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化里，是没有“超越界”与西方式的“上帝”这一类符号的，即使是“天”，也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不是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的造物主。我们在上一分节中也曾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性即理”与“心即理”等命题，“性”字从“心”从“生

中国人的“良知系统”——身体化的倾向

作 者 | 孙隆基

编辑 | 经典摘读

正文 | 12381字

阅读时长 | 约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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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化”的诸象

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化里，是没有“超越界”与西方式的“上帝”这一类符号的，即使是“天”，也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不是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的造物主。我们在上一分节中也曾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性即理”与“心即理”等命题，“性”字从“心”从“生”，亦即是生来就有之“心”，至于“”则是“天理”；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心”只是“情” (emotion)，是被归入“肉体”而不是被归入“灵魂”这个领域的，但是中国人却将“心”当作是精神活动的唯一泉源。由此观之，即使中国人的“天”或“理”，也是相当肉体化的。

因此，可以这么说：西方人的“上帝”是个体“灵魂”认同的对象(事实上，《圣经》中即说：“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的)中国人的“天”，则是“有情的”肉体认同的对象一至于这个“有情的”肉体，就不可能是单独的个人，因为他的“心”必须在别人“身“上完成，他自己的“身”也必须成为别人的“心”照顾的对象，因此中国人的“天理”亦必然是“二人”之间的“仁”。在下面我们将会指出：中国人的生活意向是一个“养”字——养自己、养双亲、养孩子——而超越个体存在的最高集体境界之“太平”与“大同”，也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

中国人基本上也没有“灵魂”的观念。虽然，在先秦时代，中国是有“灵魂”与“上帝”这一类观念的——例如《辞》的《招魂》与《大招》中即论及魂魄，殷代也有“帝”的观念——但是，这是人类共同经历的神话阶段的遗留。以后，中国文化就走上自已独特的路子，拟人化的“帝”被转化为内在于世界的“天”，而“魂魄”的观念则没有得发展，只是残存在“聊斋”一类孤魂野鬼的传说中。因此，像“灵魂”一类的观念就不能成为个体精神的组织原理，“个体”只被设计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精神性(也被认为是“自私”)的“身”，而个体的精神活动也只能透过肉体化的“心”去展开。

因此，中国文化里基本上也没有“来世”与“灵魂不朽”的观念。中国人的“不朽”观念只是表现为道家式的对肉体长生不老的冀求，以及儒家式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换而言之，是希冀一已之“身”的无限延续，或者，是透过“二人”的人情与人伦关系去延续一已之“身”。因此，仍然符合了中国人“良知系统”中“身”与“心”的“文法”规则之运作。自然，个人的“心”可以不是“只及其家”而是“兼善天下”，并从而用“立德、立言、立功”的方式使自己不朽，亦即是留下回忆，让后世的社会去瞻仰——换而言之，这是一种“心”的不朽，但仍然必须在人世间扩大了的人情的磁力场中去展现。至于“投胎”的观念则来自印度在印度，这个观念是与跳出六道轮回的信仰配合的，而跳出轮回却是“绝情”。但是，这个外来的信仰在透过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变压器，落实到民间后，就变成在现世中“做人”的报应观念，亦即是：“做好人”的话，就可以将现世的贫贱之“身”转化为来世中的富贵之“身”，“做坏人”的话，就会得到相反的报应，甚至沦落为禽兽之“身”。事实上所谓“胎”仍然是肉体。

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中国人是以“身”来指称自己的。一套语言中的名词，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文化偏向的反映。因此，中文里对“身字的运用，足以说明在中国文化对“人”的程序设计里，人的生命与存在的意向都导向“身体化”的倾向。

事实上，中国人即使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很少导致抑郁症(depression)，而多半会引起“头痛”，而妇女在撒娇时则会说是“心痛” (具体的心脏部位)。因此，中国人很少患有心理毛病，即使是心理问题，也诉说是身体不好，头昏，腰酸背痛，四肢无力，等等。的确，中国人出现精神病的情形比西方人少得多，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上述将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得归功于中国人的“超稳定”的人格——中国人的“身”是由人伦与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而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因此就恒常地处于人情的磁力场的温暖包围中，自然比必须由“个人”去面对世界的人容易保持心理平衡得多。心理人类学家许娘光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平衡称为homeostasis，中文即译为“仁”。

因此，中国人除了将心理问题“身体化”之外，还有将它“人情化”的倾向。例如，在大陆，就有把心理问题与个人问题 (例如“同性恋”)当作是道德问题处理的情况，这与西方人将中国人心目中的道德问题也当作是心理或社会问题处理情形，可以说刚好相反。事实上，西方人的道德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完整性”之维持，中国人的道德则基本上是指“社会道德”，乃由群众压力或“人言可畏”所维持的，因此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人情化的因素。

此外，中国人将心理问题“人情化”的倾向还表现为：自己心中有问题而又与人谈论时，往往会把西方人属于个体情绪领域的内容外在化为有关人事纠纷、工作上的烦恼的倾诉。

把个体精神问题“身体化”或“人情化”的倾向，可以说是与中国人那个由“身”与“心”组成的“良知系统”的内部结构——亦即是：个体是没有精神性的“身”，而“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则必须在人情的磁力场内展现——完全吻合的。由此可见：中国人的“自我”不是还未萌芽的话，就是隐而不彰。

事实上，即使可以将心理问题“人情化”，中国人也不倾向于与别人谈论内心的问题，甚至在相熟的人面前亦多半表现含蓄——这与“个体”不习惯于表现整个“自我”形态的总趋势有关。因此，情绪问题遂多半表现为：头昏脑胀，腰酸背痛，四肢无力，等等。这种把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使中国人很少出现抑郁症，但却多半导致虑病症(hypochondriasis),亦即是过分担心自已身体有毛病，怕亏弱，怕冷，怕天气变化引起感冒，等等。虑病症其实与抑郁症一般，都是一种心理的态度，不过前者却以“身体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此，中国人常常需要“进补”。的确，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对“补身”的注重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心理卫生的照料。中国人平常担心“亏”与“弱”的程度，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都要严重得多。他们即使在不生病的时候，也常常吃补药，例如用人参、获苓、当归、杞子一类的药材泡茶或煲汤，比较大众化一点的就是广东人的凉茶 (事实上，在笔者的印象中，“进补”的倾向在香港似乎要比大陆与台湾都要发达)。这类药材并不是医疗性的，而是预防性以及调养性的，因此往往与食物的功能混淆。自然，更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以食物进补。中国人的饮食，除了满足口欲之外，还很讲究食物的“进补”功能，而且总有一番道理，说得出哪一种食料是补身体哪一部分的。

这种将食物“药物化”以及将药物“食物化”的倾向，与中国人过分注重口欲的满足也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民以食为天

如果说中国人的“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实不为过。在其他的文化中，很少有烹调术达到中国人那种精致的地步(拉丁文化的法、意民族差可比拟)。而且，中国人移民到外国以后，也以开餐馆作为主要的营业。说起中国人的“吃”的事业，香港可以说是最发达的，不只是各省各国的菜色齐备，而且还获得“现代化”的改进。香港人的家庭，在假日的消遣也多半是一家大小去茶楼“饮茶”

大陆就没有这些条件。然而，大陆仍然是很注重吃的。与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其工业化时代简单的饮食习惯不同，中国人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讲究饮食鲜美，而且每顿一定要用新鲜的作料。即使在大陆当时供应短缺，又普遍用不起冰箱的情形下，城市中的每一个家庭也都在早上三四点钟去菜场排队，回来以后则必须全部烧好弄好。因此，如果说每天为了口欲而花掉五分之一的时间，也不算是一种夸大的估计。

多年来的斯巴达式生活，并不能改变中国人这种习惯。五十年前，蒋介石在推动“新生活运动”时，就有鉴于日本人每天只吃一顿热饭，用冷水洗脸，中国人每顿必吃热饭，每次洗脸必花时间烧水 (在今日的大陆仍然如此)，而大骂中国人贪图安逸，没有出息。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可能是比较贪图安逸了一点。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很难过分苛责他们，因为除了“吃”之外，中国的老百姓就很少有其他官能上的享受。

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确是一件顶重要的事。一般见到人打招呼的方式也是问：“吃过饭了没有？”朋友在一起，就请客吃饭。遇到红白喜事，也借机大吃一顿。甚至拜祖宗、祭鬼神、供菩萨、扫墓，也都少不了食物。

商务之间的生意往来，也少不了吃。在今日的大陆，即使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易，也往往用请客吃饭与送礼的方式铺路。笔者在台湾时，发觉政府部门之间为了办公事，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洋人办外交，在进行任何外事交涉之先也总是先请客吃饭，而洋人抱怨，认为正事未谈为何先来这一套，其实是未懂个中奥妙。

因为，中国人的“吃”与“和合性”有关。“淫”所以成为万恶之首是因为它扰乱社群的谐，相反地，“食”如果用来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则可以促进“和合”感。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在围炉共醮之余，就会因开怀而获得松弛。毛泽东对“和合性”不利于“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深有领会的，因此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确，请人吃饭，甚至在吃饭时夹菜肴给别人吃，往往是中国人向对方表示一番“心意”的举动。它可以说是中国人“拉交情”的最为落“实”的方式。因此，请客吃饭虽不是革命行动，却也是颇为有效的“统战”方式。

在70年代海外留学生爱国运动中，积极分子赢取“人心”的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请客吃饭”。这些由港、台赴美的留学生“左派”，与世界名地留美的左派学生都不同，碰到一些支援第三世界革命斗争的场合，后者总会联合起来共同主办，唯有这些中国人的“左派”置身事外——他们宁愿每天晚上到一些“自己人”的家中轮流煮饭，围炉共醮，也不会想到去参加这类场合。这种“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倾向，自然很容易使他们从社会主义”滑到了“社交主义”的路上去。

然而，这种用“食”来笼络“人心”的方式，运用到“其心必异”的外国人身上时，往往会失效，有时还会产生反效果。西蒙·莱斯埋怨说：“四人帮”时代，当他在华期间，想上街去单独散散步，却被导游婉言劝阻，宁愿送他一席酒菜，让他一人在房间中吃，也不愿他孤零零一人上街去满足好奇心。笔者在大陆时也发现：大陆管理留学生的部门，每一次安排留学生外出观览，总是，煞费苦心将他们的饮食搞得最好，而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总不领情，因为，在他们的文化潜意识中，过分地注重“吃”是一个不会“得救”的行为，因此在人生中从来也不想花费太多的时间金钱在“吃”之上；他们到了目的地后，宁愿自已安排饮食，也要自由活动，以满足好奇心。

上述的二例无疑显示出中国文化中“为腹不为目”的倾向。这个倾向说明了很多问题。它显示出中国人对“身体化”需要的过分强调，以致“个体”在这方面受了别人的照顾，就很容易向对方“交心”，而欲影响或控制他们者，也多半会从这方面下手，此外，它显示出中国人很少顾及个体“灵魂”的需要，因此，认为当一个人在与众相同的“身”的需求获满足后，就要求他不要有异举。然而，用食物去笼络“人心”，却是一种贿赂儿童的方法。因此，又说明了中国人“儿童化”的倾向。当然，中国人受人的照顾毋需只限于“食”这个方面，“食”可以是更广义的“身”之需要的一个代号。然而，这个倾向也终于说明了中国人“个体”的单薄，它有被安置于人情的磁力场中的需求，而当他的“身”受到别人“有心”的照顾后，就很容易“听话”于对方。

这种倾向，自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具有“亲民”基础的专制主义的本质。历史上任何中国人的政府，只要解决了“养”的问题，就可以使“人”。但是除此之外，就完全不能顾及个体“灵魂”的需要。

自然，“身体化”的倾向，也与铲平主义的现象有关，因为，“身”的需要在人人来说是差不多的——不论是爱因斯坦或庸人，在“温食”方面，在成家立室等“安身”措施方面，其差别都不可能太大，至于“个体”的超出这个“身”以外的特异需要，就不太能够被接受此外，“身体化”的倾向也是顺民心态的基础。只要“有一口饭吃”，中国老百姓就不会造反，只要上面保障下面“皆有所养”，下面就不会因“人格平等”这类“灵魂化”的需要去为自己争取“人权”。

中国人既然对“食”如斯强调，因此“民生”就成为历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心枢纽。中国人最高的政治社会理想就是《礼运篇》中的“大同”境界，那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孟子》一书的一大半部在讨论如何施“仁政”，而其内容之中心也是“民生”问题。一直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这个“民生”观念就像一条红线一般贯穿了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

这个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的理想，只有到了现在的国有化体制下，才可以说获得全面实现。在传统时代，统治者之“亲民”，顶多是做到维持“天下大治”，不扰民，让他们能够自寻生计。只有到了今日的“人民共和国”时代，老百姓才真正必须通过国家去寻得生计，而国家也全面地挑起这个责任。因此，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这个潜在的可能性，只有在现代世局中，才获得全面盛开。这个“民生主义”的倾向，在“阶级斗争”已经偃旗息鼓的今日更为明显。

在传统政局中，任何统治者只要做到使老百姓都获得生计，就可以致天下于“大治”，亦即是“天下太平”。这个“太平”除了是一个政治目标之外，也同时是一个手段。传统士大夫的“平天下”理想，其实就是“平均天下”！。这个平均主义思想与农民的“铲平主义”是相互呼应的——两者之目的都是使人人都“有一口饭吃”。这股倾向，在中国面临现代世局挑战所作出的第一个成功的回应一亦即是“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曾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今日，由这股倾向造成的昔日的“铁饭碗”政策以及铲平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变成一个负累。这个在农耕文明与匮乏经济下产生的理想方案，被证明完全不适用于工业化时代。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一条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就是要逆转这个倾向，并且希望走出一条工业化的“民生”的道路来。

“食”的确是中国政治的枢纽。有时，中国人甚至会把治理国家比喻作烹调术。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在《周礼》一书所排列的百官中，“冢宰”就被列在“天官”之首。“冢宰”是宰相，自然是百官之长，但《周礼》中的“冢宰”也有大厨子的形象，因为他手下隶属的官吏中，就有“浆人”、“盐人”、“醢人”、“庖人”等职。此外，《史记》的陈平传记中亦如此记载：汉相陈平在年少时，曾在乡里庆会中主持宰肉与分配，因为分得很均匀，父老们就说：“善哉陈孺子之为宰也！

并认为他将来一定也会成为一位好宰相”民以食为天”，的确是中国人的民生观。自然，世界上人人都必须食才能生存，但是并不是所有文化对“食”都抱持同等态度。笔者在美国时，发现美国人的饮食是很简陋的，也是非常不注重味道的。他们饮食的态度好像是给自己加燃料，以便使自已这部机器可以继续开动，去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成之事，因此给人人的印象是：“食”是为了生存。然而，中国人“有一口饭吃”、“提食”、“为个口”的生活意向，却给人一种颠倒的感觉——似乎生存是为了“食”。

中国人口腔化的倾向

的确，中国人是以“口”来计算的。当西方人想指称国民每人的平均收人时，就用per capita 一词，这个拉丁词汇有“按头”计算的意思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将土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说“按口授田”。Population 一词的拉丁字源有民众意思，在中文翻译里却变成了“人口”。

因此，如果说中国人是以“口”来面对世界的，也不为过。例如,他们用下列诸名词来形容自己与各种世事之关系:被人占了便宜叫做“吃亏”、自己无可奈何叫做“吃瘪”、受苦叫做“吃苦”、捱不住叫做“吃不消”、捱得住叫做“吃得消”、面子大叫做“吃得开”、面子不够大叫做“吃不开”，中国人的“逆来顺受”又有将自己不喜之物硬吞下去的意象一亦即是“吃亏”与“吃苦”——因此到了翻身之日，又有将它吐出来的意象——例如，“吐苦水”，此外，中国人的“听话”，或者惧怕人言可畏”，也是对别人的“口”的畏服，因此，不肯就范于人的话就变成了“不吃他那一套”。

在中文里，形容对一件事或人极欲得到，或者深恶痛绝，也多半用“恨不得把它一口吞下。”“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事实下列上，在《水浒传》中，梁山泊好汉报复仇人的方法就是把他的心肝挖出来下酒。

传统中国的酷刑，其残忍的程度，以及种类之繁多，不愧为世界之最。例如，“剐”即是切成肉丝，“醢”即是剁为肉泥，“烹”即是下油guan，“炮烙”即是烧烤，此外，还有剥皮等等。其手法之精致，似乎都与中国式烹调术有关联。

中国人也常常有“被吃掉”的恐惧。五四启蒙运动的反传统斗士就有“礼教吃人”的说法。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当时的国际情势，仍然感到极度的不安全，时常觉得有“被吃掉”的危险，因此，报章上常见“帝国主义以为中国是一块肥肉，但是却未料到一口咬下这样的词句：去咬不动。

的确，凡是牵涉到对外来邪恶势力的描写，中国人总少不了“吃人”的想象。例如，清廷在开国以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用西药者人治病，效果很灵验，结果就在民间引起了西药是用中国小孩子心肝制造的谣传。

另一方面，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却也往往动用到“吃教”这一招那就是用派面粉与食物招徕听道者。这种情形，甚至在50年代的香港仍然出现过。不过，“吃教”却非外来之物，因为，在清代就已经有老百姓参加白莲教而名之曰“吃教”的记载——这种“吃教”却也不限于分派食物，而是指宗教社群对入教者生活上的全面照顾，亦即是让大家过一种不分彼此地共享财物的原始式共产主义的生活，因此也是一种照顾人之“身”而令其“交”的方式。

的确，对中国人来说，“自己人”这个圈子往往是一个可以互相“吃”的范围，因为，“自己人”总是“熟人”而不是“生人”，自己在他们面前往往“吃得开”，也比在“生人”面前更容易“开口”，而自己在他们面前也是“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因此，“吃里扒外”的人就变成不可饶恕的叛徒。

此外，中文里还有“食古不化”一类的说法。

中国人的“养”

中国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养”字。每一个人都几乎将全副心思放在“养”自己的身体 (亦是“食”与“补身”)，“养”老婆，“养”孩子 (亦即是安身立命，生男育女)，“养”上一代(亦即是“孝”)。

在中国人眼中，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就是“大同”境界，让人人都“有一口饭吃”，就会使“天下太平”。因此，士大夫“平天下”的理想就是“平均天下”。孔子即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确，对一个不可能有经济成长观念的农文明来说，“大同”与“太平”境界已经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中国人眼中，任何使老百姓“皆有所养”的政府就是一个好政府。《孟子》一书大半部在谈论如何行“仁政”，而其中心内容也就是“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也以“民生”问题为历史的中心枢轴——至少对中国历史来说，他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抓到了核心之所在。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也就是大同主义。

中国人眼中，不只是认为任何使百姓“皆有所养”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他们甚至认为宇宙的功能也不过如是，例如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有化育之恩”，亦即是认为它们对人类有父母一般的养育恩典。

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西方人的“上帝”是个体“灵魂”认同的对象，至于中国人的“天”，则是“有情的”肉体认同的对象。因此，中国人的“天”其实也是相当肉体化的，而它照顾与养育的对象也是“人”的肉体。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中国人基本上也没有灵魂不朽的观念，只有道家式的对肉体长生不老的希冀，以及儒家式的通过生男育女使自己的肉体延续下去。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中国人口为何成为世界之最的答案。我们不能将之归因于某一种“生产方式”，甚至不能纯粹归因于农业社会的倾向，因为，其他经历过同类“生产方式”或农耕文明阶段的人类社会，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制造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就必须溯因于中国人肉体化的宗教观、不朽观与养育观。

在这里，我们可能也寻到了打开中国几千年“超稳定”形态这个谜的钥匙。像中国这样的农耕文明，又只偏重肉体化的存在与延续的话，就必定会不断制造对有限的资源产生过大压力的人口。因此，无论是社会的行动抑或国家的行动，其意向也只能是尽量做到使人人“有一口饭吃”。历代农民战争的纲领都是要将社会资源的分配平均化，而国家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民食” (做不做得到是另一事)。于是，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是朝着越来越平均，也是越来越支离破碎的小生产地盘的方向进发。社会既然越来越平，压在头上的国家自然也变成越来越专制，而这一整个结构的意向也只能是解决“民食”这个根本问题以及“镇止民心”，基本上不能导向超越与变动。

这种历史形态，也是中国所独有，而不能被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个普遍化的类。因为，印度就不是这样——后者很少出现“大一统局面，而社会则是恒常地处于非组织化状态。至于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则是经常地由国家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个组织会是周期性地崩溃，而出现一治一乱的局面，但是，国家总是积极地负起组织这一大片农耕“天下”之责，结果就是国家与社会互相打上对方内容的印记——例如“太平”“大同”、“平天下”等意向。

我们在下面将会详细地指出：中国人“良知系统”的“文法”规则也表现在国家与社会这个“二人”对应关系之中——在这个脉络里，国家是“心”，社会则是无力作自我组织的“身”；因此，所谓“仁政”或“亲民”，就是对人民的“养”与“教”，而其整个意向也只能是解决“民食”与“镇止民心”——因为，社会这个“身”一旦失去“养”，又不受外力组织的话，就会导致“天下大乱”。

严格说起来，中国历史性文化的这个形态也不能纯粹用农业小生产经济或家族主义去解释，因为，并非凡是农业小生产与家族主义原理都导致中国这样的文化偏向。如前所述，中国人的“天理”是肉体化的“心或“性”，然而，在印度文化中，“天理”却是“空无”，而最高的精神境界则为“绝情”。显然地，整个印度的宗教哲学所表现的是大脑皮层右半部的内容(亦即是直观对整体形态的掌握)，换而言之，也就是一种将有差别的个体融入无情的浑然整体的意向。因此，印度文化的偏向是非现世、非政治、非历史的，其知识阶层也是婆罗门僧侣集团，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以天下为已任”的士大夫。

因此，将一切都还原到经济基础的社会学方法，基本上不能解释文化的差异，它顶多能够产生出一些所谓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去解释所有人类社会共有的经济关系或制度。无疑地，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对人的“遗传系统”的加工，是既有异于西方，也有异于印度的。中国人的“天理”既然是肉体化的“心”或“性”，因此是将脑部中层的内容——亦即是哺乳类共有的“动物感情”抬到了首位。中国人自然也有理智（大脑皮层左半部的功能）的活动，不过其分析对象也多半为感情内容（例如：人伦与社会范畴）。中国人亦有融入浑然整体的意向，例如：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以及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等等，不过这个浑然整体却是充满动物感情的（并非偶然地，在道家这套“身学”中，倒出现了“天地不仁”的命题，然而，道家的“天地”或“道”仍然是这个世界本身而不是超越于世外之物，因此，也没有表现多少超越意向，顶多导致个人摆脱世俗走向自然，或者希翼自己的肉体如“天长地久”一般长生不老更等而下之是将“利吾身”的阴谋术当作是一种自然法则）。

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既然将哺乳类共有的“动物感情”当作是挂帅的因素，因此，对肉体的“养”特别强调，以及“养”了世界上最为众多的人口，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今日之现代世局中，人的其他活动自然较前多了，但是，中国人仍然是世界上人伦性倾向最强烈的民族——一个“人”不结婚就被当作是未“完成”，结了婚不生孩子也被当作是未“完成”，因此，与安身立命、制造人口无关的男女关系是被当作不合法的，而大部分被社会与自己认为是“正经”的人也会去避免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生活意向，也正如蒋介石的名言：“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

在这里，又重新回到我们在前面提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一切做法似乎都是反对生命的，例如：他们将整个生命都纳入公式化的人生渠道中，不让个体的生命出现多姿多彩的经历，而个体也没有追寻灵与欲的完成之需求一一大家都踏着由社会制订的人生道路，很少有超越其外的意向，自然也缺乏越出这个平实层面的好奇心，以及个人的浪漫冲动。

这种文化之间的不谅解，甚至不能归因于西方人的“个人主义”与中国人的“社群性”之间的差异。因为，最强烈地感觉到中国人反对生命倾向的，反而可能会是拉丁文化的角度。拉丁文化也是“心的文化”，因此也是社群性的一例如；家族主义与共产党运动在拉丁国家都特别发达而且，在天主教反对节育与打胎的情形下，拉丁家庭也倾向于儿女成群。不过，在拉丁国家中，情欲之“心”却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可以说远远地超乎北欧与北美的新教国家之上。因此，在七情六欲的表达方面，拉了民族可以说是最形之于色，新教文化次之，至于中国人则最含蓄。的确，“情欲”是使一个人热爱自己生命的因素，在拉丁文化中，这种热爱即表现为对生命的欢愉感之追寻——例如：“醇酒、美人、欢歌”的生活情调，嘉年华式的狂欢，以美化的方式提升了的外观与人文景色，等等。自然，这种个人旺盛的生命力与社群性可以是互补的，也可以是相冲突的，因此，拉丁文化的“心”，一方面表现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可以表现为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为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活动与城市游击，自然也可以同时表现为倒阁频频的民主政治，它一方面可以表现为牢固的家族关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婚前与婚外浪行为的常轨化。中国人身上也有“治”与“乱”这两面，不过却不是同时并存的一一通常“大治”是常态，在这个常态底下，一般是搞到没有个人的伸张，没有个性，也不需要基本人权，于是，积压久了，过一二百年就会有一次“大乱”，亦即是非理性的大进发与无理性的大破坏，因此，也不是什么个人的伸张，自然也说不上什么对生命的热爱。

中国文化与拉丁文化既然同属“心的文化”，然则，又如何会产生这种云泥之别？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拉丁文化中仍然有“个人得救的观念，而其内容却有异于新教文化的“个人得救”——后者是指：“个人”用自身的理智 (大脑皮层左半部) 去将自己的一生作具有方法学的精确性之组织，以便去面对挑战，作自我开展与完成，至于前者则指：“个人”对生命的欢愉感的追寻，因此，天主教就不同于新教，它必须用“告罪”的制度为这种生活方式大开方便之门。生命的欢愉感自然也包括与别人作感情上的交流，因此，拉丁文化就不能像新教文化那般冷冰冰地不顾社群关系。然而，拉丁文化中既然也具有“个体”观念，因此，对“心”的强调就有造成情欲泛滥的倾向，而人际关系也就同时变成了生命的欢愉感的媒介及其枷锁（例如，在美国，一个少女与男友搞爱欲关系而父母干涉的话，就多半会与父母发生正面冲突，甚或搬离；至于一个拉丁少女，在同样的场合下，则多半不想伤父母之心，不过也不太可能像中国女性那般“听话”而放弃不做，因此，就会采取阳奉阴违、说谎以及制造假象等方式）。

至于中国文化中，则是没有合法的“个体”观念的——道家式的“一人”或“不仁”立场，必须从人情的磁力场中退出才能实现，否则就变成是在人情的磁力场中遂其“私心”的伎俩；而从其追求长生不老的冀求来看，这个“个体”也只是“身体”。因此，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将“人”设计成“二人”或“仁”的。这种没有了“个体化”的“二人”关系也必然是“名正言顺”的渠道化关系(例如五伦)。任何一方的“心”既然被纳入这些社什会保障的渠道，因此，双方的心意在交接之后，就产生互相制约作用，而达到被中和的效果，于是，这个“心”也就不是什么热情奔放的源泉。

我们也曾在前面多次指出：中国人的“人”只是“身”，而“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活动才成为“心”，因此，被渠道化的“心”，其主要活动就足照顾对方的“身”。的确、中国人之间的彼此关怀，常以下列应对形式出现——一方问：“你身体好吗？”(或曰：“你要保重身体！”或“身子要紧，必须当心！”)另一方答：“你有心!”。这无疑是“心”与”身”的照顾之“文法”规则的最基本模型。这种在亲友之间的问好、其实是中国人“养”的生命观的延伸。换而言之，中国人“二人”之间内“心”是必须为“养”对方——父、妻于、孩子——的肉体服务的，意向则仍然是“传宗接代” !一代对下一代的“心”之另一功能是“教”，其内容则为不要太表现自己地去“做好人”。因此“教”仍然是训练它保持“二人”天系。不过。本节既然只谈中国人的“养”，“教”只能略带一提)。

因此，中国人的“心”是被渠道化而为“养”之目的服务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说得很清楚：人的“心”之表现，必须是合节而又中和的，只有这样，事物才会各安其位，而达成养育之功因此，如果中国人被认为是“反对生命”的，那么，他们所反对的其实是个体的“灵魂”的生命，而这样做之目的，则是为了制造与养育肉体化的生命服务。

的确，中国人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民族的生命在肉体上也延续了三千多年而不断。不过，这三千多年的历史也是没有超越意向的。读二十四史一类的断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一类的编年史，就总给人这样的感觉：中国文化是“天长地久，人亦长久”，但是，却并不导向一个更高之目的，只是无止境地在同一个平面上一直延伸下去：每一个朝代在肉体消灭以后，就让位给另一个在形体上大致相同的朝代，就如同每一代中国人都养育了没有自己特色——亦即是“肖”于上一代——的下一代来延续自己的肉体一般。的确，中国这个“超稳定体系”也确实做到了长生不老的成就。这项成就是如此的宏伟，以致马克思不得不称之为“木乃伊”。

本文转自公众号 | 征观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