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现实生活中往往就发生这样的事：你 游览一处景观，看过之后，便大失所望，既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 更没有想象中那么美。所以有人千方百计想得到一种东西，当这 种东西即将得到时，却又踟躇彷徨起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俗语常说：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想景。这也许是非现实 的空虚意识作祟的缘故。
但现实生活中往往就发生这样的事：你 游览一处景观，看过之后，便大失所望，既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 更没有想象中那么美。所以有人千方百计想得到一种东西，当这 种东西即将得到时，却又踟躇彷徨起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两军会师之前，在我们四方面军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把一方面军想象成威武雄壮之师、神通之师。当两军刚一见面，这种 想象便凉了，落差还使少数人产生了轻视之态。
是的，仅仅从外表看，一方面军从服饰到武器确实有些差，多 数人衣衫褴褛，缺鞋少帽，武器也比较落后，重机枪、迫击炮等 重武器几乎没有，即使董振堂军长挎着的手枪也仅是一把木套驳 壳枪。最缺少的就是子弹，多者十多粒，少者二三粒，个别已颗 粒皆无。会师前，张国焘告诉我们中央红军30万。见面后我们才 知道不到2万人。
但与装备所不同的是他们较好的文化修养和饱 满的精神状态。他们打篮球、唱歌、做游戏；即使谈起话来，也 比我们认识问题能力高得多。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政治部在九军 开展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向战士们说明，一方面军长途跋涉，历 尽艰险，就在会师前一天他们还在与敌人拚杀，在没有得到休整 补充情况下能有如此状态已属不易，我们应该学习中央红军不屈 不挠、英勇杀敌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与旺盛的革命斗志。
通过两军 同时开展的思想教育，在指战员之间形成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切磋战术，沟通情感的融洽气氛，也为两个方面军交流干部，调 整编制、装备奠定了基础。
当部队基层官兵沉浸在一片欢乐、激动之中时，中央军委在 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 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7月18日， 军委于懋功以北通往毛尔盖途中的芦花之地发布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 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刘伯承同志任总参谋长。
并对两方面军会合后从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四方面军抽调3个建制团补充一方面军； 一方面军抽出部分干部进入四方面军。
还成 立了以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的前敌 指挥部。
8月初，在毛尔盖军委再次召开会议，制定了分左、右两路分头行动的方针。
我九军归左路军，另有4个军，由朱德、张国焘、 刘伯承等红军总司令部率领；
另3个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前敌指挥部率领。
彭德怀率三军为预备队。
我左路军行动路线是，由卓克基和马塘出发，进阿坝，然后过草地向东北与右路军汇合。
懋功地区以北均为藏民区，居民稀少，多为游牧藏民，间隔 很远偶有个聚居点，但多时也仅有二三十户人家。这一带正北方 向有梦笔山和打鼓山，山势陡峭，沟壑纵横，路径崎岖，生长着 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虽可避开敌机，但行军 也比较困难。
东北方向则多为沼泽地，河川交错，蒿草萋茂，气 候恶劣，路径难辨，虽无松潘草地艰险，但也令人难以招架。
6月中旬完成迎接中央红军任务后，我随二十五师一部先进 入抚边待命，后向北越梦笔山于马塘与军主力会合。
这时军政委 陈海松和政治部主任王新亭指示我任军收容队政委，并配属了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担架排及部分卫生救护人员约百十余人。
收容队，不言自明，就是负责收护那些因伤、病、残等各种 原因而掉队的人员。故而要走在队伍的最后边。当时我们红军队 伍中有一条很严格的规定，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丢弃枪 支和伤病员。这也正是我军战争年代的一项光荣传统。
收容队走在大部队之后，虽无探路之险，但在吃野菜草根的 日子里，为寻找能够入口之物也加大了难度。
出发前我很不容易找到一位40多岁的藏民作通司。茫茫林海 高山，漫漫沼泽草地，阴晴无常的气候，没有当地人作向导是很 难通过的。
但当地藏民似乎对我们并不欢迎，因为几万人的大队人马通过，必然与他们争粮食，也易破坏草场，损害牛羊。加之 国民党的“黑色”宣传，大部分藏民皆逃避，尤其青壮年男性藏 民更是难寻。
在卓克基的一个山沟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位中 年人。这是一位既说藏语又懂汉语宗教十分虔诚的藏民。我把来 意向他说明后，他的家人和他本人都不同意。后来我付给4块银元并答应每天再付一块的许诺后，他才勉强同意与我们带路。以后七昼夜的行程，我们庆幸有了这位善良的藏民兄弟作向导，才 避免诸多险要抵达阿坝。
由马塘出发，行不远，就遇到了一条河流，这是白河下游的 一个分支，河面虽不宽，但河水湍急，在没有渡运工具的情况下 徒步涉河危险极大。好在两岸间有条竹索道，可供人员横跨。
这种竹索道与其它类索道原理相同，但对当时的我们而言都 是第一次。我决定马匹由河面涉过，人员走竹索道。向导给大家 讲了如何操纵索道跳板的方法之后，首先需要一人携纤绳先自滑 过，以便不会操纵的人中间停止时协助牵动。
让谁先过?
当然向导先过最有把握，但我心里又多了个心眼。其他同志先过，万一操作不当中间停止又很难保证安全。想了想，我决定还是自己先过。我说服其他争抢的同志，并做了一番安排后，便坐上了吊板。
索道是用四股竹篾拧成的竹绳，上搭一扣索，下吊三根绳连 接的吊板。人坐在吊板上，手握竹索，向前滑动。
坐上吊板，大家帮助加固之后，我便开始向前滑开。开始时， 由于岸高人重，向前滑的还比较顺利，待行至中间，后半程呈上 坡势，就全靠人自行操纵了。望着十多丈深的沟壑和翻腾湍急的 河水，我不免头发胀，眼发花。但责任驱使着我无暇顾及这些，只 有奋力向前，大家才有出路。
我稍稍停顿了几分钟，往手上唾了几口口水，便一下一下向 前倒去。速度虽然很慢，但每倒一下都能向前移动一段距离。经 过十多分钟的努力，我终于抵达对岸，悬着的心和我的身体总算 一起着了地。
两边有了纤绳协助，后来的人过得就快了，两个多小时，我 们百十号人都到了对岸。
出发后的前两天，我们没有收到掉队人员。大家因为兜里有 些携带的青稞，情绪还比较高。走出森林，进入沼泽，掉队人员 开始出现，越往前走掉队人员越多，偶尔还看见几具尸体，被泥 水泡得肿胀，令人心中消沉。
照顾好掉队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职责。对轻伤病员我们加以简 单处置，吃些食物净水后搀扶着继续行军，对那些较重的伤病员， 我们则将其安排到担架和马背上。
卫生队的一名十五六岁的女战士走着走着两脚忽然陷进泥潭 里拔不出来，吓得大喊大叫。近处的一名女兵前去拉她，结果也 同样陷了进去，并越陷越深。
这时在向导的指导下，我一面安慰 两名女战士不要喊叫更不要乱动，一面命大家把系裤子的绳带解 下来接在一起，一头甩给一名陷着的女兵，大家一起向外拉。这 个办法很管用，两名同志很快都脱离了危险。
当时我们把草地比喻成“魔毯”,远远望去，遍地绿草鲜花， 煞是美丽，孰不知，这美丽下面，掩盖着噬人的恶魔，我们有许 多战友都是葬身其中。
我们带的粮食很有限，开始吃了两天，我发现粮食越来越少， 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能走到目的地心中又不得而知，便要求全队的 工作人员限制食量。
尽管如此，两天后仅剩了一点点，满足伤病 员也有了困难。前面的部队无粮食还可以寻些野菜之类，到了我 们这里，可食的野菜花草已很难寻找，只好找些草根等。皮带吃 了，皮马鞍吃了。
我们早已发现水草中有鱼，有人就抓来鱼准备 吃，向导(当地称通司)本是位特别和善的人，发现后却大发起 脾气。
一了解才知道，藏民佛教是不准吃鱼的，谁吃了，不仅吃 的人，连看见的人也要跟着遭殃，尤其在草地里，吃了鱼就要迷 失方向永远走不出去。当时我们就知道这是迷信，但为了尊重藏 民的风俗，也为了留住这位向导，我当着他的面向大家命令、告诫再不准食鱼。背后我却告诉大家，抓住鱼还可以吃，但必须避开向导。
鱼和草根都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的，伤病员中有的因为伤病 过重，加之缺食少水，便闭上了眼睛。工作人员中有的也开始支 持不住，难以行动。见此，我不得不忍痛命令杀了两匹马，使饥 饿总算有了些缓解。
还有让人恼火的就是喜怒无常的气候。本来是湛蓝的天，洁 白的云，太阳也很是友好。骤然间风嚎云低，倾盆大雨夹着冰雹 劈头盖顶落下来，避闪不及，只有任其淋打。为寻一块干松些的 地宿营，大家也煞费了苦心。
夜幕中，用携带的木棍支起一块毯 子式破布，相互背靠背坐着睡起来。因此有人就把木棍当成行军 时的三件宝之一 (另两件是草鞋和笔)。有了这件宝，可以探路， 可以支简易帐篷，可以拄着休息，实为宝物一件呢!
军部把唯一的骑兵连留给收容队， 一方面是为了用马匹驮乘 重病伤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安全。
进入藏区后，我们时常受到一些藏人武装的骚扰，多则几百 人，少则几十人。大部队行动时他们不敢接近， 一旦发现小股部 队或掉队人员便突然而至，打一阵又跑，因此也造成了一定的损 失和伤亡。这些武装大多都是由藏族上层反动分子所组成，但也 有少数是不明真像的贫苦藏民。收容队置于大部队之尾，人少枪 单，且有伤病人员和女性，常常是他们袭击的主要对象。
到达阿坝当天的拂晓，我们还在宿营，忽然从侧面涌出一伙 藏民武装，骑着马、举着刀呼嚎而来。这些人一般都有四件武器： 火枪、长矛、大刀、小刀。
常使的多是大刀、长矛，也许怕使用 火枪，枪声引来救兵。但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有骑兵。见此，我命 令骑兵快速迎敌。他们看见我们有骑兵阻挡，便立即撤了下去。这 些人有时只是为了抢夺财物，并无杀人害命之意，所以，我们也 多是将其拦住或吓跑为止，很少致其于死地。
7天之后，我们赶到阿坝的九军驻地。 一路上收容伤病掉队人 员200余人，除3人因伤病过重牺牲外，其他大部途中即已归队， 与我们同时到达的还有30余人。
过草地的7昼夜我感觉似乎7年一样漫长，它使我感受到了漫漫长征路 的无情与有情。
收容队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军首长和部队同志的一致好评。
开路先行轻骑兵
1935年8月20日我左路军历尽艰辛到达阿坝。
阿坝有“藏族 成都”之誉，是西部草原的名城，人口较多，工商业也比较发达， 在藏民区中是座比较繁华的城市。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很好的补充， 部队也得到休整，过草地的疲劳得到消除。未几日，上级命令我 们南下。
在卓克基出发时，上级告诉我们是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 地。现在突然又要南下，当时我们都不知是何缘故。
在那个年代，战士和基层指挥员就是讲服从命令，上级怎么指，咱就怎么走，不 问为什么,问多了还怕成为“SF”对象。后来才知道，这是张 国焘搞的鬼。
张国焘这个人大家常见面，高个子，团圆脸，不爱 说话。听说他在高级领导之间很霸道，有些事根本不跟别人商量， 定了之后还不解释。
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 和行动方案上与中央领导们产生过分歧，后经反复工作，才勉强 同意北上。但到了噶曲河，他借故涨水河宽无法通过为由，才将 左路军带到阿坝。
也就是在我们休整的那几天，中央领导和张国焘一直联络，你来个电报，我回个电报，来来往往，无非是左路 军去向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要求左路军按照毛尔盖 军事会议制定的方针北上，张国焘则以北上路线已被敌切断，且 部队过冬物资无着为由坚持南下。
后来张国焘固执己见，带领左路军离开阿坝，并电令已通过松潘大草地到达班佑、巴西的徐向 前、陈昌浩也南下与左路军会合，致使这部分部队重过草地，付出了更大牺牲。
我左路军南下后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一带与川军杨森、 刘文辉部激战10余日，取得较好战果。
10月底继续南下，越过夹 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雅安之敌发起攻击，再败川军刘湘、 邓锡侯、杨森各部，两战歼敌8000余人。
11月中下旬，我军于百 丈关、汉源两地分别与刘湘、薛岳部展开激战，歼敌近2万人，但 我军也付出伤亡近万人的沉重代价。
敌众我寡，势逼之下，被迫 翻越夹金山、大雪山，向西北转移，于1936年3月15日进至西 康重镇——甘孜。
甘孜，是我左路军转向正确路线的起点。
甘孜，是我左路军摆脱敌重兵，得以休整的避风港。
甘孜，是我左路军骑兵师的发祥地。在此，我军第一支骑兵师诞生了。
这是一支有着800余人马的新编部队，下设5个大连，每连4个排，人员均由各军抽调的优秀指战员组成，许世友同志担任师长。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由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四方面军。 此期间，我九军政治部主任调离， 一方面军曾日三同志接替该职。 随曾日三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同志，曾日三让其接替我所担任 的组织部部长职务，我改任副部长。
当时陈海松政委找我谈话，嘱咐我正确对待组织分工。
我说：“干什么都一样，都是为党工作嘛，无非是分工不同罢了。”
我的态度使陈政委很高兴。开始他怕我想不通，其实当时有些人事安排他本人也并非情愿，但为了顾全大局，增进两个方面 军的团结，我们许多同志还是把党的利益放在了首位。
3月底的一天，曾日三主任对我说：
“国富同志，总部成立骑兵师，要从各部队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和战士，军首长认为你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准备让你去，有什么意见吗?”
成立骑兵师的事我早已知道。在当时，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 的情况下，为解决长途、快速奔袭，应付突发性事件，建立骑兵 部队是十分必要的。
10余年的征战生活，我们既有深受敌人快速 运动之害，也有因运动迟缓而丧失战机之感。特别进入草地以来， 藏族土司组织的反动武装皆是马队骑兵，对我军进行频繁骚扰，他 们打一下就走，来得急，走得快，确实给我们造成了许多烦恼。现 在让我去当骑兵，真是高兴极啦。我立即表了态。
报到那天，许世友正好在场。
他对我说：“大眼眉(因为我的眉毛比较重，许世友和许多较熟的人都这 么叫我),知道怎么来的吗?”
我说军里让我来的啊。
他 说 ：“你们军里不放，是我硬把你要来的。你打仗有两下子，总在机关蹲着会瞎了材料。到这里当骑兵，大砍大杀，多痛快!”
我心里说知我者许世友也，便赶紧表示：“谢谢师长夸奖。”
许师长问他身边的一位科长：“徐国富怎么安排的?”
那个人告诉他，让我担任一连指导员。
许世友说：“怎么,还是政工啊! 没关系，先干着，以后再调。”
结果我当了两个多月的指导员就改任连长了。
1936年3月底，我左路军骑兵师组建完毕，奉命开至甘孜城 西南的大草原。这里西靠雅砻江，东、南、北三面是开阔无际的 大草地。
背后的雅砻江的江段中游，江面较宽，延伸几十米均为浅水 滩，水流清澈、平缓，是我们人马清洗的绝妙所在。依江展望，宽 广辽阔的大草地绿茵如毯，平展豁达，且地质坚实，绝无沼泽泥 潭，实是驰马练兵的绝佳之地。骑兵师4个月基础训练在此展开 了。
骑兵师司令部下设作战、训练、保障3个科。
当年在冯玉祥 部队进讲武堂学过骑兵的王振祥同志担任训练科科长兼总教官。 这个人中等身材，体瘦脸长，说起话来洪门大嗓，十分有力。
骑兵师里的人和马虽然部分参加过战斗，但都没受过专门训 练，所以无论领导和士兵都要从头学起。
我记得王振祥教官给我们讲的第一节课是马的生理功能和骑手与战马的关系。
他告诉我们，战马是骑手的伙伴，马虽然没有 人一样的语言，但马懂得人的语言，要让马听人的指挥，就必须与马成为好朋友。所以在骑兵时期我们每个人都像爱护自己生命 一样爱护自己的战马。
紧张的实地训练开始了。骑兵师每个人都分配了一匹战马。分 给我的是一匹铁青马，高头性烈。董俊彦参谋长跟我开玩笑说：
“国富哇，你这位朋友脾气不太好，看你能不能管得了吧。”
我说：“没问题，他脾气不好，我脾气比他还倔，看谁厉害。”
他们几个人听完都哈哈笑了。
按照教官所要求，开始几天，我们是互相熟悉自己伙伴，用 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沟通感情或叫感情投资吧。我给我的铁青 马起的名字叫“老黑”。我的“老黑”开始对我不太客气，不是甩 脑袋就是踢后腿，后来架不住我以柔克刚，三天就顺顺帖帖，成 了我第一位异类好朋友。
提起驯马，我就想起“溜须拍马”这一名词。现在这一名词 是贬意，驯马时确是如此，我正是按着这句话去做了，才使一匹 匹战马成为我的好朋友。对待异类我可以说驾轻就熟，运用自如， 但对待同类我却是个蹩脚的驭手。
7天之后我们开始了实地训练，从上马下马开始，到队列、战 术、技术……双脚离蹬，后仰前伏，侧身取物，蹬里藏身，跃障 碍，钻火圈……教官教的一丝不苟，我们练的严肃认真。
5月下旬的一天，许师长告诉大家说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 委、刘伯承总参谋长要来看一看。听了后我们各连干部立即回连 准 备 。
大约是下午3点多，朱总司令一行到来。我们全师1000多人、马列成10个方队一字排开，庞大阵容整齐壮观，显示了我们两个 月来训练的成果。总司令和总政委看了后直说“好”。
然而有一个 人却没有说话，这就是1912年考入重庆将校学堂、1913年参加讨 袁大军、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军、1926年发动泸顺起义、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暴动后入苏联高级步兵学校、1932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现任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刘伯承。
当时我们都知道刘伯承是军事上的行家，许多出名的战将在他面前都不敢枉谈军事， 包括我们的许师长也惧他几分。
刘总长说：“老许啊，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亮亮你们的真本事吧。”
随着许师长一声令下，王振祥教官指挥我们开始了战术、技 术表演。马上射击、侧身劈刀、标枪刺杀、单脚挂蹬……
一系列 的表演之后，刘伯承说：
“不容易、不容易，两个月就达到这个水平，实在不简单哪。”
4个月之后的1936年7月，在左路军北上出发前，我们骑兵 师完成了预定的训练科目，完全能够参加实战了。
来源：大肥肥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