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娘哭得抽过去好几回，醒来就抱着我那傻弟弟，李卫民，一遍遍地念叨：“以后可怎么办啊……”
87年，我们家天塌了。
我爹在小煤窑里，没上来。
赔了三百块钱，一条命。
我娘哭得抽过去好几回，醒来就抱着我那傻弟弟，李卫民，一遍遍地念叨：“以后可怎么办啊……”
我叫李卫国，那年二十。
我在街道工厂里当学徒，一个月二十七块五，是我们家唯一的指望。
卫民比我小两岁，人，怎么说呢，有点憨。
不是真傻，就是轴，一根筋，反应比别人慢半拍。
别人说东，他得琢磨半天，才“哦”一声，然后问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东。
因为这个，从小到大没少挨欺负。
爹在的时候，还能护着他。爹一走，这担子就砸我身上了。
我下了班，总能看见他在巷子口，被一群半大孩子围着。
他们抢他的东西，推他，骂他“傻子”。
他也不还手，就那么站着，像根木桩子，任由人欺负。
我冲过去，把那帮兔崽子一个个拎起来，扔出去。
他们不怕卫民，但他们怕我。
我下手黑。
我揪着领头的孩子，把他按在墙上，“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他，我打断你的腿。”
孩子吓哭了。
我转过头，看着卫民。
他衣服上全是土，手里攥着个被捏扁的馒头，那是他从家里带出来，准备饿了吃的。
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感激，只有一点茫然，和一点害怕。
他可能也怕我。
我心里的火，“噌”一下就灭了，只剩下冰凉的灰。
我拉着他回家，一路无话。
娘看见他身上的土，眼泪又下来了。
“卫国啊，你得护着你弟弟。”
我没说话，把从厂里带回来的半个馒头塞到她手里，转身进了自己那间小破屋。
我烦。
烦透了。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护着他，我能护他一辈子吗？
我以后要娶媳妇，要生孩子，我自己的家都不知道在哪儿。
我拿什么去护他？
那天晚上，我抽了半包烟。
烟是“大前门”，呛得我直流眼泪。
烟雾里，我爹那张被煤灰熏黑的脸，好像就在我眼前。
他说：“卫国，你是哥。”
是啊，我是哥。
第二天，街道征兵的广播响了。
大红横幅拉了起来，“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我看着那横幅，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一个我自己都觉得恶毒的念头。
送卫民去当兵。
部队是个大熔炉，说不定能把他那根筋给炼直了。
再不济，部队里管吃管住，没人敢欺负他。
总比在家里，跟着我受穷，被人当傻子强。
我把这个想法跟我娘一说，她“哇”地就哭了。
“不行！绝对不行！卫民他那么老实，去了部队得被人欺负死！”
“娘，”我掐灭了烟头，看着她，“他在家就没人欺负了？部队里有纪律，谁敢乱来？再说，这是铁饭碗，是荣誉！爹要是活着，也肯定同意！”
我搬出了我爹。
我娘不说话了，只是抹眼泪。
我知道，她动摇了。
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铁饭碗”三个字，分量太重了。
晚上，我找卫民谈。
我给他倒了杯水，搪瓷缸子，边上都掉了好几块瓷。
“卫民，想不想去当兵？”
他正低头研究一只蚂蚁，闻言，抬起头，慢吞吞地看着我。
“当兵……是啥？”
“当兵，就是穿上绿军装，拿枪，保卫国家。”我尽量用他能听懂的话解释。
“拿枪？”他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对，拿枪。”
“那……能吃饱饭吗？”他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能，顿顿都能吃饱，还有肉。”
“有肉？”他咽了口唾沫。
“嗯。”我点点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那我……去。”他下了决心，很慢，但很坚定。
我心里说不出是松了口气，还是更沉重了。
体检那天，我陪他去的。
医生问话，他回答得磕磕绊绊。
我一直在旁边帮他解释，说他人老实，就是有点内向。
我生怕他被刷下来。
到测臂力的时候，他那股轴劲上来了。
拉力器，别人拉个七八十公斤顶天了，他咬着牙，脸都憋紫了，硬是给拉到了一百二。
在场的人都惊了。
负责征兵的那个排长，姓张，特意走过来，拍了拍卫民的肩膀。
那肩膀，又宽又厚，像块门板。
张排长对我笑笑：“小伙子，身体素质不错，是个当兵的好苗子。”
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政审也过了。
我们家是贫下中农，根正苗红。我爹还是因公牺牲。
一切都顺利得不可思议。
走的那天，是10月。
北方的天，已经凉了。
火车站人山人海，全是送兵的家属。
锣鼓喧天。
我娘给他准备了一个大包袱，里面塞满了棉衣、布鞋，还有十几个煮鸡蛋。
她拉着卫民的手，一遍遍地嘱咐：“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要跟战友搞好关系，别犯傻，别犟……”
说着说着，又哭了。
卫民穿着崭新的绿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
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他看看我娘，又看看我。
“哥。”
“嗯。”
“我走了。”
“到了，就来信。”我说。
他点点头。
汽笛长鸣。
新兵们开始上车了。
张排长过来催促，拍了拍卫民，“李卫民，上车了！”
卫民对我娘鞠了一躬，又对我鞠了一躬。
然后，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挤上了那趟绿皮火车。
我看见他隔着车窗，在找我们。
他找到了。
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看着我们。
火车缓缓开动。
我娘终于忍不住，追着火车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哭喊：“卫民！卫民啊！”
我一把拉住她。
“娘，别追了，他听不见了。”
火车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
周围的人渐渐散了。
我扶着哭得站不住的娘，感觉整个世界都空了。
巷子里那些邻居，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我知道他们在背后说什么。
“听说了吗？李家老大，把他那傻弟弟送到部队去了。”
“啧啧，真够狠心的，那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
“可不是，就卫民那样的，去了不得天天挨揍？”
“为了甩包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在我耳边响。
我没法反驳。
因为，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为了甩掉这个“包袱”。
我就是那个狠心的哥哥。
夜里，我一个人躲在屋里，学着我爹的样子，喝闷酒。
二锅头，辣得我喉咙像着了火。
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李卫国，你做错了吗？
没有答案。
只有窗外，呼啸的北风。
半个月后，收到了卫民的第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像虫子在爬。
是我娘的地址，但邮递员知道是我们家，直接送到了厂里。
我躲到车间没人的角落，哆哆嗦嗦地拆开。
信纸是部队统一发的，很薄。
“哥：
我到部队了。这里很大。
我们班长姓张，就是接兵的那个排长，他现在是班长了。他对俺很好。
这里天天吃白面馒头，有时候有肉。
训练很累，我总是跑最后。
但是班长说，我底子好，就是没开窍。
哥，你跟娘说，我在这里挺好的，别担心。
弟 卫民”
信很短，还有好几个错别字。
我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砸在信纸上，把那歪歪扭扭的字迹，晕开了一片。
他没说自己被欺负了。
他说，班长对他很好。
他说，他能吃饱饭，还有肉。
我的心，像是被一块大石头压着，现在，那石头好像被挪开了一点点。
我把信拿回家给我娘看。
我娘不识字，我念给她听。
念到“有肉”那句，我娘的眼泪又下来了。
但这次，是笑着哭。
“好，好，能吃饱饭就好。”
从那以后，我们家好像有了新的盼头。
盼着卫民的信。
大概一个月一封，有时候两个月。
信里的内容，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他不再说自己跑最后了。
他说，他的五公里越野，进了全连前十。
他说，他的投弹，每次都能扔到优秀。
他说，他那股轴劲，在练射击的时候派上了用场。别人练一百发，他能趴在那儿练三百发，不带挪窝的。
他的枪法，成了全连第一。
年底，他拿到了一个“优秀新兵”的嘉奖。
他把那张红彤彤的奖状，连同津贴省下来的二十块钱，一起寄了回来。
我拿着那张奖状，手都在抖。
我把它贴在了我们家最显眼的那面墙上。
那面墙，原来挂着我爹的遗像。
现在，我爹的遗像旁边，是卫民的奖状。
邻居们来串门，看见了，都“哟”了一声。
“卫民出息了啊！”
“我就说嘛，这孩子，是块好料！”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我没告诉他们，卫民在信里还写了一件事。
他说，因为他训练太拼命，像个疯子，连里最横的几个老兵，想“教育教育”他。
一天晚上，在厕所里堵住了他。
三个人。
卫民没还手，他记着我的话，在部队要守纪律。
他就那么站着，像在家里巷子口一样。
但是，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站得笔直，胸膛挺着，眼神像钉子一样，盯着那三个人。
那三个人骂骂咧咧地推他，他像座山，纹丝不动。
最后，领头的那个老兵，自己都觉得没劲了。
“妈的，真是个傻子。”
他们走了。
从那以后，再没人找过他麻烦。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正坐在车间的机床前。
冰冷的铁屑，溅到我的脸上。
我没觉得疼。
我只是觉得，那个在巷子口被抢走馒头的弟弟，好像真的，开始长大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卫民的信，成了我们家和整个巷子的天气预报。
信来了，我娘的脸上就晴空万里。
超过两个月没来信，我们家就阴云密布。
89年，我结了婚。
媳妇叫小芳，是厂里同事介绍的。
人挺好，就是嘴碎，爱算计。
我们结婚，没办酒席，就是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
新房，就是我那间小破屋，中间拉了块布帘子。
小芳对我娘，还算孝顺。
但对卫民，她总有点不冷不热。
“你那个弟弟，一个月寄十块钱回来，够干啥的？还不够你娘买药的。”
“他一个人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把老的弱的都扔给你。”
我听了就烦。
“你懂个屁！他在部队是为国家做贡献！”
“做贡献？做贡献能当饭吃啊？”
我们为这事，没少吵架。
我知道，她说的有道理。
我一个月工资，涨到了五十多块。
要养我娘，养她，以后还要养孩子。
压力跟山一样。
但卫民，是我心里的一个念想。
他是我亲手送出去的，我就盼着他能好。
90年，卫民的信里说，他提干了。
因为军事素质过硬，加上在一次演习里，背着受伤的连长跑了十公里山路，荣立三等功，被破格提拔成了排长。
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卫民穿着干部服，四个口袋，领子上有两颗红星。
他瘦了，黑了，但眼神亮得吓人。
他站在一辆坦克前面，咧着嘴笑。
那笑容，不再是以前那种憨憨的笑，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自信和……威严。
我拿着照片，给我娘看。
我娘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这是……这是卫民？”
“是啊，娘，你看，他当官了！”
“当官好，当官好啊！”我娘又哭了。
小芳也凑过来看。
“哟，还真是。看着人模狗样的。”她撇撇嘴，“当了官，津贴是不是多了？以后能多寄点钱回来了吧？”
我瞪了她一眼，她才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买了瓶好酒，还切了半斤猪头肉。
我给我爹的遗像，满满地倒了一杯。
“爹，你看见没？卫民出息了。他没给你丢人。”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遗像前的香火，明明灭灭。
我好像听见我爹在说：“好小子。”
从那以后，卫民的信越来越少。
有时候半年才一封。
信里的内容也越来越简单。
“哥，我一切都好，勿念。”
“哥，我参加集训去了，可能很长时间不能联系。”
“哥，我换了新单位，地址保密，以后不要往老地址寄东西了。我会给家里打电话。”
电话？
我们家连电话都没有，整个巷子，就巷口的小卖部有一部。
我跟小芳商量，想装一部电话。
她一百个不同意。
“装那玩意儿干啥？一个月好几十块钱月租，烧的啊？他想打，让他打到小卖部去！”
我没跟她吵。
我背着她，去求了厂里的领导，又托了关系，自己掏了小半年的工资，硬是把电话装上了。
电话装好的那天，我守在旁边，像等一个圣旨。
小芳气得好几天没理我。
可是，电话一次也没响过。
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卫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彻底没了消息。
我开始慌了。
我娘天天念叨，走到巷口，就往小卖部瞅，问人家有没有我们家的电话。
小芳的嘴，也越来越毒。
“我就说吧，白眼狼！出息了，就把穷哥嫂给忘了！”
“说不定啊，是在外面犯了什么事，不敢联系家里了。”
我跟她大吵了一架，差点动手。
我指着她鼻子吼：“你再敢咒他一句，我跟你没完！”
她也哭了：“李卫国，你心里就只有你那个傻弟弟！你管过这个家吗？管过我和孩子吗？”
是啊，我们有孩子了。
一个儿子，刚一岁。
我看着哭闹的孩子，看着满脸泪痕的小芳，再看看旁边那部落满灰尘的电话。
我心里的那点火，灭了。
也许，小芳说得对。
也许，我真的做错了。
我不该送他去当兵。
也许，他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不敢想下去。
时间，就这么到了92年。
五年了。
整整五年。
我已经二十五岁，厂里的老师傅，胡子拉碴，满身油污。
我不再是那个会为了弟弟跟人打架的愣头青了。
我被生活，磨平了所有的棱角。
那天，是个礼拜天。
我刚下夜班，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
初秋的太阳，晒在身上，懒洋洋的。
我趿拉着鞋，慢悠悠地往家走。
我们那条巷子，还是老样子。
窄窄的，坑坑洼洼。
两边的邻居，搬了张桌子在下棋，还有几个老娘们在织毛衣，说闲话。
看见我，王大妈扯着嗓子喊：“卫国，下班啦？”
“嗯，王大妈。”我有气无力地应着。
“你家卫民，有消息没啊？这都好几年了吧？”
又来了。
我心里一阵烦躁。
“没呢。”
“哎，我说卫国，你也别怪大妈多嘴。当初你就不该……”
她的话没说完，忽然停住了。
所有人都停住了。
下棋的，织毛衣的，全都抬起头，朝巷子口望去。
我也跟着望过去。
巷子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一辆车。
一辆绿色的，方头方脑的吉普车。
车身上喷着白色的“八一”军徽。
我们这小地方，哪见过这个啊。
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看。
车门开了。
先下来一条腿。
一条穿着锃亮皮靴的腿。
然后，是一个人。
一个穿着笔挺军官服的人。
他很高，很瘦，但站得像一杆标枪。
阳光照在他肩膀上，金色的肩章，闪着耀眼的光。
两道杠，一颗星。
我不懂那是什么。
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个不小的官。
那人下了车，环顾了一下四周。
他的目光，扫过那些目瞪口呆的邻居，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愣了一下。
然后，他朝我走了过来。
一步，一步。
皮靴踩在地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他越走越近。
我能看清他的脸了。
那是一张被风霜刻画过的脸，黝黑，棱角分明。
眼睛，深不见底，像两口古井。
陌生。
太陌生了。
可那眉眼之间，又有一种该死的熟悉。
他走到我面前，站定。
比我高了小半个头。
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
我甚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然后，他开口了。
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沉稳。
“哥。”
一个字。
就一个字。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炸了。
像是有什么东西，碎了。
我看着他。
仔仔细细地看着他。
把他那张陌生的脸，和我记忆里，那个憨憨的、流着鼻涕的、被抢了馒头的弟弟的脸，一点点地重合。
重合了。
真的是他。
是卫民。
我的嘴唇在抖，我想说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卫民……？”
我的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是我，哥。”
他笑了。
这一笑，那股子威严和陌生感，瞬间消散了不少。
还是那个熟悉的，有点腼腆的笑容。
只是，不再憨了。
“你……你回来了？”我问了一句废话。
“嗯，回来看看。”
他伸出手，想拍拍我的肩膀。
但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
他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亲近了。
我们俩，就这么站着。
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周围的邻居，终于反应过来了。
王大妈第一个冲了上来，脸上笑成了一朵菊花。
“哎哟！这不是卫民吗！真是卫民啊！出息了！出息了啊！”
她一把抓住卫民的胳膊，那亲热劲儿，好像卫民是她亲儿子。
“卫民啊，你还认得王大ma不？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我心里冷笑，你还骂过他傻子呢。
卫民显然也记得，但他只是笑了笑，很客气地点了点头：“王大妈。”
其他人也围了上来。
“卫民，当大官了吧？看这肩章，得是个连长？”下棋的赵大爷问。
“什么连长，你看那车！北京吉普！起码是个营长！”
“卫民啊，真是给咱们老李家，给咱们这条巷子，争光了！”
恭维声，赞美声，像潮水一样涌来。
我看着这些昨天还在背后戳我脊梁骨的邻居，此刻一张张谄媚的笑脸。
觉得无比的讽刺，又无比的真实。
卫民没怎么说话，只是礼貌地应付着。
他的目光，一直在找什么。
“娘呢？”他问我。
“在……在屋里。”
我回过神来，赶紧领着他往家走。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
我走在前面，他在后面。
我能感觉到，身后无数道目光，火辣辣的。
有羡慕，有嫉妒，有不可思议。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风光过。
可这风光，不是我的。
是我的“傻”弟弟，带给我的。
进了院子，我冲屋里喊：“娘！小芳！快出来！”
我娘正坐在小马扎上择菜，听见我咋咋呼呼的，嘟囔着站起来：“喊什么喊，催命啊……”
她一出门，就看见了站在我身后的卫民。
她愣住了。
手里的菜，“哗啦”一下，全掉在了地上。
“卫……卫民？”
“娘。”
卫民往前走了一步，然后，“扑通”一声，跪下了。
他跪在地上，膝盖砸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这个在外面顶天立地的军官，此刻，像个孩子一样，跪在了母亲面前。
“娘，儿子不孝，回来看您了。”
他磕了三个响头。
实实在在的三个响头。
我娘再也忍不住了，冲过去，一把抱住他，放声大哭。
“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你想死娘了！”
卫民抱着我娘，高大的身躯在微微颤抖。
他没哭，但眼眶红得吓人。
小芳也从屋里出来了，怀里还抱着我儿子。
她看见这阵仗，也傻了。
她看看卫民，又看看那辆停在巷子口的吉普车，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走过去，把她拉到一边。
“愣着干啥，快去烧水！”
她“哦”了一声，才如梦初醒，抱着孩子，慌慌张张地进了厨房。
我把娘和卫民扶进屋。
我们家，还是那个破样子。
狭小，昏暗。
墙上，还贴着卫民那张“优秀新兵”的奖状，已经泛黄了。
卫民看着这一切，眼神很复杂。
我娘拉着他的手，摸着他脸上那道浅浅的疤，眼泪就没停过。
“瘦了，黑了，也……也硬朗了。”
“娘，我没事，在部队好着呢。”
小芳端着水出来，脸上已经堆满了笑。
“卫民回来了啊！快喝水，快喝水！哎呀，这几年在外面，肯定吃了不少苦吧？”
她把孩子塞到我怀里，热情地给卫民倒水。
卫民看了她一眼，点点头：“嫂子。”
小芳笑得更灿烂了，“一家人，客气啥。”
她看卫民的眼神，亮晶晶的。
那是一种我从未在她眼中看到过的，混杂着崇拜、敬畏和……算计的光。
我抱着儿子，坐在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这个家，这个我苦苦支撑了五年的家，好像在卫民回来的这一刻，找到了新的主心骨。
而我，那个曾经为他遮风挡雨的哥哥，现在，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晚上，我把家里最好的一瓶酒拿了出来。
小芳破天荒地炒了六个菜。
我们一家人，围着那张小桌子，坐在一起。
这是五年来，第一次。
我娘一个劲儿地给卫民夹菜，把他碗里堆得像座小山。
“多吃点，多吃点，看你瘦的。”
卫民只是笑，来者不拒。
小芳也在旁边殷勤地劝酒。
“卫民，现在是什么官啊？跟嫂子说说呗，也让嫂子跟着长长见识。”
我瞪了她一眼。
卫民放下筷子，淡淡地说：“少校。”
“少校？”小芳不懂。
我懂。
我在厂里看过报纸，我知道“少校”是什么概念。
两杠一星，营级干部。
我手里的酒杯，晃了一下。
酒，洒了出来。
我的天。
我那个傻弟弟，竟然成了少校。
这怎么可能？
“少校……大不大？”小芳还在追问。
“不算小。”卫民说得很平静。
“那……那一个月工资得有多少啊？”
这才是她最关心的。
“嫂子，”卫民的语气，第一次带上了一丝严肃，“部队有纪律，收入不能随便说。”
小芳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尴尬地笑了笑，“对，对，你看我，瞎问。”
气氛有点僵。
我端起酒杯，“来，卫民，哥敬你一杯。”
“哥。”他看着我，也端起了杯子。
我们俩，一饮而尽。
那晚，我喝了很多。
我想问他很多事。
想问他这五年是怎么过来的。
想问他脸上的疤是怎么回事。
想问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
但我一句话都问不出口。
我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我怕我的问题，会显得很愚蠢，很可笑。
酒喝到一半，卫民从他那个军绿色的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信封很厚。
他把它推到我娘面前。
“娘，这是我这几年攒下的工资和津贴，都在这里了。”
我娘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你自己留着，你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
“娘，您拿着。”卫民的语气不容置疑，“我在部队，什么都发，花不着钱。”
他把信封塞到我娘手里。
然后，他又拿出一个小一点的信封，递给我。
“哥，这是给你的。”
我愣住了，“给我的？”
“嗯。”
我接过来，捏了捏，也很厚。
“这是干什么？”
“哥，你拿着。我知道，这些年，你辛苦了。”他说。
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
小芳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信封。
吃完饭，娘和小芳去收拾了。
屋里只剩下我们兄弟俩。
还有那部，一直没响过的电话。
我们俩，沉默地坐着。
还是卫民先开的口。
“哥，对不起。”
我愣了，“对不起什么？”
“那两年，我没跟家里联系。”他说，“我去了个地方，一个……不能跟外界联系的地方。纪律。”
“是……很危险的地方吗？”我问。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嗯。”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年轻却写满沧桑的脸。
我忽然明白了。
他不是忘了我们。
他是不能。
“那……你现在？”
“我现在调回来了，在咱们省军区。以后，回来看你们就方便了。”
“那就好，那就好。”我喃喃地说。
“哥，”他看着我，“当年，谢谢你。”
我猛地抬起头。
“谢我？谢我什么？谢我把你这个‘包袱’甩了出去？”我自嘲地笑了。
“不是。”他摇摇头，眼神很认真，“哥，谢谢你，把我送到了部队。”
“如果你不送我走，我可能，一辈子就是巷子里那个被人欺负的傻子。”
“在部队，没人管我傻不傻，他们只看你，能不能跑，能不能打，能不能完成任务。”
“我反应慢，但我们队长说，我那不叫慢，叫稳。”
“我一根筋，队长说，那不叫一根筋，叫执着。”
“我力气大，能吃苦，别人做一遍的动作，我做十遍，一百遍。最后，我就成了做得最好的那个。”
他平静地讲述着。
我却听得心惊肉跳。
我能想象到，那“十遍”、“一百遍”的背后，是怎样的汗水和血水。
“那你脸上的疤……”
“一次演习，从崖上摔下来，挂树上了，小伤。”他轻描淡写。
小伤？
那道疤，从他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像一条狰狞的蜈蚣。
“卫民……”我哽咽了，“哥……哥对不起你。当初，哥是自私……”
“哥，你别这么说。”他打断我，“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没有你送我当兵，更没有我的今天。”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一次，他的手没有停顿。
那只手，粗糙，有力，布满了老茧。
“哥，以后，换我来护着你，护着这个家。”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一个当了爹的人，在我弟弟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把这五年，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愧疚，所有的压力，都哭了出去。
卫民没说话，就那么站着，任由我哭。
像小时候，我护着他一样。
卫-民在家住了三天。
这三天，我们家门口，跟赶集一样。
提着东西来拜访的邻居，托关系想让卫民帮忙安排工作的远房亲戚，络绎不绝。
小芳忙前忙后，脸上笑开了花。
我娘也是，精神头好得不得了。
只有我，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
卫民处理这些事，游刃有余。
他客气，但有距离。
他收下一些不值钱的土特产，但贵重的东西，一概退回。
对于那些想走后门的，他都笑着婉拒了。
“叔，部队有部队的规矩，我个人说了不算。”
他的话，不软不硬，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我看着他，觉得他比我们厂的书记，还会当领导。
临走前一天晚上，他把我拉到一边。
“哥，你还在那个厂里？”
“嗯。”
“想不想，换个活法？”
我愣了，“什么意思？”
“别在厂里耗着了。那不是长久之计。”他说，“我听嫂子说，你修机器的手艺很好？”
“还行吧，混口饭吃。”
“哥，别这么没自信。”他看着我，“我这次回来，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外面，搞活经济，很多人都自己干了。”
“我想，你可以开个修理铺。修家电，修摩托，什么都行。”
“我？”我指着自己鼻子，“我哪有那本钱，哪有那胆子？”
“本钱，我给你。”他说，“我给你的那个信封里，有五千块钱。应该够启动了。”
五千块！
我吓了一跳。
那是我在厂里，不吃不喝干十年才能攒下的钱。
“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要！”
“哥，这不是给你的，是借你的。”卫民说，“等你赚了钱，再还我。”
“至于胆子……”他笑了，“你连我都敢送到部队去，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我哑口无言。
他把一张纸条塞给我。
“这是我一个战友的电话，他退伍后在市里工商局。你办执照，要是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有人故意刁难你，就给他打电话。就说，是李卫民让你找的。”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条，感觉有千斤重。
“卫民，我……”
“哥，你是我哥。我不帮你，帮谁？”
“你别怕，大胆去干。赔了，算我的。赚了，是你自己的本事。”
“李家，不能总让人看不起。”
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很轻，但每一个字，都砸在了我的心上。
卫民走了。
还是那辆绿色的吉普车。
巷子里，几乎所有人都出来送他。
这一次，没有锣鼓，但比那年我去送他时，还要隆重。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车子消失在巷口。
我没有哭。
我只是捏紧了口袋里那张纸条，和那个装着五千块钱的信封。
一个月后。
我在我们那条街上，盘下了一个小门面。
“卫国家电修理铺”，开张了。
开张那天，没有鞭炮，没有花篮。
只有我，小芳，还有我娘。
小芳看着冷冷清清的铺子，有点担心：“卫国，这……能行吗？”
我没说话，只是把一块崭新的木头牌子，挂在了门上。
牌子上，是我自己刻的四个字。
“诚信为本”。
一开始，生意很冷清。
大家还是习惯了国营的维修点。
直到有一次，赵大爷家的电视机坏了，送到国营店，说显像管坏了，要换，得一百多。
赵大爷舍不得，抱着电视机，路过我铺子，顺口问了一句。
我让他把电视机搬进来。
我花了一个下午，拆开，检查，最后发现，不是显像管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小的电容烧了。
我花两毛钱，买了个电容换上。
电视机，好了。
我只收了他五块钱手工费。
赵大爷千恩万谢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一传十，十传百。
大家都知道，街上新开的那个卫国修理铺，老板手艺好，人实在，不坑人。
我的铺子，越来越忙。
我开始修冰箱，修洗衣机，后来，还开始修城里时髦人骑的摩托车。
我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
一年后，我还清了卫民的五千块钱。
我还多给了他一千。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卫民，这是利息。”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
“哥，你跟我还算这个。”
“亲兄弟，明算账。”我说。
那是我第一次，能理直气壮地，跟他说这句话。
又过了几年。
我的修理铺，变成了修理厂。
我招了几个徒弟，买了车。
我们家，从那个巷子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市里的新楼房。
三室一厅，宽敞明亮。
我给娘单独留了一个房间，朝阳。
小芳也不再是那个斤斤可计较的女人了。
她成了老板娘，人也变得大气了起来。
只有一点没变。
每次卫民打电话回来，或者寄东西回来，她都比谁都积极。
她总跟儿子说：“看你二叔，那才是真男人，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头。
但我会在他睡前，跟他说另一个故事。
我会告诉他，曾经有一个哥哥，为了甩掉“包袱”，把自己的傻弟弟，送去了很远的地方。
但那个“傻”弟弟，不但没有怨恨他，反而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
儿子问我：“爸爸，那个哥哥，是不是做错了？”
我摸着他的头，说：“他做错了，但他也很幸运。”
因为他有一个，无论他怎样，都愿意叫他一声“哥”的弟弟。
卫民后来又回来过几次。
他的军衔，越来越高。
人，也越来越沉稳。
我们兄弟俩，坐在一起，话不多。
有时候，就是一起喝喝茶，看看电视。
但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那是一种，超越了言语的默契。
有一年八一，他正好休假在家。
市里电视台要采访他，作为优秀军官代表。
他拒绝了。
他说，他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一个兵。
那天，他哪儿也没去。
他让我开车，带他回了趟老家。
就是那个我们长大的，狭窄、破败的巷子。
巷子，快要拆了。
墙上，刷着大大的“拆”字。
很多老邻居，已经搬走了。
我们家的老屋，也空了，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锁。
卫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看见他，抬起手，摸了摸那面掉漆的墙。
就是当年，贴着他第一张奖状的那面墙。
“哥。”他忽然开口。
“嗯？”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就是在这儿，为了我跟人打架。”
我当然记得。
我怎么会忘。
“那时候，我就想，”他看着远方，眼神悠远，“我长大了，一定要变得很强很强，强到没人敢欺负你，也没人敢欺负我。”
我没说话，只是递了根烟给他。
他接过来，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模糊了他的脸。
“后来，我真的变强了。”
“但我发现，真正的强，不是让别人怕你。”
“而是，你能守护你想守护的人。”
他转过头，看着我，笑了。
“哥，谢谢你。”
还是那句话。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像当年，他拍我一样。
“傻小子。”
夕阳，把我们兄弟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身穿便装，却依然挺拔如松的弟弟，忽然觉得。
87年那个秋天，我做的那个决定。
或许，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
来源：时光暮为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