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永淳元年，岁次壬午，初夏的关中平原本应是麦浪翻滚、生机盎然的景象，田野间却一片萧索。龟裂的土地上，稀疏的庄稼早已枯萎，成群的饥民拖着疲惫的身躯，沿着官道艰难前行，只为寻找一线生机。长安城朱雀大街上，昔日商旅不绝的繁华景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衣衫褴褛的流民与紧
唐.永淳东巡：饥荒阴影下的大唐都城变局
引言：永淳元年的关中危机
永淳元年，岁次壬午，初夏的关中平原本应是麦浪翻滚、生机盎然的景象，田野间却一片萧索。龟裂的土地上，稀疏的庄稼早已枯萎，成群的饥民拖着疲惫的身躯，沿着官道艰难前行，只为寻找一线生机。长安城朱雀大街上，昔日商旅不绝的繁华景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衣衫褴褛的流民与紧闭的店铺门板。这一年，公元682年，一场罕见的饥荒席卷关中，将这座承载着大唐盛世荣光的京畿之地拖入危机的深渊。
此时的大唐，正处于多事之秋。高宗李治风疾缠身多年，身体每况愈下，朝政大权早已旁落天后武则天之手；北疆突厥叛乱刚平，西域吐蕃虎视眈眈，边疆烽烟未熄；朝堂内部，储位更迭引发的政治余波尚未平息，权力博弈暗流涌动。关中饥荒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威胁着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安全，更动摇了大唐帝国的统治根基。危急关头，高宗李治在武则天的辅佐下，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率领百官、携皇室宗亲前往洛阳就食。这场规模浩大的东巡，不仅是一次为求生存的无奈迁徙，更是大唐都城格局调整的重要转折点，洛阳的政治、经济地位由此急剧提升，成为与长安并驾齐驱的帝国核心，为日后武则天定都洛阳埋下了伏笔。
第一章：灾起关中——饥荒背后的深层危机
永淳元年的关中饥荒，并非偶然发生的自然灾难，而是气候异常、生态恶化、人口过载与政治失序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这场灾难的爆发，暴露了大唐王朝在盛世光环下的深层危机。
从自然因素来看，永淳元年的饥荒源于持续的气候异常。自咸亨年间起，关中地区气候便出现反常，旱灾、蝗灾交替发生。咸亨元年（670年）关中大旱，粮食减产过半；上元二年（675年）蝗灾肆虐，庄稼被啃食殆尽；永隆元年（680年）至永淳元年，关中地区连续两年降水稀少，春夏连旱，河流干涸，水井枯竭，农作物无法播种，即便是耐旱的小麦也颗粒无收。《旧唐书·五行志》记载：“永淳元年，关中大旱，自春至夏，无雨，禾苗皆枯，人相食。”极端气候的持续影响，为饥荒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灾情的严重性。关中地区作为大唐都城所在地，历经数百年开发，人口密集，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为满足都城建设与日常生活需求，大量森林被砍伐，土地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大幅减弱。同时，长安作为帝国首都，人口急剧增长，到永淳年间已突破百万。庞大的人口规模对粮食供应提出了巨大需求，而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早已无法自给自足，需依赖江南、河南等地通过漕运调运粮食。但由于气候异常导致河道水位下降，漕运受阻，粮食无法及时运抵长安，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短缺的危机。
政治层面的失序，也对饥荒的爆发与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高宗李治晚年风疾缠身，无法亲理政务，武则天虽实际掌控朝政，但重心多放在巩固自身权力、打击政治对手上，对地方治理与农业生产有所忽视。地方官员为迎合上意，虚报政绩，隐瞒灾情，导致朝廷未能及时掌握关中地区的粮食储备与受灾情况，延误了救灾时机。此外，官僚体系的腐败与低效，使得有限的救灾物资被层层克扣，无法真正送达灾民手中。富商大贾趁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普通民众无钱买粮，只能坐以待毙，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饥荒与流民潮。
永淳元年春夏之交，关中饥荒达到顶峰。长安城内，粮价飙升至每斗米三百文，较平时上涨数十倍，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城外，流民数量激增，死者不计其数，白骨遍野，景象触目惊心。《资治通鉴》记载：“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加以疾疫，死者枕藉于路。”饥荒不仅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安全，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多地出现流民聚众闹事、抢夺粮食的事件，大唐帝国的统治面临严峻挑战。
第二章：东巡决策——无奈之举与战略考量
面对关中日益严峻的饥荒局势，朝廷内部就如何应对展开了激烈争论。此时的长安，粮食储备已濒临枯竭，官仓存粮仅够皇室与百官维持数月，根本无法满足百万民众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摆在高宗与武则天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坚守长安，全力组织救灾，从各地调运粮食；二是暂时离开长安，前往粮食相对充裕的洛阳就食。
坚守长安的提议遭到了多数官员的反对。负责漕运的官员上奏称，由于关中干旱，黄河、渭水水位过低，漕船无法通行，从江南、河南调运的粮食被困在半途，短期内无法运抵长安。同时，关中地区已无粮可征，强行征粮只会激起民变。部分官员建议打开官仓放粮，但官仓存粮有限，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严重的是，长安城内已爆发疾疫，饥荒与疾疫交织，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灾难。
前往洛阳就食的提议，逐渐成为朝野共识。洛阳作为大唐东都，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中原腹地，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与交通枢纽。河南、河北地区当年粮食丰收，粮仓储积充盈，能够满足皇室、百官与随行人员的粮食需求。同时，洛阳漕运发达，通过大运河可便捷地从江南调运粮食，保障长期供应。此外，洛阳作为东都，拥有完善的宫殿建筑群与行政设施，能够迅速承担起都城的职能，确保朝廷政务正常运转。
然而，东巡就食也面临诸多阻力。部分元老重臣认为，长安作为大唐都城，是帝国的象征，轻易离开会动摇民心与国本，给国内外势力可乘之机。他们主张“天子守国门”，应坚守长安，与民众共渡难关。同时，大规模东巡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沿途需要地方官员提供保障，可能会加重地方负担。此外，高宗身体状况不佳，长途跋涉可能会加剧病情。
在激烈的争论中，武则天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力排众议，坚决支持东巡就食的提议。她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当前首要任务是保障皇室与百官的安全，稳定朝局，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组织救灾，维护帝国稳定。同时，她指出，洛阳作为东都，与长安同为帝国核心，前往洛阳并非放弃长安，而是权宜之计，待关中饥荒缓解后可再返回。为打消百官顾虑，武则天承诺，东巡所需物资由内库承担，不会加重地方负担，并将沿途赈灾与安抚流民作为重要任务，确保沿途秩序稳定。
最终，高宗李治采纳了武则天的建议，于永淳元年四月下诏，宣布“以关中饥馑，车驾幸东都洛阳，令太子监国，留守长安”。诏书颁布后，朝廷立即开始筹备东巡事宜。吏部、兵部、户部等部门分工协作，选拔随行官员，组织禁军护卫，筹备粮草物资，安排沿途驿站与住宿。为确保安全，武则天下令加强沿途安保，派遣禁军提前清场，排查隐患，并要求地方官员沿途设立赈灾点，安抚流民。
永淳元年五月，高宗李治率领皇室宗亲、文武百官及禁军共数万人，从长安出发，踏上了东巡洛阳的征程。这支庞大的队伍绵延数十里，浩浩荡荡，既有帝王出行的威严，也透着几分逃离灾荒的无奈。沿途百姓夹道相送，他们中有不少人希望能跟随皇室前往洛阳寻找生机，但由于路途遥远、缺乏盘缠，只能望洋兴叹。高宗与武则天见状，下令沿途赈灾点向流民发放粮食与衣物，并允许部分青壮年跟随队伍前往洛阳，充实东都劳动力。
第三章：东都就食——秩序重建与政务延续
永淳元年五月下旬，高宗李治一行抵达洛阳。洛阳宫城紫微城早已做好准备，宫殿被修缮一新，粮草物资储备充足，官员们列队迎接，仪式隆重而有序。高宗入住紫微城贞观殿后，立即下令开设临时粮仓，向随行人员与洛阳百姓发放粮食，缓解粮食短缺的压力。同时，他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减免洛阳及沿途地区当年的赋税徭役，安抚民心。
为确保朝廷政务正常运转，高宗与武则天迅速调整行政布局。在洛阳设立临时中央政府，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等核心行政机构迁至洛阳宫城，各部门官员各司其职，恢复政务处理。太子李显留守长安，负责关中地区的救灾与治安维护，由宰相裴炎辅佐。朝廷规定，长安与洛阳之间建立快速通信渠道，重要政务由太子上报洛阳，经高宗与武则天裁决后再传回长安执行，确保两地政务协同运转。
在洛阳期间，高宗与武则天将主要精力放在赈灾与稳定朝局上。他们下令从洛阳官仓调拨大量粮食，运往关中地区赈灾，同时派遣使者前往江南、河南、河北等地，督促地方官员加快粮食调运，缓解关中饥荒。为打击囤积居奇行为，武则天颁布严厉法令，规定“凡囤积粮食超过千斛者，若不及时出售，官府将强制收购，并处以重罚”，有效稳定了洛阳及周边地区的粮价。
针对沿途及洛阳周边的流民问题，朝廷采取了一系列安置措施。在洛阳城外设立流民安置点，提供免费粮食与医疗救助，招募流民中的青壮年参军或参与东都建设，给予一定的报酬与口粮。同时，鼓励洛阳及周边地主豪强收留流民，给予税收减免等奖励。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缓解了流民带来的社会压力，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政务处理方面，高宗与武则天利用东巡的机会，进一步巩固自身权力。武则天借机提拔了一批亲信官员，将他们安插在洛阳的核心行政机构中，加强对朝政的控制。同时，她针对关中饥荒暴露的问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农业方面，下令各地重视水利建设，修复损坏的灌溉设施，鼓励农民垦荒种地；在吏治方面，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严惩虚报政绩、隐瞒灾情的官员；在漕运方面，下令疏浚大运河与黄河河道，改善漕运条件，确保粮食运输畅通。
高宗李治在洛阳期间，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政务多由武则天处理。武则天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与高效的办事效率，确保了朝廷政务的正常运转，赢得了百官的认可。她还时常陪伴高宗巡视洛阳城，了解民情，安抚百姓，展现出“贤后”的形象。洛阳百姓对高宗与武则天的到来表示欢迎，因为皇室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粮食，也带来了稳定与希望。
然而，东巡期间也并非一帆风顺。永淳元年七月，洛阳周边爆发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占了数个县城，抢夺粮食与物资。武则天立即下令禁军前往镇压，很快便平定了起义。此次起义让朝廷意识到，饥荒带来的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必须加快救灾与安抚工作。同时，长安传来消息，太子李显在留守期间处理政务不当，导致关中部分地区治安混乱，高宗与武则天不得不派遣使者前往长安，协助太子整顿秩序。
第四章：地位跃升——东都崛起与都城格局演变
永淳元年的东巡就食，成为洛阳地位提升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洛阳虽为东都，但主要承担着陪都的职能，政治地位远低于长安。东巡之后，洛阳凭借其在饥荒期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完善的行政设施与充足的物资供应，政治、经济地位急剧提升，逐渐成为与长安并驾齐驱的帝国核心，大唐的都城格局由此发生深刻变化。
在政治层面，洛阳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高宗与武则天在洛阳居住期间，朝廷核心政务均在洛阳处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等核心机构长期驻扎洛阳，大量官员随之迁往洛阳办公。为适应政务需要，朝廷对洛阳的行政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与修缮，增设了许多新的行政机构，提高了洛阳的行政功能。同时，洛阳成为皇室活动的重要场所，高宗与武则天在洛阳多次举行朝会、祭祀、宴会等活动，接待外国使者与藩属国贡品，进一步提升了洛阳的政治地位。
东巡之后，洛阳的官僚体系逐渐完善，形成了与长安相对独立的行政体系。许多官员将家属迁往洛阳定居，洛阳成为官员聚居的重要城市。朝廷还在洛阳设立了与长安对应的教育机构、司法机构与军事机构，确保洛阳能够独立承担起都城的职能。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洛阳逐渐成为官员晋升的重要平台，许多官员通过在洛阳任职获得提拔，进一步巩固了洛阳的政治地位。
在经济层面，洛阳的经济优势更加凸显。洛阳地处中原腹地，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与手工业中心，农业发达，手工业精湛，商业繁荣。东巡期间，大量人口涌入洛阳，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与消费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洛阳经济的发展。朝廷为促进洛阳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商人前往洛阳经商，减免商业税收，规范市场秩序，使洛阳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枢纽。
洛阳的漕运优势在东巡后得到进一步发挥。朝廷加大了对大运河的疏浚与维护力度，改善了漕运条件，使江南的粮食、丝绸、瓷器等物资能够更便捷地运往洛阳。同时，洛阳与长安之间的交通也得到改善，官道被修缮拓宽，驿站数量增加，确保了两地物资与人员的快速流通。漕运的发达不仅保障了洛阳的粮食供应，也促进了洛阳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使洛阳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
在城市建设方面，洛阳迎来了大规模的扩建与发展。为满足皇室与百官的居住需求，朝廷在洛阳宫城周边修建了大量的宫殿、官署与住宅，扩建了外郭城，使洛阳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洛阳的公共设施也得到完善，修建了新的城门、街道、桥梁、水利设施等，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洛阳的园林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朝廷修建了上阳宫、神都苑等大型园林，成为皇室与百官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永淳元年的东巡，也改变了大唐的都城格局，形成了“两京并重”的局面。在此之前，长安是大唐唯一的核心都城，洛阳仅为陪都；东巡之后，洛阳的政治、经济地位大幅提升，与长安共同构成了大唐的都城核心。朝廷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整政务布局，有时在长安处理政务，有时在洛阳办公，两京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这种“两京并重”的格局，不仅适应了大唐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也为后续武则天定都洛阳奠定了基础。
洛阳地位的提升，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洛阳周边的郑州、汴州、许州等城市，借助洛阳的辐射带动作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同时，洛阳与江南、河北、关中地区的经济交流更加频繁，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此外，洛阳作为中外交流的重要枢纽，吸引了大量外国使者、商人与僧侣前来，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第五章：历史回响——饥荒与迁都背后的帝国启示
永淳元年的关中饥荒与东巡就食，是大唐王朝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暴露了帝国在盛世光环下的深层危机，也推动了都城格局的调整与变革，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从生态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关中饥荒警示我们，经济发展必须与生态保护相协调。关中地区作为大唐都城所在地，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抵御能力下降，最终引发严重饥荒。这启示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要建立健全自然灾害预警与应对机制，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从城市规划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两京并重”格局的形成，为大国都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长安与洛阳各有优势，长安地理位置险要，是帝国的政治象征；洛阳漕运发达，粮食供应充足，是帝国的经济中心。两京并重，相互补充，有效保障了帝国的稳定与发展。这启示我们，在都城建设中，应根据区域特点与发展需求，合理布局城市功能，构建多中心、多层次的都城体系，确保粮食安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来看，永淳元年的危机处理展现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与弊端。朝廷能够迅速做出东巡决策，组织大规模迁徙，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度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但同时，政治失序、官僚腐败也延误了救灾时机，加剧了灾情。这启示我们，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与治理能力，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要坚持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重视民生问题，及时回应民众需求，维护社会稳定。
从权力演变的角度来看，东巡就食进一步巩固了武则天的政治地位。武则天在危机处理中展现出的卓越才能与果断决策，赢得了百官的认可与支持，为她日后临朝称制乃至登基称帝奠定了基础。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大唐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皇权逐渐从高宗向武则天转移，为武周政权的建立埋下了伏笔。这启示我们，权力的转移与更替往往与危机事件密切相关，领导者在危机中的表现直接影响其政治地位与命运。
永淳元年的关中饥荒与东巡就食，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温暖。在饥荒面前，既有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官僚腐败渎职的阴暗面，也有朝廷组织救灾、官员挺身而出、百姓相互扶持的温暖瞬间。裴行俭等将领在沿途护送皇室的同时，积极参与赈灾；地方官员不辞辛劳，为东巡队伍提供保障，安抚流民；普通百姓在困境中相互帮助，坚守希望。这些温暖的瞬间，展现了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的精神品质。
结语：东都新章，历史的转折与启示
永淳元年的东巡，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改变了大唐的都城格局，也改写了帝国的发展轨迹。关中饥荒的阴霾虽让人沉重，但洛阳的崛起却为大唐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场规模浩大的迁徙，不仅是一次为求生存的无奈之举，更是一次推动帝国变革的战略决策，它让洛阳从陪都走向前台，成为与长安并驾齐驱的帝国核心，开启了大唐“两京并重”的新时代。
高宗与武则天在洛阳的岁月，既有应对危机的艰难，也有开创局面的豪情。他们在稳定朝局、组织救灾的同时，推动了洛阳的建设与发展，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洛阳的崛起，不仅是地理位置与经济优势的体现，更是大唐开放包容、灵活务实的治国理念的反映。它证明，一个强大的帝国，需要有适应时代发展的都城格局，需要有应对危机的智慧与勇气。
千年岁月流转，永淳元年的饥荒早已消散，长安与洛阳的繁华也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但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智慧与启示却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它让我们明白，自然灾害既是危机，也是契机，能够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它让我们懂得，城市的发展必须与生态保护、粮食安全相协调，必须以人为本，注重民生；它让我们看到，权力的运行需要有效监督，治理的智慧在于平衡各方利益，顺应时代潮流。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