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清溪镇福星养老院的厨师，叫我老张就行。干这行十三年了，见过的老人多了去了。有钱的，没钱的，有儿女的，没儿女的。但像周老师这样的，我还是头一回见。

我是清溪镇福星养老院的厨师，叫我老张就行。干这行十三年了，见过的老人多了去了。有钱的，没钱的，有儿女的，没儿女的。但像周老师这样的，我还是头一回见。

周老师姓周，叫什么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大家都喊她周老师。她是去年夏天搬来的，那天正好是我值班。记得当时外面下着雨，不大不小，但湿得厉害，地上的水洼映着天上灰蒙蒙的云，整个院子都是湿乎乎的。

她来的时候只带了两个旧手提箱，一大一小。大的那个提手都快磨断了，缠着胶带。小的那个倒还新一点，但也掉了漆。就这些东西，还是院长亲自帮她提的。

“这位是周老师，以后就住在咱们这里了，”院长边说边看着我，“你多照顾。”

我点了点头，看着这位周老师。她很瘦，但背挺得很直，头发花白，扎成一个小髻。脸上有些皱纹，但不多，眼睛很亮。穿着一件蓝格子衬衫，洗得发白了，袖口还补了一块布，但熨得很平整。

“我自己来就行，”周老师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不用麻烦大家。”

我帮她安顿好房间。她住的是普通间，两个人一间。我问她愿不愿意和别人住，她说都可以。最后我们给她安排了一个单间，因为她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很多房间都安排好了。

那个下午，我看着她一件一件地从箱子里拿出东西：几本书，一个相框，一些衣服，还有一盒什么东西。她把相框放在床头柜上，那是一张全家福，看起来挺老的照片了，一家四口，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这是您的家人吗？”我随口问道。

她点点头，没说话，继续整理她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去送早餐的时候，发现她已经起床了，正坐在窗边读书。房间收拾得很整齐，床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一样。

“您起得真早，”我说，“吃早饭了。”

“习惯了，”她说，“教了一辈子书，早上四点多就起来备课。现在老了，睡不着，还是那个点醒。”

原来她真的是老师。我把早餐放在她的桌子上，看了一眼她在读的书，是一本很旧的语文课本，书角都卷了。

“您以前教语文？”

“嗯，教了三十七年。”她合上书，看着窗外，外面的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从这个镇上的初中退休的。”

我有点惊讶，“那您的学生不少吧？”

“也记不清了，几千人总是有的。”她笑了一下，露出有些发黄的牙齿。

我想问她的家人，为什么不来看她，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在养老院，这种问题往往会触碰到老人们不愿提起的伤痛。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周老师很安静，从不麻烦别人。她早上起得很早，总是坐在窗边看书或者写东西。中午和其他老人一起吃饭，偶尔聊几句，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听别人说。下午有时候在院子里散步，有时候在房间里睡一会儿。晚上早早就休息了。

就这样过了大概两个月，我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每天早上，都会有一封信送到养老院来，收信人是周老师。

第一次发现这件事，是因为那天我值早班。邮递员小李骑着电动车来，把一沓信件交给前台的小赵。我正好在前台喝水，看到小赵翻着信件，突然说：“又是给周老师的。”

“又是？”我问。

“对啊，”小赵说，“天天都有，从她来的第一天开始。”

我有点好奇，但也没多问。毕竟，老人收信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是她的家人或者学生吧。

但是几天后，我又一次路过前台，听到院长和小赵在说话。

“还是没有寄信人姓名？”院长问。

“嗯，只有地址，是县城那边的。”小赵回答。

院长皱着眉头看着信封，然后摇摇头，“好吧，还是照常给周老师。”

我越发好奇了。一个没有署名的信，竟然会每天都来，这太奇怪了。

又过了几天，我在院子里碰到周老师。她正坐在一棵老槐树下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旁边放着那天的信，信封已经拆开了。

“周老师，”我打了个招呼，在她旁边坐下，“看什么呢？”

“哦，《红楼梦》，”她抬起头，微笑着说，“教了一辈子，其实很多书都没时间好好读，现在有时间了，就慢慢看。”

我点点头，眼睛瞟向那封信。她注意到了，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听说您每天都收到一封信？”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啊，天天都有。”

“是您的家人写的吗？”

周老师的笑容淡了一些，她看着远处的树，“是一个学生。”

“哇，那这个学生真有心，天天写信。”我有点惊讶。

“是啊，很有心，”她的眼神有些飘忽，“每一封都不一样。”

我没再多问。但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那些信。每天早上，那封信都会准时到达，前台的小赵会把它送到周老师手里。周老师每次收到信都会道谢，然后回到房间或者院子里的长椅上读信。

有一次，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周老师的垃圾桶里有几个信封，但没有信纸。看来她把信都保存起来了。

月末的时候，养老院例行开会。院长突然提到了周老师的事情。

“周老师的情况有点特殊，”院长说，“她的子女都在国外，儿子在美国，女儿在加拿大，平时很少联系。据我所知，她来这里之前，已经有五六年没见过他们了。”

“那她干嘛不跟子女一起出国呢？”有人问。

“她不想去，说是舍不得这里。而且她有退休金，生活上不需要子女帮助。”院长解释道。

“那她天天收到的信是谁寄的？”我忍不住问。

院长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这个嘛，说来话长。”

后来，是护工老刘告诉我的。

原来，周老师退休后一直独自住在镇上的一套老房子里。她的丈夫早年因病去世，两个孩子都出国留学后就没回来。前年，周老师突然发现自己患了轻微的老年痴呆，医生说病情发展得很慢，但终究会越来越严重。

周老师考虑再三，决定卖掉房子，把大部分钱都寄给了子女，自己则用剩下的钱住进了养老院。她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也不想让他们为了照顾自己而耽误事业。

“那信呢？”我问老刘。

“那些信啊，”老刘摇摇头，“都是周老师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我吃了一惊。

“对，她每天晚上都会写一封信，第二天早上让院里的工作人员寄出去，地址是县城邮局的一个信箱。等信寄到那里，又会有人把信送回来，就像是别人寄给她的一样。”

“可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不解地问。

“因为她害怕自己忘记事情，”老刘叹了口气，“她在那些信里写下她的记忆，然后装作是别人寄给她的，这样第二天再读的时候，就能记起一些事情。”

听完这些，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象一个老人，每天晚上坐在灯下，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记忆，然后第二天装作是别人寄来的信，重新读一遍，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事情。

从那以后，我常常去看望周老师。有时候聊聊天，有时候给她带一些自己做的小点心。她总是很高兴，但从不多说话。

一天晚上，我值夜班。路过周老师的房间时，看到门没关严，里面的灯还亮着。我轻轻推开门，看到周老师坐在桌前写信。

她没发现我，仍专注地写着。我看到桌上摆着几张照片，一本旧日记，还有几件小玩意儿：一枚发黄的徽章，一块手表，一朵干花…像是从很久以前保存下来的宝贝。

周老师一边看着这些东西，一边写信。写完之后，她小心翼翼地把信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了地址，然后把照片和小物件都收回一个盒子里，那盒子就是她刚来时从行李中拿出来的那个。

我悄悄退了出来，没有打扰她。

第二天，我去送早餐时，周老师像往常一样已经起床了，但她看起来有些疲惫。

“周老师，昨晚没睡好？”我问。

“做了个梦，”她轻声说，“梦到我的学生们了。”

我点点头，把餐盘放下，假装不经意地问：“您最喜欢哪个学生啊？”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每个老师都说不喜欢偏心，但其实心里都有几个特别记得的学生。”

“那您特别记得哪几个呢？”

周老师沉思了一会儿，“有个叫小王的，总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上课爱走神，但作文写得特别好。还有个叫丽丽的女孩，她…”她突然停住了，眉头皱了起来，似乎想不起来了。

我有些心疼，但没有表现出来。

“对了，”我说，“今天您的信到了，我给您拿来。”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谢谢你。”

我去前台取了信，交给周老师。看着她小心地拆开信封的样子，我心里酸酸的。

后来，我在院长办公室看到了一封信，是周老师写给院长的。信很短：

“感谢您的安排。知道自己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但不想麻烦子女，也不想让学生们看到我变成一个什么都记不住的糊涂虫。这样的安排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每天都能收到’自己’的信，仿佛过去的我在提醒现在的我：别忘了，你教过那么多孩子，你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院长看到我在读信，说：“知道为什么我同意这个安排吗？因为有一天，周老师告诉我，她最怕的不是忘记，而是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什么。这些信，至少能让她记得自己曾经是个好老师，曾经教过很多学生，曾经被爱着、尊敬着。”

那天下午，我在院子里看到周老师正在和几个来参观的小学生聊天。孩子们围着她，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周老师微笑着回答他们的问题，眼神温柔而耐心。

“您教过多少学生啊？”一个小女孩问。

“很多很多，”周老师笑着说，“几千人吧。”

“他们还记得您吗？”另一个孩子问。

周老师愣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天早上收到的信，轻轻晃了晃：“当然记得。你看，今天还收到一封信呢。”

孩子们发出惊叹声，缠着她问信的内容。周老师笑而不答，只是看着远处，眼睛里闪着光。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周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个世界上，被记住或许比记住更重要。对于一个老师来说，知道自己的学生还记得自己，这或许是最大的安慰。

但令人心酸的是，周老师的学生们可能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她了。她的子女远在国外，很少联系。所以她只能自己写信给自己，假装世界没有忘记她。

冬天来了又去，春天又到了。周老师住在养老院已经快一年了。她的健康状况还不错，但记忆确实越来越差。有时候她会忘记早餐吃了什么，忘记昨天和谁聊过天，甚至忘记自己住在哪个房间。

但她从未忘记查看每天的信。

有一天，周老师的女儿突然来访。她比照片上看起来成熟了很多，头发很短，穿着干练的西装，一看就是工作很忙的样子。

“妈妈的情况怎么样？”她问院长。

“基本稳定，”院长说，“就是记忆力衰退得比较明显。”

女儿点点头，眼圈有点红：“我已经办好了手续，下个月带妈妈去加拿大。那边的医疗条件更好。”

我在一旁听着，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我知道周老师舍不得这里，但也许去国外对她的健康更好。

女儿去看望周老师，两人在房间里待了很久。我路过的时候，听到里面传来低低的啜泣声。

当天晚上，周老师没有像往常一样写信。第二天早上，也没有信送到。

我有些担心，去敲周老师的门。没人应答，我推开门，看到周老师坐在窗边，看着窗外发呆。

“周老师，今天没收到信，您没事吧？”我问。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有些迷茫：“什么信？”

我愣住了，然后小心地问：“就是您每天都会收到的那封信啊。”

周老师摇摇头：“我不记得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看来，她终于忘记了这件事。

接下来的几天，周老师变得沉默寡言。她不再早起，也不再看书。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窗边，看着外面发呆。女儿每天都来陪她，但两人之间似乎有种说不出的隔阂。

一周后的一天早上，前台的小赵突然跑来找我：“老张，你快来看啊，周老师的信来了，但不是从县城寄来的！”

我赶紧跟着小赵去了前台。只见小赵手里拿着一封信，信封上的邮戳清清楚楚地显示是从加拿大寄来的。

“谁寄的？”我问。

“没写名字，只有地址，”小赵说，“我们要不要拆开看看？”

“不行，”院长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那是周老师的私人信件。”

院长接过信，亲自送到了周老师的房间。

那天下午，我去送水果的时候，发现周老师的房间门开着。她坐在窗边，手里拿着那封信，正在一遍遍地读。女儿站在她身边，轻轻抚摸着她的肩膀。

“妈，您高兴吗？”女儿问。

周老师抬头看了女儿一眼，慢慢地点了点头：“谢谢你。”

我没有打扰她们，悄悄退了出来。

第二天，又有一封信从加拿大寄来。再后来，美国也开始有信寄来。每天一封，从不间断。

周老师的状态也逐渐好转。她又开始早起，开始看书，甚至偶尔还会和其他老人聊天。

一个月后，周老师要去加拿大了。临行前一天，她请院长和几个工作人员，包括我，一起喝茶。

“这一年，多亏了大家的照顾，”周老师说，声音很平静，“我知道我的记性不好，很多事情都记不住了，但我会记得大家的好。”

我们有些感动，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女儿告诉我了，”周老师继续说，眼睛里闪着泪光，“那些信，一开始是我自己写的。”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都有些尴尬，不知如何接话。

“但是后来的信，是真的有人寄给我的，”周老师微笑着说，“我的学生们，我的孩子们，他们听说了我的情况，开始给我写信。”

院长点点头：“是的，周老师。您女儿联系了您以前的一些学生，告诉他们您的情况。他们很热心，自发组织起来，每天轮流给您写信。”

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确实有几个中年人来养老院探望周老师。他们自称是周老师的学生，但当时周老师已经不太记得他们了。他们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和周老师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原来，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然后开始写信的。

周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小心翼翼地打开：“这是昨天收到的，一个叫小王的学生写的。他说他以前总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上课爱走神，但作文写得还不错。”

我听到这里，心里一震。这不就是周老师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学生吗？看来，那个学生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记得周老师。

“他现在是县里的一名作家，”周老师骄傲地说，“他在信里说，是我教会了他热爱文学。”

院长悄悄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离别那天，阳光很好。周老师穿着女儿新买的衣服，看起来精神了很多。她的儿子也从美国赶来了，是个高大的中年人，有些腼腆。

“爸爸当年很疼我们，”儿子对我说，“但他走得太早了。妈妈一直很坚强，把我们拉扯大，供我们出国留学。这些年，我们太忙了，很少回来看她。”

我点点头，没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周老师的孩子在国外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只是，距离太远，联系难免少了。

周老师上车前，回头看了看养老院，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了一会儿。

“谢谢你们每一个人，”她说，“我可能会忘记很多事情，但我不会忘记这里。”

我们送走了周老师。养老院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但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养老院就会收到一封从加拿大寄来的信，是周老师写给我们的，讲述她在那边的生活。

信上说，她的病情稳定了，没有恶化。她住在女儿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每天有护工照顾。孩子们经常去看她。最让她高兴的是，她的学生们还在给她写信，那些信被翻译成英文，寄到了加拿大。

最近的一封信里，周老师说她在加拿大的社区大学找了份兼职，每周教两个小时的中文课。她说教书是她最喜欢的事情，虽然现在记性不好了，但教简单的中文还是没问题的。

信的末尾，她写道：“人老了，记忆会逐渐淡去，就像退潮的海水，露出了沙滩上的贝壳和石头。那些留下来的，就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那就是教书育人的日子，那些孩子们单纯的笑脸，和他们长大后取得的成就。”

我把这段话抄下来，贴在了自己的床头。它提醒着我，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真心付出，总会有人记得你。

现在，福星养老院的公告栏上挂着一张照片，是周老师在加拿大的近照。照片里，她坐在一张教室的讲桌前，面前站着几个外国学生。她的头发全白了，但笑容依然温暖明亮。

照片下面，是院长亲手写的一行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每当新来的老人或者家属问起这张照片，我们就会讲述周老师的故事。关于一位老师如何用一生的爱浇灌学生，又如何在晚年得到回报的故事。

有时候，我会想起周老师刚住进养老院那天的样子：两个旧手提箱，一份孤独，和一个写给自己的秘密。她本以为自己会被世界遗忘，但事实证明，真正的爱，从来不会被时间抹去。

这也许就是做老师的意义吧。播下的种子，终会开花结果，哪怕你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种下过它们。

来源：闲云野鹤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