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戴震（1723—1777）清思想家、学者。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人。问学于婺源（今属江西）。四十岁中举，后六次会试皆落第。曾从江永学。与纪昀、钱大昕、王鸣盛、卢文弨、惠栋等人交游。乾隆间修《四库全书》，特召任纂修官。后被乾隆赐为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戴震（1723—1777）清思想家、学者。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人。问学于婺源（今属江西）。四十岁中举，后六次会试皆落第。曾从江永学。与纪昀、钱大昕、王鸣盛、卢文弨、惠栋等人交游。乾隆间修《四库全书》，特召任纂修官。后被乾隆赐为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博闻强记，对天文、数学、历史、水利、地理等均有精湛研究。擅名物训诂，精通古音，立韵类正转旁转之例。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对经学、语言学等有重要贡献。哲学上，肯定世界为物质的“气”的变化过程，说：“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强调气的流行生息即“道”或“理”，指出“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原善》卷上）把运动变化着的“阴阳五行”看作“气”的内容，由此构成宇宙本原。指出《易·系辞》所谓“形而上”的“道”，即“未成形质”以前的“气”；“形而下”的“器”，即“已成形质”后的物，批驳了理学家“理在事先”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认为人们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只能从事物本身去找，批判宋儒“以理具于心”的观点，说：“有血气，夫然后有心知……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原善》卷中）认为人先有物质性的感觉器官（血气），然后才有精神思维活动“心知”，精神依赖于肉体。同时也看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和联系。还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由“自然”到“必然”的过程。说：“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人唯有把握“必然”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否则“若任其自然而流行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同上）。不把握“必然”反而丧失自由。抨击程朱理学“存理灭欲”的观点，指责“后儒以理杀人”，“其祸甚于申、韩”，断言程朱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肯定“欲者，血气之自然”（同上），“天下之用情，天下之同欲”即“理”。认为“天理”与“情欲”相统一，“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对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强调科学研究要把握事物的“条理”，即特殊规律。对这些特殊规律的认识乃是通过“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同上）。反对“以一己之意见为理义”，认为获得“理”的途径“匪自我为之，求诸物而已矣”（《绪言》上）。结合考据指出归纳事物应“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与姚孝廉姬传书》），不能“依于传闻”、“择于众说”、“出于空言”和“据于孤证”，即“未至十分之见”。在美学上，认为审美活动也是一种“血气心知”的认识过程，充盈天地之间的有声、色、臭、味。但作为审美对象的“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尤美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后人编有《戴氏遗书》、《戴震集》。

陆燿（1723—1785）清学者。字青来，一字朗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乾隆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后出任知府。官至湖南巡抚。与戴震交往密切，称赞戴震在理欲观上对程朱理学所作的批判“可谓切中俗儒之病”（《复戴东原言理欲书》）。批评“理学之名，可以虚附”，“理悬于虚，事征于实。虚者易冒，实者难欺。惟言理而著之于事，证之以迹，空虚无实之谈，庶不得而妄托。”（同上）只空谈虚理而不顾实事。公开表示对“朱陆、朱王之辨”不感兴趣，主张“不贵言性、言命，存天理遏人欲之虚谈”，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于风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与民同好恶而不私”（同上）。对理学家空谈义理心性，脱离实际的学风深恶痛绝，指出理学家空谈心性，高唱太极玄理，而不得其解，实际上是违背儒家的传统。认为“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儒家的经典《易》、《春秋》、《诗》、《书》均不言性，“《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据此，肯定“《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书昌黎〈原性篇〉》后）。有《切问斋集》、《任城漫录》、《大学合钞》等。

韩梦周（1730—1799）清哲学家。字公复，号理堂。潍县（今山东维坊市）人。乾隆进士。授安徽来安知县，并建立江清书院与恤孤院。后因捕蝗不力被罢官，讲学于程符山达二十六年之久。“其学以存养、省察、致知三者为入德之资。每跬步必以礼，以耻求闻达为尚。”（《清史稿·韩梦周传》）终生笃守程朱理学，反对陆王心学，严守“朱陆之辨”。批评王守仁的“即心即理”与佛教所讲的“即心即佛”相一致，是“改换头面之术，其词异，其实同者也”（《与李叔白书》），批评王门后学“学问空疏，不耐劳苦，乐其简易而从之”，“博览典籍，不知切问近思，勤而无得，见其立教，专主向里”（《日记》）。把儒学归结为个人修养的学问，并把“穷理”也纳入个人修养的范围。指出，圣贤之学，其大要有三：以存养为根本，以督察为修治，以穷理为门户。主张“养心之道在敬”，“能诚敬则心之理得矣。心便是无形的身，身便是有形的心，养心与修身其理一也。”（同上）认为“其要只在敬，而无失不敬”，“除一敬字，更无用力处”（《寄阎怀庭书》）。提倡自然之理，把自然之理同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立起来。认为：“万事之理出于自然，顺其自然，故无事，以私智凿之，则纷如矣。”（《日记》）提倡易简之理，认其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是“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与罗台山书》）。批评王学违背了易简的原则，“背常离经，造为高深玄远，自以为道之至，而不知其违于天”（同上）。著作编为《理堂文集》。

朱珪（1731—1806）清学者。字石君，号南崖，晚号盘陀老人。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人。乾隆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后历官侍讲学士、两广总督、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授仁宗学，加太子少保、太子少傅。曾充四库全书总阅、实录馆总裁、国史馆正总裁、会典馆正总裁。取士务以经策较四书文，锐意求朴学才士。于经术无所不通。为学主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总修成《高宗实录》。有《知不足斋诗文集》。

吴德旋清学者。字仲伦。宜兴（今属江苏）人。提出文质互用的观点。认为“文与质必相为用，然后可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与张皋文论文质第一书》）。文与质，既不偏重，亦不偏废。没有礼乐之文，必然损害忠信之质。坚持质不变而文随时而变的观点，说：“盖质者百世不可变，若夫文则因其时，以斟酌损益之，而使之称于质，斯已矣。”（《与张皋文论文质第二书》）又提出“质先而文后”，力图用文质相统一的观点，来解释古代的思想论争，批判佛、道二教，以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关系。在人性论方面，力图调和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之间的矛盾。他说：“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恶。曰人之性善者从其上者而言之也；曰人之性恶者从其下者而言之也。其所从言之，虽异其所以救世之心一也。”认为“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意主乎劝，劝故人乐于从”；“荀子曰尧舜伪也，桀纣性也。学则为尧舜，不学则为桀纣矣，其意主乎戒。戒故人知所惧”，“荀子明王道，述孔氏与孟子同”（《读荀子》）。有《闻见录》、《初月楼文钞》。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