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本解读中国国民性的作品，这本书在庙堂与江湖都收获了好评，一时间竟掀起了一股带着《大国大民》去旅行和寻觅美食的旋风，也成了不少决策者用以更深刻了解中国的钥匙。

2020年，《大国大民》付梓，王志纲老师一口气写了14个省（区域）。

作为一本解读中国国民性的作品，这本书在庙堂与江湖都收获了好评，一时间竟掀起了一股带着《大国大民》去旅行和寻觅美食的旋风，也成了不少决策者用以更深刻了解中国的钥匙。

五年过去，虽时移势易，世事变迁，但读者心中那一份渴望读懂中国的热忱之心仍在，后台更有不少粉丝留言：希望志纲老师补齐未写就之省份，字里行间满是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沉挚爱，其情之深、意之切，令人动容。

幸蒙读者厚爱与期许，王志纲老师饱经世事、洞见申城之作——“大国大民·上海篇”今日终与大家见面。以下全文，一读为快！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上海梦。

说起上海给我的印象，还要追溯到那短缺经济的年代，上海的概念既清晰又模糊。那时候能吃到一块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就足以炫耀，铁皮盒子一打开，那股奶香，现在想起来还口齿生津。还有美加净牙膏那清新的薄荷味，更是县城里难得的“高级货”。后来上了大学，更不得了，同宿舍有个上海同学，每次放假回来，大包小包全是“上海制造”。单说那肉松，金灿灿、蓬松松的，抓一把拌到稀饭里，简直人间美味。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肉的边角料，可上海人就是有本事把它变成让人垂涎的美味。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将大白兔奶糖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

那个年代的上海，在我们这些“外地人”眼里，就是“好东西”的代名词：挺括的“的确良”衬衫、柔软的“开司米”毛衣、锃亮结实的“永久”牌自行车、走时精准的上海手表、能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音的“红灯”牌收音机……上海货，就意味着精良的工业品、优质的消费品和可口的食品，代表着一种令人向往的现代生活。

除了“物”，上海“人”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文革”时期，我们那个小县城分来不少上海大学生。家父是中学校长，这些大学生常来家里走动。我印象最深的一对夫妻，都是学外语的，一个法语，一个葡萄牙语，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他们和我们交往很深。和他们聊天，是全然不同的体验。他们带来的关于上海的新知、对外部世界的描述，以及他们的谈吐举止、眼界见识，都带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这些，都是上海投射在我生命早期、实实在在的影响。

2005年在王志纲老师授意下，智纲智库总裁、京沪中心总经理路虎博士单枪匹马闯荡上海滩，智纲智库上海中心正式成立。

或许正是因为小时候的见闻，让我心中始终有着挥之不去的上海情结，即使日后多次踏足上海，这种记忆深处如梦似幻的“上海印象”，依然挥之不去。这或许正是上海的神奇之处，历史不长，但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风华绝代。

上海往事

形容上海，最传神的一个词莫过于“上海滩”。

一个“滩”字，初看似是寻常的地理指认，细品却如钥匙，悄然开启这座东方魔都的血脉密码。这片滩上，龙蛇出没，鱼龙混杂，有容乃大，万类霜天竞自由。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香港人拍电影电视剧。那些本属于香港的江湖传奇、风云际会，往往要移植到上海这个舞台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

一部《上海滩》，“浪奔，浪流”，唱红几十年，翻拍不绝。因为只有上海滩的底色，才能承载那份风云激荡和人生况味。西方人拍东方大故事，要找一个宏大的舞台，也常常首选上海。李安拍《色戒》，不过是撷取了上海滩历史长河里的一滴水珠，却已足够震撼世界，几乎问鼎奥斯卡。这就是上海作为舞台的独特魅力。

1980版《上海滩》剧照

作为滩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上海没有城墙。尽管曾因为防御倭寇，上海历史上也曾筑起过几段土墙，但很快就在强烈的抗议之下拆除。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城墙是一道自上古传承下来的文化语码，没有城墙，便无森严壁垒的拘束，也无千年礼法镌刻下的刻板规矩。

和中国历史悠久的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显得迥然而异。长江裹挟万钧泥沙，历经千山万水，终在东海之滨沉淀，造就了一片浩荡滩涂。尽管有时上海人也会陶醉于所谓“春申君开黄埔”之类的传说，但确乎而言，上海还是一座太过年轻的都市。

当北京城墙历经千年风霜，西安城头明月映照秦汉关隘时，上海不过是吴淞江口一个寂寂无闻的渔村小镇。但就在这滩涂上演绎的传奇，其历史之短促与其影响之深广，构成了一组令人惊异的悖论。

1843年，国门洞开，上海被推搡至历史前台，仓促间竟成了万国来朝的舞台，仿佛压缩的时光胶囊，短短百余年，它便从荒芜的滩涂，魔术般生长为远东第一都会。

184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随后上海作为“五口通商”之一被迫开埠。

上海的崛起，始于一场被迫的开放。1840年，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南京条约》签订，随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一。英国人最初看中的，不过是黄浦江畔那片泥泞的滩涂——水深适宜，航道便利，背靠富庶的江南腹地。他们或许未曾想到，这片“泥滩”会在百年之后，变成远东最耀眼的明珠。但追根溯源，可以说是英国人发现了上海。

正是这批眼光老辣的英国殖民者和海权分子，在五口通商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松江府下的上海滩。今天我们看到的外滩建筑群，基本是英国人按照伦敦泰晤士河畔的格局规划的。其中那栋最辉煌的建筑，当年的英国上海总会，如今已化身为顶级酒店——华尔道夫。我有幸在其开业时入住。酒店刻意保留了老上海的风韵，电梯还是那种老式的栅栏门，需手动开关，恍如《色戒》中的场景。我选了最贵的一套客房，一晚要上万，说实话格局有些别扭。但它的卖点独一无二——那是整个酒店唯一能同时饱览浦东摩天楼群和浦西万国建筑博览群的房间。

那晚，我躺在房中，听着外滩海关大楼悠远的钟声，听着黄浦江上轮船低沉的汽笛声，时空仿佛倒流，租界时代的烟云在眼前弥漫。“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沧桑感涌上心头，那一刻的感受，千金难买。

外滩万国建筑群（来源：乐游频道）

横空出世的上海，注定是龙蛇出没、百舸争流的混沌场域。它生而自由，似一张未着墨的宣纸，任由江水、海水、洋流、人流，裹挟着五光十色的机遇与冒险，泼洒其上，渲染成一片光怪陆离的图景。其中最精华的地段属英租界（外滩），其次是法租界（今衡山路、徐家汇、梧桐掩映的静安区一带），那里至今是许多追求格调者的栖居之所，承载着法兰西的浪漫情调。日租界则在虹口，当年鲁迅先生长期居住于此，内山书店等都在此区域，也是香港影视剧里霍元甲们挑战外国大力士、日本浪人出没的“江湖”之地。

犹太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形形色色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在这片没有城墙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夜暴富的神话。其中有英籍犹太商人维克多·沙逊，他看准了上海的地产潜力，在外滩和南京路疯狂置地，建造了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华懋饭店等标志性建筑，成为“远东地产之王”。他的名言是：“在上海，只要你有胆量，遍地是黄金。另一位犹太富商哈同更是传奇，他最初只是沙逊洋行的门卫，却凭借精明的投资，买下南京路大片土地，硬是把一条泥泞小路变成了“远东第一商业街”，自己也成为上海滩首富。

上海滩混迹的，不仅有野心勃勃的冒险家，还有乱世漂泊的文艺因子。十月革命后，大批沙俄贵族流亡上海，他们带来了芭蕾、交响乐、油画和咖啡馆文化。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俄式面包房、古典乐沙龙林立，白俄艺术家们在此教授音乐、开设剧院，为上海注入了优雅的艺术基因，中国很多现代艺术的先锋，都是在这些流亡贵族的私家课堂上萌芽的。

殖民者发现了上海，冒险家纵横于上海，艺术家漂泊于上海，但这仅仅是上海的一个侧面，光有洋人还不够，要真正运转起上海这台大机器，还需要得力的帮手——董事长需要总经理。支撑起上海最初上层建筑和商业平台的，是买办阶层和职业经理人阶层，这就造成了几个非常有趣、至今很多上海人也未必完全理清的现象——他们是谁？他们从何而来？谁是上海的“前身”？上海文化、上海族群的源头在哪里？我曾对此做过些探究。

上海的人文地图

作为中华文明面向海洋的两扇窗口，上海在诞生之初就与广东结下了深厚的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东可以说是上海的文化滥觞。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通江达海的战略地位一下子表现出来，经济中心开始往上海迁移，彼时广州的十三行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潮州人也在这个行当耕耘了几代，他们非常积极的跟着夷商到了上海。

五口通商前近百年，广州十三行就是与洋人打交道的前沿阵地。广东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懂外语，通洋务，精生意。随着贸易中心北移，他们跟随洋行大班们一同迁至上海。当洋人初到上海，其华裔高级雇员、买办及华人上流社会，主力就是十三行背景的广东人。

1861年怡和洋行第二代大楼，是一幢面向外滩15开间、3层高的砖木结构四坡顶楼房，为当时上海外滩建筑群中建筑体量之最。

很多历史的细节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一，南京路是上海的标志， 而奠定南京路商业地标地位的，正是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别小看百货公司，在当年，它们相对于中国传统的杂货铺，简直是文明的飞跃！七层高的先施曾是上海之巅，永安的电梯更是轰动全城的现代奇观。那时的百货公司，其规模与新奇，堪比今日的上海进博会。而这四大公司的创始人，清一色来自广东，且都出自同一个县——香山县，也就是今天的中山。 这些广东裔的商人，自珠江口泊向世界，在海外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之后，最终落地上海。他们奠定了上海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

大约十五年前，我去上海出差，当地朋友知我钟情于有故事的老建筑，安排我住过不少名人故居改造的精品酒店，其中有：蒋介石宋美龄的“爱庐”、贝聿铭家的贝公馆、黄金荣的黄公馆、杜月笙的公馆，乃至当年上海滩巨富犹太商人哈同的旧宅……后来一次，朋友推荐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开放的思南公馆别墅群，冯玉祥、孔祥熙、梅兰芳等民国风云人物的旧居汇聚于此。

这些别墅自1921年建成之后，历任多任主人，我和朋友们打了个赌：这十几栋别墅的最初主人，至少八成是广东商人。他们查阅历史档案后惊呆了：果然！九成业主来自广州、佛山、顺德、南海等地，两三栋属潮州商人，一两栋属客家商人。他们问我何以知之？我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奠定上海近代商业和上流社会基础的，首推粤商。广东和上海，在中国最初的开放史中，就是这样薪火相承的关系， 自此实证，他们对这段历史公案才算膺服。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京路

由此，上海的诞生之初，便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上流社会以洋人和他们的长期买办广东人为先导。 但光有上层不够，还需要精明强干的中层执行者。历史选择了宁波人。他们踏实、能干、素质好，大量进入上海滩担任洋行、钱庄、商号的职员、伙计。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三四十年代，宁波帮势力崛起，进入上层。蒋介石、陈其美代表的浙江财团（以宁波、湖州等地为主），以及杜月笙、黄金荣等江湖大佬，都是这股力量的代表。最后涌入的，则是因灾荒战乱逃难而来的苏北、安徽等地的底层民众，多聚居在闸北、苏州河沿岸棚户区。这种“广东上流-宁波中坚-苏北基石”的梯次移民结构，深刻塑造了上海的社会心态，包括那份带着优越感的“小市民”情结，以及视外埠人为“乡下人”的习惯。

另一个有趣产物是上海话。我曾与上海朋友探讨其构成，发现它堪称“五方杂音”的活化石。其中宁波话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粤语（广府话、潮州话） 也留下深刻烙印。比如形容人精明叫“潮州门槛”，说“全部”用“韩勃郎”（源自粤语“咸唪唥”），类似词汇不少。剩下部分则融合了苏北话、苏州话等吴语方言。这种语言杂交，本身就是上海滩“五方杂处”的生动写照。

观察上海，魅力正在于此：它像一个大舞台，龙蛇混杂，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似守旧，却又在不断的翻牌与新生中迸发活力。

黄浦江边的贵妇人

这里有几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关乎上海命运的转折点。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最后一站到了上海。时年91岁的老人，顶着寒风登上杨浦大桥，眺望浦江两岸。他语重心长地寄语：当年改革开放，上海动作慢了，现在一定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特别是浦东！这句话，如春雷惊蛰，唤醒了沉睡的巨人。上海开始大手笔擘画未来。

邓小平在上海审阅浦东开发规划图

当时我在新华社工作，与上海分社资深记者陈毛弟发生了一场关于“广东经验与浦东开发”的激烈争论。那时上海雄心勃勃，优越感极强，颇有些“虎死不倒威”的架势。部分观点认为广东模式是“小打小闹”、“带来了污泥浊水”，是“矮大紧”，而上海要做“高大上”，对接的是“欧美财团”，根本瞧不上广东的“小商人”做派。陈毛弟兄也持此论，争论不休。后来大家起哄，让我们来个“广东与浦东的对话”。文章发表后反响不小，甚至时任广东省长叶选平在北京开人大时，也被被海外记者问及对此文的看法。

在对话中，我意气之下说了句重话：大意是上海像一位“衰老的美人，斜倚在黄浦江边，晚霞夕照，奄奄一息，感慨着光阴不在”；而广东则像“精壮青年，龙精虎猛，如朝阳喷薄”。陈毛弟则坚信上海将“重展雄风”，对接欧美，格局非广东可比。

没想到，二三十年后回望，他真的言中了！ 上海以其独特的底蕴和定位，一旦发力，不仅吸引了全球顶尖的欧美财团和世界500强，更在产业布局上展现出 “顶层设计” 的前瞻性：从张江科技园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到临港新片区的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从陆家嘴的国际金融到洋山港的智慧物流，上海的产业版图早已超越 “制造” 的范畴，形成了 “硬核科技 + 高端服务” 的立体格局，成为无可争议的国家经济 “制高点”。

这一点，广东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确实难以企及。而我当时对上海的认知，还是局限于目力所及范围内的衰落，忽视了上海独一无二的天时、地利、人和 —— 它不仅要做 “经济中心”，更要做 “产业标杆”。上海不能去摸着石头过河，不是因为上海不重要，恰恰是因为上海太重要，不容有失。一旦过河的路径有所突破，上海必将以大手笔的布局，担负着整个中国崛起的希望而重新崛起。

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揭牌成立

与陈毛弟对话后不久，1992年8月，我受命为新华社撰写《中国走势再访录》大型调研报告。借此机会，我专程赴沪。我向上海分社社长提出想采访当时主持工作的市长黄菊，社长面有难色，说黄市长日程需提前半月安排。我坚持试试。社长直接联系市府秘书长，强调这次采访涉及对全国开放形势的高层判断，机会难得。秘书长汇报后，黄菊竟推掉了原定安排，同意第二天上午接见我。

采访前一晚的经历，至今难忘。那时新华社记者外表光鲜，实则出差补贴微薄，一天仅几块钱，根本住不起像样旅馆，只能在分社简陋招待所将就。正值酷暑，上海热得像蒸笼。招待所没空调，房间闷热难当。我彻夜难眠，最后只好把凉席铺在水泥地上，睡前用凉水浇透全身躺下，不到十分钟又被热醒，浑身是汗，如此反复折腾。那个年代，空调绝对是奢侈品。

一夜无眠，次日清晨昏昏沉沉。为了凉快，我穿着短裤、汗衫、凉鞋，活像个“逃难人士”，就这样走进了黄市长的办公室。推开门，一股冷气扑面而来，估计设定在18度，冻得我起鸡皮疙瘩。眼前是腥红色的地毯，黄市长西装革履，从宽大的沙发起身相迎。我这副“丐帮”模样与封疆大吏的庄重形成鲜明对比，后来看到现场照片，自己都忍俊不禁。访谈期间，秘书几次想进来提醒时间，都被黄市长用眼神制止了。那次采访谈得非常深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1992年撰写《中国走势采访录》时，王志纲老师采访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

黄市长关于上海定位和发展的阐述，令我印象极其深刻，他提出了重整上海远东中心地位的“五个流”战略构想：

金融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科技流：建设科技创新高地。

物流：构建全球供应链枢纽大港。

人才流：汇聚天下英才。

信息流：成为信息交汇中枢。

这 “五流” 的背后，正是上海对产业布局的顶层设计：以金融赋能实体，以科技驱动创新，以物流链接全球。后来的事实证明，上海的每一步产业升级，都紧扣这一蓝图 —— 当广东还在追逐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业时，上海已着手布局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 “卡脖子” 领域；当各地争抢外资项目时，上海已在洋山港试点 “自由港” 政策，推动物流效率全球领先；当互联网经济席卷全国时，上海以张江科学城为核心，聚集了全国 1/3 的芯片设计企业、1/5 的生物医药研发机构，将产业竞争力锚定在 “硬科技” 的深海。虽历任多位领导，上海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足够的定力和战略远见。

张江科学城

上海访谈结束之后，我回到广东，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华东回来话广东》，用以提示广东的潜在危机。广东彼时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繁盛，但上海的格局和眼光，比广东高得多，稍有不慎，广东就会被上海超越。

今天回头审视，从陈毛弟到黄菊，上海虽困顿多年，真正走上崛起之路时，的确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广东不同，有着充分的准备和高举高打的战略眼光。

时过境迁，斯人已逝，但访谈中提及的这 “五流” 蓝图，已然在黄浦江两岸化为现实：张江的光刻机正挑战全球技术壁垒，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实现 “3 年建成、4 年扩产” 的奇迹，临港新片区的氢燃料电池产业链填补国内空白，陆家嘴的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额占全国半壁江山……上海遵循着宏大的战略规划，真正实现了脱胎换骨。它不再是那个“斜倚江边的衰老贵妇”，而是蜕变为一个生机勃勃、风度翩翩、引领时代潮流的“精壮小伙”，重新屹立于世界的聚光灯下。

上海的成功密码

和上海的人文历史一样，上海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密码，也在于华洋杂处，更准确的说，则是外洋内华。

作为龙蛇出没之地——上海滩没有固定的规则，只有无限的可能。它有着最国际化的面孔，外滩的万国建筑群诉说着百年的全球交汇。然而他的发展逻辑，却让许多号称“中国通”的外国人大惑不解。上海的成功，不是按照西方规则按部就班的结果，而是东方智慧与全球化浪潮碰撞出的独特火花。

曾经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故事，十多年前，我曾在美国的比华利山庄，接受一位犹太裔大律师的宴请，席间他向我提起一件趣事。这位律师老兄，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往返中国数十余次，90年代初，浦东开发刚刚拉开序幕，他受邀到上海考察。当时的上海领导站在浦西外滩，指着对岸那片荒芜的农田和低矮的棚户区，豪情满怀地说：“十年之内，这里将成为中国的‘曼哈顿’。欢迎你来投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外滩全景

这位大律师听完，只是礼貌性地笑了笑，心里却完全不信。在他看来，投资需要法律保障、市场规则、成熟的金融体系，而当时的浦东，连像样的道路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国际化的商业环境。他婉拒了邀请，认为这样的承诺不过是东方人的“豪言壮语”，缺乏现实基础。

然而，历史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短短十年后，浦东的陆家嘴拔地而起，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相继矗立，外资银行、跨国公司蜂拥而至，黄浦江对岸的荒芜之地，真的变成了中国的金融心脏。那位律师重返上海后，站在外滩望向对岸的璀璨灯火，不禁感慨：“我低估了上海，更低估了中国。”

纵然自诩为中国通，但在面对中国真正的历史性机遇面前，他依然没有抓住。他代表了欧美跨国公司的判断，以至于错过了上海第一波的发展机遇，被台商抢了先机。现在上海最富盛名的汤臣一品，其实就是台商大举登陆上海滩时代的产物。

为什么外国人看不懂上海？因为他们习惯用西方的规则去衡量，而上海的发展，恰恰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西方人讲规则、讲法律、讲市场逻辑，而上海的成功，却掺杂着更复杂的因素，其中有政策红利、民间智慧、历史机遇、甚至某种“野蛮生长”的生命力。

没有规则，就创造规则——当浦东还是一片农田时，上海人已经用“土地批租”的方式吸引外资，用“先行先试”的政策突破体制束缚，用“资源置换”的智慧闯出一条新路。

夕阳下的外滩

没有市场，就培育市场——90年代的上海，金融体系远未成熟，但上海人敢想敢干，硬是在一片空白中建起了证券交易所，让资本在这里生根发芽。

没有先例，就自己成为先例——从洋务运动的江南制造局，到改革开放的浦东开发，上海的历史，就是一次次“无中生有”的奇迹。

上海看似最“洋气”，骨子里却最“中国”。它的国际化，不是简单的照搬西方，而是以中国的逻辑消化全球资源。就像外滩的建筑，外表是哥特式、巴洛克式的西洋风格，但地基却是中国的大一统体制，经年累月，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那位犹太律师的误判，恰恰在于他以为“曼哈顿”只能按照纽约的方式生长。而上海的逻辑是——我可以学你，但我最终会成为我自己。

这就是上海的基因：外洋其表，内华其里。它站在长江与太平洋的交汇处，既吞吐全球风云，又深谙东方智慧。它的成功，不是西方规则的胜利，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所以，上海的故事，外国人看不懂，但中国人懂。因为它的密码，藏在千年的江海奔流之中，藏在“滩”的野性生长之中，藏在“外洋内华”的辩证智慧之中。这般近乎魔幻的崛起，其势非偶然，乃是天地伟力与时代洪流在长江咽喉处碰撞的必然回响。

洋山港

君不见，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浩荡万里，如巨龙入海，上海正处这黄金水道与太平洋蔚蓝波涛的交汇点。当古老中国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当封闭的农耕文明不得不直面海洋文明的叩击，这扇无可替代的“水上门户”，注定要承载起沟通内外的枢纽使命。

上海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它像一个大舞台，龙蛇混杂，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似守旧，却又在不断的翻牌与新生中迸发活力。

而在这片风云激荡的滩涂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上海，从来不是“上海人”独占的上海。它更像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野心家、冒险者的竞技场。一代代来自四面八方的枭雄、豪杰、弄潮儿，在这里粉墨登场，掀起时代的滔天巨浪，书写着或辉煌或悲壮的传奇。

当聚光灯打在舞台中央的风云人物身上时，那些更早扎根于此、或世代居住于此的“上海人”，却常常悄然退居幕后，在弄堂深处、咖啡馆里，精心打磨起属于这座城市的生活情调与处世腔调。

上海都市一角的“咖啡小屋”

在商界行走多年，我曾见过很多朋友意气风发的想来闯上海滩，有些铩羽而归，返回故乡独自舔舐伤口；有些在上海称雄一时，但最终仍免不了烟消云散；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在这片滩涂闯出了偌大名声，完成了从地方，中国乃至世界的华丽蜕变。但无论结局如何，仍有无数人前赴后继的奔涌向这里，这正是上海滩的魅力。

这，或许正是历史的吊诡与智慧。那些叱咤一时的风流人物，终将被雨打风吹去，如同黄浦江的潮水，来了又走。而上海人沉淀下来的这份精致讲究、这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从容，连同法租界那遮天蔽日的梧桐树影，却如同烙印般，深深融入了城市的肌理，成为这座城市最独特、最恒久的记忆。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智慧，守住了这座大码头熨帖人心的底色。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滩”的深刻理解与贡献？

上海人的底气

理解了上海作为“滩”的舞台本质和移民熔炉的特性，我们或许更能读懂那份常被解读为“排外”或“优越感”的上海式自傲。这份自傲诚然有之，并非无源之水，其根基至少深植于三重沃土：

其一，千年江南的基因馈赠

上海绝非文化荒漠中凭空拔起的孤岛。它深深扎根于锦绣江南的千年膏腴。苏杭丝织的华美与匠心，徽商纵横四海的精明与魄力，浙东“宁波帮”的坚韧与务实……这些早已浸润在血脉里的文明因子，随漕运的帆影、移民的脚步，悄然汇聚于黄浦江畔的新兴滩涂。

上海人骨子里的“门槛精”（精明算计）、“拎得清”（分寸得当），乃至对一杯咖啡、一件衬衫、一方小阳台花草近乎苛刻的讲究，用粮票按两计算等等细节，无不折射着江南文化特有的细腻、务实与对精致生活的本能追求。上海人会用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来衡量你，如果你也足够精致和讲究，你会和他们很快打成一片。

举个典型的例子，我有一个做餐饮起家的东北学生，在东北完成原始积累后，豪闯上海滩。在上海最繁华地界之一的罗斯福公馆，租了一排物业，打造了数家极其精致的餐厅，尤其是以敦煌为主题的那家，甫一进门，迎面而来的是几十尊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所有美食都精心融入了敦煌风情，还有起舞翩跹的敦煌飞天，仿佛把人带回千年前的莫高窟之中，在很多高端餐饮惨淡经营的今天，他的文化餐饮迅速在上海立足，收获了无数好评。本质上，就是他精致的产品形态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上海的认同。

门店之一“蟹仙画宴”现场实景图

海派文化的肌理深处，流淌的是江南千年文脉的血液。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上海人自矜身份的第一重底气。它让“精致”成为一种生活哲学，而非简单的物质追求，但这种追求一旦过度，就变成了被“群嘲”的上海滩主理人文化，精致固然是好事，但表面上的精致，一味的追求“小众审美”、“海外灵感”，也最终引发了反弹，被认为是装腔作势，从一味的腔调和精致，回归到精华内蕴的从容，这恐怕是年轻的上海尚需沉淀的城市气质。

其二，“一步到位”的淬炼

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如同老树的年轮，是层层累积、缓慢演进的，保留了太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而上海，甫一亮相，便被历史的巨浪推搡着，直接站到了全球化的聚光灯下。西式银行、股票交易所、轰鸣的现代工厂、霓虹闪烁的“十里洋场”……这些在西方世界历经数百年血腥积累与漫长演化才成熟的现代文明果实，竟在短短几十年间，如魔法般在这片滩涂上拔地而起。

上海人，几乎是毫无准备地被抛入了世界文明的最前沿。他们被迫以惊人的速度去学习洋泾浜英语、适应摩登规则、模仿西方礼仪，直至娴熟驾驭。这种近乎“拔苗助长”的国际化浸染，其强度与密度世所罕见。它锻造了上海人骨子里那份与世界接轨的天然自信与优越感——他们见过“大世面”，起步便是“世界级”。

这份“一步到位”的经历，铸就了上海人独特的眼界与行事风格：追求规则、效率与国际惯例。在上海人习以为常的消费语境里，“国际范”、“品质感”、“腔调”是根深蒂固的标尺。这也解释了为何像“喝蜜雪冰城会被东方明珠塔攻击”成为网络一时间流传的段子，上海对“廉价感”的警惕近乎本能，但这种身份的区隔，稍有偏移，就会变成傲慢与偏见，这也是上海文化中令人不那么舒服的部分。

其三，历史舞台的主角

如果一定要把一座城市，当成近代中国的主角，恐怕非上海莫属。近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宏大叙事，无数关键篇章正是在这黄浦江畔的滩涂上反复上演、定鼎乾坤。

从洋务运动求富求强的机器轰鸣响彻江南制造局，到辛亥风云激荡催生新纪元；从《新青年》唤醒民智的呐喊划破外滩夜空，到中共一大的星火在望志路石库门里悄然点燃；从孤岛时期血与火的悲壮抗争，到改革开放春潮初涌、股票交易所引爆财富狂澜，浦东奇迹平地起高楼…....上海，始终是舞台中央无可争议的主角。无数影响国运的关键抉择在此定夺，无数改写历史的风云人物在此登场、谢幕。历史一遍遍在此聚焦，一遍遍向世人宣告：上海，举足轻重。

这种长期处于历史聚光灯下的核心地位，如同不息的潮汐，不断冲刷、强化着上海人内心的集体认知——我们是弄潮儿，是时代的领航者，是书写历史的人。

这种深植于历史记忆的“中心感”，是上海最深沉的力量源泉。但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下，表现为一种对“非中心”事物的评判姿态。深层或许也隐含着一种“舞台中央”对“边缘表达”的审视与不解——在这个被视为标杆的地方，任何想要“登台”的演员们，都需要经过更严苛的历史与美学审视。

自傲的双刃剑

这份源于深厚底蕴、特殊淬炼与历史荣光的自傲，无疑是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支柱。它驱动着对卓越的追求，维系着独特的城市品味与规则意识。然而，如同硬币的两面，当这份自傲固化为封闭的优越感，或演变为对多元价值的轻慢与排斥时，便容易陷入“精致利己”的窠臼，失去“滩”所应有的那份海纳百川的原始活力。

如何在坚守自身文化高度的同时，保持“滩”的开放与包容，让新的“龙蛇”继续在这片传奇的舞台上竞逐风流，或许是上海人，也是这座伟大城市永恒的课题。

尾声

回望这无墙之城，上海的命运沉浮与独特气质，早已在“滩”的宿命中注定。

长江与大海的千年冲积，赋予它开阔的胸襟与流动的活力；没有城墙的拘囿，使其得以敞开怀抱，吞吐八面来风，在碰撞与融合中淬炼出独一无二的海派风华。它是古老中国拥抱现代世界最有力的臂膀。这座在滩涂上拔节生长的超级都市，其灵魂深处，永远激荡着江水奔流入海的磅礴力量，回响着时代风云的澎湃潮音，更跳动着矢志创新的强劲脉搏。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这无垠的滩涂，是起点，亦是永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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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王志纲工作室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