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店不大，三米宽的门脸，纵深也就五六米，白天把货架子摆出去，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

我叫陈金，1988年，四十二岁。

我在我们县城汽车站旁边，开了个五金店。

店不大，三米宽的门脸，纵深也就五六米，白天把货架子摆出去，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

老婆叫春秀，给我生了个儿子，叫牛牛，八岁，上小学二年级。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六点起来，帮春秀生了炉子，然后去店里开门。中午春秀把饭送过来，我扒拉两口，她守店，我回家眯一觉。下午接着守着，直到天擦黑，收摊回家，喝二两，睡觉。

日子就像我们县城门口那条河，看着是天天在流，其实一年到头，你看到的都是那点水。

波澜不惊。

直到那天下午。

那天太阳特别毒，晒得柏油路都快化了，空气里一股子沥青味儿。

店里没什么生意，我搬了个马扎，坐在门口的风扇底下，就着一碟花生米，喝着“老白干”。

一辆黑色的轿车，锃亮，四个圈，我不认识是什么牌子，但一看就知道，贵。

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的店门口。

我们这小县城，平时连个“上海”牌的轿车都少见，更别说这种一看就是从省城来的高级货。

街坊邻居的脑袋，都像向日葵一样，齐刷刷地转了过来。

车门开了。

先下来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三十多岁，很精神，眼神锐利，一看就是个司机或者秘书之类的角色。

他小跑着到另一边，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一只高跟鞋，先探了出来。

红色的，很细的跟，在我们这灰扑扑的县城里，像一小撮突然燃起的火。

然后，一个女人下来了。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连衣裙，不是我们这流行的的确良，料子我说不上来，但看着就高级。头发盘着，戴着一副墨镜。

她很白，那种长年不见太阳的白。

她站在那，打量着我的小破店，眉头似乎微微皱了一下。

我捏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心，咯噔一下。

说不上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

她摘下了墨镜。

就是这张脸。

瘦了些，成熟了些，眼角有了细微的纹路，但骨子里，还是那张脸。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好像有根弦，被人狠狠拨了一下，颤音传了十五年，一直传到了今天。

是她。

林悦。

那个十五年前，在咱们红旗大队，饿得两眼发绿的上海女知青。

我的酒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白酒的香气混着沥青的暑气，一下就钻进了我的鼻子。

呛人。

时间一下子就回到了1973年。

那年我二十七，还没结婚，在村里的农具仓当保管员，算是个轻省差事。

爹妈走得早，我跟着叔叔婶子过，他们待我不错，但总归是寄人籬下。

我性格闷，不爱说话，村里人都说我像个锯了嘴的葫芦。

那年秋天，队里来了六个知青，三男三女，都从大上海来的。

一个个细皮嫩肉，穿着干净的蓝布褂子，跟我们这些泥腿子比，就像画上的人。

林悦就是其中一个。

她当时也就十八九岁，扎着两个辫子，眼睛又大又亮，但总是怯生生的，看人一眼就赶紧低下头。

她太瘦了了，风一吹就能刮跑似的。

我们队长王大拿，唾沫横飞地开欢迎会，说欢迎城市知识青年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林悦他们几个，就那么站着，一脸的茫然和惶恐。

我知道，他们完了。

我们这，是黄土高坡，一年到头喝不上几口带油星子的汤，干的是把人骨头都能榨干的活。

果然，下了地，不到三天，几个知青就都蔫了。

手上全是燎泡，肩膀被担子磨得血肉模糊。

尤其是林悦，她分到的活是割麦子。

那麦芒，扎在手上又疼又痒，她一个城里姑娘，哪受过这个。

我好几次在田埂上看见她，一边哭一边割，脸上一道道的泪痕混着泥土，像只小花猫。

最要命的，是吃不饱。

那时候定量低，壮劳力一天也就八两粮，知青们刚来，算半个劳力，一天六两。

六两苞谷面，做成两个窝窝头，喝一碗清得能照见人影的菜糊糊，就是一天。

这点东西，下地干一天活，不出半天就消化完了。

后半晌，饿得前胸贴后背，走路都打晃。

我因为在农具仓，偶尔能帮队里去公社拉点东西，能多挣点工分，加上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还算过得去。

我第一次跟她说话，是在一个月后。

那天下午，收工的钟声敲响了，社员们都三三两兩往家走。

我锁好仓库门，抄近路回家，路过知青点后面的那片小树林。

我看见她一个人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走过去，她听见脚步声，吓了一跳，猛地站起来。

夕阳照在她脸上，惨白惨白的，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看见她手里攥着个东西，拼命往身后藏。

我问：“你咋了？”

她不说话，就是摇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我这人嘴笨，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就那么站着。

僵持了一会儿，我看见她藏在身后的手里，有绿色的汁液流下来。

我心里一沉，快走两步，掰开她的手。

是一把刚薅下来的野草，有的上面还带着泥。

她想吃这个。

我的心，就像被人拿锥子狠狠扎了一下。

“这个不能吃！”我声音有点大，吼了她一句。

她吓得一抖，哭得更凶了。

“我饿……”她终于说出了话，声音跟蚊子哼哼似的。

就这两个字，像两块石头，砸在我心口上，又悶又疼。

我从怀里掏出个东西，塞到她手里。

是一个烤红薯。

是我下午在炉子里偷偷烤的，还热乎着。

她愣住了，看着手里的红薯，又看看我，不敢相信。

“吃吧。”我说，“这个，能吃。”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像饿了几天的小狼崽子，抓着红薯就往嘴里塞。

也顾不上烫，狼吞虎咽。

吃得太急，噎着了，咳得满脸通红。

我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背。

她吃完一个红薯，好像才活过来一点。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也有点别的东西。

“谢谢你……”她小声说。

“没事。”我摆摆手，转身就走了。

我怕再待下去，不知道该说啥。

从那天起，我就多了个心事。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省下我的口粮。

我的粮票本来就比别人多一点，一个月能有三十斤。我平时吃得省，月底总能结余个三四斤。

以前，我拿这些结余的粮票，去换点烟叶，或者换两个鸡蛋解解馋。

但现在，我不换了。

我把省下来的粮票，偷偷攒起来。

知青点是个大杂院，人多眼杂，直接给肯定不行。

我想了个办法。

我知道她每天要去后山打猪草。

我就提前去她常去的那片地方，找个石头缝，或者一个隐蔽的树洞，把用纸包好的几张粮票塞进去，上面压块石头。

有时候是一斤的全国粮票，有时候是半斤的省内粮票。

不多，但够她去公社的粮站，换一个白面馒头，或者二两面条。

我不敢给多，怕惹人注意。

我从来不跟她说，她也从来没问过我。

我们就这样维持着一种默契。

我会在远处看着她找到那个石缝，看着她左右张望一下，然后迅速把纸包揣进怀里。

她每次揣好之后，都会朝着我可能在的方向，很轻微地，鞠一个躬。

我知道，她知道是我。

有一次，我放的不是粮票，是一个煮熟的鸡蛋。

那天是我生日，我婶子特意给我煮了两个。我吃了一个，留了一个。

第二天，我看见她从知青点出来的时候，辫子上别了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这的姑娘，没人会干这个。

我觉得，那朵花是给我的。

我们的交流，仅限于此。

在村里碰见了，我点点头，她也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

我们之间，隔着全村人的眼睛。

“陈金跟那个上海女知青，眉来眼去的。”

“一个泥腿子，还想攀高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闲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在我耳边飞。

我不在乎。

我就是觉得，不能眼睁睜看着一个姑娘，饿死在这片黄土地上。

她就像一棵种错了地方的南方小树，我能做的，就是偶尔给她浇一瓢水。

就这么简单。

这种日子，持续了两年多。

林悦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脸上有了点肉，干活也有了力气。

她不再哭了。

她开始看书。

她有个小木箱，里面全是书。我看不懂，听她說是《简爱》、《红与黑》什么的。

晚上，知青点的煤油灯下，别人都在打牌说笑，就她一个人安安静靜地看书。

有时候，她也会教村里的小孩认字。

她身上的那股怯生生的劲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静的、 stubborn 的力量。

我知道，她跟我们不一样。

她不属于这里。

1977年，冬天。

一个消息像惊雷一样，炸响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恢复高考了。

村里的广播，一遍一遍地播着。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林悦。

这是她的机会。

是她离开这里的唯一机会。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去了知青点。

院子里乱哄哄的，知青们都在激动地讨论着这件事。

有人欢呼，有人哭泣。

我看见林悦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本书， কিন্তু她的眼神，是飘忽的。

我走到她面前。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陈金哥。”她第一次这么叫我。

我“嗯”了一声。

“你……你也听说了？”她问。

“听说了。”我说，“你准备考吗？”

她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我……我的书，好多都在运动里被烧了……复习材料也没有……”她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

我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等我。”

我回家，把我攒了小半年的三十块钱，全都拿了出来。

第二天，我骑着队里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跑了一百多里路，去了县城。

我跑遍了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和所有废品收购站。

我买到了几本皱巴巴的高中数理化课本，还有几沓草稿纸。

我把剩下的钱，都换成了蜡烛。

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她的手在抖。

“陈金in哥，这……这我不能要……”

“拿着。”我把东西硬塞给她，“你考出去了，就算是对得起我了。”

她没再说话，就是看着我，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

那之后的两个月，她疯了一样地学习。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知青点太吵，她就跑到我们家那个废弃的牛棚里去看书。

我把我家的那盏煤油灯给她用，还想办法给她弄点有营养的东西。

有时候是一碗鸡蛋羹，有时候是一碗小米粥。

她瘦得很快，眼眶都凹下去了，但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

考试那天，是我送她去的公社。

我借了村长老李家的驴车。

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冬天的早上，冷得像冰窖。

我把我自己身上最厚的那件羊皮袄，脱下来，披在了她身上。

她坐在驴车上，裹着羊皮袄，一句话也不说。

到了公社考场门口，她下车。

她回头看着我。

“陈金哥，等我。”她说。

“我考上了，我就回来接你。”

我愣住了。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

我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她一个前途无量的大学生。

我心里又酸又涩，还有一丝不敢承认的甜。

我笑了笑，说：“你快进去吧，好好考。”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走进了考场。

我看着她的背影，那个瘦弱的、却无比坚定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我知道，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她考上了。

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

通知书寄到大队部那天，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她是那年我们整个公社，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知青。

她走的那天，我去送她了。

还是那辆驴车。

她换上了来时的那身蓝布褂子，洗得干干净净。

辫子也重新梳好了。

我们一路无话。

到了汽车站，她要上车了。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

“陈金哥，这是我的日记，我……我把它留给你。”

“还有，这个地址，你一定要给我写信。”

我接过本子，沉甸甸的。

我点点头。

她上了车，车窗摇下来，她看着我。

“陈金哥，你一定要等我！”她又说了一遍。

汽车发动了，喷出一股黑烟。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越开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

我回到家，打开那个日记本。

里面记录了她这两年的生活。

记录了她的饥饿，她的眼泪，她的挣扎。

也记录了我。

“今天，我又吃到了陈金哥给的红薯，真甜。”

“陈金哥今天为了我，跟二愣子打了一架。他平时不爱说话，但我觉得他比谁都好。”

“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我要带他一起离开这里。”

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我给她写信了。

我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就请村里的小学老师帮我写。

我说，我一切都好，让她安心学习。

她也给我回信。

信里说，大学的生活很精彩，但她很想念我，想念我们村后的那片小树林。

她说，她每个月省下助学金，等攒够了钱，就回来。

第一年，我们一个月一封信。

第二年，变成两三个月一封。

她说她很忙，学生会，社团活动，还有功课。

我懂。

第三年，半年才有一封信。

信里的话，也越来越客气。

不再叫我“陈金哥”，而是叫我“陈金同志”。

信的最后，她说，她认识了一个很好的男同学，是北京来的，父亲是干部。他们很谈得来。

我看着那封信，看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请老师回了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祝你幸福。

从那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第二年，经婶子介绍，我认识了春秀。

春秀是邻村的，人很泼辣，但心眼不坏。

她说，她不嫌我穷，不嫌我闷，就图我这个人老实。

我们结婚了。

第二年，牛牛出生了。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

我把那个日记本，锁在了一个木箱子的最底下。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

“他爸！他爸！你发什么愣呢！客人来了！”

春秀的大嗓门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出来。

我回过神，看见她系着围裙，从里屋跑出来，一脸的惊奇和谄媚。

“哎呀，这位领导，您快里边坐，里边凉快！”春秀对着林悦，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花。

林悦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落在春秀身上，然后又看了看我。

她的眼神很复杂。

有惊讶，有探寻，还有一丝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你是……陈金的爱人？”她开口了，声音很柔和，但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距离感。

“是是是，我是他老婆，我叫王春秀。”春秀一边擦着手，一边点头哈腰，“领导您贵姓啊？”

林悦没有回答她，她的眼睛，又回到了我身上。

“陈金……”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语，“陈金同志，好久不见。”

“同志”两个字，像根针，又扎了我一下。

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是啊，好久不见。”我说，“你是……林悦吧？”

我故意装作不太确定的样子。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这十五年，一直在等她，在想她。

我有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尊严。

她听我这么说，眼神黯淡了一下，但稍纵即逝。

“是我。”她点点头，“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坐，坐，快请进！”春秀不等我开口，就热情地把林悦往里屋让。

里屋更小，更乱，一张床，一张吃饭的桌子，堆满了杂物。

春秀手忙脚乱地收拾桌子，嘴里还不停地念叨：“哎呀，家里乱，领导您别嫌弃。”

林悦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那个司机模样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跟了过来，警惕地看着四周。

“不用了。”林悦说，“我就是路过，顺便来看看老朋友。”

她从随身带的一个精致皮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信封很厚。

她把信封递给我。

“陈金同志，当年……谢谢你。这点钱，你拿着，改善一下生活。”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接。

我看见信封的封口处，露出一角红色的票子。

是“大团结”。

我猜，里面至少有一两千块。

八十年代末，一两千块，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

够我把这个小店翻新一遍，够牛牛上到大学毕业。

春秀的眼睛都直了。

她捅了捅我的胳ax，压低声音说：“你傻愣着干嘛！快拿着啊！”

我没动。

我抬起头，看着林悦。

她的脸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但我能感觉到，她的那份“施舍”和“补偿”。

她觉得，她欠我的。

她现在飞黄腾达了，成了省长夫人（司机在外面跟人聊天时，我听见了只言片语），所以她要来还债。

用钱，来抹平我们之间的过去。

我的血，一下子就涌上了头。

我笑了。

“林悦同志。”我说，我也学着她的口气，“我当年帮你，不是为了让你今天来还钱的。”

“我帮你，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我应该那么做。”

“那几张粮票，那个红薯，不值钱。你要是觉得欠了我什么，那你从考上大学那天起，就还清了。”

“你过得好，比什么都强。”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春秀的脸都白了，她使劲掐我的胳膊。

林悦愣住了。

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她可能以为，我会感激涕零地收下钱，然后对她千恩万谢。

她手里的信封，举在半空中，显得有些尴尬。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解释道，“我只是想……”

“你是什么意思，我明白。”我打断她，“我们现在都过得挺好。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你现在是省长夫人了，身份不一样。我们这种小老百姓，攀不上。”

我这话，说得有点冲。

甚至有点刻薄。

但我控制不住。

我看到她眼里的那种优越感，那种想要了结一段往事的轻松感，我就觉得堵得慌。

好像我那几年的真心实意，在她看来，就是一笔可以用钱来结算的账目。

气氛一下子僵住了。

那个司机男人，眼神不善地看着我。

春秀在旁边急得快哭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她狠狠地跺了我一脚。

然后她又满脸堆笑地对林悦说：“领导您别生气，他这人就是个棒槌，不会说话！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

林悦没有理会春秀。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地把信封收了回去。

“好。”她说了一个字。

“我明白了。”

“那……我先走了。”

她转身，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黑色的轿车，像来时一样，悄无声iss地开走了。

只留下一股淡淡的尾气味。

街坊邻居的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

“那是谁啊？陈金还认识这么大的官？”

“听说是省长夫人！我的乖乖！”

“给他送钱他都不要，陈金这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春秀“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陈金你个败家子啊！”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送上门的财神爷你都往外推！我们娘俩跟着你，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我没理她。

我蹲下身，默默地收拾着地上那片碎掉的酒杯。

锋利的玻璃碴子，划破了我的手指，血珠子一颗一颗地渗出来。

我不觉得疼。

心里那股堵着的气，好像散了一点。

那天晚上，春秀和我大吵了一架。

她把那几千块钱能带来的所有好处，数落了一遍又一遍。

可以换个大彩电，可以给牛牛买架钢琴，可以把店面盘下来，不用再交租金。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她指着我的鼻子骂，“人家现在是什么身份？省长夫人！手指头缝里漏一点，都够咱们吃一辈子的！你倒好，装清高！”

“那不是清高！”我吼了回去，这是我第一次跟她这么大声说话，“那是人味儿！”

“什么人味儿狗味儿的！能当饭吃吗？”

“能！”我说，“对我来说，能！”

那天晚上，我们分房睡的。

我一个人躺在小店的躺椅上，抽了一晚上的烟。

烟雾缭绕中，我又想起了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

那个裹着我的羊皮袄，在驴车上冻得瑟瑟发抖的女孩。

她说：“陈金哥，等我。”

她说：“我考上了，就回来接你。”

我笑了笑，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傻姑娘。

这个世界，不是你考上大学，就能说了算的。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和林悦，就像两条相交后又迅速分开的直线，从此再无交集。

但我想错了。

一个星期后，县里工商局的刘科长，亲自到我店里来了。

刘科长平时眼高于顶，我们这些个体户见了他，都得点头哈腰递根烟。

今天他却满面春风，拉着我的手，一口一个“老陈”。

“老陈啊，你这店面太小了，屈才了！”刘科cháng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给你物色了个好地方，就在十字路口那个供销社，上下两层，一百多个平方，位置好吧？”

我愣住了。

十字路口的供销社？那可是我们县城最黄金的地段。

“刘科长，您别开玩笑了，那地方我哪租得起啊。”

“谁说让你租了？”刘科长眼睛一瞪，“县里研究决定了，作为扶持个体经济的典型，那个门面，无偿给你使用十年！”

我彻底懵了。

“刘科长，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我没申请啊。”

刘科长凑过来，压低声音说：“老陈，你还跟我装是不是？省里来的人都打过招呼了，点名要扶持你。”

“你就说，这事你办不办吧？”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是她。

一定是她。

她被我当面拒绝了，就换了这种方式。

她以为，这种披着“政策扶持”外衣的好处，我就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她还是不懂我。

或者说，她已经忘了当年那个愿意为了一句承诺而等待的农村青年，心里最看重的是什么。

“刘科长，”我深吸一口气，“谢谢领导的好意。但这事，我不能办。”

刘科长的笑脸僵住了。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这个门面，我不能要。”我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个小店挺好的，我挺知足。”

刘科长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陈金！你是不是脑子有病！”他终于忍不住骂了出来，“你知道多少人为了这个位置争得头破血流吗？白给你你都不要？”

“我不要。”我还是很平静。

刘科长气得臉色鐵青，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他狠狠一甩手：“行！你行！陈金！你给我等着！有你后悔的时候！”

他气冲冲地走了。

这件事，很快就在我们县城传开了。

这下，我不光是“脑子被驴踢了”，我直接就成了“全县第一号大傻子”。

春秀跟我冷战了一个月。

她觉得我断了他们娘俩的活路。

牛牛在学校里，也被同学嘲笑，说他爸是个傻子，送上门的金元宝都不要。

儿子回家哭着问我：“爸，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摸着牛牛的头，说：“牛牛，爹不是傻子。爹只是觉得，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

牛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以为，林悦会就此罢休。

我又错了。

她似乎跟我杠上了。

工商局的路走不通，她又走了教育局的路子。

一天，牛牛的班主任，我们县实验小学的王老师，亲自家访了。

王老师对我们家牛牛一顿猛夸，说这孩子聪明伶le，是个好苗子。

然后话锋一转，说省城有一所顶级的寄宿小学，教学质量全国闻名，正好有个转学名额，她已经帮牛牛争取到了。

学费、生活费全免。

我听着，心里一阵发冷。

她把主意打到我儿子身上了。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春秀这次学乖了，她没敢吱声，就是紧张地看着我。

我给王老师倒了杯水，然后很客气地说：“王老师，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们牛牛，就在这上挺好的。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儿子，舍不得他离我们那么远。”

王老师还想再劝，我直接站了起来。

“王老师，天不早了，您也该回家了。”

这是赤裸裸的逐客令。

王老师的脸色很难看，但她也没再说什么，起身走了。

她走后，春秀我问：“陈金，你是不是跟那个省长夫人有仇啊？她干嘛非要这么帮咱们？”

我苦笑了一下。

“我们没仇。”我说，“她只是想还债。”

“还什么债？”

“良心债。”

春秀不说话了。

她虽然泼辣，但她不傻。

她大概也猜到了我和林悦之间，有过一段不寻常的过去。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跟春秀，讲起了我和林悦的故事。

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到我给她送粮票，再到我送她去考试。

我讲得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春秀一直安安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讲完之后，屋子里一片沉默。

过了很久，春秀叹了口气。

她说：“陈金，我以前是觉得你傻。现在我知道了，你不是傻，你就是太实在了。”

“那个女人，她欠你的。但她现在想用钱、用权来还，就把你当年的那份心意给糟蹋了。”

“这事，我支持你。咱不要她的东西。”

“咱们一家三口，守着这个小店，安安稳稳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我看着春秀awesome，眼眶有点热。

我这个婆娘，虽然大字不識，但活得比谁都明白。

我以为，我的拒绝，已经足够清楚了。

我第三次错了。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那辆黑色的奥迪，又停在了我的店门口。

这次，下来的只有林悅一个人。

她没穿连衣裙，也没穿高跟鞋。

她穿了一身很普通的蓝布衣服，脚上一双布鞋。

头发也放了下来，简单地扎了个马尾。

她好像一下子，又变回了十五年前的那个样子。

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挥之不去的疲惫和沧桑。

春秀看到了她，愣了一下，然后默默地走进里屋，把空间留给了我们。

林悦走到我面前。

“我们……能聊聊吗？”她问，声音里带着一丝请求。

我点了点头。

我让她坐在店里那张唯一的椅子上，我还是坐在我的小马扎上。

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摆满螺丝钉和扳手的桌子。

“对不起。”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我不该用那种方式……我以为，那是在帮你。”

我没说话，递给她一瓶我们这最常见的橘子汽水。

她接过去，拧开，喝了一小口。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得特别庸俗，特别面目可憎？”她自嘲地笑了笑。

“没有。”我说的是实话。

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毕业之后，我留在了上海。”她低着头，看着手里的汽水瓶，像是在对我讲，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认识了老高，就是我现在的老公。他当时是学生会主席，很有能力，也很照顾我。”

“我们结婚了。他家里很有背景，他的事业一路绿灯。”

“我跟着他，从上海到北京，又从北京，调到这个省。”

“我当过老师，当过翻译，后来……就在家做全职太太了。”

“日子越过越好，住的房子越来越大，认识的人地位越来越高。”

“可是我……我总觉得不快乐。”

“我常常会做梦，梦见红旗大队，梦见那片黄土地，梦见那个牛棚，梦见那盏昏黄的煤油灯。”

“也梦见你。”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

“陈金哥，你知道吗？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不是我想写的。”

“是老高……他看见了我们之间的通信。他让我做出选择。”

“我当时……太年轻了，也太懦弱了。我害怕失去他给我描绘的那个未来。”

“所以我选择了……背叛你。”

我的心，又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原来是这样。

“后来，我不敢再跟你联系。我怕你知道我的生活，会看不起我。我把你写给我的信，还有那个日记本，都锁起来了。那是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

“这次老高调到这里来工作，我知道我离你很近了。我就想来看看你。”

“我看到你的店，看到你的生活……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觉得是我耽誤了你。如果當年……如果當年我勇敢一點，帶你一起走，你是不是就不會過得這麼辛苦？”

她终于哭了，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滴在蓝色的布衣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递给她一张卫生纸。

“林悦。”我叫了她的名字，而不是“林悦同志”。

“你没有耽误我。”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娶了春秀，有了牛牛，我过得很好。”

“辛苦吗？辛苦。但我们这的人，谁不辛苦？我觉得踏实。”

“至于当年……你不用自责。你一个城里姑娘，我一个农村光棍，咱俩就算当时真在一起了，也不会有好结果。你回不了城，我也去不了城里，最后只能是两个人在这黄土地上，一起受苦。”

“你走了，走出去，过上了好日子，我替你高兴。真的。”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当年的那份情愫，是真的。

但现实的鸿沟，也是真的。

她能考上大学，飞出这个穷山沟，是我当时最大的心愿。

她实现了。

这就够了。

“可是我……我总想为你做点什么。”她哽咽着说，“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我沉默了。

我知道，这个心结不解开，她会用更多我无法接受的方式，来“补偿”我。

我想了很久。

然后，我站起身，走进里屋。

春秀和牛牛正趴在门缝那偷听。

我没理他们，我打开那个尘封已久的木箱子。

箱子底，放着那个熟悉的日记本，还有一沓泛黄的信纸。

我把它们拿了出来。

我回到林悦面前，把日记本和信，放在桌子上。

“这个，还给你。”我说。

林悦看着那个日记本，浑身一颤。

她伸出手，颤抖着抚摸着那个褪色的封面，就像在抚摸自己逝去的青春。

“你……你還留着……”

“留着。”我说，“这是你当年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

“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从今往后，你就不欠我什么了。”

“林悦，你听我说。我陈金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人跟人之间，有些情分，是不能用钱、用权来衡量的。”

“当年我帮你，是我心甘情愿。我没图你任何回报。”

“你要是真想让我心安，就收回你那些安排。让我安安稳稳地，守着我的老婆孩子，开我的五金店。”

“你过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以后，就当个普通的老朋友。逢年过节，你想起来了，可以给我寄张贺卡。我也会记得，在很远的地方，有个叫林悦的姑娘，她过得很好。”

“这样，就够了。”

我说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好像压在心底十五年的那块石头，终于搬开了。

林悦没有说话。

她抱着那个日记本，哭了很久很久。

哭得像个孩子。

最后，她站起身，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金哥。”她又叫回了这个称呼。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

她擦干眼泪，对我笑了笑。

那个笑容，很干净，很释然。

就像十五年前，那个吃到了烤红薯的女孩。

她走了。

没有坐那辆黑色的奥迪。

她是自己一个人，走着离开的。

她的背影，汇入了我们县城傍晚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很快就看不见了。

从那以后，刘科长再也没来找过我。

牛牛转学的事情，也再没人提。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那条平静的河里。

春秀再也没提过这件事，但她对我，好像比以前更温柔了。

有时候我晚上喝多了，她会给我端来一碗热騰騰的解酒汤，嘴里骂着“老酒鬼”，下手却很轻。

牛牛还是在实验小学上学，每天放学就跑到我店里来写作业。

我的五金店，生意不好也不坏。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第二年春节，我收到了一个从省城寄来的包裹。

里面没有钱，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是一套全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就是当年我跑遍县城给她买的那一套的最新版。

还有一张贺卡。

贺卡上，是两行很娟秀的字。

“陈金哥，新年快乐。”

“愿你一生平安，喜乐。”

落款是：林悦。

我拿着那张贺卡，站在店门口，冬天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那笔“债”，终于以一种我们都能接受的方式，还清了。

它没有变成金钱，没有变成权力，它变回了它最初的样子。

——一份纯粹的，温暖的，关于青春和善良的记忆。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