没事，这是将来要在鲁豫的黄沙发上讲的故事。在张春心目中，鲁豫一直是一个榜样。“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一直在做专业的事情。然后也在相当程度上去成为鲁豫而不是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在她的性别之前，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期播客成为《岩中花述》所有节目中播放量最多的一期。张春在节目中真诚地谈论了自己的经历，作为作家、女性以及抑郁症患者的经历。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每天都像已经死了一样活着，甚至连下楼吃饭都要先在A4纸上谋划一两个小时。

她的哥哥和她说，“你就保住狗命，无所畏惧。”在播客里，张春还说了一个之前在写书的时候还不敢写的细节（“今天我又开放了一些”）。有一天早上她出门吃早饭，刚离开自己住的那幢楼大约一百米，就失禁了。然后赶紧回家洗澡清理身体，这时候又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就这么忍受着疼痛和污秽在地板上躺了一个多小时。

张春说，那一刻她反而是平静的，因为“我啥也没有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鲁豫接了一句，“你说得太对了。”张春这时问，“你是不是有类似的经历？”鲁豫听上去有瞬间的犹豫，然后分享了自己在浴室摔倒的经历。

“我有一次在浴缸里面站起来，我去拿肥皂还是毛巾，在够的那一瞬间，我说完蛋，我要摔倒了。然后整个人像电影画面里面瞬间慢动作一样，我完全没有办法阻挡我摔倒，我想完蛋，就瞬间好像一生从我眼前闪过，然后最后啪摔倒，然后被水淹了一下，还好我瞬间就用胳膊把自己撑起来了。”

“一种可能要独自死在这里的那种瞬间的感觉，是不是？”

“我想，天，我好歹要衣服齐整一点，不要吓到别人。”

播客创造了一个电视主持人鲁豫此前从未体验过的空间。少了具有“侵略性”的摄像机，听众规模远小于她的电视节目，加之嘉宾甚至听众都是一些更像“同类”的女性。早年坐在《鲁豫有约》的黄沙发上的时候，她时常会有孤立无援的感觉，而现在，她会感觉两个女性可以彼此“托住”对方。

《岩中花述》 ©鲁豫

她会在播客中说起父亲的离世。在与策展人祝羽捷对话的那期播客里，她说，“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我怎么好久不给他打个电话，也没发个微信，你还是很难去想象这件事情，我还是会觉得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人就没了，他在这个世上，他来过这一趟，他的痕迹在哪里？”

过去，即便面对现实中熟悉的人，她对“袒露自己”也是克制的。鲁豫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和我说起一个细节，两年前的某天，她突然收到制片人发来的通知，说这一周所有鲁豫的工作暂停，都不要找她，工作人员当时并不知道原因，还心想从不请假的鲁豫终于要休息一下了，后来才知道，是鲁豫的父亲去世了。

她还很多次地在有孩子的嘉宾面前说起自己没有孩子这件事。在与学者袁源对话的时候，她谈起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孩子，别人会说你活得非常地自在、自由，但我想可能每一个女性，她如果选择一种自在、自由的生活方式或者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有一个前提甚至是个代价，我要放弃某种生活的体验，比如做母亲——它其实是一种生活体验——我是选择了不要生活体验，而确保我可以享有更多的我生活的自在和自由。它其实依然是有某种取舍的。”

回到张春那期播客里，张春说：“我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要获得自由，或者是获得一些真实，特别是女人，我觉得她得死一回，在精神上。”

鲁豫问：“每个女人吗？”

听到这个问题，张春感觉她熟悉的那个鲁豫又回来了。在她的印象里，坐在黄沙发的鲁豫总在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但是它又非常地重要。”

2022年，第五季《脱口秀大会》上，鲁豫以“领笑员”的身份说了一段三分钟的脱口秀，将此前有关自己的几个著名的网络梗都放了进去——

“这次我来脱口秀大会做主持人，其实是个巧合，因为李诞他特别会假客气，然后我们碰到之后，他就说，鲁豫姐，你要不要来我们脱口秀大会做主持人，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我心里明白，他认为我一定会说那句经典的，‘真的吗？我不信。’他错了，我说，‘真的吗？我去。’”

“之前好多在传说我一天就吃三粒米，关键是很多人真的信……然后我想该怎么办，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我开一个记者会，然后在现场我就直播，我吃两碗大米饭，然后上个热搜，让所有人看到，大家看了以后肯定会说，能干出这事儿，她一天能只吃三粒米吗？她肯定吃饱了撑的。”

也许除了鲁豫自己，无人了解她在时代之潮中具体经历了一些什么。作为多年同事、老友，窦文涛猜测，鲁豫“有过相当一段时期的迷茫”，“在种种矛盾、诉求，种种诱惑之下，一时不知道如何自处”。“我相信她经历过。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她应该已经走出来了，‘轻舟已过万重山了’。”窦文涛说。

参加脱口秀的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鲁豫。前几年，社交媒体时代正在到来，人们转发着从《鲁豫有约》中截取的图片或视频片段，作为鲁豫“不会主持”、“尬聊”、“低情商”的证据。鲁豫和她的节目成了被选中的流量密码。鲁豫想到日本演员三浦友和的自传《被写体》——“被写体”这个词不带感情色彩，“特别客观”，可以准确地概括她当时的处境。

《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 ©鲁豫

“我们其实也是经过一段沮丧的时间的。”上述鲁豫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说。那段时间，网络上不时地能看到一些因节目而起的“负面”。2016年底，一位教授在视频中，说鲁豫采访一个白发苍苍的院士，开始和结束的时候竟然都是坐着和院士握手的，一时成为媒体热议的新闻。——“哎，我们从来没有采访过他所说的院士，可是，解释了也没用。”

在我们的访谈中，陈鲁豫用“很深的困惑”概括这段经历——

“慢慢地，环境会有一些改变，然后网络开始有一些改变，受众有一些改变……尤其当后来人们开始把一些你讲过的话，掐头去尾或者进一些别的‘二创’的时候，整个网络生态环境变化特别大，已经超出你的想象。你没有办法去力挽狂澜的时候，你的声音再出来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很深的困惑。你能怎么办？其实你没有太大的办法。”

那还是一种“内外交困”。作为最知名的采访明星人物的主持人之一，她自己也到了想“求变”的时候。但讲述之前，她先铺垫了前提——“所有的人都是值得有声音的”——之后，她说，“人总是会有自己的一个喜好，可能我到那个阶段，我希望做某种更坦诚的、更大胆的或者更深入的一些思考跟表达。”言外之意，以前那种形式的明星访谈后来逐渐变得无法满足她了。

因为工作，她见证了不少明星在刚开始走红、爆红再到“归于平淡”的不同阶段。有一个明星，曾经“特别红”，后来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波折，有一次她又碰见他，发现他整个人缩在那里，“好像浑身不自在”，那一瞬间她很伤感。

几年前，鲁豫到中国电视协会开会，会上有一位前辈说，“我觉得我们做电视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作品。做春晚的人可能算有作品，电视剧算有作品，但是我们别的做电视的人没什么作品。”这句话给她的“震动”持续至今。她觉得这位前辈“说出了某种客观事实”，现场大家嘻嘻哈哈地附和，但她听着有一些沮丧和失落。

在因为播客与脱口秀综艺被公众重新“看见”之前，鲁豫其实已经做了很多改变和尝试。

2019年，鲁豫推出了一档名为《豫见后来》的节目，当年10月至12月在优酷播出，节目也是纪录片式的跟访，但每期的主角都是一些曾经成为新闻人物的普通人，像因“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辞职信而走红网络的顾少强，因追星刘德华而酿出父亲跳海悲剧的杨丽娟，2017年美国章莹颖案受害者章莹颖的父母等。上述鲁豫身边的工作人员将这档节目称为鲁豫作为媒体人的“一个呐喊”、“她（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再次表达”。但这声“呐喊”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能让鲁豫坚持下去而不怀疑自己的，往往是那些不经意间，人们展露的对她的“需要”和信任。很多次在现实中，鲁豫都遇到素不相识的人过来和她倾诉。有一次她到医院看病，一个原本坐在旁边的女孩朝她走来，到她旁边就开始哭，女孩说她从山东过来，然后讲了自己情感不顺、抑郁的经历。

还有一次，她刚上飞机，旁边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就开始和她聊自己生活的“苦恼跟困惑”，就这么说了一路。“你发现他们会希望跟你倾诉，然后希望你跟他们说一些什么，好像你说的话能够帮他们解决他们某一些人生的困惑跟困境。”

我问窦文涛如何看待鲁豫这几年的自我表达，他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窗子，一个是铠甲。

《圆桌派》 ©鲁豫

他相信没有人可以彻底“打开”的。在他看来，鲁豫的成熟已经让她可以“拿捏到了一个合适的分寸”，让她可以打开窗子，与外界有一个互动，“但是这并不等于她就把大门都给你打开了”。他认识的鲁豫一直是个要强的鲁豫，“很少见过她示弱。”

“不管是正面评论还是负面评论，你看鲁豫的反应，她既不示弱，也很少为自己申辩。她就选择自己消化。但是我觉得‘得失寸心知’。所以作为她的一个好友，一方面从外在，我觉得她很棒，很坚强，（但）我越觉得她坚强，就越觉得她是经历了什么才能够这样坚强？”他想起鲁豫，头脑中总是会出现一个小女孩抱着膝盖坐在家里地板上的画面。她的确和他说过，她在家的时候喜欢坐在地板上，从好友的视角看过去，窦文涛是一种佩服混杂着怜惜的感觉，“觉得鲁豫真不容易。”

窦文涛与鲁豫的职业轨迹在某些方面很相似。曾经的《锵锵三人行》窦文涛主持了5000多期，持续超过19年；《鲁豫有约》鲁豫主持了22年，目前已累计播出4000多期，采访嘉宾上万人。他们也都在社交网络时代成功实现了“再就业”，窦文涛主持的《圆桌派》在优酷播出到了第七季，被认为是一档“口碑长青”的节目，七季豆瓣评分大多超过9分；陈鲁豫则在播客、自媒体和脱口秀综艺中“全面开花”。

但在窦文涛看来，他是留在原地的那个，而鲁豫已经“完全从我们这个岗位上飞起来了”，她不再只是一个电视主持人，她开始当嘉宾，做播客，超越了“旧日之我”。

这一过程，在这位多年老友的眼中是小女孩揭掉一层层的肉铠甲——

“过去一些年，小女孩外边可能曾经有过重重的铠甲，现在年方半百，我感觉到好像她自己把她前些年设下的铠甲给揭开了，一层一层地揭了下来。我想假如说铠甲是肉的，其实应该揭开铠甲的过程是挺疼的。”

时代面前，个体很容易出现两种角色，“弄潮儿”与失意者。

鲁豫曾经属于前者。在她入行的1990年代，电视行业开始希望荧屏上出现一些字正腔圆的“播音腔”之外的新面貌，国际新闻毕业的她正是合适人选。后来她主持《凤凰早班车》，开创了“说新闻”的新闻播报方式。《鲁豫有约》的访谈当年也让人耳目一新。就在两三年前，鲁豫还听一位电视界的前辈说起当年作为她的观众的感受，前辈和她说，“我看那小孩，觉得跟我们这代人真不像，你看她讲话，就往那一坐，特别随意，自然。”

而现在，以她在电视时代取得的成绩，也许更容易成为后者，但鲁豫她始终接受一点，一个人“能够突破的极限”与时代有着巨大的关系，一切都要看时代是否“允许”；她也相信，一个人只要“不下牌桌”，就存在可能性。面对时代，她有一种务实和坦然的心态。她的方法是“做减法”——自己完全不想做的事，就不去“拥抱变化”，比如直播带货；剩下能接受的，她愿意“拥抱变化”。

©鲁豫

“我会想明白，当时代在我面前呼啸而过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旁观者，我也不介意被它落在身后。我会去看着别人，我说特别热闹，可能有些时候还会饶有兴趣地看着，但是我的确不会参与其中。如果你不参与其中，你就完全落后，将会消失的话，我也接受。这是我特别想明白的一点。”

她也不愿意用“新我”否定“旧日之我”。尽管她会用诸如“自由”、“幸福”、“畅快”一类的词描述她在新的时代之下录播客、做UP主的感受，但当我问她是否更喜欢现在这种更自由的状态时，她的回答是，“我以我现在的一切去评论自己过往的节目，不太公平。”

她依然有很多属于传统媒体人的工作习惯——她也不知道这是局限还是坚持。

“我还是希望做得像一个专业团队做的东西，而不是我个人的一个行为，这可能是我还没有完全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地方。”鲁豫说。1992年的冬天，还在读大学的她参加了一个由北京电视台举办的申奥英语演讲比赛，在比赛的录制现场，她见到的就是“专业团队”一起工作的场景，各种各样的机器、地上遍布的杂乱的电线以及“人来人往”（“每个人在干自己的事儿，但大家是为了同一个事儿在做着自己的努力，各司其职”）她觉得这个环境“好酷”。

但现在，“都不需要灯光，手机往那一放，美颜就够了，但我总会觉得不行，我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样。但是你怎么办？时代就是这样的，这个时代你还要做吗？你要做，必须要改变一些什么。”

“但是前提是你自己不要为此变形。我觉得我还好，我困惑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变形。”

她发现自己现在录节目反而更加“举轻若重”了。无论是录“电影沙发”还是播客访谈，她都“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新媒体时代所流行的“轻操作”在她这里很难实现，一不小心就把准备工作搞成了一个大工程。

©鲁豫

今年十月她访问哈佛学者田晓菲，田晓菲写过古希腊诗人萨福，她便去找萨福的诗来读；萨福出生在希腊的莱斯博斯岛，她想起自己以前在某本书里见过这个名字，但一时想不起哪本书了；苦思冥想一番之后，想到好像是波德莱尔的一首诗，然后再去找到了这首写了莱斯博斯岛的诗。她会因此感到“有一些疲惫不堪”，不过她到目前为止找不到什么解决方案，因为她“不会别的方式”。

陈鲁豫今年54岁了。尽管她原本是个在内心没有年龄概念的人，但从某一天起，外部环境开始时刻提醒着她，她已经不再年轻了。她发现一个现象，大概从四十八九岁开始，她每年总能从媒体上见到自己年龄的动态更新，“它每年准确地帮你加一岁。”

“年纪”带来了很多具体的变化。有时在说起什么的时候，她会在前面加上“到了我这个年纪”。

在人生的很多年里，鲁豫都不算一个有性别意识的人，她甚至不喜欢将自己在现实中面临的问题与性别联系起来。但她后来意识到，“身为女性，同一时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我们都将在某一时刻感受到，没有谁可以幸免。”她发现，从某一天开始，“凡是关于女性，特别是中年女性的话题”，会随时触动她身上的警报系统。她现在很见不得“别人在网上说女的怎么样，或者说某一个年纪的女性怎么样”，甚至包括“阿姨”这样的词，“背后的所指，它不是完全友善的或者是褒扬的”。

脱口秀综艺里，选手在台上讲自己的身材焦虑，她在评委席上说，“女生或者所有的人，可以按心情去生长，不用按尺寸去生长。”

现在，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她也反思自己之前“不表达”，除了自己的性格、媒体环境之外，也与“更大的环境”有关。“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在所有的谈话场真的都是由男的为主，女的是作为点缀，作为倾听者和附和者，她一定不是谈话场的主要的内容输出者和观点给予者，它的确对我是有影响的。”

大家似乎一直都习惯了“一个谈话场里面以男性为主”，全是男性也不会让人觉得突兀。而如果四个全都是女性，就会被定义为一个“女性的论坛”。“女性在一起只可能谈女性，不可能谈别的话题，但是男性在一起谈的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一些话题。”她现在会在男人的谈话场里有意识地让自己多说，她将此视作一种“表达和抗争”。

©鲁豫

在采访脱口秀演员颜怡、颜悦的时候，她会说，“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就有我们的使命，我们将是第一代，就是告诉所有的女性，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依然是可以怎样的。”

“可以怎样”具体指的是什么？她说，“在我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的确看到很多的样板，就是说你到了三十，大概是某种生活样态，四十是怎样，五十是怎样，你甚至会认为一个女性可能到了四十、五十之后，你的人生基本上就停止再往前进步了，你会认为一个女性她的生命的成长轨迹基本上是和某一个年龄段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但是到了现阶段你会发现真的不是，人生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启，可以在任何时候开始。”

听上去很有些不可思议。在鲁豫的自述中，四岁的她已经预见到了自己此后的人生——自己将来会过上一种忙碌的、被很多人看着的生活。而且，每天过的不是一种兴高采烈的生活，“好像内心是有一些沉重的东西在那儿的。”

甚至连家庭生活也应验了。小学的时候，某个夏夜在小区乘凉，小区里有一些同样在乘凉的三口之家，她头脑中生出的念头是，这一切很美好，“但是跟（将来的）我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前几天，她刚在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玻璃动物园》，已经71岁的于佩尔在舞台上展现出的“旺盛的生命力”和“轻盈感”让她很感动。于佩尔在告诉她，71岁也可以这样。而她，想告诉比她更年轻的女性，“你愿意的话，到我这个阶段你也能够这样。”

54岁的鲁豫过着与二十多岁时相似的生活。最近她在翻译一本名为《年龄是一种感觉》的小书，刚译完初稿。

从第一天工作起，她的全部时间，工作先挑（一开始是主持的节目，后来逐渐变为主持的节目加上各种邀请她主持的活动），主持《凤凰早班车》那些年，每天都要4点准时起床，五六年的时间里她只有一次没有听到4点的闹钟。

“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一个人（在做《凤凰早班车》），我不能生病，因为生病我也得上。然后人很神奇，当你明白你生病了也没用，你就不生病了。有一次，我长了针眼，很肿，有个很大的包，我还是要上。如今你会觉得这是不是对员工太过，但当时真不是。因为这是我的自我的一个选择，我明白这是我的一个机会，这是我的一个自主选择。”鲁豫向我回忆。

©鲁豫

她现在越来越深的一个感受是，是她需要工作而非工作需要她。早些年，受时代氛围的影响，她总觉得承认自己热爱工作而非享受生活会让自己显得无趣，最近几年，她终于敢于承认，自己就是一个需要工作并且对工作之外的生活缺乏兴趣的人。

现在在家的时候主要就两件事，为播客的工作做准备，抽空修改译稿。再有空余的时间，就追追剧（这段时间正在追的剧是《我是刑警》）。

她骨子里是个悲观的人，在她看来，人生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而工作起到的作用正是填充她的时间，同时让她避免陷入虚无的深渊。“我因为有工作，需要干一些事儿，我的时间就因此而变得充实了。然后我能够从工作中认识一些人，跟整个世界产生一些联结，我能够去一些地方，有一些经历，我能够赚到钱，它就变成了一些具体的意义。”

鲁豫在不同场合反复说起过自己愿意在主持人这行一直做下去，成为像国外常见的那种“白发苍苍的主持人”。包括《鲁豫有约》，只要外部环境允许，她也愿意一直做下去。她说她是一个长情的人，一个长跑型选手。

在“电影沙发”中，她讲过一期席琳·迪翁。席琳·迪翁在纪录片中说，自己像一棵苹果树，以前每天苹果树前排了一队等着摘苹果的人，她总有很多的好苹果放进每个人的篮子里，让他们满意地归去，而现在，苹果树已经老了，树枝弯了，树叶掉了，也不再有苹果了。

鲁豫在看到这段的时候很难过，在讲的时候也很动情（她很少允许自己在工作场合动情，那是她少数的动情时刻之一）。我问她是否有想到自己不再有苹果的那一天，她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她的确从另一个角度想过，即，对任何人来说，不被时代需要的那一天终会到来。

“我觉得一定会有那一天的。每个人都会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告别历史舞台，（甚至）告别这个世界的那一刻。”鲁豫说。最近琼瑶、叶嘉莹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公众人物的离世，也会让她再次想到这个问题，但她不愿继续深想下去，“一想就会陷入某种虚无。” （来源：腾讯新闻）

来源：创意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