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义熙九年（413年）三月初一，刘裕诛杀了骄纵贪侈的诸葛长民兄弟。诸葛长民的豫州刺史之位空了出来，刘裕暂时也没有好的人选，只能自己先领了。这样刘裕已领了扬州、徐州和豫州三州，事权进一步扩大，于是他正式开启了他筹谋已久的改革计划，史称“义熙土断”。

义熙九年（413年）三月初一，刘裕诛杀了骄纵贪侈的诸葛长民兄弟。诸葛长民的豫州刺史之位空了出来，刘裕暂时也没有好的人选，只能自己先领了。这样刘裕已领了扬州、徐州和豫州三州，事权进一步扩大，于是他正式开启了他筹谋已久的改革计划，史称“义熙土断”。

如前所述，东晋拥有很多的侨州郡县，这些侨州郡县的居民都是从北方来的流民。这些流民刚南下时自然是没有土地的，甚至没有房产，你指望他们跟本地百姓一样交税那是不现实的。何况大家当时都还想着很快就能打回老家去。而东晋政府的基本盘就是侨姓士族，由他们主导的东晋政府自然也会对侨人采取优待，于是就免去了他们的赋税与徭役。

为方便管理，侨州郡县的侨人户口也与本地编户分开管理，土著编户是正式户籍，为了防止这些资料被虫蛀，它刚开始用的是长一尺二寸的木牍来登记，其后又用防蠹的黄纸代替（注1），故称“黄籍”。而侨人百姓是临时户籍，它登记在没有经过处理的白纸上，故称“白籍”。后来，随着侨人们在地方上长久居住，渐渐扎下根来，大家也都明白自己暂时是回不到北方故土去了。所以其中一些有势力的侨人士族豪强开始圈地建房、强占山泽，并招纳奴客开发庄园，这些侨人士族豪强都是白籍，他们的田地以及依附民按照晋律自然都是不用交税的。这对需要正常服役、交税的江南本地人很不公平，所以经常有“侨民”与“旧民”的矛盾。而没什么势力的侨人流民，他们占不到地，就只能沦为各士族的佃客、奴婢等，更是不用交税了。

而东晋积弱，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人口有很多都是免役的侨民和奴客，那么庞大的赋役便都落在了数量越来越少的南方土著头上（注2），如此一来，自然是国弱民困。对此，东晋政府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就是就是强行征发豪族的奴客，这种公然的巧取豪夺之法显然行不通，晋元帝、庾翼、司马元显这些皇帝、权臣都用过这一招，结果却加剧了侨旧矛盾，很快遭到江南社会的严重反噬，东晋王朝人心尽失。所以刘裕将眼光放在了第二种方法上（注3），那就是“土断”。所谓土断，即“以土为断”，也就是取消侨人的侨居临时户口，统一以现居住地为准，从而化侨人为土著（但并不夺走他们的奴客），如此既增加了国家的税源，也可以大为缓解侨旧矛盾。。

在整个东晋时代，一共搞过四次土断，前两次都是由晋成帝主导的，但东晋皇权不振，皇帝搞土断，反而效果不佳。再后来大司马桓温为了给自己北伐筹集更多的人力物力，在364年主持了一次“庚戌土断”（以三月初一庚戌下诏，故名），这次土断执行的相当严格，晋宗室彭城王司马玄只因藏匿五户竟然就被下狱治罪。

现如今，距离上次庚戌土断又已经快五十年了，期间又政局不稳管理松弛，上次土断的改革成果已基本被耗尽。而淝水之战、谢玄北伐、刘裕灭燕三次大战，又让很多新的北方流民不断涌入南方，导致土客杂居、籍不符实的情况愈演愈烈。再加上孙恩、卢循之乱，谯纵、刘毅之叛，整个南方一片残破，也急需厘清编户、恢复生产。所以刘裕再次启动更加严厉的土断，另外还增加了一个附属政令，即抑制土地兼并，从豪强大族手中夺回已被私有化的山川湖泽（注4），租借给新入籍的编户，乃至赠送给贫民使用（注5），以刺激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弥补土断导致他们赋役增加的损失。

义熙土断，是东晋时代乃至整个南朝最严厉的一次土断。不仅大批侨民成为国家编户，还有众多流寓郡县被并省，归入本地郡县，从而精简了政府机构、压缩了人员编制，节省了国家财政支出。据赵义鑫考证，其中政区增减变化最大的是在长江下游的淮河两岸，以及益州地区（注6）。后来，刘裕之子宋文帝又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进行清理户籍工作（注7），以后齐、梁时代，再度整理户籍，还都以元嘉（宋文帝年号）户籍为依据。

不过，晋陵郡的京口、武进等地是北府兵的重要来源，而战斗力强悍的北府兵又是如今刘裕北伐乃至建宋代晋的倚天剑与屠龙刀，如果取消他们的侨民优待，则不免有损于此神兵锋芒。所以刘裕表示自己能立此勋业，“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也”，总之大家都是“情若风霜，义贯金石”的革命战友（《宋书·武帝纪》载义熙十二年《世子镇徐兖二州下书》），这些年南征北战，已为国家付出那么多，怎么能再让他们吃亏呢？所以刘裕在严格执行土断改革的同时又规定：“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

事实上，刘裕的土断，不仅是为增加国家财赋收入与徭役来源，减轻江南社会国家编户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在为接下来即将发动的北伐积蓄力量。

当时，后秦被胡夏之主赫连勃勃与仇池氐人南北夹击，国力衰败，士气颓废，正是东晋大举北伐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刘裕多年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北伐中原，复兴华夏，所以土断势在必行，然后才能“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刘裕上义熙土断表文》）。

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利国利民，但显然大大伤害了侨姓士族的利益，他们的依附民被解放，他们强占的山泽被收回，他们的侨州郡县官职被取消，他们怨声载道怨气冲天。但他们没办法，如今刀把子在刘裕的手里，他最狠，他最大，他们再痛也只能忍着，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但也有一些人不愿意忍。他们包括两拨人。

一拨人是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为首的司马宗室，他们觉得自己才是皇族，且坐这江山已经一百多年，享受各种政策优待是理所当然的，你刘裕凭啥剥夺！我们不服！

另一拨人是以雍州刺史鲁宗之为首的襄阳流民军。襄阳流民军的战力虽然不如北府流民军，但也为推翻桓玄、平定卢循、打败谯蜀出了不少力。凭啥我们要土断，晋陵的北府侨民就不用！还有凭啥我们的“州郡县屯田池塞”，要“一切除之”（注8）！这不公平，我们不服！

宗室一党的首领司马休之其实是如今东晋司马皇族的疏宗，他的先祖是司马懿的弟弟魏国中郎司马进。司马炎篡魏建晋后大封宗室，司马进的儿子司马逊被封为谯王，此后司马逊的嫡子嫡孙便世代传袭谯王的爵位。东晋初年北方大乱，司马逊的的儿子司马承也跑到建康投奔晋元帝，并在晋初王敦之乱中坚守长沙而被叛军杀死，为国死难。加上司马承的子孙也个个对东晋王朝忠心耿耿，而且还能带兵打仗，因此谯王这一家族在东晋发展为功勋将门，在皇族中威望显著，可以说是日渐衰弱司马氏的唯一顶梁柱。如司马休之的父亲谯王司马恬早年曾担任御史中丞，当时桓温废帝、权倾朝野，司马恬却敢于“劾温大不敬，请科罪”，以致桓温叹曰：“此儿乃敢弹我，真可畏也。”并一路做到持节都督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领镇北将军，执掌北府强兵。司马休之身为司马恬次子，本来并没有继承王位的资格，但他哥哥谯王司马尚之在抵抗桓玄时被杀且没有儿子，所以司马休之把自己的长子司马文思过继给亡兄而承袭了谯王之位。

虽然司马休之身份尊贵，威望显著，但并不像刘毅那么跋扈，甚至性情有点软弱。所以刘裕给予了他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平西将军的高官重职，以安抚司马皇族。义熙土断开始后，司马休之也不敢有啥想法，但他的儿子谯王司马文思处于建康司马皇族的核心，天天被一群人怂恿着，心中不免有了一些不轨的念头。但司马文思手里是没有兵的，他所能做的就是招纳一些“轻侠”，也就是江湖上的侠客武人之类，在民间搞事情，《晋书·宗室传》中说他“性凶暴，每违轨度，多杀弗辜，好田猎，烧人坟墓，数为有司所纠”，看来这帮人有点黑社会武装的意思，仗着有势力根本不把执法部分放在眼里。但在义熙十年（414年）三月，也就是刘裕上表实行土断后一周年之际，这帮黑社会犯了一件大案，“擅捶杀国吏”，也就是将司马文思封国的一位官吏给打杀了（也许这位官吏发现了他们什么秘密），甚至图谋暗杀刘裕（这个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了）。刘裕遂将其逮捕。看在司马休之的面子上，刘裕没有杀司马文思，但将他手下那帮黑社会兄弟全给杀了。

四月，刘裕下令将司马文思送到荆州，让他自己管教儿子。刘裕这事儿表面上滴水不漏，但实际态度已很明显，他希望司马休之大义灭亲，处死儿子以正国法，同时也算是给自己上交一张投名状——历代谯王都是东晋司马宗室的核心，司马休之亲手杀了谯王儿子，则表明自己完全背叛司马皇室而投入刘裕怀抱。

司马休之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软弱到杀儿子保自己的程度，而且他也从没想过要背叛司马皇室。更重要的是，襄阳流民军统帅、雍州刺史鲁宗之也表态要支持他反刘裕。鲁宗之本是支持刘裕的，当初还曾帮助刘裕干掉司马休之的前任刘毅，刘裕还因此晋升鲁宗之为镇北将军、南阳郡公，食邑2500户（在爵位上已与刘裕平起平坐）。然而，刘裕的土断政策惹恼了这位襄阳军阀，所以他主动联系了司马休之，两大集团结成了攻守同盟。鲁宗之甚至还编了一个谶语：“鱼登日，辅帝室。”公然与刘裕对抗（鱼在日上，就是“鲁”字，鲁宗之此谶语乃表示自己才应该是大晋王朝的宰辅）。

总之，司马休之如今也算是底气雄厚，所以他决定向刘裕装傻，上了一道表文请求朝廷免除自己荆州刺史的职务，并废去司马文思的王位，又写了一封信给刘裕道歉谢罪，以表示自己不想跟刘裕翻脸，但你要想完全拿捏我那是不可能的。

朝廷当然不会傻到真去解除司马休之的职务，人家已经是荆州一霸，你解得着么？为今之计，刘裕也只好先捏着鼻子认了，然后积极准备再次西征江陵，同时以心腹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以防备上游的司马休之突然发难。

上次刘裕西征，使用了麻痹与突袭的战术，用最小的代价拿下了刘毅。但这次这招行不通了，天下人都知道刘裕肯定要拿司马休之开刀了。司马宗室必须最后一搏。414年底，一名逃亡后秦的宗室司马国璠，在秦晋边境召集了数百人，乘夜潜入广陵城起兵，想要重演当年刘裕在京口、广陵举义之事，青州刺史檀祗奋力将其击退，但自己也被箭射伤。司马国璠逃亡后秦，檀祗因此事降号为建武将军。

415年正月，刘裕命令廷尉逮捕处死了司马休之在建康的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然后自领荆州刺史，宣布要亲征荆州。出征前，他安排二弟刘道怜监太尉留府，而以前将军刘穆之为尚书右仆射，谢景仁为尚书左仆射，朝中事无大小，一决于刘穆之。刘裕还任命龙骧将军、高阳内史刘钟领石头戍事，负责建康城的治安与守备。

注1：黄纸是一种用黄檗汁处理过的硬麻纸，当时人没有桌椅，席地而坐，往往左手持纸，右手秉笔，故以纸张较硬为方便。而“改简为纸”，大概也是短命的桓楚朝廷唯一影响较深远的政令了。自蔡伦改进造纸术以来，造纸成本虽不断降低，但国家政令仍采用简牍。桓玄下诏：“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引《桓玄伪事》）从此以后，纸张才完全代替简牍，成为朝廷公文的载体。而随着便宜纸张的普及，大家都可以互相抄书了，民间的教育普及程度随之提高，这便为科举制的推行奠定了基础。而科举制又促进了魏晋贵族官僚政治向隋唐文官官僚政治的转变。欧洲中世纪贵族时代之所以那么漫长，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普遍使用纸张的时间实在太晚了。

注2：自汉末大乱至唐朝初年，中国人口流动剧烈，基层管理体系亦被严重破坏，东汉时严格的度田已完全无法实现，且身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世家豪族们强烈反对按亩征赋，故各政权的财税只能由“人地皆税”改向“舍地税人”方向发展。

注3：事实上，刘裕在永初元年（420年）代晋建宋伊始，就发布了一道诏书，宣布：“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让之前被东晋朝所征发的奴客，全部回归本主，这显然是对东晋征发奴客政策的一种明确反对，同时也是对江南豪族的一种拉拢与示好。

注4：在中国历史上，山川湖泽从来都皇家财产（336年晋朝再次颁令重申），有时会赏赐给官员贵族使用，或被豪强大族强占，但皇家随时可以收回。

注5：见《晋书·安帝纪》：“（义熙九年）夏四月壬戌，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赐贫人，弛湖池之禁。”这位晋安帝的皇后，就是王羲之孙女、王献之女王神爱，她刚在去年（义熙八年）去世，适逢土断，刘裕便请晋安帝下令将这四十顷“脂泽田”赠送给贫民耕种，以为门阀作表率。

注6：赵义鑫：《论义熙土断的范围、对象与意义》，《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注7：东晋并没有做户籍统计工作，但桓温在哀帝兴宁元年（363年）曾提到当时东晋的编户数是“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晋书·桓温传》），日本学者越智重明先生根据这条史料，推算当时的东晋户数约为50万左右。越智重明：《魏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第200页。另据《晋书·刘毅传》，刘毅在412年任江州都督时上表中有一句话说“今江左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可见到此时东晋编户仍没有多少增加。后来经刘裕义熙土断，编户遂逐渐增加，按《宋书·州郡志》，至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统计全国的户口数是：901769户、5174074口。户口几乎翻倍。当然，仍有超过这个数字几乎两倍的豪族依附民，没法统计在内。

注8：见《宋书·武帝纪》载义熙八年十一月刘裕《至江陵下书》：“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王仲荦指出，这些“州郡县屯田池塞”，往往被荆、雍诸州的牧守据为己有，中饱私囊，故刘裕先后下令禁止。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0页

来源：名将英雄两千年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