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后，一场关于学术范畴界定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即中国本土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是否应当被纳入“世界中国学”的学术谱系？
2025年“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后，一场关于学术范畴界定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即中国本土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是否应当被纳入“世界中国学”的学术谱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触及全球化时代知识生产的核心学术伦理。“世界中国学”目前仍是西方主导的学术体系，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若被纳入“世界中国学”，学术主体性是否会被消解？知识生产的中心-边缘格局是否会被进一步固化？事实上，将中国学者的本土研究归入“世界中国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概念的错位。这种错位不仅模糊了不同学术范式的本质边界，更折射出全球化进程中部分知识分子在文化身份与学术立场上的深层焦虑。要从根本上厘清这一学术疆界，关键在于确立“中国世界学”的独立学术范畴，将中国学者的本土研究归属于这一体系之下，从而赋予其独立的学术品格与话语主体性，使其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有机融入世界知识体系。这一学术范式的厘清，对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文化自信，乃至推动人类知识体系的多元共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对“世界中国学”内涵与外延的认知偏差，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三个相互交织的深层原因。首先，是研究对象与学科属性的概念混淆。将“研究什么”等同于“属于什么学科”，将所有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不加区分地归入“中国学”领域，这种认知忽略了一点，即学科属性不仅取决于研究对象，更取决于研究立场、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体系。其次，是将学术立场与地理坐标简单等同，认为身处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就是“世界中国学”，身处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就是“本土研究”，却忽视了研究者的文化身份、价值立场对学术理论建构的决定性作用，而地理坐标无法替代学术立场的核心地位。最后，是知识生产与文化输出的功能错位。将知识生产等同于文化传播，用“是否对外输出”作为界定学科本质的标准，认为只有向西方传播的中国研究才属于“世界中国学”，而服务于中国本土发展的研究则不具备“世界性”。这种认知混淆了知识的生产属性与传播路径，忽视了本土问题意识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普遍贡献，许多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学术理论，如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而不同”理念，同样能为解决全球共同问题提供重要启示。
“汉学”与“中国学”从诞生之初就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紧密相连。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东方的殖民侵略，“汉”与“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学术话语中具有区域属性的标签，中国研究被强行纳入西方“区域研究”的框架之下。这种学术范式本质上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地理概念与学术霸权，一切非西方文明成为需要被“观察”“解读”的“他者”，用西方的理论工具与价值标准来裁剪非西方的历史与现实，这种认知背后正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全球格局的变化，这种显性的文化霸权思想逐渐被弱化，西方中国学也开始出现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源于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框架与思维定式仍未根本改变。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中国学者自觉将自身的中国研究归入“世界中国学”范畴，就意味着在学术范式上自我认同西方的文化殖民传统，主动放弃中国研究的学术主体性与主导权。这不仅会导致中国学术失去对本土问题的解释权，更会使世界知识体系失去一种源于中国文明的独特认知维度。
“中国世界学”与“世界中国学”的本质区别，在于“以谁的主体性研究世界”与“以谁的主体性研究中国”的根本差异。“世界中国学”的本质，是“以世界（主要是西方）的主体性研究中国”，即站在西方学术传统的立场上，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工具与价值标准来研究中国问题，其研究目的往往是为了满足西方对“他者”的认知需求，或服务于西方的全球战略。而“中国世界学”的本质，则是“以中国的主体性研究世界”，这里的“研究世界”并非指放弃中国研究，而是以中国的文化立场、问题意识与理论智慧为基础，既研究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现实，也研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更研究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种“中国主体性”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基于中国文明传统的学术立场：承认文明的多样性，主张以“和而不同”的理念看待世界，既不排斥西方学术的合理成分，也不盲从西方的理论霸权。在研究全球治理问题时，“中国世界学”可以从中国的“天下观”“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出发，提出不同于西方“霸权稳定论”的治理方案；在研究文明交流问题时，“中国世界学”可以以“文明互鉴”为核心，超越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思维定式。只有这样建构起“中国世界学”的主体性，才能真正确立中国本土学术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也才能明晰其与“世界中国学”的本质差异，从根本上避免概念认知的错位。
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的生命力，源于文明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内生性问题意识。从先秦诸子百家对“天下秩序”的思考，到宋明理学对“心性义理”的探索；从近代以来对“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追问，到当代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中国学术始终以解决本土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核心驱动力。这种内生性的问题意识，构成了中国学术区别于西方学术的独特品格，也使其能够为人类知识体系贡献独特的智慧。当代中国学术正在以“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中为西用、古今中西通用”的开放视野，构建超越传统汉学与“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域界。“古为今用”意味着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将“民为邦本”等思想转化为解决当代问题的理论资源；“西为中用”意味着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学术的合理方法，而非盲目套用其理论框架；“中为西用”意味着将中国学术的理论成果推向世界，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古今中西通用”则意味着在融合古今中西智慧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理论。这种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正在推动“中国世界学”的逐步成熟。
展望未来，当“中国世界学”真正走向成熟，其与“世界中国学”将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学术范式，而是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相互补充的两个分支。正如“德国世界学”“法国世界学”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立场丰富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世界德国学”“世界法国学”以外部视角为德国、法国研究提供新的维度一样，“中国世界学”与“世界中国学”也将共同构成认识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路径。“中国世界学”的“中国性”与“世界中国学”的“非中国性”，将不再是划分学术疆界的壁垒，而是成为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两个维度。这种多元共生的学术格局，将推动世界学术从传统的“区域研究”向真正的“全球研究”转型，不再以西方为中心观察世界，也不再以单一文明的标准评判多元文化，而是以平等、互鉴的态度看待不同文明的学术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世界学”将以其独特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智慧，为构建“学术命运共同体”贡献重要力量，使不同文明的学术成果能够真正实现互鉴互通、互融共荣，共同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与认知根据。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使命，也是全球学术界共同的追求。
来源：中国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