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的雨，总带着点不近人情的凉。尤其是秋末，风卷着雨丝，像无数根冰冷的针，专往人脖子里钻。我缩在出租车后座，看着窗外模糊的霓虹，心里比这天气还堵。刚和甲方吵完一架，一个改了八遍的方案，最后被对方老板轻飘飘一句“还是用回第一稿吧”给打发了。

扒饭的男人

天桥下的一盒饭

上海的雨，总带着点不近人情的凉。尤其是秋末，风卷着雨丝，像无数根冰冷的针，专往人脖子里钻。我缩在出租车后座，看着窗外模糊的霓虹，心里比这天气还堵。刚和甲方吵完一架，一个改了八遍的方案，最后被对方老板轻飘飘一句“还是用回第一稿吧”给打发了。

车堵在延安路高架下，我烦躁地摇下车窗，想透口气。一股混着尾气和潮湿泥土的味道涌了进来，还夹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饭菜香。我顺着香味看去，桥洞的阴影里，蜷着一个人。

一个乞丐，或者说，流浪汉。他面前摆着一只豁了口的搪瓷碗，里面空空如也。他身上那件看不出颜色的外套，湿漉漉地贴在瘦削的骨架上，整个人像一团被雨水泡烂的垃圾。

鬼使神差地，我对司机说：“师傅，前面路口停一下，我买个东西。”

我在街角的便利店买了一份最贵的盒饭，四菜一汤，还冒着热气。走回桥洞，我把饭盒递过去，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像施舍：“还没吃吧？这个，给你。”

他缓缓抬起头，一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沟壑的脸。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警惕，然后是茫然。他没接，只是看着我。

“拿着吧，热的。”我把饭盒塞进他冰冷的手里，转身就想走。这种事，做得太刻意，自己也别扭。

没走两步，身后传来撕开饭盒包装的声音。我没回头，继续往前走，心里那点烦闷好像被这冰冷的雨水冲淡了一些。走到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还是没忍住，回头望了一眼。

他就在那昏黄的路灯下，捧着饭盒，吃得异常专注。但他的吃法很奇怪。他用塑料勺子，非常仔细地、一粒一粒地，只把白米饭扒进嘴里。那些泛着油光的红烧肉、翠绿的青菜、金黄的炒蛋，他一筷子都没碰，只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拨到饭盒的另一边，仿佛那不是菜，而是需要隔离的污染物。

他就那么一口一口，把整盒白米饭吃得干干净净。

我愣住了。一个饿了不知多久的人，面对着一盒热气腾腾的饭菜，却只吃寡淡的白饭。这画面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和心酸。

绿灯亮了，我收回目光，过了马路。刚要招手叫车，那个身影却跟了上来，在我身后站定。

“谢谢你。”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没事。”我客气地回了一句。

他没走，沉默地站在那。雨水顺着他花白的头发往下淌。我有点不自在，以为他还要钱，便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一百的。

他没接，只是抬起那双浑浊的眼，死死地盯着我的脸。那眼神很复杂，有震惊，有狂喜，还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悲伤。他嘴唇哆嗦着，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小伙子，”他终于开口，声音都在发颤，“你……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了。”我有些莫名其妙。

“三十……”他重复着，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三十了……长这么大了……”

他向前一步，枯瘦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我晓得，我不该来认你……我不配……但是我太想你了……”

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懵了，想挣开，却被他抓得更紧。

“阿峰……”他哽咽着，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这两个字，“我是爸爸呀……我是你二十年前，失踪的那个爸爸。”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雨水、车流、霓虹，瞬间都变成了失焦的色块。我看着眼前这张陌生的、苍老的脸，只觉得荒唐。我的父亲，林国栋，在我十岁那年就消失了。母亲说他做生意亏了本，欠了一屁股债，跟人跑了。二十年来，他只是我记忆里一个模糊的影子，一个被母亲怨恨了一辈子的名字。

而现在，一个在天桥下吃白饭的乞丐，说他是我父亲？

你看不见的伤疤

我把他带回了家。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疯狂。或许是那声“阿峰”击中了我的软肋，或许是他眼神里的悲伤太过真实。我的房子不大，一室一厅，但收拾得还算干净。他局促地站在门口，脚下那双破烂的解放鞋，在干净的地板上留下一个个泥水印。

“您……先进来吧。”我把那个“您”字咬得很重，像是在提醒自己保持距离。

我让他先去洗个热水澡，从衣柜里翻出一套我几乎不穿的旧运动服。等他从浴室里出来，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换上干净衣服后，虽然依旧瘦骨嶙峋，但至少有了点人样。

我给他倒了杯热水，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像审讯一样，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我开了口，声音冷硬。

他捧着水杯，手还在微微发抖。“阿峰，我知道你不信。换了谁，谁都不信。”他抬起头，看着我，“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蹲在院子墙角看蚂蚁搬家，能看一整个下午？”

我的心猛地一跳。这是我童年最隐秘的习惯，连我妈都只是笑我傻，从没细究过。

“你还记不记得，”他继续说，像在翻一本尘封的老相册，“你六岁那年，妈在厨房做饭，架子上的一口铁锅没放稳，眼看要掉下来砸到你，是我扑过去把你推开的。我的胳膊，就是那时候被锅沿烫伤的。”

他一边说，一边撸起左手的袖子。在他的小臂内侧，赫然有一条暗红色的、月牙形的陈旧疤痕。

我死死地盯着那道疤，童年模糊的记忆碎片开始飞速拼接。尖叫的母亲，滚烫的蒸汽，还有一股浓烈的焦糊味……我确实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但父亲的脸，在记忆里始终是一团迷雾。可这道疤，就像一把钥匙，瞬间解锁了那段被尘封的过去。

我的防线，在那一刻开始松动。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才回来？”我的声音有些发干。

他眼里的光瞬间黯淡下去，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没脸回来啊。”他说，二十年前，他生意失败，不是简单的亏本，是被人设局骗了，欠下了天文数字的巨款。追债的人天天上门，泼油漆，砸玻璃，甚至扬言要对他和我妈不利。

“我怕啊，阿峰。我怕他们伤害你和你妈。我想着，只要我消失了，他们找不到我，这笔烂账就算不到你们头上了。”

他连夜扒火车跑了，一路南下，在陌生的城市里打黑工，睡桥洞，捡垃圾，什么苦都吃过。他说他好几次都想过一死了之，但一想到我，想到我妈，就又咬着牙活了下来。“我就想，等我把债还清了，等我能堂堂正正做人了，我再回来见你们。”

“那债呢？”我追问。

“还不清的。”他苦笑着摇头，“我这把年纪，这副身子骨，怎么还得清。前些年，我偷偷打听，才知道你妈……她走了。”他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抹眼睛，“我知道她恨我，是我对不起她。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就想着，能在死之前，再看你一眼，就一眼。”

他说他回到上海很久了，一直在我公司附近徘徊。他不敢认我，觉得自己这副鬼样子，只会给我丢人。“今天下雨，我实在是又冷又饿，看到你从那栋楼里出来，我就没忍住，跟了过来……我没想怎么样的，真的，就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他的故事，充满了破绽，却又在情感上无懈可击。一个走投无路、爱子心切的父亲形象，被他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是那道疤，像一个无法辩驳的铁证，烙在我的心上。

那天晚上，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躺在床上，一夜无眠。二十年的怨恨、困惑、思念，像一团乱麻，在我脑子里搅成一锅粥。我时而觉得他就是个骗子，图我的钱；时而又觉得，万一呢？万一他说的都是真的呢？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醒了。他没有开电视，就那么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像一尊雕塑。看到我，他局促地站起来：“早……早饭我来做吧，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我做的鸡蛋饼。”

我看着他走进厨房，熟练地打蛋，和面，那背影，和我记忆深处那个模糊的影子，一点点重合。当一盘金黄的、热气腾腾的鸡蛋饼摆在我面前时，我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塌了。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味道很普通，甚至有点咸。

但我却吃出了眼泪。

一件干净的白衬衫

我给他取了五万块钱现金，让他租个好点的房子，别再流浪了。他拿着那沓厚厚的钞票，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使不得，使不得……”

“拿着吧。”我把钱塞进他怀里，“你是我爸，我养你是应该的。”

那声“爸”，我说得有些生硬，但终究是叫出了口。他听完，愣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那哭声里，有委屈，有辛酸，有释放，听得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让他出去租房，而是让他暂时住在了我家。我带他去商场，从里到外，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当他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一条合身的西裤，站在镜子前时，我才发现，他其实并不算老，只是被生活磋磨得太厉害。刮掉胡子，剪短头发，他依稀还是有几分我记忆中那个英挺男人的轮廓。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神陌生又胆怯，手足无措地整理着衣领，喃喃自语：“像个人了……总算像个人了。”

我们开始像一对重新学习如何相处的父子那样生活。我每天上班，他就在家给我做饭、打扫卫生。他做得一手好菜，总能变着花样满足我的胃口。但他自己，却依旧保持着那个奇怪的习惯——只吃白米饭。

“爸，你怎么不吃菜？”我忍不住问。

“老毛病了。”他笑呵呵地解释，“以前在外面跑，吃坏了肠胃，医生说不能吃油腻的。再说，看着你吃，我就饱了。”

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我便没再多想。

他很沉默，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安静地坐着，看我工作，或者看窗外发呆。但他对我生活的细节，却关心到了极致。我的袜子破了个洞，第二天就会发现被他缝补得整整齐齐；我随口说一句想吃小时候那种麦芽糖，他能跑遍大半个上海，给我买回来。

他从不问我要钱，也从不提过去那些不堪的往事，只是用一种笨拙的、近乎卑微的方式，拼命地补偿着这二十年的空白。

有一次，公司组织体检，我顺便也给他报了个名。检查结果出来，他身体有不少小毛病，高血压、关节炎，都是些流浪生活留下的后遗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堆药，叮嘱他要按时吃。

那天晚上，我把药分门别类地装进小药盒里，写上标签，告诉他哪个是饭前吃，哪个是饭后吃。他看着那些瓶瓶罐罐，眼圈又红了。

“阿峰，”他拉着我的手，粗糙的掌心摩挲着我的手背，“爸对不起你，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现在老了，还成了你的累赘。”

“说什么呢，”我拍了拍他的手，“有你在这儿，我才感觉这是个家。”

我说的是真心话。自从母亲去世后，我一个人守着这间空荡荡的房子，早就习惯了孤独。他的出现，像一束微弱但温暖的光，照了进来。虽然我们之间还隔着二十年的生疏，但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阳台上晾晒的干净衣服，沙发上那个安静等待的身影，都让我贪恋这种久违的家的感觉。

我开始相信，他就是我的父亲。那个曾经犯过错，被生活击垮，但内心深处依然爱着我的父亲。我甚至开始规划我们的未来，等他身体好一些，就带他去旅游，去看看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

我沉浸在这种失而复得的幸福里，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被精心编织的谎言，无论看起来多么温暖，当它被戳破的时候，会有多残忍。

一碗馄饨面的味道

转机发生在一个周末。

我带他去逛城隍庙，他看着热闹的人群，眼神里流露出一种近乡情怯的复杂情绪。我们走到一家老字号的汤团店门口，他突然停下脚步，指着街对面说：“我记得……以前这里有家馄饨店，你妈最喜欢吃他们家的三鲜馄饨。”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早就盖起了一栋新的商业楼。

“是吗？我没什么印象了。”我说。

“你当然不记得，那时候你还小。”他陷入了回忆，“那家店的老板姓李，是个热心肠。那时候我们手头紧，他总是多给我们家馄饨多加两个。”

看着他怀念的神情，我心里一动。我们过去的家，就在离城隍庙不远的老城厢。那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拆迁，也许，那家馄饨店还在。如果能找到一些过去的痕迹，或许能让他更高兴一些。

“爸，要不我们回去看看吧？”我提议道，“就去我们以前住的那个弄堂。”

听到我的提议，他的脸色瞬间变了。那是一种混杂着惊慌、恐惧和抗拒的表情，一闪而过，快得让我以为是错觉。

“别……别去了吧。”他摆着手，声音有些不自然，“都拆得差不多了，没什么好看的。看了……心里难受。”

“就当是告别嘛。”我坚持道，“去看看老邻居也好，这么多年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我没有注意到，我说“老邻居”这三个字的时候，他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他拗不过我，最终还是被我拉上了出租车。

车子穿过繁华的市中心，驶向那片被高楼大厦包围的、破败的老城区。沿途的景象，让他越来越沉默，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指节都发白了。我以为他是触景生情，还安慰他：“都过去了，以后有我呢。”

弄堂口果然已经被蓝色的施工围挡围了起来，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但就在废墟的边缘，居然真的还有一家小店亮着灯，招牌上写着“老李馄饨店”。

我一阵欣喜，拉着他走过去：“爸，你看，真的还在！”

他却像被钉在了原地，脸色苍白，眼神躲闪，死活不肯再往前一步。

“怎么了？”我有些奇怪。

“我……我有点不舒服，”他捂着胸口，“我们还是回去吧。”

“都到门口了，进去喝碗热汤再走。”我不由分说地扶着他，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玻璃门。

店里很小，只有四五张桌子。一个头发花白、围着油腻围裙的老人正在灶台后忙活。听到动静，他抬起头，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身边的男人身上时，他手里的汤勺“哐当”一声掉进了锅里。

“老……老陈？”店主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愕。

我愣住了。他不是姓林吗？为什么老板叫他“老陈”？

我身边的男人，也就是我以为的“父亲”，在那一刻，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他下意识地就想转身逃跑，却被我死死地抓住了胳膊。

“老板，您认识他？”我看着店主，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那个被称为“李叔”的店主，擦了擦手，从灶台后走了出来。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绕着“老陈”走了一圈，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同情，有惋惜，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愤怒。

“陈建军，你还知道回来？”李叔的声音很沉，“你老婆走了，儿子也没了，你还有脸回来？”

陈建军？

儿子也没了？

我的脑子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嗡嗡作响。我抓着他的胳膊，一字一句地问：“他叫你什么？陈建军？你不是叫林国栋吗？”

他浑身筛糠似的抖着，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叔看看他，又看看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叹了口气，对我招招手：“小伙子，你坐下。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那封寄不出去的信

李叔给我下了一碗馄饨，推到我面前。腾腾的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也模糊了对面那个男人苍白的脸。他就那么站着，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罪犯。

“他叫陈建军，不叫林国栋。”李叔拉了张凳子坐下，点了一根烟，缓缓开口，“就住在这条弄堂里，住了大半辈子了。他不是你的父亲。”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李叔的故事，像一把锋利的刀，将我这段时间以来建立起来的所有温暖和幸福，一片片地剐了下来，露出下面血淋淋的、残酷的真相。

陈建军确实有个儿子，叫陈东，小名东东。二十年前，东东也是十岁。那孩子，聪明又懂事，是整条弄堂里人见人爱的宝贝。

悲剧发生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和我们相遇的那天，天气一模一样。陈建军和他老婆因为一点琐事吵架，吵得很凶。东东一个人跑出了家门，谁也没注意到。等他们吵完，才发现孩子不见了。

孩子是在弄堂口的马路上被找到的，被一辆超速的卡车撞了，当场就没了。

“那天晚上，”李叔的声音变得很低沉，“陈建军抱着他儿子冰冷的身体，就跪在马路上，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雨下得那么大，他就像个泥人一样。”

从那天起，陈建军就垮了。他把儿子的死，全部归咎于自己。他觉得如果不是那场争吵，儿子就不会跑出去，就不会死。这份愧疚，像毒蛇一样，日日夜夜啃噬着他的心。他开始酗酒，打骂妻子，整个人都变得疯疯癫癲。

没过两年，他老婆实在受不了，跟他离了婚，远走他乡，再也没回来。

家没了，陈建军就彻底疯了。他卖了房子，钱很快就花光了，然后就开始了流浪。他从不出这片区域，就在这废墟一样的老城厢里游荡，像个孤魂野鬼。

“那道疤呢？”我颤抖着问，那是让我相信他的最后一个稻草。

李叔看了一眼陈建军，眼神里满是怜悯：“东东出事那天，他回家之后，一拳砸在了家里的水缸上，砸得满手是血。那道疤，是那时候留下的。根本不是什么铁锅烫的。”

那件干净的白衬衫，那盘咸味的鸡蛋饼，那些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有温暖的画面，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巨大的讽刺。

“那他为什么……为什么只吃白米饭？”我问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让我困惑的问题。

“因为东东出事那天中午，”李叔的烟头在黑暗中明灭，“他妈妈给他做了一大碗红烧肉。可孩子闹脾气，一口菜都没吃，就扒了两碗白米饭，跑出去玩了……那是他这辈子，吃的最后一顿饭。”

我的眼泪，终于决堤。

我终于明白了一切。他不是骗子，至少不完全是。他是一个被悔恨和思念逼疯的父亲。他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就活在了自己编织的幻觉里。他可能是在街上看到了与他儿子年龄相仿、眉眼相似的我，于是，他把我当成了他那死去的儿子，当成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他对我所有的好，所有的关怀，都不是给我的，而是给他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名叫陈东的孩子。他对我说的那些童年往事，不过是一个思念儿子的父亲，臆想出来的画面。

他不是我的父亲。

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失去了儿子，然后又失去了自己的，可怜的父亲。

一座无字的墓碑

李叔的故事讲完了。小店里，只剩下馄饨锅里“咕嘟咕嘟”的水声，和我压抑不住的抽泣声。

陈建军，不，我应该叫他陈伯。他依旧站在那里，像一尊风化的石像，所有的伪装都被剥离，只剩下赤裸裸的痛苦和绝望。

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离开那家馄饨店的。我只记得，我付了钱，扶着他，走进了上海冰冷的夜色里。他一路上一言不发，身体轻得像一片羽毛，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吹走。

回到家，他默默地走进卧室，脱下那身我给他买的新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床头。然后，换上他来时穿的那身脏污的、散发着霉味的旧衣服。

他做完这一切，走到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对不起……”他把头深深地埋在地板上，苍老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骗了你……”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顶，心里那股被欺骗的愤怒，早已被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悲悯所取代。我没有恨他。我只是觉得，命运有时候，真的太残忍了。

我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在沙发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任何安慰的语言，在这样巨大的悲剧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们相对无言地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我联系了一家精神康复中心，送他去接受治疗。他的精神状态已经非常不稳定，现实和幻想的边界，在他脑海里早已模糊不清。

办手续的时候，医生问我：“你是他什么人？”

我犹豫了一下，说：“一个朋友。”

在他住院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去看他。他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眼神空洞地看着远方。他好像不认识我了，只是当我把一份热腾腾的盒饭递给他时，他接了过去，打开，然后用勺子，熟练地把所有的菜都拨到一边，开始一口一口地，只吃里面的白米饭。

我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

我曾经以为，我找回了一个父亲。但其实，我只是在一个父亲的幻觉里，短暂地扮演了他的儿子。他用一个谎言，填补了我二十年的父爱空白；而我，用我的存在，让他那颗被掏空的心，得到了一丝虚假的慰藉。

我们就像两个溺水的人，在冰冷的海水里，偶然抱在了一起，互相取暖，又互相拖累。

离开康复中心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已经吃完了那盒饭，正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手心里，用衣角仔细地擦拭着。

那是一个被磨得锃亮的，红色的可乐瓶盖。

我忽然想起李叔说，东东最喜欢收集各种颜色的瓶盖。

我的眼泪再次涌了上来。我快步离开，没有再回头。我知道，陈伯的人生，将永远停留在那条下雨的弄堂口，停留在那碗没有吃菜的白米饭里。他为自己筑了一座坟墓，一座没有名字的墓碑，将自己活埋了进去。

而我，也要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去了。虽然那个“家”又变回了空荡荡的房子，但有些东西，却永远地不一样了。我开始学着自己做饭，学着把袜子上的破洞缝补好。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康复中心，给他送去一盒热饭。

我不会再叫他“爸”。但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那个在天桥下，只吃白米饭的男人。他用一个悲伤的谎言，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慈悲。

来源：月下拾旧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