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7年6月下旬的北京夜色沉沉，西花厅的电话铃突然响起。周总理放下刚批完的文件，吩咐卫士通知一位来自上海的高龄学者进京面谈。几小时后，两辆伏尔加轿车疾驰向宣武门外，那位学者正是时人称“讽谏大儒”的冒广生。

1957年6月下旬的北京夜色沉沉，西花厅的电话铃突然响起。周总理放下刚批完的文件，吩咐卫士通知一位来自上海的高龄学者进京面谈。几小时后，两辆伏尔加轿车疾驰向宣武门外，那位学者正是时人称“讽谏大儒”的冒广生。

要说冒广生，得先追溯到清同治十二年。他出生在广州，族谱里写着“脱欢之后”，也就是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的后裔。外祖父周星诒以藏书见长，对经史校勘格外精通。少年冒广生习字、读经、辨异字，底子打得非常扎实。

甲午年间，康梁鼓噪变法，他赶考入京，连夜署名在“公车上书”折子上。那一年他不过二十七岁，却已认定国家要自救，必须先开民智。可他的考卷里引用卢梭“人民主权”之语，阅卷大臣张之洞看后连叹三声可惜，落榜也就成了定局。

科场失利反倒逼着他另辟蹊径。光绪末年到宣统朝，他只是六部里一个籍籍无名的郎中，却把大把时间投入目录学、版本学，整理《水经注》《文选注》。有人讥笑他“只会埋头做冷板凳”，他淡淡回应：“书中自有乾坤。”

辛亥风雷起，满清谢幕。许多旧日官僚忙着易帜，他却推辞政坛邀约，回苏州故居水绘园寄情诗酒。抗战期间迁往重庆，偶然与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陈毅将军结识。陈毅赞他“论时事如快刀”，两人因此成了忘年之交。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讨论明末“四公子”时，特地称赞冒辟疆“全节而终”。听到此语，冒广生颇感动：“先祖能获斯评，后人当自励。”1957年春，他到北京探望任教的长子，顺道拜会陈毅。两人谈到正在展开的整风，老人直言看好：“纠偏求是，前景光明。”陈毅建议他写点文字阐发。

《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不到两千字，却文气沉郁、针脚细密。《人民日报》连发文章与访谈稿，引起毛主席注意。主席圈出文中“爱人以德，相诚以见”八字，对秘书说：“此人可谈，约来一叙。”于是就有了夜半西花厅的电话。

6月30日深夜，轿车驶入中南海新华门。灯光下，毛主席已候在廊前。老人下车略显踉跄，主席快步迎上前，轻声一句：“老先生远道辛苦。”随后两人并肩进书房，茶香氤氲。冒广生先礼后言，说明来意只是“抛砖引玉，请君检讨”。主席听罢挥手示意秘书记录，让他把想法全部倾吐。

他从民主党派参政聊到农田水利，从文风到党风，句句有棱角。主席一会儿点头，一会儿莞尔。短暂停顿时，主席忽然说：“过去你们倡革新，我们号召革命，本是一脉。”这话并非客套，多少旧式士绅与新式革命者在救国的岔口擦肩，又在历史长河里重新交汇。

谈罢政事，两人又切入诗词。冒广生自袖中取出方盒，里面是他手校《滂喜斋词稿》。主席翻了数页，停在《秋兴》处笑问：“‘山抹微云’之后你用‘江涵落照’，用得绝。”老人微微欠身：“承蒙过奖。”短短几句对话，却让在场的秘书惊讶——七十多岁的学者与六十多岁的领袖，气脉相通，几乎没有代沟。

午夜已过，李维汉、朱德赶来开会，书房里不得不收束。主席送老人到门口，忽起求言之意。冒广生沉吟片刻，低声借佛典一喻：“雄师身上也会有虱子，虱子虽小，为害亦大。”寥寥数字，重似千钧。主席郑重答：“记住了。”同去的卫士后来讲，主席回头叮咛秘书，把这句话抄在当天日记首页。

老人返沪后始终念念不忘那夜长谈。遗憾的是，1959年8月他在上海病逝，未能再赴京与主席论诗。临终时他对弟子言：“主席无成见，肯听逆耳之语，斯为大德。”交往不过三小时，却成为学界津津乐道的佳话。

细数冒广生一生，功名不顺，仕途平淡；可他敢言、能谏、重学问，终得同道敬重。1957年那句“雄师身上也会有虱子”，不只是一句警醒，更映照出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民领袖在同一条治理脉络上的良性互动。对于历经旧时代磨砺的耄耋儒者而言，那一夜已足够见证理想与现实短暂而闪光的交汇。

来源：史海挖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