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种女性经验的表达，是她的作品的灵魂，她将千千万万女性的生命体验连结在一起。在她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女性的觉醒与反叛。
女性的疼痛是什么样的？
过去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描述，甚至下意识地想把它们藏起来。长久以来，这些经验总是沉默的。
直到读到作家张天翼写下的句子：
“她肩头酸沉，四肢困乏得难以抬动，膝头发软，双腿里像有丝丝缕缕的虫子来回窜。小腹痛如割刺。”
这种女性经验的表达，是她的作品的灵魂，她将千千万万女性的生命体验连结在一起。在她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女性的觉醒与反叛。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她被困在男性的叙事里。父亲期望她成为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要求她从小写日记，家人还会定期检查。成长的氛围让她一直用贤妻良母的标准要求自己。
她花了很长时间，才逃离这样的期待，并开始她的反叛。她拿起笔改写令她不舒服的细节，用回了自己原来的名字，书写她认为值得且重要的女性生命体验。
在时间的长河里，你会看到女性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但最终，她告诉了我们同一件事：
女性的身体和欲望，是日常生活里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
当她们觉得这些重要，就要去书写。
我会一直书写，我认为重要的事物
讲述：张天翼
20 多岁，我在离开家之前，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乖、非常听话的女儿。
在我父亲的评价体系里面，他希望我做中国的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那样的小说，去描绘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的画卷。
从我两三岁开始，我爸就要求我每天写日记。他对这件事非常坚持，隔段时间还会检查，有时我写得比较敷衍，或者中间落了一大段，还挨过打。
我很抗拒这件事，到了青春期，日记里的东西我已经不希望别人去阅读了，也不希望用这种强制的方式持续，到现在，我都不愿意再去写日记了。
小时候，他给我买了很多很多的书。那时候天津有几条马路边，摆着书摊，盗版书十块钱三本。我爸爸就会带我到那里，对师傅说，我们来 50 块钱的。然后我们俩就趴在摊子上挑。他也挑，我也挑，挑上几兜子书，就像买大白菜一样扛回家。
有名的书，没有名的书我都去读，比如说明清的侠义小说、 90 年代大案要案纪实，各种名人的全集。我那时候也没有偏好，逮着什么吃什么。
我十几多岁时，《浮生六记》特别流行，里面最出名的是芸娘。她满足了千百年来男人对妻子的全部幻想，她对丈夫又体贴，会生活又有情趣，还愿意主动为丈夫纳妾。
中学时，大家特别喜欢Twins，她们有一首歌叫《下一站天后》，歌词里大概讲，纵使我站在台前如何发亮，也比不上跟我最爱的人回到家，在他耳边轻声地唱。
大家觉得，不管一个女性，是做了领导、老板，还是明星，最终的价值体现，还是要找到你的知心爱人，得到他一辈子忠诚的爱。
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候，贤妻良母，几乎是对于女人的一个最高称赞，是像圣杯一样的东西，作为女性，你要去争取这个奖牌。
到20多岁时，我还没有正式形成自己的想法，仍然会全盘地按照这样的审美去要求自己。那时我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眼力的女孩了，会炒菜、会炖肉、能做四菜一汤。这些事像是进入婚姻之前的一种摩拳擦掌。
如果贤妻良母是个考试，我已经做了 20 多年的准备，我可以在这个考试里成功上岸。
20 多岁以前，我一直以文学作品里男性的视角，去看待世界。
举个例子，我有一篇小说写海滩，我写了一个比喻句，把海滩比作美人衣服中间露出的一块皮肤，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有时，隐约地，我会有一种别扭的感觉。
20 多岁时，我去开会，桌上坐的都是作家，主办方一一介绍，这位是青年作家某某某，这位是作家某某某，轮到我时，他说，这位是美女作家纳兰妙殊。
那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时刻。纵使我知道主办方是想强调他眼中的我的一个优势，但我只想像大家一样，被称为作家或是青年作家，而不是美女。
我以前的笔名是纳兰妙殊，这个名字像一幅画里的古代才女的名字，一个女孩子穿着一身白衣，留着长发，在品茶吟诗，写一些非常优美的文字。我对这个形象厌倦了，我觉得真实的我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用回我自己的名字。
当我要改掉这个名字时，我的编辑、朋友和家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当时，我已经用这个名字出了几本书，有了一些读者。他们说读者不知道你前面的那段职业生涯，白费了那个名字积累的名气和读者对我的认知。这很可惜。
但我觉得，这是我做过的最坚定的一件事。
张天翼作品《人鱼之间》
其实，回想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很早就有了。以前，我看童话，很不喜欢白雪公主的故事。白雪公主看起来只有十几岁，她要跟七个男人住在同一间房间里，她没有任何隐私。如果七个小矮人足够体贴，应该给她单独创造一个房间。小矮人去工作之前还要排队到白雪公主面前，让白雪公主去亲吻他们。我也不能接受，我觉得这种亲密已经过界了。
还有睡美人，一个女孩睡过去了，醒过来发现一个男人在吻她，这个时候，她不应该尖叫吗？她居然就爱上了这个男的，然后嫁给了他。我感觉这在情感逻辑上讲不通。
这些故事对女孩其实是一种暗示：你不用去寻找，也不用吃什么苦，只需要睡在那里，然后睁开眼睛，你的王子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你愉快而幸福地接受这一切，就可以得到一个美满的人生。
这是一种谎言般的承诺。
只不过那个时候，面对这些“不舒服”，我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就选择默默地把它们吞下去。现在我会想，也许不是我错了。
如果说，童话平等地压扁了所有的角色，那么女性可能会被压得更扁，她们没有真正的欲望，没有真正的动机，没有真正的力量和手段，这对每个角色都是一种损失。
对我来说，改写童话是一种女性的复仇。我写小说是想将这些真实的爱恨、真实的欲望，还给她们。
小时候，我读过的书里就有关于男性身体的描写，我了解男性的生理经验，甚至比了解我自己的身体还要早。这些东西写出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关于女性身体的问题和细节，就没有人会写得这么细。
这些东西真的不重要吗？我觉得不是。
我曾经收到过一条写作建议，一位读者认为写女性身体是不好的，认为女性作者不应该再用女性身体作为噱头，而应该用真正的内容去跟男作者一决高下，我觉得这里隐含了一个判断，女性的身体是次一等的素材，是低人一头的。
我觉得大家要摆脱这样的耻感，女性的身体是可以写的，没有什么。女性的身体，女性的欲望，也并不是次等品，不是低贱的东西。
女性独有的体验，跟人类所有的体验一样是平等的。站在一个平面上，我们可以平等地去批评、赞颂和欣赏。它跟所有的写作素材一样，对于写作者来说，素材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你写得好或不好。
当我们认为以前那种写身体的方式不对时，我们就去创造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新的语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作家的责任。
没有一种体验和经验不值得书写。
张天翼作品《如雪如山》
生活里，我们可以写游泳，可以写失眠，可以写做梦，那我们就可以写做爱，我们可以写自拍，我们就可以写自慰，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女性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说要跳舞，要吃饭一样，没有什么是需要去遮掩的。
写作是一种定义权，只要我觉得重要，我就可以命名，只要我认为它是值得的，就需要写出来的。
到二十五六岁，我才确定要写小说。
如果你有长了翅膀，一直在地上走的话，你就会觉得翅膀很重，但是当你飞起来时，你就会觉得这个翅膀没白长，“原来我有这个东西是为了去飞的”，是这样一种感觉。
我写《性盲症患者的爱情》时，还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那时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声音，就借了一个男性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
到了《如雪如山》，我觉得我比写《性盲症患者的爱情》时更有勇气了，好像可以抛弃假肢，用真正的肢体去走路、去讲故事。
在写每个故事时，我都会问自己，这种体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是重要的？我自己是一个心智正常、很普通、很平凡的女人，如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在这世界上，肯定也有其他人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在《如雪如山》里，我写了性骚扰、月经、生育代价……这些都是女性所背负的，沉默的雪山。生活中就是会有这样真实的不堪，会有真实的缺陷，会有真实的不足，把它写出来就好了，不要假装它不存在。
有人觉得写月经这个东西很矫情，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小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叫《边城浪子》，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叫丁灵琳，她是一个非常爽朗的侠女，喜欢在身上挂很多小铃铛，风一吹过，铃铛会响。
有一次男主角傅红雪问她，你身上为什么要挂这么多铃铛？如果这个问题让我去回答，我可能会解释，这是我的武器。
但当时丁灵琳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她说，你也可以挂这么多铃铛，我绝对不管你。
从小到大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当别人质疑我，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重要？
我会这样告诉他，你也可以去写你觉得重要的东西，我绝对不管你。
作为女性创作者，我觉得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当我觉得这个东西重要，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要去写下来，当我们说越来越多，那些声音自然就会被淹没。他们说不重要，他们说了不算。
契诃夫有一句话说，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应该因为大狗的存在感到慌张，所有的狗都应该叫，让它们各自用上帝给他们的声音就好了。
我可能不是一只大狗，只是一只比较小的狗，我不能做工作犬、猎犬，但我有自己的能力和声音去写东西，所以我坚信，我只能发出属于自己的狗叫声，我现在写出来的小说也只有我能写出来。
女性所经历和体验的，就要以女性的方式去书写。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