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个懒洋洋的周日下午,阳光透过没擦干净的窗户,在客厅地板上投下几块模糊的光斑。
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给新买的那只巴西龟换水。
那是个懒洋洋的周日下午,阳光透过没擦干净的窗户,在客厅地板上投下几块模糊的光斑。
手机在茶几上振得嗡嗡响,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罐里的巨大蜜蜂。
我擦了擦手,拿起来一看,陌生号码,归属地是本地。
“喂,你好。”
“你好,请问是陈默先生吗?车牌号XXXXX的白色大众速腾,是你的车吗?”对方的声音很平,听不出情绪,像一块冰冷的铁。
我的心咯噔一下。
“是我的。怎么了?”
“这里是市交警三大队,你的车在绕城高速上发生了严重交通事故。车主需要马上到现场。”
严重交通事故。
这五个字像五根烧红的钢针,一下就扎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第一反应是,周涛。
车是周涛早上开走的。
“司机……司机怎么样了?”我的声音在抖,我自己都听得出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那两秒钟像两个世纪那么漫长,漫长到我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的声音。
“司机……当场死亡。”
轰。
世界安静了。
我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只有一阵巨大的耳鸣,像几千只蝉在我的头盖骨里同时嘶叫。
“……你说什么?”
“司机当场死亡。车辆损毁严重。请你立刻来一趟绕城高速K28+500米处,我们需要你确认死者身份。”
确认死者身份。
我挂了电话,或者是我没挂,手机从手里滑了下去,砸在地板上,屏幕碎成了蜘蛛网。
我没管。
我冲向门口,抓起钥匙就往外跑,连鞋都忘了换,脚上还穿着那双洗澡用的蓝色塑料拖鞋。
电梯慢得像一个濒死的老人。
我冲进楼梯间,从二十二楼往下跑,拖鞋拍打着水泥台阶,发出啪嗒、啪嗒的绝望声响。
我的肺像要炸开,腿软得像面条,但我不敢停。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早上周涛来拿钥匙的时候,还嬉皮笑脸地搂着我的脖子,说:“默哥,够意思!等我搞定这个项目,请你吃全城最贵的日料!”
他要去邻市见一个客户,一个能决定他小公司生死存亡的大客户。
他的破二手捷达上周就坏了,一直在修理厂趴着。
他说,开我的车去,有面子,客户看着也放心。
我当时犹豫了一下。
不是舍不得车,而是我总觉得他开车有点毛躁。
但他拍着胸脯跟我保证:“放心,比开我自己的车还小心!刮掉一块漆我赔你一个车门!”
我看着他那张写满恳求和希望的脸,心一软,就把钥匙扔给了他。
那把带着一个皮卡丘挂件的钥匙,现在仿佛有千斤重,压在我的记忆里,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拦了辆出租车,司机看我穿着拖鞋,脸色煞白,眼神像看一个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
“师傅,快!绕城高速!K28!我给你加钱!”
车子汇入车流,窗外的景象飞速倒退,高楼,树木,广告牌,全都模糊成一片流动的色块。
我的世界也模糊了。
周涛,我最好的朋友,从穿开裆裤起就认识的兄弟。
我们一起逃课,一起打架,一起喝得烂醉躺在马路边上,对着月亮吹牛逼,说将来要开一家全城最牛逼的公司。
后来,他真的去开了公司,一家小小的设计公司。
我进了家不好不坏的单位,当个不好不坏的职员。
我们的人生轨迹分开了,但关系没断。
他缺钱,我二话不说把积蓄给他。
我失恋,他陪我喝了三天三夜。
他说,陈默,这辈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亲兄弟。
我把亲兄弟送上了绝路。
车开到高速入口,被拦住了。
警察说前面出了事故,封路了。
我把头伸出窗外,声嘶力竭地喊:“警察同志!我是车主!让我过去!”
也许是我的样子太吓人,那个年轻的交警愣了一下,打了个电话,然后真的放行了。
远远的,我就看到了。
红蓝闪烁的警灯,把黄昏的天空映得诡异又刺眼。
我的车,那辆我攒了三年钱才买的白色速腾,已经不成样子了。
它像一个被巨人捏扁的易拉罐,整个车头都嵌进了一辆大货车的尾部,车身扭曲得像麻花,白色的车漆上,全是暗红色的、触目惊心的痕迹。
血。
我推开车门,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一个交警扶住了我。
“你就是车主陈默?”
我点点头,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堆废铁。
“你朋友……在里面?”
“他叫周涛。”我说,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在摩擦。
交警叹了口气,指了指不远处地上一个盖着白布的担架。
“人已经抬出来了。你去……确认一下吧。”
我的脚像灌了铅。
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那块白布,像世界上最沉重的东西,压得我几乎窒息。
旁边的法医戴着手套,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
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掀开了白布的一角。
我看到了周涛的脸。
或者说,曾经是周涛的脸。
上面全是血和伤口,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眉角有一道小时候爬树摔下来留下的疤。
那道疤还在。
我再也站不住了,一屁股瘫坐在冰冷的路面上。
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不是哭,就是流。
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像个坏掉的水龙头一样,不停地流泪。
世界在我眼前旋转,崩塌。
周围的人在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
我只知道,周涛死了。
开着我的车,死了。
麻烦,是从我女朋友林晓的第一个电话开始的。
我在交警队做笔录,手机在口袋里疯了一样地震动。
我挂断了一次,两次。
第三次,我走出办公室,接了。
“陈默!你跑哪去了?一下午都找不到你!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去选婚纱的!”林晓的声音带着惯常的娇嗔和一丝不耐烦。
我靠在冰冷的墙上,看着走廊尽头窗外的夜色。
“晓晓。”
我的声音嘶哑得厉害。
“周涛……出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出什么事了?”
“车祸。”
“人呢?”
“……没了。”
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
我能想象到电话那头,林晓脸上的表情从不耐烦,到惊讶,再到……恐惧。
“车呢?我们的车呢?”她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我们的车。
我和她一起去4S店提的车,她选的颜色,她选的内饰。
她说,这是我们未来的小家的第一个大件。
“车……也毁了。”
“什么?!”她的声音瞬间尖利起来,“全毁了?那可是新车啊!我们才买了半年!”
我闭上眼睛,感觉一阵眩晕。
“陈默,你当时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要借车给他啊!你明知道他开车那德行!”
“他有急事。”
“急事?什么急事比我们几十万的车还重要?比一条命还重要?”
我没法回答。
是啊,什么急事呢?
“你现在在哪?交警队?这事跟你有没有关系?我们……我们用不用赔钱?”
一连串的问题,像冰雹一样砸过来。
我突然觉得很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
“我不知道。晓晓,我现在脑子很乱。等我回去再说,好吗?”
“你让我怎么能不乱!陈默,那辆车花了我们多少钱?我们下个月还要还房贷!你……”
我直接挂了电话。
我不想听了。
我靠在墙上,点了一根烟。
烟雾缭ervous系统。
我看着烟头那点忽明忽暗的火星,感觉自己就像那点火星,随时都可能被黑暗吞噬。
真正的地狱,是在我见到周涛老婆李梅的时候,才正式拉开序幕的。
是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医院告诉她的。
她当时正抱着他们三岁的女儿,在病房里陪发烧的孩子输液。
我们三个大男人,在病房门口踌躇了半天,谁也不敢进去。
最后还是我推开了门。
李梅看到我们,还笑了笑。
“你们怎么来了?找周涛啊?他出差了,说是去见个大客户。”
我看着她那张毫无防备的脸,看着她怀里那个睡得正香、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我的喉咙像是被水泥堵住了。
还是另一个朋友,外号叫胖子的,结结巴巴地开了口。
“嫂子……涛子他……”
李梅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他怎么了?”
没人回答。
病房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输液瓶里药水滴落的声音,滴答,滴答,像一枚倒计时的炸弹。
李梅的脸色一点点变白,她抱着女儿的手臂收得更紧了。
“你们说话啊!周涛他到底怎么了!”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深吸一口气,往前走了一步。
“嫂子,你冷静点。周涛他……出了交通事故。”
“事故?”李梅的眼睛猛地睁大,“严重吗?他伤到哪了?他在哪个医院?”
我摇了摇头。
那个摇头的动作,仿佛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李est。
“陈默……你别吓我……”
“嫂子,”我跪了下来,眼泪又一次决堤,“对不起……对不起……”
李梅愣住了。
她看着我,又看了看我身后那两个低着头不敢看她的朋友。
她好像明白了什么。
她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怀里的女儿被她的动作惊醒,揉着眼睛,奶声奶气地问:“妈妈,你怎么了?爸爸呢?”
“爸爸”这两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李梅崩溃的开关。
“哇——”的一声,她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那不是哭,是嚎。
是一种把五脏六腑都掏出来撕碎了的绝望的嚎叫。
整个楼道的人都被惊动了。
护士和医生冲了进来。
场面乱成一团。
我跪在地上,像一个罪人,接受着她哭声的审判。
我觉得自己罪该万死。
接下来的几天,我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处理周涛的后事,跑交警队,跑保险公司。
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出来了,周涛超速驾驶,追尾大货车,负全责。
大货车司机毫发无伤。
这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没有任何争议的结局。
除了死了一个人。
保险公司的人告诉我,因为司机是周涛,不是我本人,而且他有超速行为,所以商业险的赔付会很麻烦,需要慢慢走流程,而且额度很可能不如此理想。
车基本报废了,残值估下来不到两万。
我那辆落地快三十万的车,在几个小时内,变成了一堆不值钱的废铁。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周涛死了。
他的父母是从乡下连夜赶过来的,两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太平间看到儿子的尸体时,直接昏了过去。
醒来后,周涛的母亲就一直抓着我的胳膊,用我听不太懂的方言反复念叨着什么,眼泪鼻涕流了我一身。
我不用听懂,我也知道她是在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车借给她儿子。
是啊,为什么。
这个问题,林晓问我,周涛的父母问我,李梅也问我。
我也在问我自己。
我和林晓爆发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
在我们的家里,那个我们曾经计划要贴满婚纱照的家里。
“陈默,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已经快一个星期没去上班了!家里的事你也不管!你每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你想死吗?”她把一沓账单摔在桌子上。
“房贷、车贷(虽然车没了但贷款还得还)、物业费、水电费!这个月马上就要交了!你以为这些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我看着她,觉得她很陌生。
“晓晓,周涛才刚走。”
“我知道他刚走!我难过!可是难过不能当饭吃!我们还要活下去!”她的声音尖锐得像一把刀,“现在不是你一个人死气沉沉的时候!周涛的家人那边,你打算怎么办?他们已经放出话来了,要你赔偿!”
“赔偿?”我愣住了,“事故认定书写得很清楚,是周涛全责。”
“全责?”林晓冷笑一声,“陈默,你是不是在公司里待傻了?法律上你是车主,你把车借给一个你知道他开车有问题的人,你就有‘连带责任’!人家律师都找好了!开口就是一百五十万!还不算孩子的抚养费和老人的赡养费!”
一百五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炸开。
“他们疯了吗?”
“他们没疯!疯的是你!是你亲手把这颗炸弹递到我们家门口的!”林晓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早就跟你说过,周涛这个人,讲义气是讲义气,但做事太不靠谱!你别什么事都跟他搅和在一起!你不听!现在好了?兄弟情深?你用我们下半辈子去给他陪葬吗?”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我吼了出来,“死的是我兄弟!”
“他死了他一了百了!我们呢?我呢?我们的婚还结不结了?我们拿什么结?拿债吗?”
我们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伤害。
那些曾经的甜蜜和温柔,在此刻都变成了攻击对方的武器。
最后,她摔门而出,留给我一句冰冷的话。
“陈默,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个烂摊子,我不想跟你一起收拾了。”
门被“砰”地一声关上。
整个世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开始失眠。
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天花板上全是周涛那张血肉模糊的脸,和我递给他车钥匙时的笑脸,两张脸不断重叠,交替。
我开始喝酒。
只有在酒精的麻痹下,我才能短暂地忘记那种深入骨髓的负罪感。
我去了我和周涛以前常去的那家大排档。
老板还认识我,问我:“阿默,涛子呢?好久没见你们一起来了。”
我端起酒杯,一杯接一杯地灌。
白的,啤的,混在一起。
胃里翻江倒海,烧得像一团火。
我喝得烂醉,最后吐得一塌糊涂。
我趴在油腻腻的桌子上,哭得像个。
我好像不是在哭周涛,我是在哭我自己。
哭我那被这场车祸撞得支离破碎的人生。
周涛的家人那边,很快就通过律师给我发了正式的律师函。
白纸黑字,措辞严谨,充满了法律术语。
核心意思就一个:赔钱。
我的律师告诉我,虽然周涛是全责,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车辆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什么叫‘有过错’?”我问。
律师推了推眼镜,说:“比如,你明知对方没有驾照、或者饮酒、或者有其他不适合驾驶的情形,你还把车借给他。现在对方家属就抓着一点,说你明知周涛平时开车有‘鲁莽’的习惯,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
“鲁莽的习惯?这怎么界定?谁来证明?”我感觉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这就是法庭上需要辩论的焦点了。”律师说,“陈先生,说实话,这种官司打起来,你很难完全脱身。法官在判决时,往往会考虑到‘死者为大’和人道主义的因素。或多或少,你都得出点血。”
“出多少?”
“不好说。但对方提出一百五十万,肯定是有备而来。最后判决的金额,可能会在几十万到上百万之间。”
几十万。上百万。
我所有的积蓄,加上我和林晓准备结婚的钱,加起来也不到三十万。
就算把这套还在还贷的房子卖了,也远远不够。
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
我和李梅,在一家咖啡馆里见了面。
是她约的我。
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瘦得脱了形,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眼神却异常的冷,像淬了冰。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
她只是平静地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陈默,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她问。
“……快十年了。”从我认识周涛,到他们结婚。
“十年。”她重复了一遍,嘴角扯出一个讥讽的弧度,“十年,你还不如一个外人。”
“李梅,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但是,我真的……”
“你别说了。”她打断我,“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道歉的。道歉有用吗?能换回我老公的命吗?能让我女儿再有爸爸吗?”
我沉默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沓照片,一张一张地铺在桌子上。
是周涛和他们女儿的照片。
在公园里骑大马的,在海边堆沙子的,过生日吹蜡烛的。
每一张照片上,周涛都笑得像个傻子,满眼都是对女儿的宠溺。
“我女儿现在每天晚上都问我,爸爸去哪了,为什么还不回来。”李梅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我告诉她,爸爸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出差,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
“陈默,你知道我每次说这个谎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吗?”
“我恨不得杀了你。”
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凌迟着我。
“我知道周涛有错,他超速了,他该死。可是你呢?你敢说你一点错都没有吗?如果那天你没有把车借给他,他最多就是丢掉一个客户,他不会死!”
“你不是不知道他那个人,为了所谓的项目,为了所谓的面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把车借给他,就是在给他递刀子!”
“陈默,你毁了我的家。”
“所以,你必须赔。”
“一百五十万,一分都不能少。这是你欠我们孤儿寡母的。”
她说完,站起身,拿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桌子上,还留着那一堆幸福得刺眼的照片。
我坐在那,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拿起一张照片,是周涛抱着刚出生的女儿,笑得合不拢嘴。
照片的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我的小公主,爸爸会永远保护你。
我的眼泪,滴在了那行字上,把“永远”两个字晕开成一团模糊的墨迹。
没有永远了。
我开始尝试着去筹钱。
我找遍了所有我能想到的朋友。
曾经那些和我称兄道弟,拍着胸脯说“有事吱声”的人,现在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
电话打过去,要么是不接,要么是说自己手头也紧,老婆管得严,孩子要上补习班。
借口千奇百怪,但核心思想只有一个:爱莫能助。
胖子是唯一一个给我转了五万块钱的人。
他在微信里跟我说:“默哥,我就这点能力了,你别嫌少。这事儿……唉,你也别太往心里去,涛子在天有灵,也不想看你这样。”
我看着那笔转账,心里五味杂陈。
五万块,对于一百五十万来说,杯水车薪。
但这是我这一个月来,感受到的唯一一点温暖。
我去找了我的父母。
他们是普通的退休工人,一辈子的积蓄,也就二十来万。
我把事情跟他们说了。
我爸听完,一言不发,抽了半包烟,然后起身回房间,拿出一张存折,拍在桌子上。
“都在这了。不够的话,把这老房子卖了。”
我妈在一旁抹眼泪。
“儿啊,你怎么就这么傻啊……那车是能随便借的吗……”
我拿着那本薄薄的存折,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不能要。
这是他们的养老钱,是他们的命。
我把存折推了回去。
“爸,妈,这事你们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我没脸要他们的钱。
是我自己犯下的错,我得自己扛。
林晓回来过一次。
是来拿她剩下的东西的。
她看起来也瘦了,但化了精致的妆,穿着我没见过的新衣服。
她没有看我,径直走进卧室,开始收拾她的瓶瓶罐罐和包包。
我站在客厅,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们……真的要这样吗?”我问。
她收拾东西的手顿了一下。
“陈默,不然呢?”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疲惫和失望。
“我跟你谈了五年恋爱,我以为我们很了解彼此。我以为你是个有担当、有规划的人。但这件事让我看清楚了,你不是。”
“你所谓的‘兄弟义气’,在我看来,就是愚蠢,就是不负责任。你对周涛负责了,那你对我呢?对我们未来的家呢?你想过吗?”
“我今年二十八了,陈默。我耗不起了。我不想我的下半辈子,都活在替你还债的阴影里。”
她拉着行李箱,走到了门口。
“那一百五十万,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会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卖房子吗?那是我们俩一起买的,首付我家也出了一半。”
“你那部分,我会还给你。”
她看了我很久,最后叹了口气。
“陈默,你好自为之吧。”
门关上了。
这一次,我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朋友,爱人,事业,房子,未来。
所有我曾经以为坚固无比的东西,都在这场车祸后,被撞得粉碎。
我成了一座孤岛。
那天晚上,我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坐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给房产中介打了个电话。
“喂,你好。我在XX小区有套房子要卖。对,急售。”
房子卖得很顺利。
因为我挂的价格,比市场价低了整整三十万。
签合同那天,买家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
他们看着房子的眼神,和我当初买下它时,一模一样。
中介把合同递给我签字。
我拿起笔,手却在抖。
这套房子,从选地段,到跑贷款,到装修时的每一个细节,都倾注了我跟林晓全部的心血。
我们曾经在这里规划过孩子的房间,争论过墙壁要刷什么颜色。
这里,承载了我对未来的所有美好想象。
现在,我要亲手把它卖掉,去填一个因为我的“愚蠢”而挖出的无底洞。
我闭上眼,脑海里又浮现出周涛的脸,李梅的脸,还有他们女儿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
我签了字。
拿到房款的那天,我先给林晓家转去了一笔钱,是他们当年出的那部分首付,我还多加了五万,算是利息和补偿。
然后,我联系了李梅的律师。
我们约在律师事务所见面。
我,我的律师,李梅,她的律师,还有她哥哥。
那是一个气氛凝重的下午。
我把我这边能拿出的所有钱,都列了出来。
卖房的钱,我自己的积蓄,胖子借我的钱,扣掉要还的银行贷款和林晓那部分,最后还剩下九十多万。
“这是我能拿出来的所有了。”我把那张银行卡推到桌子中间,“密码是六个八。”
李梅的哥哥,一个看起来很精明的男人,冷笑一声。
“九十多万?陈默,你打发叫花子呢?我们说的是一百五十万!”
“我没有了。”我说,声音很平静,“这是我的全部。包括我的房子,我的未来。”
“你没有?你没有我们就要不到了吗?那就打官司!打到底!我看到时候法院怎么判!”他拍着桌子吼道。
我的律师在一旁说:“这位先生,你冷静一点。我们是来协商的,不是来吵架的。这个数额,已经是陈先生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如果真的走到诉讼程序,最后判决的金额,也未必会比这个数字高多少,而且时间会拖得很长。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李梅一直没有说话。
她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眼神复杂。
有恨,有怨,但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最后,她开口了。
“哥,算了。”
她哥哥愣住了。
“算了?梅梅,你说什么呢?”
“我说算了。”李梅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就这个数吧。”
她转向我。
“陈默,我不要你的钱。”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我。
“我要你给我写一张欠条。”她说,“一百五十万的欠条。这九十多万,算是你还的第一笔。剩下的,你慢慢还。”
“我不要你因为赔钱,就觉得这件事过去了,觉得你了清了。”
“我要你一辈子都记着,你欠我们家的。”
“我要你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每次从银行卡里取钱还给我们的时候,都想起来,你是怎么害死周涛的。”
“我要这份愧疚,跟着你一辈子。”
她的话,像一把钝刀,在我的心上慢慢地割。
比直接要钱,要狠得多。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
“好。”
我拿过纸笔,一笔一划地写下了那张欠条。
“今欠李梅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用于周涛死亡赔偿。已付玖拾贰万元,尚欠伍拾捌万元。本人陈默承诺,将尽我所能,分期还清剩余欠款。”
我签上我的名字,按下了红色的手印。
从那天起,我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人。
我从那个熟悉的房子里搬了出来,租了一个离市区很远的单间。
十几平米,没有阳光,墙壁上还有上一任租客留下的油渍。
我回到了原来的公司上班。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有同情,有好奇,有鄙夷。
曾经跟我关系不错的人,现在在茶水间看到我,也只是尴尬地点点头,然后迅速走开。
我成了公司的“名人”。
那个“把车借给朋友,结果朋友车毁人亡,自己赔得倾家荡产”的傻子。
我不在乎。
我每天疯狂地工作,加班,接私活。
只要能挣钱,什么活我都干。
我戒了酒,也几乎戒了烟。
因为我没钱了。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第一时间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全部转到李梅的卡上。
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只有一个卡号。
我们之间,只剩下这种冰冷的金钱关系。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躺在那张狭窄的单人床上,会突然惊醒。
我会想,如果那天早上,我没有把车钥匙给周涛,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应该已经和林晓结了婚,住在那个宽敞明亮的房子里。
我们可能会在周末一起去逛超市,或者开车去郊区兜风。
周涛会带着李梅和孩子来我们家吃饭,他会喝得满脸通红,搂着我的肩膀,吹着他那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牛逼。
我们会像无数个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凡但幸福的生活。
可是,没有如果。
人生是一场无法回头的直播。
一个错误的选择,满盘皆输。
一年后,我攒够了五万块钱,转给了胖子。
他给我打来电话。
“默哥,你这是干啥?我说了那钱不要你还。”
“一码归一码。”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
“你……还好吗?”
“还行。死不了。”
“嫂子……李梅那边,没再为难你吧?”
“没有。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有空出来聚聚?”
“不了。忙。”
我挂了电话。
我不是忙,我是不敢。
我不敢再跟任何人建立起所谓的“兄弟情谊”。
我怕了。
又过了两年。
我用三年的时间,还清了那剩下的五十八万。
当我把最后一笔钱转过去的时候,我看着手机上显示的“交易成功”,突然感到一阵空虚。
结束了。
纠缠了我三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但我并没有感到解脱。
我的生活,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我习惯了独来独往,习惯了精打细算,习惯了在黑暗的房间里,与自己的影子为伴。
那天,我鬼使神差地,去了周涛的墓地。
我已经很久没来了。
墓碑上他的照片,还是那张笑得没心没肺的样子。
我给他点了一根烟,自己也点了一根。
“涛子,钱我还清了。”我对着墓碑说。
“你他妈的,在下面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又跟人吹牛逼,说你在阳间有个多牛逼的兄弟?”
“你可拉倒吧。你那兄弟,就是个。”
我说着说着,就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这三年,我没有哭过一次。
但在这一刻,我哭得像个孩子。
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
直到我感觉有人在我身边站定。
我抬起头,看到了李梅。
她也老了一些,但气色比三年前好了很多。
她身边站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大概六七岁了,眉眼间有周涛的影子。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风吹过墓园,发出沙沙的声响。
“谢谢你。”她突然说。
我愣住了。
“这几年,谢谢你。”她又重复了一遍,“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
“没什么不公平的。”我说,“这是我该付出的代价。”
“他……走的时候,痛苦吗?”她问,声音很轻。
“不痛苦。”我撒了个谎,“交警说,就是一瞬间的事,什么都感觉不到。”
她点了点头,眼圈红了。
“那就好。”
小女孩拉了拉她的衣角。
“妈妈,这个叔叔是谁啊?”
李梅蹲下身,摸了摸女儿的头。
“这是……爸爸最好的朋友。”
我看着那孩子清澈的眼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
我们又站了一会,然后她带着孩子准备离开。
走到墓园门口的时候,她回过头,对我说:
“陈默,往前走吧。别再回头了。”
我看着她们母女俩的背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慢慢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我掐灭了最后一根烟,转身离开了墓园。
是啊。
该往前走了。
我的人生,在二十八岁那年,被一场车祸撞得归了零。
现在,三十二岁的我,要重新开始了。
虽然一无所有,但至少,我还活着。
活着,就有希望。
不是吗?
来源:风过晨为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