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战国各诸侯动辄数十万大军开战，到清朝出兵二十万都费劲？

摘要：战国时期，作为我国历史上军事科学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之一，经历了从耕战到军队职业化的蜕变，我国历史上第一支组建的职业化军队魏武卒，在吴起的带领下，曾以不足十万对阵秦军五十万，大破秦军并歼敌过半。但是由于战国时期战事频繁，职业化军人消耗过快，训练跟不上消耗，所以各

战国时期，作为我国历史上军事科学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之一，经历了从耕战到军队职业化的蜕变，我国历史上第一支组建的职业化军队魏武卒，在吴起的带领下，曾以不足十万对阵秦军五十万，大破秦军并歼敌过半。但是由于战国时期战事频繁，职业化军人消耗过快，训练跟不上消耗，所以各国基本处于职业化军队为主力，配合全民皆兵的青壮年。所以我们翻阅中国古代战争史，不难发现战国时期两个人口只有几百万规模的诸侯国交战，动辄数十万大军对垒的壮观场面。

而随着军事科学的发展，军队职业化成为了王朝养兵的主要手段，毕竟耕战有个劣势，就是不能打持久战，毕竟忙时耕作，闲时开战，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才能对外作战，而且全民皆兵若是持久作战，是一个诸侯国所不能承担的巨大消耗。所以长平之战，秦赵两国相持一两年，巨大的后勤压力几乎就把两国都拖垮了。

战国时期的战争

自秦朝之后，各大王朝无论是采用什么制度，府兵制也好，募兵制也罢，常备军都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在没有战事的年份。即使是常年备战西夏和辽金的北宋，拥有近亿人口以及充盈的财政收入，最多的时候军队也就维持在百万左右。其他王朝则更少，强大的唐朝到了中期常备军最多不超过五十万，若是去掉吃空饷的部分，那还要砍掉一半。

明朝采用卫所制度先不论，而清朝自入主中原之后，前期收拢了大量起义军和投降势力，军队数量很可观，康熙时期可能全国有一百多万大军，但是自雍正乾隆之后，不断缩减军队数量，到了清朝中期，已经不能维持百万规模。而这些军队大量都是地方驻守满营和绿营军队，平时不能随意调动，绿营虽规模较大但分散驻守各地，抽调集中难度高，后勤压力大。所以自康熙之后，清朝对外发动战争，能够集结二十万军队都显得捉襟见肘，这个的现象与战国时期动辄百万大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这一变化背后，代表着军事科学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成熟，也是军事制度、经济基础、社会组织和技术条件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战国时期各国人口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以秦国为例，商鞅变法确立了"军功爵制"，将整个社会打造成一部战争机器。据《商君书》记载，秦国15岁以上男子均需登记在册，随时准备应征入伍。这种制度使得秦国能够动员全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参战，长平之战中秦赵双方总兵力达百万之众并非虚言。其他诸侯国也采取类似制度，如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等，都是将农业生产与军事训练紧密结合的产物。

而在全民皆兵的制度下，统计口径包含辅兵、民夫等非战斗人员，比如运输粮草、修筑工事的民夫常被计入 “大军” 总数，实际作战士兵占比可能仅一半甚至更低。征兵制度以 “全民皆兵” 为核心，战国诸侯推行郡县制，成年男子普遍需服兵役，战时可快速动员大量人员，且兵役期限灵活，战时集中、闲时务农。战场范围集中在中原核心区域，后勤补给线短，粮草运输成本低，支撑大规模人员聚集的难度较小。这样有个劣势就是，真正从事战斗的人员数量无法精确统计。

历朝历代军队

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导致军队规模缩减的关键因素。战国时期，铁器普及带来农业革命，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管子》记载齐国"粟如丘山"，说明当时各诸侯国已具备支撑大规模军队的物资基础。而到清朝，尽管耕地面积扩大，但人口从战国时期的约2000万激增至4亿，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下降。更关键的是，清朝军队已完全职业化，需要国家常年供养。一支20万的八旗和绿营军队，每年需耗费白银约2000万两，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使清朝在维持常备军规模上承受巨大压力。

而且越往后，战国时诸侯国之间距离很近，后勤补给压力并不算大。而到了清朝，对外作战后勤补给压力极大，清朝疆域辽阔，战时多需跨区域作战（如征准噶尔、征缅甸），补给线漫长，运输粮草需动用大量民夫和牲畜，损耗率极高，支撑二十万大军的粮草、军饷消耗是天文数字。

清朝骑兵

军事技术的演进深刻改变了军队构成。战国时期军队以步兵为主，装备相对简单。一把戈、一柄剑加上简易甲胄就是标准配置，训练周期短，容易快速扩充。而到明清时期，火器成为战场主角。一名合格的火枪手需要数月训练，骑兵的培养更要数年时间。特别是清朝前期，军队中火器比例已达60%，这种技术密集型兵种必然限制军队规模。康熙年间征讨噶尔丹，调集10万大军就动用了全国半数以上的火器部队，可见技术门槛对军队规模的制约。

后勤体系的差异同样不可忽视。战国时期战争多在华北平原进行，补给线较短。各诸侯国还建立了"委积"制度，在交通要道预设粮仓。秦统一后修建的驰道网络，更使大规模兵力投送成为可能。反观清朝，其军事行动多集中在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距离京师近5000里，运粮民夫与士兵比例高达20:1。历史记载显示，运送1石粮食到前线，路上就要消耗15石，这种惊人的后勤损耗自然限制了用兵规模。

清军

财政制度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战国诸侯可以倾全国之力于一战，而清朝建立了严格的中央财政体系。户部每年军事预算固定，额外用兵需多方筹措。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九年耗银2亿两，相当于五年财政收入，导致国库空虚。这种制度化的财政约束，使得清朝难像战国诸侯那样不计成本地动员军队。

社会组织形式的演变同样影响深远。战国时期是典型的"兵农合一"社会，平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战士。而到清代，严格的户籍制度将民众固着在土地上，职业军人阶层与平民完全分离。八旗制度作为清朝根本，其兵额固定为20万左右，不得随意扩充。这种专业分工虽提高了军队质量，却牺牲了数量优势。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清朝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来补充正规军，正说明其动员体制的僵化。

战争形态的转变也不容忽视。战国时期的战争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需要大规模兵团作战。而清代战争多为边境冲突或镇压内乱，强调精兵机动。康熙帝曾言："兵在精不在多"，反映出军事思想的根本转变。雅克萨之战中，清军以3000精兵对抗俄军450人，依然取得胜利，这种"小而精"的用兵理念与战国时代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