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镇是中国出现垂足而坐习俗之前的重要生活器具，常与席搭配使用，古人讲究“席不正不坐”，因此将镇置于席的四隅，以防止席角卷起。海昏侯墓出土镇为汉镇研究提供珍贵且丰富的实物资料。其中，刘贺墓出土51件镇、刘充国墓出土4件镇。笔者基于这批镇，结合文献记载，深入剖析其内

镇是中国出现垂足而坐习俗之前的重要生活器具，常与席搭配使用，古人讲究“席不正不坐”，因此将镇置于席的四隅，以防止席角卷起。海昏侯墓出土镇为汉镇研究提供珍贵且丰富的实物资料。其中，刘贺墓出土51件镇、刘充国墓出土4件镇。笔者基于这批镇，结合文献记载，深入剖析其内涵寓意及形制工艺，力求展现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镇，按照器物形制特征可划分为动物形镇、人物形镇和博山形镇三大类别。它们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生动展现了汉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动物形镇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共7类47件。这些动物形象寓意吉祥，充分反映汉代的思想文化。

图1 青铜鹿形镇

鹿形镇的数量居首，共14件。根据是否有鹿角，可分为两种类型：有鹿角10件、无鹿角4件。在汉代，鹿既象征政权更迭，亦具有长寿与升仙的寓意。《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鹿在此象征帝位。鹿也是长寿的象征，如“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此外，传说仙人常以鹿为骑，因此它也被视作引领飞升的神兽。如卫叔卿乘白鹿见汉武帝的故事，就强化鹿的升仙寓意。

鳖形镇一组4件，背部镶嵌物大部分已脱落，这种鳖形镇在汉代考古中尚无先例。鳖在汉代文化中象征稳定，其背甲坚固、腹甲平稳，被赋予祈求社会秩序稳定的寓意。《汉官旧仪》记载“取鱼鳖给祠祀，用鱼鳖千枚以上。”从中可以看到，汉代祭祀活动中大量使用鳖。

龟形镇共7件，龟背外贴玳瑁片，并点缀宝石金线。龟位列“四灵”，其形象与长寿、祥瑞紧密关联。《史记·龟策列传》记载：“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体现汉代人对龟长寿属性的推崇。而且，龟还是沟通天地的媒介。《史记·龟策列传》载：“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其背圆腹平的独特形态，被视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具象化表达。

此外，龟钮印信的使用也反映龟在汉代社会中的地位象征。《汉官仪》载：“列侯乃至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

雁形镇一组4件，雁在汉代文化中寓意知时、祥瑞、忠贞和思乡。一是雁作为候鸟，其迁徙行为被汉代人视为“知时”“候时而行”。二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雁乃有类于长者，长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后之随。”他认为雁群的飞行秩序体现长幼有序的社会伦理，因此被士大夫视为礼仪的象征。三是寓意夫妻忠贞，如《仪礼·士昏礼》中见有“纳采用雁”的记载。四是“鸿雁传书”的典故又赋予大雁思念故乡、亲人以及传递信息的寓意。

凤形镇2组，每组4件，共8件。根据凤首冠形状不同分两类，一种冠为S形，另一种为长条形冠。凤为“四灵”之一，其形象常被用来寓意社会的和谐与道德的高尚。《山海经·南山经》描述凤是“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凤凰身负仁、义、礼、智、信，是汉代儒家思想对社会文化深刻影响的体现。此外，汉代统治者也常将凤的出现视为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的吉兆，如“乃者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乡凤皇立，以万数”。

虎形镇4件。《风俗通义》中有“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的记载，所以虎常被用来驱邪。

豹形镇6件，可分二亚型，刘贺墓出土4件，刘充国墓出土2件。豹在汉代文化中象征君子的品德和修养，《法言义疏》中可以见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而次虎也”的记载。

图2 青铜豹形镇

青铜俳优俑镇1组4件，属人物形镇，为汉代男性俳优形象。“俳优，谐戏也。倡，乐人也。”俳优表演是汉代社会流行的一种文艺形式，兼具娱乐与教化，在轻松的氛围中传递深刻的道理，从而实现劝诫与调解矛盾的效果，折射出汉代文化中雅俗交融、寓庄于谐的多元特质。

青铜神兽镇1组4件，为博山形镇。三兽绕博山形，分里外两层，里层为博山造型，外层为三只瑞兽，首尾相接，环绕博山。孙机指出：“汉人还创造了一种叫作‘辟邪’的神兽，造型更加雄肆，专用以‘避除群凶’。汉镇中也有辟邪，常做成三只在一起环山绕行之状，颇似博山炉的盖子。”这一描述与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神兽镇特征相符，认为镇上的神兽为辟邪（图3）。

图3 青铜神兽镇

实际上，不同文献对辟邪的形象描述存在差异。一是双角为辟邪，“桃拔一名符抆，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二是无角为辟邪，“双角曰天禄，无角曰辟邪”；三是独角为辟邪，浙江出土汉代铜镜中一独角龙的题榜为辟邪。这些不同观点反映对辟邪形象认知的多样。

虽然难以确切判定“神兽”究竟是辟邪还是天禄抑或是其他，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一定是具有避凶驱邪之意的神兽。同时，神兽的翼翅也象征引领墓主升仙。青铜神兽镇上博山的造型，源自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在汉代人心中为神仙居所，寓意仙境和长生。总的来说，青铜神兽镇的造型反映汉代人辟邪和升仙的思想。

每件青铜镇都承载着美好的寓意，动物形镇中的动物造型皆为祥兽瑞禽，人形镇的俳优形象展现汉代娱乐生活，博山形镇体现汉代辟邪求仙思想。青铜镇融入多种文化元素，成为汉文化传承和传播的重要载体。

海昏侯墓出土青铜镇不仅种类多样，而且工艺精湛。通过剖析其工艺与材质，对进一步探究汉文化意义重大。

来源集中：金属原料的集中化与官方垄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西汉早期至王莽新政时期出土的铜器进行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分析后发现，西汉早期到中晚期铅料产生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这一变化反映西汉经济政策从自由经营向国家垄断的转变。青铜镇所需的原料，如铜、铅等，只能通过官方途径获取。这种原料供应的集中化，显著巩固了国家对青铜器生产的控制。

海昏侯墓中同时出土35件铅块，这些铅块极有可能作为配重材料使用。在制作青铜镇时，使用铅作为配重材料，能够使镇的重心更加稳定。而青铜外壳则为装饰提供空间，工匠们可以在青铜外壳上进行各种装饰，这种设计巧妙兼顾实用需求与文化象征意义，彰显了汉代工匠在材料运用和工艺设计上的智慧。

风格统一：官营体系下的标准化生产

汉武帝时期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对席镇的形制风格等产生深远影响。汉镇质地十之七八皆为青铜，矿产资源被收归国有，加之“工官”对手工作坊进行集中管理，青铜镇的制作工艺逐步标准化、地方特色淡化并深受官方审美影响，青铜镇在器物形制、艺术风格等趋于一致。

海昏侯墓出土的虎豹镇是汉镇流行的题材，俳优镇则可能是“工官”制品，而类似的鹿镇在其他汉墓中也有发现，这些都进一步体现官营体系下青铜器生产的标准化趋势。这种统一化的风格不仅反映汉代中央集权的加强，也体现汉代手工业的高度发达以及社会审美观念的一致性。

工艺多样：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镇身集鎏金嵌宝、精微錾刻诸艺于一体，堪称西汉“百工之巧”的立体见证。鹿镇表面鎏金，使其散发金色光芒；龟镇背部贴玳瑁、缀宝石、勾金线，增添华美；鳖镇阴刻线条，使其形象栩栩如生；虎镇额头刻“王”，尽显百兽之王的威严；豹镇阴刻斑纹，表现其华美。此外，多组镇镶嵌铅块进行配重。

《汉书·地理志》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通过商贸等形式，粤地盛产的商品进入内陆。正因如此，在西汉中晚期，以虎斑贝、玳瑁装饰席镇之风渐起。龟背外贴菱形玳瑁片的镶玉青铜龟形镇，便是这一风气的有力体现。

经推测，鹿形镇在制作之初背部可能就有嵌贝。海昏侯墓出土的鹿镇与其他汉墓中嵌贝鹿形镇造型大小相似，且均出土于等级较高的西汉中晚期墓葬中。鹿身皆为铜铸呈屈卧状，器表鎏金。目前所见嵌贝鹿形镇均内填充铅块或细沙，海昏侯墓鹿镇出土时可见鹿盘内填充的脱落铅块，都为这一推测提供有力支撑。

海昏侯墓出土青铜镇金属原料来源集中、造型风格统一、装饰工艺多样，镇不仅是汉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具，更是社会文化、礼仪制度、思想观念和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是极具代表性的汉代文化符号。

三、坐席镇与博席镇

《西京杂记》载：“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说文解字》载：“镇，博压也。”由此可知，汉镇可分为坐席镇和博席镇。

（一）学界对坐席镇与博席镇的区分

如何区分坐席镇与博席镇，学界观点不一。曾布川宽提出，人物形镇均属于博镇，一套人物形镇中的四个俑分别表现四种表情，象征博戏者在游戏中获胜或失败。

孙机认为，高4厘米左右的小型镇可能为博镇，而高度近10厘米的大型镇大都可能为坐席镇。

马今洪通过对出土画像石、画像砖中大量图像的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指出汉镇中坐席镇与博席镇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彭明瀚在《刘贺墓园出土青铜镇的考古学观察》中指出，刘贺墓中出土的龟镇、凤镇、虎镇、豹镇的重量较轻，且出土位置靠近博具和棋谱，因此推定重量在300克左右的青铜镇为投枰之压。

（二）区分标准：尺寸、重量与出土位置

学界通常认为，尺寸大、重量重的为坐席镇，以保证其稳定性；尺寸小、重量轻的为博席镇，便于携带和使用，适应棋盘布局。坐席镇的造型设计注重避免牵绊衣物，而博席镇则更侧重便携性。通常，坐席镇出土于坐席四角，而博席镇则与博具一起出土。

然而，这一区分并非绝对，应结合使用场景及功能需求进行综合考量。投枰之压与坐席之镇的分野，反映古人根据场景需求对器物功能的精细化设计。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镇彰显汉代青铜器制作的高超技艺，对我们研究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的社会生活、审美倾向与工艺成就均有重要意义。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