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父亲叫张玉，1931年出生于一个贫困、漂泊、逃荒、流离失所的家庭，从小未进过一天学堂，大字不识，一生文盲。凭着勤劳和苦斗，由一个牧童跌跌撞撞成长为一名诚实憨厚的庄稼汉，拉扯抚养着我们兄弟姐妹8人的十口之家，如牛负重，似马奔波，家境过得十分贫寒。

“愣队长”：抹不去的父亲影像

○张慧林

我的父亲叫张玉，1931年出生于一个贫困、漂泊、逃荒、流离失所的家庭，从小未进过一天学堂，大字不识，一生文盲。凭着勤劳和苦斗，由一个牧童跌跌撞撞成长为一名诚实憨厚的庄稼汉，拉扯抚养着我们兄弟姐妹8人的十口之家，如牛负重，似马奔波，家境过得十分贫寒。

父亲的一生平凡而单纯，故事却丰富而多彩，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及运动风雨的洗礼。他的“政治生涯”及社会活动小起小落，写满了人生故事。他先后当过“红色造反团”副团长、全公社集中大跃进“青年突击队”副队长、村第七生产队队长。政绩不佳，罪过不少，绰号满贯：“大头”、“憨大宝”、“愣队长”，而父亲的为人处事和“愣”、“憨”轶事，却在我心灵深处烙下了永不泯灭的印记，给予了我深刻的人生启迪和传承教育。

1960年，老家三侉沟连遭荒旱，全家人吃糠咽菜，饥饿困袭着日常生活，当地人兴起了“跑草地”（牧区）热，逃荒求生，万般无奈之下，我父亲决定也去跑草地投亲奔友找条生路。

阳春三月的一天，我父亲起早步行从三侉沟出发，向着远在120华里的镶黄旗巴音特拉公社六大队行进。

天有不测风云。坝上的天气说变脸就变脸，我父亲刚走出20多里到了西孟家地西荒郊野外时，大黄风夹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袭来，打得行人睁不开眼睛。

这时，迎面遇到了从口里出来逃荒的一家人——老两口背着一个幼童，手拉扶着一个八九岁的儿童，见到我父亲后，像见到了救星一样，哭诉着一路上的遭遇，并央求我父亲找点干粮给他们充饥。我父亲心头一软，将身上仅带着的两张莜面锅饼，全部给了他们。

疲惫不堪的父亲整整走了一天，于黄昏时分离目的地不到一华里时，饿昏倒在村外，不省人事……牧民的狗群狂吠着向他扑来，牧主人闻讯后怕咬伤路人，策马赶到，见状后将我父亲救起。

我父亲少年时期和我大伯同母异姓，兄弟俩人一块儿给地主放牛，数九寒天，在野外冻得瑟瑟发抖，手脚常被冻伤。家里只有一条白茬皮裤，大伯年长一岁，把皮裤让给我父亲穿，他穿些薄旧破衣抗寒。

16岁那年冬天，村里来了抓兵的，采取抓阄形式，让年满16岁的、身体壮的青年抓阄，结果我父亲“中彩”了。哥哥孙秀文心疼弟弟年小不懂事儿，恐怕不测，便替我父亲离乡从军。

临行前，我父亲将身上穿着的皮裤脱下送给了哥哥，兄弟俩抱头痛哭，送到村口。

我大伯参军后，在1948年解放张家口时，所在部队起义改编为解放军，后赴朝参战，官至副团长，转业后在山东沂南县任粮食局局长。

大约在1968年冬天，乡里组织了一次巡回各村的批斗会，被批斗的对象多数是本乡镇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

轮到在我村儿开现场批斗会时，我父亲是村“红色造反团”副团长，负责将批斗对象押上站台，监督他们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接受贫下中农的声讨。按照个人的罪行轻重程度类别，分别动用不同形式的惩罚：有脖子上挂炕板子的，有脖颈上挂破*鞋的，有烤火炉的，有泼冷水的……整人的方式不同花样繁多。

我父亲是副团长，所以接管任务艰巨且具有政治色彩，负责押送监视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某某。红卫兵用8号铁丝系上20多斤重的炕板子（土炕上用于盖顶的土坯）挂在他的脖子上，接受批斗。老人马上疼得直喊叫，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

我父亲见状后心生同情，垫着他的衬衣领将铁丝用力提起，以减轻其疼痛，并装腔作势大声呵斥道：“不许大声喊叫，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结果，这一举动被一名红卫兵发现了，立马报告了革委会，上纲上线说我父亲是“反革命分子的保皇派”、“阶级敌人的走狗”，并将我父亲监关在革委会办公室，隔离审查，不得回家。

在这关键时刻，还是公社革委会主任政治水平高，判别认定能力强，闻讯赶来现场处理，呵斥那些人：“什么保皇派，区区一个反革命分子、小牛鬼蛇神，怎能和皇帝扯到一块儿？张玉只不过是政治觉悟不高，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罢了，以后多加强教育，只把他的副团长职务免了就算了。”

就这样，我父亲才算躲过一劫。

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是第七生产队。因有一小撮馋懒奸猾的“二狗遊”扰乱和起哄，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播种，缺苗断垄；锄地，荒草丛生；收割，滥潵乱丢。出工不出力，挣霸王工分，使本已老实巴脚的庄稼汉也丧失了出工出力的积极性，天灾人祸减产减收后果严重。

其他生产队一个工值（10分）分红一块多钱甚至两块钱，人均年度口粮安排380斤到420斤，而我们第七生产队每个工值倒贴两毛钱，分口粮青壮劳力人均年度360斤，而妇孺老少只能分到口粮330斤。群众意见很大，敢怒不敢言，人口多的人家饿肚子、吃“探头粮”习以为常。小伙子“打光棍儿”成群结队。我家人口多，除忍饥挨饿不说，家有大小伙3名，面临着成婚成家的严重危机。

我父亲愁眉紧锁，十分着急。就在这个时候，下乡工作队来了一个队长王继云，通过走访和召开社员大会，决定让我父亲出任生产队长。

我父亲考虑到乡亲们的信任，也度量自家的孩子们需要摆脱贫困，好成家立业。于是答应好好地干一场。

我父亲没文化，心眼少，工作方法简单又倔强，认准的事儿固执到底。干活，处处吃苦在先、干在前头，给大伙儿树标杆，领着大家干，让大家照着干。他管理能力更是空乏，治理“刺儿头”，不讲方式，不服就干。有个刺儿头绰号叫“愣猴头”的青年大社员，汉大力不亏，经常鼓动一些游手好闲的“二狗遊”扰乱生产，占便宜捞油水，挣霸王工分。

我父亲不认他这一套，他便带着十几个哥儿们在地头休息的空儿，当着全生产队的社员要和我父亲摔跤，戏耍挑衅。我父亲被逼无奈出征迎战，并让其从后抱腰开摔，结果被我父亲摔出丈二远，弄了个狗吃屎，而我父亲也崴了脚脖子。

这一招使的“愣猴头”服软了，其他的“二狗遊”也都老实乖巧了。打这以后生产队的生产秩序好多了，老实人敢抬头说话了，年轻人也开始学好了。

之后，我父亲把那些为人正直、农活娴熟、责任心强的社员选为小组长，将过去混日子不爱劳动的小伙子分散编到各小组，在各个生产作业阶段开展劳动竞赛、质量评比，当天工分所得在田间地头收工时当众公布，由队长、副队长、记工员签字认可后，将工单交于会计，作为年终决算的唯一凭证。

这一年，第七生产队农业生产打了个翻身仗，人均年度口粮380斤（不分青壮劳力或老弱妇孺），每个工值分红八毛钱，受到了公社和大队的表扬，赢得了社员和邻里的拥戴。

然而，风云变幻莫测。小小的生产队也斗争激烈，一小撮私欲膨胀别有用心的利己分子，嫉妒性强烈的开始暗中算计，阴谋策划。

那年芒种时节，正是剪羊毛的季节，生产队发动社员集中时间剪羊毛，上午剪完必须及时到6里远的“大二棚供销社”交售。劳作了一上午的社员都困倦了，只好由生产队干部趁着中午歇晌的空儿，义务去交售羊毛。

这天去了4个人：我父亲、会计、保管员、车倌。交完毛后，大家确实也饿了，保管员提议让生产队开支给每人买个月饼，买盒烟，大家充充饥、解解乏。

我父亲很为难，说没法开支。旁边的售货员小高插话说：“老队长死心眼儿，少开上2斤羊毛，什么都有了，大伙儿跟着你辛辛苦苦的义务交毛，吃个月饼社员们会理解的。”可我父亲却认为这是“打匕斗”造假贪污，损公利己。

会计宋某某却心怀鬼胎，假惺惺地捧我父亲：“就凭老队长的威信，这点小事儿，没事儿，我管账务保密下账就行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父亲让售货员少开了二斤羊毛，为每人买了一个月饼（二两粮票一毛二分钟，粮票由个人出，钱由羊毛开支），4个人买了一盒三毛五分钱的大天鹅香烟，每人分得5支。共计违规贪污集体公款八毛三分钱。

吃完月饼后，会计和保管员回村里做善后整理工作，我父亲带着车倌直接到了田间，带领社员开始锄地。

老实憨厚的父亲万万没想到，收工回村里后，不等回家，却被传唤到了大队队部。原来，会计和他离开后，直接到公社革委会反映了问题，党委派副书记田某某亲自督办此事。事实清楚，我父亲供认不讳，当即被定为贪污性质，罪名为损害集体利益、以权收买人心，现场宣布撤销了我父亲生产队长职务。

得知这一决定，一小撮“大社员”和“二狗遊”开心得手舞足蹈，奔走相告。而会计家却围满了一大批社员和善良的长者，他们愤怒地大骂会计是缺德、害人坏事儿的小人，唾液、口水唾得会计满脸流淌······

这场小小的生产队政权风波，让我终身难忘。善良、正义、朴实的村民们，让我看到了老百姓的爱憎分明和真善美与假丑恶的鲜明对照。

漫漫人生路，父母是良师。父亲一生虽然平凡无奇、无为无名，但“愣队长”的影像却化作永恒，长留心田，让我终生难以抹去——父亲是一面旗，引领着我人生前行的方向，让我从迷茫走向执着；父亲如一面镜，映照着我坚守做人的良知和品行，让我从稚嫩走向成熟；父亲像一杆秤，托举着我心中正义与无私的天平，让我从狭隘走向宽宏；父亲似一束光，照亮了我奋斗成长的心路，让我从平庸走向卓尔；父亲犹一团火，温暖了我苦寂冰冷的心房，让我从失意走向辉煌……

作者简介：张慧林，男，1961年7月出生于河北省康保县，1979年12月入伍，服役于兰州军区某红军师“金刚钻团”，历任连部文化教员、营部理论学习辅导员、团政治处报道员。退伍后先后在康保县委宣传部、康保煤矿、康保城乡土地建设局等部门工作，现受聘于张家口市两家商协会秘书处任秘书长。1980年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人民军队报、中国煤炭报、甘肃日报、河北日报、河北经济报、河北工人报、河北农民报、张家口日（晚）报等报刊上发表各类稿件400多篇，多次被表彰为“优秀通讯员”和“优秀特约记者”。

来源：拂晓哨位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