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显庆五年（660 年），唐王朝在唐高宗李治的治理下，国力臻于鼎盛。此前数年，唐王朝相继平定西突厥叛乱、迁治安西都护府，在西域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帝国的军事实力与国际威望达到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朝鲜半岛三
显庆五年（660 年），唐王朝在唐高宗李治的治理下，国力臻于鼎盛。此前数年，唐王朝相继平定西突厥叛乱、迁治安西都护府，在西域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帝国的军事实力与国际威望达到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朝鲜半岛三足鼎立的局面（高句丽、百济、新罗）因百济与高句丽的结盟而失衡，对唐王朝的东亚战略利益构成了直接挑战，征讨百济的议题被提上朝廷议事日程。
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东临新罗，北接高句丽，南隔黄海与唐王朝的胶东半岛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贞观年间起，百济便与唐王朝保持着宗藩关系，定期遣使入唐朝贡。然而，随着高句丽对朝鲜半岛霸权的觊觎，百济国王扶余义慈逐渐倒向高句丽，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抗唐王朝支持的新罗。显庆初年，百济与高句丽联手出兵攻打新罗，接连攻占新罗数十座城池，新罗国王金春秋遣使入唐求援，恳请唐王朝出兵干预，解救新罗于危难之中。
从唐王朝的战略利益来看，百济与高句丽的结盟严重威胁了东亚地区的稳定。高句丽长期以来拒不臣服唐王朝，占据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北部，阻碍了唐王朝向东北方向的疆域拓展；而百济的倒戈，使得高句丽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形成了 “高句丽 — 百济” 夹击新罗的局面，若不及时干预，新罗可能被两国吞并，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将彻底丧失。此外，百济控制着黄海东部的海上通道，其与高句丽的结盟也对唐王朝的海上贸易与海防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
从军事准备来看，唐王朝此时已具备了跨海征讨百济的坚实基础。经过贞观之治与永徽年间的积累，唐王朝的国力雄厚，府库充盈，能够为大规模军事行动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海军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胶东半岛与长江口一带组建了强大的水师，打造了大量适合跨海作战的战船，具备了远海投送与作战的能力。此前，苏定方平定西突厥的卓越战绩证明了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唐王朝积累了大规模远征的作战经验，也让朝廷对跨海征讨百济充满了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罗的求援成为了唐王朝出兵的直接契机。唐高宗认为，征讨百济不仅是解救新罗的正义之举，更是打击高句丽同盟、稳定东亚格局、拓展帝国影响力的战略需要。显庆五年正月，唐高宗召集宰相与军事将领召开御前会议，最终决定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渡海征讨百济，同时命令新罗国王金春秋率领新罗军队从陆路配合唐军作战，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显庆五年二月，朝廷正式颁布征讨百济的诏书，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以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副总管，率领水陆大军十万余人出征；同时任命新罗国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领新罗军队五万余人，从朝鲜半岛东南部出兵，进攻百济的东部边境，配合唐军的跨海作战。诏书明确了此次征讨的目标：攻破百济都城，擒获百济王扶余义慈，灭亡百济政权，将百济故地纳入唐王朝的管辖范围。
苏定方接到任命后，立即前往胶东半岛的莱州（今山东莱州）集结军队与筹备物资。此次出征的唐军主力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来自中原各地的府兵，共计六万余人，这些士兵久经沙场，战斗力强悍；另一部分是水师部队，共计四万余人，配备战船千余艘，其中包括大型楼船、中型战船与小型快艇，能够适应不同的作战环境。为了确保大军的战斗力，苏定方对军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集中训练，重点演练跨海航行、登陆作战、城池攻坚等战术，同时开展了海上协同作战训练，提升水陆两军的配合能力。
物资筹备是跨海作战的关键。朝廷从全国调拨了大量的粮食、布匹、军械、药品等物资，集中存放在莱州的军港仓库中。为了满足跨海作战的需求，朝廷还专门打造了大量的防潮、防腐包装，确保粮食与军械在长途航行中不受损坏。同时，苏定方在莱州建立了专门的物资转运体系，组织了庞大的民夫与船夫队伍，负责将物资装载上船，确保大军出征时物资供应充足。此外，朝廷还在沿途的沿海州县设立了补给点，为大军的航行与返程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援。
苏定方根据百济的地理形势与军事部署，制定了 “跨海登陆、直捣腹心、南北夹击、速战速决” 的战略规划。具体作战方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唐军水师从莱州出发，横渡黄海，在百济西部的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登陆，迅速控制登陆点，建立前进基地；第二阶段，唐军主力从登陆点向百济都城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进军，沿途攻克百济的重要城池，消灭百济的主力军队；第三阶段，唐军与新罗军队会师于泗沘城下，合力攻破百济都城，擒获百济王扶余义慈，灭亡百济政权。
为了确保作战方案的顺利实施，苏定方还制定了详细的战术安排。在跨海航行阶段，水师部队分为前、中、后三军，前军负责侦察敌情与开辟航道，中军为大军主力与物资船队，后军负责殿后与护航，避免遭到百济水师的袭击；在登陆作战阶段，唐军将采用 “声东击西” 的战术，派遣部分战船佯攻百济的其他港口，吸引百济军队的注意力，主力则在熊津江口强行登陆；在向泗沘城进军的过程中，唐军将采取 “分进合击” 的战术，兵分三路，分别进攻百济的西部、中部与南部地区，切断百济各地军队的联系，孤立泗沘城；在攻城阶段，唐军将充分发挥攻城器械的优势，同时利用新罗军队的配合，从多个方向对泗沘城发起猛攻，速战速决，减少大军的伤亡与物资消耗。
此外，苏定方还十分注重外交与安抚工作。在出征前，朝廷派遣使者前往百济，劝说扶余义慈停止与高句丽的结盟，解除对新罗的进攻，归附唐王朝，但遭到了扶余义慈的拒绝。苏定方因此决定在作战过程中采取 “恩威并施” 的策略，对顽抗到底的百济军队予以坚决打击，而对投降的百济官员与民众则采取宽容政策，赦免其罪责，妥善安置，以赢得民心，减少抵抗。
显庆五年三月，唐军的集结与筹备工作全部完成。苏定方在莱州军港举行了盛大的誓师仪式，唐高宗派遣使者前往慰问，并授予苏定方尚方宝剑，赋予其 “便宜行事” 的权力。誓师仪式上，苏定方激励将士们奋勇作战，为国争光，将士们士气高昂，齐声高呼，决心攻克百济，完成使命。随后，苏定方率领十万水陆大军，乘坐千余艘战船，从莱州军港出发，浩浩荡荡地驶向黄海，开启了渡海征讨百济的征程。
显庆五年四月，苏定方率领的唐军水师在黄海海域航行十余日后，顺利抵达百济西部的熊津江口。百济王扶余义慈早已得知唐军出征的消息，派遣大将军阶伯率领百济军队两万余人驻守熊津江口，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试图阻止唐军登陆。
唐军抵达熊津江口后，苏定方首先命令水师部队对百济的防御工事进行侦察，发现百济军队在江口两岸部署了大量的弓弩手与投石机，江面上还设置了铁链与木桩，阻碍战船的通行。针对这一情况，苏定方决定采取 “火力压制与强行登陆相结合” 的战术。他命令水师的大型楼船驶至江口前沿，利用船上的弓弩与投石机对百济军队的防御工事发起猛烈攻击，密集的箭矢与巨石如雨点般落在百济军队的阵地上，百济军队伤亡惨重，防御阵型逐渐崩溃。
在火力压制的同时，苏定方命令唐军士兵乘坐小型快艇，强行冲过铁链与木桩的封锁，向江口南岸登陆。唐军士兵奋勇争先，冒着百济军队的箭矢与石块，迅速登上南岸，与百济军队展开了激烈的近战。百济军队虽然顽强抵抗，但在唐军的猛烈攻势下，逐渐不敌，纷纷溃散。大将军阶伯见大势已去，率领残部向内陆撤退，唐军成功控制了熊津江口的登陆点。
熊津江口登陆战是唐军跨海作战的关键一战，唐军以极小的伤亡代价成功登陆，为后续的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登陆后，苏定方立即组织士兵修筑营寨，建立前进基地，同时派遣使者前往新罗，通报唐军登陆的消息，催促新罗军队尽快出兵，配合唐军作战。
控制熊津江口后，苏定方率领唐军主力向百济都城泗沘城进军。沿途，唐军先后遭遇了百济的多个城池守军的抵抗，其中以真岘城（今韩国镇岑郡）与豆尸原城（今韩国益山市）的抵抗最为激烈。
真岘城是百济西部的重要军事据点，城池坚固，易守难攻，百济守军在城中囤积了大量的粮草与军械，准备长期坚守。苏定方率领唐军抵达真岘城后，首先对城池进行了包围，切断了守军的外援与粮草供应。随后，唐军使用攻城锤、云梯、投石机等重型攻城器械对城池发起猛攻。百济守军凭借坚固的城池顽强抵抗，唐军多次攻城均未能成功，伤亡较大。
针对这一情况，苏定方改变了战术，决定采取 “围而不攻、诱敌出城” 的策略。他命令唐军故意放松对城池的包围，同时派遣部分士兵在城外佯装掠夺物资，引诱百济守军出城追击。百济守军见唐军放松包围，又急于摆脱困境，果然率领主力出城追击。苏定方早已在城外设下埋伏，待百济军队进入埋伏圈后，唐军伏兵四起，对百济军队发起了猛烈攻击。百济军队猝不及防，阵型大乱，纷纷溃散，唐军趁机攻占了真岘城。
攻克真岘城后，唐军继续向泗沘城进军，途中又顺利攻克了豆尸原城等多个城池。在进军过程中，苏定方严格执行 “恩威并施” 的策略，对投降的百济官员与民众予以善待，发放粮食与衣物，安抚民心；对顽抗到底的守军则予以坚决打击，震慑了百济的抵抗势力。许多百济城池的守军见唐军势大，又听闻唐军的宽容政策，纷纷不战而降，唐军的进军速度大大加快。
显庆五年五月，苏定方率领唐军主力抵达泗沘城郊外，与前来会师的新罗军队顺利会合。此时，唐军与新罗军队的总兵力达到十五万余人，对泗沘城形成了合围之势。百济王扶余义慈见大势已去，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部分大臣主张坚守城池，等待高句丽的援军；另一部分大臣则主张投降，以保全百姓的性命。扶余义慈犹豫不决，使得百济的防御部署陷入混乱。
显庆五年六月，苏定方与新罗国王金春秋商议后，决定对泗沘城发起总攻。泗沘城是百济的都城，城池规模宏大，防御设施完善，城内守军有八万余人，是百济最后的抵抗力量。为了确保攻城成功，苏定方与金春秋制定了详细的攻城计划：唐军负责进攻泗沘城的西门与北门，新罗军队负责进攻东门与南门，双方约定在攻城后的第三日在城池中心的王宫会师。
总攻开始后，唐军与新罗军队同时对泗沘城的四面城门发起猛攻。唐军充分发挥了攻城器械的优势，用投石机将巨石投向城墙，用攻城锤撞击城门，用云梯攀登城墙。城墙上的百济守军拼死抵抗，向攻城的士兵发射箭矢、投掷石块、倾倒滚油，但在唐军与新罗军队的猛烈攻势下，防御逐渐崩溃。
苏定方亲自坐镇西门指挥攻城，唐军士兵在他的激励下奋勇争先，终于在攻城的第二日攻破了西门，涌入城内。随后，北门、东门、南门也相继被攻破，唐军与新罗军队在城内展开了巷战。百济守军节节败退，逐渐向王宫收缩。扶余义慈见城池已破，率领亲信试图从南门突围，但被新罗军队击退。走投无路之下，扶余义慈只得退回王宫，束手待毙。
显庆五年六月十日，唐军与新罗军队会师于百济王宫，将王宫团团包围。百济王扶余义慈见抵抗无望，只得率领太子扶余隆、王子扶余泰等王室成员与文武大臣出城投降。苏定方接受了扶余义慈的投降，将其与王室成员、大臣们全部扣押。随后，唐军接管了泗沘城，清点府库，安抚百姓，百济政权正式灭亡。
百济灭亡后，其境内仍有部分残余势力试图抵抗。苏定方采取了 “军事清剿与政治招抚相结合” 的策略，派遣军队对残余势力进行清剿，同时发布告示，赦免那些放下武器、归附唐王朝的百济民众。在唐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与宽容政策的感召下，百济的残余势力很快被肃清，百济故地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显庆五年七月，苏定方命令副将刘伯英率领部分军队留守百济故地，负责稳定局势与安抚民众，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押解着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扶余隆等王室成员与大臣，以及大量的战利品，从熊津江口乘船返回唐王朝。八月，苏定方率领大军抵达长安，唐高宗在大明宫举行了盛大的受降仪式，接受了扶余义慈的投降，并对苏定方及参战将士进行了隆重的封赏。扶余义慈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安置在长安居住，其王室成员与大臣也得到了妥善安置。
百济的灭亡，是唐王朝东亚战略的重大胜利。它不仅解除了百济与高句丽结盟对新罗的威胁，削弱了高句丽的势力，稳定了东亚地区的格局，更将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广大地区纳入了唐王朝的版图，扩大了唐王朝的疆域与影响力。
百济灭亡后，如何对其故地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唐王朝面临的重要课题。唐高宗与大臣们经过反复商议，最终决定沿用西域治理的成功经验，在百济故地设立都督府，推行羁縻制度，对当地进行分区治理。这一举措既体现了唐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智慧，又确保了中央对百济故地的有效管辖。
显庆五年九月，朝廷正式下令在百济故地设立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统称 “百济五都督府”。五都督府的辖区范围涵盖了今天的韩国西南部地区，总面积约数万平方公里。其中，熊津都督府治所设在熊津城（今韩国公州市），管辖百济中部地区；马韩都督府治所设在马韩城（今韩国全州市），管辖百济西部地区；东明都督府治所设在东明城（今韩国忠州市），管辖百济北部地区；金涟都督府治所设在金涟城（今韩国光州市），管辖百济南部地区；德安都督府治所设在德安城（今韩国木浦市），管辖百济东南部地区。
为了确保五都督府的有效运作，朝廷任命了得力的官员担任都督与长史。其中，任命百济降将黑齿常之为熊津都督府长史，负责协助都督处理政务；同时，从唐王朝中央与地方抽调了一批精干的官员，前往各都督府担任司马、录事参军等职，负责管理户籍、赋税、司法等事务。此外，朝廷还在五都督府之下设立了三十七个羁縻州，将百济的各个部落与城池划分为不同的州，任命当地的部落首领与原百济官员担任刺史、县令等职，负责管理地方事务。这些羁縻州的官员虽然由当地人担任，但必须接受都督府的管辖与监督，服从朝廷的政令。
熊津等五都督府设立后，立即展开了全面的治理工作，其治理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旨在稳定局势、安抚民心、促进发展。
在政治方面，五都督府积极推行唐王朝的政令，加强对辖区内民众的管理。都督府定期派遣官员巡视各个羁縻州，检查政令的执行情况，调解部落之间的矛盾纠纷。同时，都督府建立了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对辖区内的人口进行登记造册，明确户籍归属，以便于征收赋税与征调徭役。为了赢得民心，都督府还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赦免了百济民众在战争中的罪责，保留了他们的财产与土地，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经济方面，五都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首先，鼓励农业生产，组织民众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农田与水利设施，推广中原地区先进
在经济方面，五都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首先，鼓励农业生产，组织民众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农田与水利设施，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与农具，如曲辕犁、水车等。百济故地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原本就有一定的农业基础，在中原技术的推动下，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不仅解决了当地民众的温饱问题，还能为驻军提供充足的粮草补给。其次，恢复手工业生产，支持百济传统的纺织、制陶、冶铁等行业发展，同时引入中原的手工业技艺，提升产品质量。例如，都督府组织中原工匠与百济工匠交流合作，改良纺织工艺，生产出的丝绸、麻布质地更为优良，成为当地重要的贸易商品。此外，五都督府还积极推动商业贸易复苏，修复战争中损毁的道路与桥梁，在交通要道设立驿站与市场，减免商税，吸引新罗、日本及中原的商旅前来交易。熊津都督府的治所熊津城，逐渐发展成为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商业中心，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百济的海产品、纺织品，新罗的药材、木材等商品在此汇集流转，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
在文化方面，五都督府推行了开放包容的政策，促进中原文化与百济本土文化的交流融合。都督府在各地设立学校，推广汉字与中原的教育体系，邀请中原儒生前来授课，教授儒家经典与诗文礼仪。许多百济贵族子弟纷纷入学，学习中原文化，不少人还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王朝的官员。同时，都督府尊重百济的传统习俗与宗教信仰，保护当地的寺庙、祭祀场所，鼓励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原的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传入百济后，与百济的本土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例如，百济的绘画吸收了中原的线条勾勒与色彩运用技巧，题材更加丰富；音乐则融入了中原的乐器与韵律，形成了新的乐种。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百济故地的文化内涵，也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在军事方面，五都督府承担着维护辖区安全、抵御外部入侵的重要职责。都督府下设军队，由汉人将领与百济降将共同统领，士兵主要来自当地民众与归附的百济旧部。都督府定期对军队进行训练，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在辖区内的重要关隘、沿海地区修筑防御工事与烽火台，建立完善的军事预警体系。此外，五都督府还与唐王朝在辽东的驻军、新罗军队保持密切联系，建立了军事协作与援军支援机制，共同应对高句丽的潜在威胁与周边的不稳定因素。通过这些举措，百济故地的军事防御能力显著增强，确保了辖区的安全与稳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经过数年的治理，百济故地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生改善的良好局面。民众安居乐业，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唐王朝的统治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五都督府的成功运作，充分证明了唐王朝羁縻制度在东亚地区的有效性，为后世治理边疆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显庆五年苏定方渡海攻百济、灭亡百济政权、设立熊津等五都督府的一系列举措，是唐王朝东亚战略的重大胜利，对唐王朝乃至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历史意义重大而持久。
百济的灭亡与五都督府的设立，彻底打破了朝鲜半岛三足鼎立的格局，削弱了高句丽的同盟势力，使高句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为唐王朝后续征讨高句丽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唐王朝将百济故地纳入版图，设立都督府进行直接管辖，进一步扩大了唐王朝在东亚地区的疆域与影响力。新罗作为唐王朝的盟友，在唐军的帮助下摆脱了百济与高句丽的夹击，得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成为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重要屏障。此外，唐王朝的军事胜利与治理成效，极大地提升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威望，日本等周边国家纷纷遣使入唐，学习唐王朝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与军事技术，形成了以唐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系与文化圈，重塑了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五都督府的设立与治理实践，是唐王朝羁縻制度在东亚地区的成功运用与创新发展。唐王朝在百济故地推行 “以夷制夷” 与中央监督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既尊重了当地的传统习俗与民族特色，任用百济降将与部落首领参与治理，又通过派遣中原官员、设立都督府等方式，确保了中央政府对辖区的有效管辖。这种治理模式兼顾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实现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进一步完善了唐王朝的羁縻制度体系。五都督府的治理实践，为唐王朝后续治理其他边疆地区提供了成熟的制度范式与实践经验，此后，唐王朝在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广泛推行类似的治理模式，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百济控制的黄海东部海上通道，在百济灭亡后成为唐王朝对外交流与贸易的重要枢纽。五都督府设立后，加强了对沿海地区的管理与海防建设，保障了海上通道的安全畅通。唐王朝的商船可以从胶东半岛出发，经黄海抵达百济故地，再前往新罗、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形成了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原地区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商品通过海上通道运往东亚各国，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而东亚各国的海产品、药材、珠宝、木材等物资也通过海上通道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促进了中原地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不仅带动了百济故地与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唐王朝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与互补，推动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五都督府设立后，唐王朝推行的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促进了中原文化与百济文化、新罗文化、日本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融合。中原的汉字、儒家思想、教育体系、艺术形式等传入百济故地及东亚各国，对当地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百济故地的民众学习中原文化，使用汉字，研读儒家经典，礼仪习俗逐渐与中原趋同；新罗、日本等国派遣大量留学生前往长安，学习唐王朝的文化与制度，回国后推动本国的文化革新与社会发展。同时，百济文化、新罗文化、日本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也传入中原，丰富了唐王朝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盛唐文化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色。这种跨区域的文明交流与融合，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同，也推动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显庆五年苏定方渡海攻百济的历史事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首先，强大的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主权、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保障。唐王朝之所以能够跨海征讨百济、取得军事胜利，离不开其雄厚的国力与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启示我们，国家必须重视国防建设，提升军事实力，才能在复杂的国际格局中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其次，开明的治理政策是实现边疆长治久安的关键。唐王朝在百济故地设立五都督府，推行羁縻制度，尊重当地的民族习俗与文化特色，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实现了边疆的稳定与发展。这启示我们，治理边疆地区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兼顾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才能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最后，和平交流与文明互鉴是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唐王朝通过军事胜利打破了地区格局，随后通过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等方式，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文明融合与共同发展。这启示我们，在当今世界，各国应坚持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强文明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显庆五年苏定方渡海攻百济的历史事件，是唐王朝繁荣昌盛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与东亚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重塑了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巩固了唐王朝的霸权地位，完善了边疆治理制度，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与交流，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治理智慧，其影响跨越千年，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借鉴。
来源：雁飘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