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天，他坐在会场右侧第三排的位置，人群安静，空气沉重，七十多岁的张申府，脸上没表情，直到那句话传来，他的背直了。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那一天，他坐在会场右侧第三排的位置，人群安静，空气沉重，七十多岁的张申府，脸上没表情，直到那句话传来，他的背直了。

“总理托我转达，叫张老先生注意身体。”

他没抬头，手指却收紧，时隔几十年，那个人还记得他。

1921年，法国蒙达尔纪念碑前，三个人站着等车，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天刚下过雨，石板路上还有水光，张申府看着那个比自己小四岁的年轻人，脸削瘦，话不多，问问题倒是一个接一个。

“你觉得，信仰是靠读书来的，还是靠斗争来的？”周恩来突然问，张申府笑了笑，“读书是启蒙，斗争是证明。”刘清扬也点头，表示认同。

不久后，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张申府与刘清扬，那年张申府28岁，已经是巴黎中国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人。

周恩来从天津、南京一路走到巴黎，信仰在他心里沉着发热，他说自己要“投身于一种能解释并改造世界的事业”，不是空话。

张申府看人准，他说这个人不走空话路，他不会像某些留法青年，读几年书，写几篇论文，最后回国教书、写文章、做官。他是来干事的。

1924年，张申府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他知道自己干不了多久，周围氛围已不容他发言太多。

但他还有一个建议没说完：政治部主任的接班人要找一个“能管得住年轻军官、说话不发火但一针见血的人”，他想到了周恩来。

他找到蒋介石，说：“周恩来适合。”蒋不太认识周，但听了张申府的推荐，也没说反对，半年后，周恩来从法国回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这一步，改变了周恩来的人生轨迹。

张申府当时没多想，他性子直，朋友之间有用就帮，可后来发生的事，让他意识到，这种“用”，有时也是一种牵连。

同年，张申府因对国共合作中的某些做法不满，选择退出中共，“退党”，他在日记里写得干脆。

他没后悔，但他没想到，从这之后，很多人对他的称呼从“同志”变成了“张先生”，甚至后来有人说他“叛变”、“摇摆”、“逃避责任”，他不争，嘴硬，也心硬。

而周恩来，从没对他断过联系。

章士钊知道这一切，他跟张申府相识更早，清末留学归国后，他支持青年搞启蒙，捐钱、给平台，从不多问。

1918年，张申府与李大钊、邓中夏创办《少年》杂志，没钱，章士钊掏腰包，不止一次，有时还送印刷纸张，张申府当时住在北平香厂路，经常跑章士钊家。

章士钊有一次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啊，文不成武不就，只能帮你们这些动脑筋的年轻人。”

张申府没笑，他知道这话背后藏着一种“只出力、不争名”的态度，他敬章士钊，也因为这点。

1920年代末，张申府与章士钊、周恩来三人虽在不同政治轨道，却经常出现在同一件大事周围。护法、五卅、北伐、反对不平等条约。

他们站在不同地方，喊着不同口号，却都在做同一件事，给这个国家找一个新的路数。

这种关系，不靠组织维系，也不靠利益交换，更多靠信念底子的共鸣。

“是同路人，不是同党人。”张申府常说。

那场追悼会，开在北京八宝山。1973年7月1日，天气热，风不大，张申府坐进会场时，很多人没认出他。

他老了头发稀，脊背略弯，眼神还亮，像二十年代在巴黎咖啡馆辩论时一样。

会场不说话，气氛沉，有人咳了一声，也立刻止住，章士钊走了，这场追悼会规格不低，气氛压着人。

中午，罗青长走过来，他当时是中央统战部部长，张申府认识他，两人没寒暄，罗青长轻声说：“总理托我给您带句话，叫您注意身体。”

张申府没说话，沉默十几秒，点了点头。

“他没忘记我。”张申府在当天的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下面只画了一条线。

周恩来没有来追悼会，他身体不好，那段时间事情很多，但他让人带了话。

不是慰问，不是解释，是一句“注意身体”。

张申府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是章士钊的朋友，也被视作“民主人士”，那个时代这种身份微妙，他也知道，这句话不是社交语言，而是——托付与认可。

周恩来没忘，即使张申府早已退党，即使多年未正式见面，他还记得那个曾经在黄埔提他、在法国帮他入党的老朋友。

张申府回忆起1925年后周恩来在广州电报里写给他的一句话：“无论立场如何，愿长为朋友。”那封电报，他没公开。追悼会回家后，他又翻出来看了一遍。

“朋友”这两个字，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口号，但周恩来说出来，就有分量。

会场前排坐着很多人，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后来成了历史书上的名字，他们不知道那个瘦老头曾经推荐周恩来走上革命正轨，也不记得当初周是通过谁入党。

张申府没解释，他坐着，看着照片上章士钊的遗像，照片还是几年前拍的，脸略有笑意，眼神还清明。

章士钊与张申府在晚年通信不断，章士钊病重前还提及张申府，说：“此人不合群，但有骨。”这句话被张申府看到后，在笔记本边角写了一行字：“此生有此一句，值。”

那天追悼会散场后，有年轻人认出张申府，喊了一声：“张老！”

他回过头，点点头。

没人知道他眼里当时浮的，是章士钊的影子，还是五十年前那个在巴黎雨夜提问的青年。

1948年，冬，北平地下战线紧张，张申府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让他被人盯上了。

这篇文章写得不激进，呼吁“停止内战”“给民族出路”，但在当时，这类声音被很多人看作“灰色调”，有人说他骑墙，有人说他有意替共产党说话，也有人说他“失节”。

张申府没改稿，他知道风险，他也清楚自己处境不利，离开共产党已二十多年，再要站出来，不是件讨好的事。

消息传到南方，周恩来听说后，只说了一句：“他还在坚持。”

没人知道这句评价具体是什么意思，也没人敢多问。

1949年初，北平解放，张申府不再是“危险分子”，但他也没有成为“功臣”。

他没职位，也没机构接收他，他住在西四牌楼一间旧宅里，靠翻译书稿维生，每天写一点文章，没人来访，他也不主动找人。

有人劝他主动接触新政府，他摇头：“不是求人情的事。”

周恩来清楚张申府的性格，也知道他不会自荐。

三个月后，北京图书馆研究部请张申府任研究员，安排直接，不做解释，待遇稳定，书籍自由，住处一起解决。

张申府知道是谁在背后做的，他没道谢，他也知道不必道谢，这份安排，不是施舍，是认可。

图书馆工作不忙，他依旧写笔记、查资料、看英文原著。他拒绝参加无谓会议，也不表态支持任何一派。

1958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上，张申府与周恩来再次碰面，现场气氛紧张，话题多、议程密。但他们中场休息时，还是说了几句话。

张申府问：“听说罗素不来了？”

周恩来笑了笑，点头：“还是没来成。”他顿了顿，“不过他来信了，说还记得你们当年在巴黎一起吃过饭。”

张申府没笑，他记得那顿饭，是在1921年，张申府与陈独秀一行在巴黎见罗素，那天话题很重，从俄国革命谈到东方道路。罗素问他：“你们真信这套？”张申府回答：“信得起。”

周恩来提起这事，不是随口，他是在提醒他：我们还记得你当初的选择。

那天纪念活动结束后，张申府回家写了日记。“老朋友都还在。但人心变了。”

他没写谁，也没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976年，周恩来去世。

那天张申府没出门，他知道外面哀乐响得很远，但他坐着不动，只是提笔，写了一副挽联：
“为人类 为革命 奋斗一生”

只有这十个字，没有排比，没有溢美，写完后他沉默了很久，那天下午，他在日记里记下：“人生所系，今亡其半。”

张申府退党是个公开事件，1925年，他写信给中央，说“思维有异，不便继续。”信很短，不到三百字，他没批评谁，只说“此为性情所致。”

他从不掩饰，也不自我辩解，他说过：“脾性不合，不想被组织束缚。”

这句话被不少人当作“离经叛道”的借口，也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不懂现实，但他不回应，几十年都不回应。

他知道，有些标签，一旦贴上，撕不掉，那就让它贴着。

即使如此，张申府在晚年仍被邀请参与部分政协会议，参与历史资料的校审工作，他知道这是出于某种“信任”，不是组织关系的恢复，而是人格上的保留。

1959年，《人民日报》刊文回顾早期革命人士，对张申府的称呼是：“爱国民主人士，党的老朋友。”

“老朋友”三个字，不是随便叫的，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体系里，这是一种认定。

张申府没公开回应，他把那期报纸剪下来，夹进日记本，旁边写了一行小字：“从前是同志，现在是朋友，也好。”

他不是容易感动的人，他也不相信形式，但对“老朋友”这三个字，他接受了。

有学生问他：“您现在怎么看退党这事？”

他放下茶杯，说：“不后悔，后悔也没用。”

又问：“那您怎么看周总理一直对您维护？”

他看着窗外，说：“他没变，人各有志，他认得我，我认得他，这就够了。”

这不是情感话，这是事实话。

张申府知道，周恩来从未因自己的政治身份改变而否定他，也从未要求他表忠心。

他也从不拿与周恩来的旧交炫耀，也不主动提当年的黄埔、巴黎、入党这些事。

但每当别人提起“共产党历史上的特殊人物”时，总会有人说一句：“张申府，是个例。”

他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不是所有友情，都必须绑在立场上。

历史看人，不看立场。最终留下的，是行为，是当年推荐，是坚持写文，是从不自毁的人格。

1986年，张申府去世。

他最后一次在日记里写到周恩来，是这么一句：“念其事，感其心，不改。” 下面没写日期。

来源：健康陪伴丁医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