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7年十一月的一天，北平第一看守所的院子里刮着苦涩的北风。三点刚过，门哐啷一声打开，身形枯瘦的上校谷正文踏雪而来，乌呢军大衣在风里猎猎作响，铁掌杖头敲得水泥地回声震耳。

1947年十一月的一天，北平第一看守所的院子里刮着苦涩的北风。三点刚过，门哐啷一声打开，身形枯瘦的上校谷正文踏雪而来，乌呢军大衣在风里猎猎作响，铁掌杖头敲得水泥地回声震耳。

他被带进询问室时，值班军警下意识让出一条道。登上北平后，谷正文因连破华北地下交通网而被毛人凤提拔，如今他进出牢笼，像回自家厨房。可这一次，他的眼神忽地摇晃，盯着桌对面那名被押解而来的囚犯——谢士炎。对方腰背挺直，目光像寒电，“谷上校，我等着你。”就这么一句，逼得他扭头出门，留下满屋尴尬。

谁能想到，这个短暂露怯的老头，几十年前也曾在书声琅琅的校园里幻想着“行侠仗义”。1910年，他出生在山西汾阳的一个盐商之家，本名郭同震。家境优渥，脾气却桀骜，十岁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十二岁就练就拳脚功夫，上下学路上专挑同伴动手，被开除了两回。师长摇头，街坊摇头，他自己却觉得“少年不狂枉少年”。

传言说他后来能以“北京大学中文系高材生”身份招摇，不过老一辈山西乡亲背后嘀咕：那纸文凭八成是花钱买的。真假难辨，却为他换来不少仰慕。1930年春，他用改名“谷正文”的新身份闯入北平文坛，好几个革命青年社团都把他当做“天才”。

他确实读书杂：左手《唯物史观》，右手《水浒传》。马列里讲阶级斗争，梁山泊里论快意恩仇，两下搅在一起，竟让他产生“劫富济贫即革命”的怪诞逻辑。集会、写标语、放火烧校长办公室，全在他的“青春清单”上打勾。一次，他带着几个同学砸了反动军官的家，意外被捕，手下的小伙伴全落网，他却闪得飞快。临到夏天，他已钻进了地下党组织——这段履历后来成了他对外炫耀的政治资本。

1931年秋，红色根据地汾西区遭大搜捕，谷正文和新婚不到半年的女战士吴春莲相继被擒。审讯室里，戴笠扔下香烤猪肉、三十根香烟、一迭法币，又递上同伙名单。吴春莲咬舌自尽，留下血迹斑斑的嘶吼。谷正文却没撑一夜，吐露干净，还主动请缨当“内线”。从此，命运的齿轮为他调转了方向。

1935年，他正式挂上“军统华北情报员”的臂章，重返八路军文工团，一边唱《白毛女》，一边留心同志言行。那时的他爱用“兄弟”称呼同伴，桌上往往摆两样东西：演出剧本和密码本。1917年底写下的日记中，他说：“我不是演员，我是猎人，舞台只是狩猎场。”

不久后，华北局多位交通员在济南失踪，战士剧团却异样平静。许多与谷正文喝酒聊天、互诉境况的青年，第二天就被捕。有意思的是，失踪者的供词里常出现“那位姓谷的乐手”。组织感到不对，正筹划内查，他已带着机密档案走向日军宪兵队。

1940年秋，济南宪兵司令武山英高坐办公桌后，看着这名新投诚的汉奸，连连称奇：“你这么瘦胆子却这么大。”谷正文谦逊一笑：“壮士怕死，毒蛇怕冷，我两样都不怕。”从此，他带着日本人的袖标在齐鲁大地上抓捕抗日分子，连本带利地报复昔日同袍。痛打地下交通员、逼迫村民供粮，烧村、枪决、活埋，样样上手。他回忆录里写道：“第一次用开水烫人，我才明白什么叫‘皮开肉绽’那种脆响，像烧牛筋。”

然而，日本投降让他瞬间失去靠山。躲在保定郊区的土屋里逃亡数月，直到国民党方面递来一张船票。“戴先生虽然去了，党国还需要你。”毛人凤的话像冬天的烈酒，烧得他重燃野心。他被授予军统华北特工组上校组长，配车配枪，行事仍是老套路——“信息+酷刑+渗透”。1947年那场在北平掀起的“9·24”大抓捕，正是他的得意手笔：十一名地下交通员落网，数百人的秘密网络被连根拔起。外电惊呼：“北平忽遭黑暗之手。”

战役成绩单上，谷正文拿到了蒋介石亲批的嘉奖令。他却对赏银更感兴趣，“给我一栋房、一辆车，外加一个爵位”，张口就来。国民党需要这样的人，便照单全收。保密局里流传一句话：“肯拼命的不要命，谷正文第一。”狠劲儿和狡诈混在一起，果然吃得开。

但凡是人，总有弱点。他的，叫做“鬼怕见光”。只要对方是持正之士，他反倒心虚。抓谢士炎那次，晃神已成笑柄。被同僚嘲讽后，他越发要证明自己，终于到了1955年，机会来了——“克什米尔公主号”行动。花五十万港币贿赂车队司机、行李搬运、清洁工，只为把炸弹塞进机翼油管。起飞那天，他在台北作战室盯着无线电，点着第三支烟，听到机毁的电报时，狠狠捶桌：“成了！”谁知不到两小时，又来快报：周恩来根本没登机。空气瞬间凝固，毛人凤阴着脸骂：“你这是在给总统丢人。”他只得讪笑：“天意弄人。”

从那以后，风向急转。美援缩紧，保密局内斗愈烈，谷正文虽勉强保住位置，却再无重任在身。1959年，他被调去台北警备总部负责审讯培训，教年轻探员如何“挖刺客、断骨头”。嘴上讲“技术”，骨子里却疲态尽显，日子里的酒味越来越浓，灯光下写回忆录，用血腥往事给自己打气。

到了晚年，他的世界只剩一把刀、一摞旧相片、一本《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手稿。他想给自己做“历史见证人”，却没人乐意聆听。子女厌弃，老友疏远，他干脆认了养女谷美杏。2004年的一个清晨，他颤巍巍翻到相册，看见女婿笑得殷勤的合影，心头火起。听说女婿在外拈花惹草，81岁的他摸起短刀，闯进学校教室，当着几十个中学生的面，咆哮质问： “你敢不要我女儿？” 刀光一闪，血溅讲台，学生惊叫四散，老师倒地惨嚎。幸得女儿跪地哀求，他才停手，只在女婿臀部留下两道深口，转身便走。警方闻讯赶来，这个命案现场却只留下怔怔发抖的少年与满地翻倒的课桌。

此事上报台北，高层震惊。一番公关后，堂堂“刑讯专家”竟被以“高龄失控”轻判，关了几个月就放出来。隔年他公开露面，面对记者镜头，仍冷硬：“杀人跟刮猪毛一样，有什么大惊小怪？”

老来最轰动的一次发言，莫过于那句“邓丽君是间谍”。1995年邓丽君香消玉殒，台湾舆论一片哀恸，他却跳出来说，此女生前暗助特务机关。外电连线求证，他干巴巴笑：“口供嘛，总得留点料。”后来，台“国策顾问”公布机密档案，证明这只是他自我炒作；可大众记住的，却是老人阴恻恻的笑脸。

至此，谁还能分得清他是真癫狂还是在表演？心理医生说他有反社会人格障碍；亲属说他是“魔障缠身”；情报界前辈摇头：“烂到骨子里了。”不过，活到九十七岁，他依旧戴着那顶旧军帽，坐在台北眷村的藤椅上晒太阳，嘴里咕哝：“我死后，谁敢不给我立碑？”

2007年1月25日，病房仪器长鸣。护士记录：老兵谷正文，零时四十七分心跳停止。家属仅到两人，草草料理，未设灵堂。那本《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被锁进抽屉，外封一层牛皮纸，写着“慎启”。

多年过去，一些被他迫害的家属仍在追究；一些历史细节，也随文件解密尘埃落定。人们终究看到一个冷酷又可悲的头像：他为私心杀人如麻，却死在孤灯之下；他高呼“英雄”，现实却只记得他连捅女婿屁股的闹剧。凶残与荒诞，同居一身。

延伸：在暴力与谎言之间，他缘何长寿

约八百字。

人与年代相互塑造。民国末年，北平、南京、台北，一张张权力的网彼此缠绕。谷正文在这张网里如匕首，谁牵线他便刺向谁。有人问，靠着满手血债的“行径”，他怎么能活到九十七岁？医学记录给出的解释很简单：身体底子好，晚年饮食清淡。然而，仅凭生理因素难以涵盖他的求生本能。其一，他精于察言观色。在军统内部，他懂得何时向上阿谀，何时甩锅下属。大灾临头先保自身，成了他的“长寿运动”。其二，他在情报战场采用“分层自保”。每接一项任务，都会留一手。炸机事件失败，他能把责任推给清洁工和毛人凤；谢士炎失踪的资料，当年也被他撇得一干二净。活得长，并非福报，而是老奸巨猾的副产品。第三层原因在心理。研究反社会人格的学者发现，此类人往往缺乏负罪感，对创伤反而免疫，心跳节律平稳，压力激素分泌相对低。谷正文在记者会上洋洋自得，正说明他的内心没有悔恨的负担。没有忏悔，也就减少了心理耗损。至于灵魂是否平静，那是另一回事。再说生活环境。台北眷村虽不富裕，却因冷战格局一直有经费供应，老特务的医疗补贴也未断。外科医院对他开放，慢病药物不缺，物质保障让寿命拉长。最后，必须提到命运的偶然性。有人出生即逢战火，十几岁就洒血山河；有人罪行累累却侥幸逃生。历史不是天平，它记录，却未必立刻清算。长寿不代表无罪，死亡也未必是审判。谷正文的多年苟活，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乱世中人性的极端扭曲。至于如何评价这位“活阎王”，史书自有公论。毕竟，文件和证言仍在尘封之中，等待后一代人慢慢摊开。

来源：老强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