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文物背后的故事

摘要：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有一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的判决书。“案卷”共两页，一页记载“案情”，另一页是被判刑的革命者左右两手10个手指的指纹。“案卷”上写着：

文/孟红

1946年夏，任弼时、陈琮英和刚从湖南来的大女儿任远志（左一）、二女儿任远征（右一）在延安团聚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有一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的判决书。“案卷”共两页，一页记载“案情”，另一页是被判刑的革命者左右两手10个手指的指纹。“案卷”上写着：

姓名：彭德生

年龄：25岁，身高5尺6寸

职业：无业

籍贯：江西

住址：无固定地址

案情：危害国家安全。1929.11.22判决40天

减刑释放：1929.12.25

这张判决书的受害者正是任弼时，“彭德生”是他当时的化名。

1929年11月17日，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计划在团省委秘密机关设在上海的驻地召开。

任弼时急匆匆赶到上海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准备出席会议。会议地址是靠近杨树浦工厂区的一幢石库门的两层楼房。这是新近建立的团省委秘密机关，看守这幢房子的是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李灿英对外的身份是给人带孩子的保姆，4岁的“小主人”就是郭亮的遗孤郭志成。

任弼时走进竞业里，确定身边没有异常迹象后，这才看准门牌，迅速闪进了石库门。可是他刚一进门就被早已埋伏在门后的几个密探扭住，密探们不容分说把他推上警车，押到汇山路英国巡捕房拘留室。拘留室是个大通间，三面墙壁，一面铁栅栏，地面是阴湿的水泥地。被抓的人横七竖八地躺在水泥地上。任弼时意外地发现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周朴农也被关在这里。当同时认出他的周朴农刚要站起来打招呼时，任弼时按住周朴农的肩膀，暗示不要声张。后来，他找了个机会机警地吩咐周朴农说：“一定要注意隐蔽，两人要装作互不相识。”

任弼时和周朴农被捕的起因，在于党内一条重要线索先期不慎落入敌手。敌人在搜查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华侨青年张永和时，从张永和的西服口袋里抄到一个竞业里的地址。正是凭着这条线索，敌人在竞业里把李灿英母子和先后到达的周朴农、任弼时抓捕。幸运的是，敌人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当晚10点，任弼时、周朴农被押解到闵行路巡捕房接受审讯。

审讯中，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叫“彭德生”，是从江西来上海投靠亲友找工作的，由于投亲地址不准，走错地方就被错抓了。周朴农也按照任弼时的嘱咐，坚称自己是上海知名的内山书店的职员。

敌人一无所获，心有不甘，两次对他们施以酷刑，威逼他们就范。任弼时第一次受刑后回到拘留室，对周朴农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第二次，敌人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任弼时的背上被烙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可是他依旧视死如归，绝不屈服，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

党组织得知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营救。这次营救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布置，中央特科具体负责实施。中共特科聘请了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出庭辩护。在法庭上，潘震亚雄辩滔滔，法官被问得理屈词穷。尽管如此，敌人还是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下达判决书，判处任弼时刑期40天，随后将他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1929年12月25日，任弼时度过39天刑期，离开提篮桥监狱，投入到更加艰险繁重的革命斗争中。

1949年初夏，任弼时在北平玉泉山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两件特殊的展品——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吃剩下的半条皮带。一件是时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的任弼时的，半截黑乎乎的皮带上至今保留着用刀切割的痕迹。另一件来自红四方面军战士周广才，皮带一端曾被割断又重新磨出了尖头，背面烙着“长征记”3个字。它们都见证了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的艰苦岁月。

1934年8月，任弼时等率红6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开始西征。随后，他和贺龙、萧克、关向应等领导红2、6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长途远征，最终在陕甘地区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爬雪山过草地虽历尽艰险，但红二方面军保存了伟大的革命力量。到达陕北保安后，毛泽东在与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会晤时称赞说：“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当时，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部过草地时，能找到且能吃的野菜都被吃光了，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地。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

任弼时和警卫员李少清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放进锅里用水煮着吃。为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们规定每人每次只能吃3小段。尽管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任弼时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

走出茫茫草地后，任弼时将这半条吃剩的皮带一直精心保存着。1938年，任弼时从太行山区返回延安时，将这半条吃剩的皮带交给李少清保存。新中国成立后，李少清将其捐赠出来。

长征的艰苦让任弼时更加节俭，更懂得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更珍惜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不知疲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任弼时曾用过的两条毯子。一条军绿色毛毯是任弼时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共同劳动的成果，毯长180厘米、宽138厘米，线条交织略粗，纹路清晰，毯面上有5个破洞，边缘还有几处线头；另一条灰色线毯，则凝聚着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对他的体贴与关心，毯长172厘米、宽150厘米，上有两组横条图案，边缘磨损较为严重。这两条毯子见证了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任弼时克己奉公、勤俭朴素的作风。

任弼时这两条一直使用的毯子，由他的夫人陈琮英在他1950年病逝后珍藏起来，并分别于1975年和1976年捐赠给西柏坡纪念馆。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了经济封锁。为解决和改善穿衣吃饭问题，边区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分管边区经济建设工作。他说：“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才能推动广大群众。”之后，他以身作则，和广大军民一道开荒、耕种、织布、纺纱。任弼时的那条军绿色毛毯便是在这个时候得到的。

1948年，任弼时随中共中央机关由陕北转移到西柏坡。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长期以来高强度的工作给他的身体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然而，任弼时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陈琮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也只能从生活起居上更加精心地照顾他。西柏坡昼夜温差大，并且冬天极为寒冷。之前的军绿色毛毯已经多处出现了破洞，边缘也有许多开线。任弼时坚持使用破旧的，不舍得花钱买件新的。

任弼时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说：“父亲严慈相济，家训甚紧，影响后辈几代人。”“凡事不能超越制度”是他对家人的教导。1948年，任弼时全家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西柏坡。一次，他的两个儿子想给掉了漆的自行车做件车衣，就学着大人的样子打了张领条，让警卫员领了6尺白布。车衣还没做，任弼时就知道了这件事，把他们叫到身边，非常严厉地教导他们说：“毛主席号召‘节约每一个铜板’，他自己还穿着补丁衣服呢。你们领公家的布做车衣，好不好？”兄弟俩听了父亲的话，当即归还了白布。

为了让任弼时晚上得到更好的休息，不再受冷着凉，陈琮英决定给他添一床毯子。经过一番精打细算，陈琮英省出一些钱到建屏县城（后并入平山县）洪子店的集市上买回一条灰色线毯。之后，任弼时在西柏坡便一直使用这两条毯子御寒。

1949年3月23日，任弼时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两条毯子也被他带到北平继续使用。进京后，任弼时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因为毛毯使用频繁，导致出现不同程度的磨损，可是任弼时仍然坚持不肯换新的，每次都让陈琮英补了再补，继续使用。

任弼时一生清廉，没有给子女留下多少遗产，但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却是令人受用一生的无尽财富。

任弼时使用过的军绿色毯子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有件红色文物——一根拐杖，是任弼时在解放战争时期转战陕北时用过的。这根简易拐杖，从材质上看，是就地取材，经过文火烧制，将棍子一端慢慢地弯曲，稍作打磨后涂上油漆就成了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1964年，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将这根拐杖捐赠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这根拐杖背后，蕴藏着任弼时革命生涯中的一段感人经历。

任弼时曾经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遭到严刑拷打，因此落下了病根。在延安时期，任弼时经常抱病工作，为革命工作废寝忘食。超负荷的工作以及两次被捕遭受酷刑的后遗症，让他患上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当时，延安的经济十分困难，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带领机关干部轰轰烈烈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垦荒地，种植瓜果蔬菜。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的穿衣问题，任弼时还不顾自己多病的身体，同战士们一起学习纺纱织布。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担任中央直属纵队司令员的任弼时化名史林。他不仅要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还要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居住、物资供应、安全警戒、敌情侦察等工作，工作量陡然加大，这使得原本身体就欠佳的任弼时更没有时间去休养和调理身体。超负荷的工作和每天的行军劳累，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之缺乏营养，任弼时病倒了。

11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工作的任弼时突然从窑洞的炕上栽了下来。经过测量发现，他的血压已超过正常人的一倍以上。然而，瞬息万变的敌情和险象环生的局势不容许他安心休养，身边的工作也不容许他休养。

就这样，任弼时默默强忍着，拖着病体继续埋头工作。由于头晕，他经常站立不稳，大家就地取材，给他做了这根拐杖以方便他的行动，使他不至于在行军当中因头晕而摔倒。

任弼时拄着这根拐杖，翻山越岭行走在陕北的沟沟峁峁。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直属纵队一道，把胡宗南20余万人马牵制在陕北。1948年3月23日，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东渡黄河，离开了陕北。

在平津战役纪念馆“五大书记”文物展柜中，陈列着一条边缘脱线、有大小16个破洞的毛料围巾。长119厘米、宽43厘米。它的主人就是任弼时。

1948年，任弼时把这条围巾送给女儿任远志保管。1996年，任远志把这条珍贵的围巾捐赠给了平津战役纪念馆。

这条围巾是任弼时1938年至1940年在苏联期间购买的。他身体不好，喜欢抽烟，又时常咳嗽。为了保护咽喉，冬天他经常围着这条围巾。经过长期使用造成磨损，围巾上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破洞，但任弼时依然不舍得丢弃。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除协助毛泽东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外，还在党的建设、土地改革运动、统战工作和青年团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任弼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党的政策中，指导了工、青、妇方面事宜和《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在西柏坡，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延安电影团成员吴印咸、徐肖冰负责会场内外的拍摄工作。其间，他们拍摄了大量记录会场内外的影像资料，包括参会代表入场、会场内景、领导人讲话、会场外讨论等照片，这些内容构成中共七大历史的经典影像记录。大会拍摄胶片经洗印后，由延安电影团选取较有代表性的68张照片，赠予时任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务委员和大会秘书长兼大会主持人的任弼时，后由他把照片精心粘贴装订成册，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共七大开幕前后的历史图集，且由他保存下来。

这本珍贵的相册，长25.5厘米，宽18.8厘米，整本共1册68张照片，材质为纸质，保存完整。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级藏品。

1940年，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后留在延安，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也有序展开。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他为大会筹委会秘书长，负责筹备中共七大的相关事宜。凭借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认真履职的工作态度，任弼时任劳任怨，付出大量心血，出色地完成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任弼时等合力筹划之后，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胜利召开。此次大会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召开的，旨在统一思想，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任弼时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毛泽东致七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4月25日，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5月14日、15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6月11日闭幕当天，毛泽东致闭幕词《愚公移山》。6月17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及七大全体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参加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在中共七大上，任弼时全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是44名中央委员中4位获全票者之一。在宣布这一结果时，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会场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在6月19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五大书记之一。作为大会的筹备者之一，任弼时将这本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中共七大相册，妥善地保存了起来。

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是一份纸质版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文件，长18厘米，宽12.5厘米，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印制。

任弼时的这篇报告，理论上高屋建瓴，政策上切中实际，被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这个文件下发各解放区后，立即成为土地改革的政策蓝本。

这份重要文献出台的前前后后，凝聚了任弼时大量心血。遇到问题时，任弼时注重调查研究，总是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在实际工作中，任弼时堪称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时任任弼时秘书的王恩茂回忆，任弼时“有非常好的民主作风、充分的群众观念，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喜欢听取来自群众各方面的意见，就是一些不好的意见、反对的意见，他也愿意听”。

1947年9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各解放区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高潮。但在此期间，一股“左”倾错误开始在各解放区蔓延，搞得人心惶惶。

此时，由于艰苦的转战和夜以继日的工作，任弼时的血压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了晕倒的严重症状。为了他的身体考虑，中央特意安排他到钱家河休养。但是为了掌握土改情况，他还是利用闲暇时间在附近的村庄作了一系列调查。

任弼时访问农民，询问生产生活情况，虚心听取人民群众对土改的意见，甚至参加一些村子斗地主的大会，亲身感受土改运动。他还发动身边工作人员利用与群众接触的机会，按村按户调查他们分得的土地面积、质量、粮食产量以及评定成分情况和对土改的意见。此外，他还查阅了大量党内文件，详细研究老区、半老区土改的区别，并向各解放区了解是怎样划分阶级的，研究他们在土改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任弼时经过汇总分析，大致掌握了周围30多个村子的基本情况。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通过大量案例和翔实数据阐明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坚决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法，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举例生动，实用性强。

对于任弼时的这篇讲话，毛泽东高度重视。1月中旬，毛泽东向新华社作出批示：“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此外，他特别强调：“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

1月1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原则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又称“中央一月决定”），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规定。3月17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再次强调：“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同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嘱咐他们在给各级党委和工作团印发小册子时，“加入任弼时同志报告为附件”。

1948年春，毛泽东就解放区土地改革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策略，土地改革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同年秋，各解放区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1亿左右的农民彻底从封建剥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赢得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根据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土地改革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问题，给予了正确的阐明和解决。可以说，这份报告对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正确开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在任弼时的家乡湖南省岳阳市，其馆藏革命文物中有两枚印章，弥足珍贵。

任弼时从小接受父亲任思度的启蒙教育，描红识字、绘画刻章。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他为了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问题，雕刻“实事求是”印章自勉。

任弼时在莫斯科留学时，将自己原名“培国”改为“弼时”。“弼”为“纠正、辅佐”的意思，“弼时”就是毕生要做“纠正时弊”的人。他在莫斯科自刻的一枚“任弼时印”伴随了他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