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原王朝说到底是靠土里刨食过日子的，地里长多少粮食，收多少税，养多少兵，全指着脚下的耕地说话——这耕地得是能种麦子、水稻、小米的熟土，沙土地不行，石头地不行，泡在水里的沼泽地更不行。
中原王朝的皇帝们，放着南边湿热多雨、土地肥沃的东南亚不去占，反倒对西北那片黄沙盖地的西域，前前后后花了几百年心思派兵驻守，这到底是图什么？
明明东南亚离得近、气候好，西域又远又干，可从汉朝到唐朝，一代代朝廷偏要往西域砸钱出兵，这种舍近求远的选择，背后藏着什么没说透的道理？
中原王朝说到底是靠土里刨食过日子的，地里长多少粮食，收多少税，养多少兵，全指着脚下的耕地说话——这耕地得是能种麦子、水稻、小米的熟土，沙土地不行，石头地不行，泡在水里的沼泽地更不行。
皇帝心里头那本账算得明白：人口要吃饭，军队要粮草，粮仓满了百姓才不反，边境才守得住。
北边的游牧民族为啥总来抢？还不是看中了中原的粮仓和麦田，他们骑着马跑几百里，抢一趟够吃半年，中原王朝就得派军队去堵，去防，防不住就得迁都，就得割地，这都是血的教训。
所以对农耕王朝来说，土地的价值从来不是看风景好不好，气候暖不暖，而是看能不能长粮食，能不能把粮食稳稳当当收到仓里，能不能让种地的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这才是王朝的命根子，其他的都是虚的。
北方的游牧民族骑着马跑起来比风还快，秋天粮食刚熟就举着弯刀往中原冲，抢了粮食杀了人就跑，中原军队两条腿追不上四条腿，只能眼睁睁看着麦田被烧、粮仓被搬。
这时候西域的用处就显出来了——它像一条横在游牧民族背后的绳子，中原王朝抓住了西域，就能把游牧民族的“右臂”捆住。
匈奴当年为什么那么横？因为它能从西域的绿洲里征粮食、换战马，还能联合西域小国一起南下，中原军队腹背受敌。
汉武帝派张骞跑了两趟西域，不是为了看葡萄怎么长，是要联合乌孙、大宛这些西域城邦，断匈奴的后路——你抢中原，我就让西域小国抄你的老巢，让你顾头不顾尾。
果然，张骞通西域后没几年，汉朝军队就能从河西走廊出兵，和西域联军夹击匈奴，把匈奴赶到漠北喝风去了，长安以西的粮仓再没被抢过。到了唐朝更直接，李世民在西域设安西都护府，驻军四万人，不是摆样子的。
突厥人想卷土重来，刚走到焉耆就被唐军堵在沙漠里，粮草耗尽只能投降。
那时候西域的城邦哪个敢不听话？不是怕唐朝的皇帝，是怕都护府的军队——你要是跟突厥眉来眼去，第二天唐军的陌刀队就能踏平你的城墙。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因为西域一丢，河西走廊就成了前线，长安的城门都得天天关着。
就像汉朝丢了西域那几年，羌族和匈奴联手，从甘肃一路打到陕西，皇帝晚上睡觉都得听着城外的马蹄声，这日子谁能受得了？
所以不管西域多远多苦，驻军、修路、屯田，一样都不能少——守住西域，就是守住中原的麦囤子，守住皇帝的龙椅。
西域不光是军事上的屏障，经济上的好处也实实在在。沙漠看着吓人，可塔里木河两岸、河西走廊那些绿洲，全是能种庄稼的好地。
汉朝就在轮台、渠犁这些地方开了几千顷荒地，士兵们平时种地，战时打仗，一年收的粮食够几万军队吃，不用从关内千里迢迢运粮，朝廷的负担一下就轻了不少。
这些绿洲不光产粮食，还产葡萄、苜蓿、核桃，张骞通西域带回来的种子，在中原种得一年比一年好，成了朝廷的赋税来源。
更重要的是那条丝绸之路，简直是流淌着金子的路。长安的丝绸、茶叶，西域的玉石、香料，波斯的地毯、玻璃器，都在这条路上来回运，商队走一趟，利润翻十倍都不止。
朝廷在沿途设驿站、收关税，光敦煌一个关口，一年的关税就够养一支骑兵。而且中原缺战马，西域的大宛马、乌孙马，比中原的马跑得更快、驮得更重，骑兵骑着这种马，战斗力直接上一个台阶。
这些战马不是用钱就能随便买的，得控制住西域的商道，才能稳稳拿到手。所以西域看着远，其实是朝廷的钱袋子和军械库，丢了西域，不光丢了屏障，连钱包都空了一半。
这西域看着是片黄沙，其实是块埋在沙子里的金子，皇帝们心里都有数，不然也不会拼了命要守住。
南边的东南亚看着热闹，其实是块啃不动的硬骨头。从地图上看离中原近，真要走起来才知道难——从云南往南走，过了红河三角洲就是连绵的横断山脉余脉，山高谷深，马队走半个月都看不见一块像样的平地；再往南是热带雨林，树长得比房子还高，藤蔓缠得人迈不开腿，太阳晒不透林子，地上全是烂叶子泡成的泥沼，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膝盖。
更要命的是瘴气，天热的时候林子里飘着青灰色的雾，闻着发甜，吸进去三天就开始发烧、打摆子，军医带着草药都治不好，当年明朝打安南，十万大军进去，还没开打就病死了三成，这损耗比打一场恶仗还厉害。
能种粮食的地也少得可怜。也就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下游有点熟土，其他地方不是石头山就是雨林，要开发得先砍树、烧荒、挖水渠，十个人干一年，未必能开出一亩能长水稻的田。中原王朝自己的耕地都够折腾了，哪有闲人力往这种地方填？
再说东南亚的物产，看着花哨其实不顶用——香料、象牙、宝石这些东西，宫里贵人喜欢，老百姓过日子却不靠这个，不像西域的粮食、战马、丝绸，是朝廷和军队的刚需。
商队从东南亚运一趟香料回来，利润是高，可要是为了这点利润派兵去占一块地，光驻军的粮草、药品就得赔进去，这笔账皇帝们算得比谁都精。
那边的部落也麻烦。山里的傣族、苗族、高棉人，住的是竹楼，打的是砍刀，朝廷派官去管，他们表面归顺，背地里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收税收不上来，征兵征不到人，真要动手镇压，他们钻林子就没影了，中原军队两条腿在林子里追不上，骑兵更是派不上用场。
不像西域的城邦，住固定城池，种固定农田，打下来就能设郡县、收赋税，实在得多。说到底，东南亚对中原王朝来说，就是看着好看、吃着硌牙的鸡肋——占了没好处，不占也没威胁，犯不着花力气去啃。
所以中原王朝对这两块地方的态度，从来不是拍脑袋决定的。汉朝张骞凿空西域，李广利不惜代价也要打下大宛，为的就是把这条生命线攥在手里；
唐朝设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驻军屯田，连碎叶城都要建得跟长安一个规制，就是怕西域一丢，长安的城门就得对着游牧民族敞开。
可对东南亚的态度就松快得多，从汉朝的“厚赂赠遗”，到唐宋的“羁縻州府”，再到明朝的“宣慰司”，朝廷给个官衔、收点贡品，就算把关系理顺了。
只要对方不闹事，不阻断海上零星贸易，朝廷一般懒得派大军征讨——毕竟那边的部落今天归顺明天反，打下来还得派驻军、修驿站，粮食运进去都得靠人背马驮，折腾半天收不上多少税，反而容易把自己拖垮。
说到底，还是看划不划算——西域能保家卫国、能赚钱，东南亚既构不成威胁，开发起来又费钱费力，皇帝们心里的账算得门儿清。
说到底，还是农耕文明那点老本行决定的：地里的粮食、边境的安全、能换钱的商道，这些才是王朝的命根子，得优先攥在手里。西域是命根子，守不住就得挨揍，就得饿肚子；东南亚是块闲地，占了费劲，丢了也不疼。
后来的中国疆域，西北能延伸到帕米尔高原，西南却基本停在横断山脉，就是这么来的——朝廷跟西域的关系是驻军、设官、收税，实打实的控制；跟东南亚的关系是通商、册封、偶尔打一仗，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皇帝们当年算的就是这笔账：哪个地方能让王朝活得更稳，就优先攥在手里；哪个地方看着好却啃不动，就先放一放。
这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
来源：音乐畅音听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