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摘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成为国家提升经济实力、扩大竞争优势的关键工具，由此带来的技术扩散也促进了国家产业布局的数字化转型。在学理层面，技术扩散涉及产业布局、技术推广和行业标准制定层面，强调包括国家在内的多元行为体之间的技术互动

文章介绍

内容摘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成为国家提升经济实力、扩大竞争优势的关键工具，由此带来的技术扩散也促进了国家产业布局的数字化转型。在学理层面，技术扩散涉及产业布局、技术推广和行业标准制定层面，强调包括国家在内的多元行为体之间的技术互动。在实践层面，中美的人工智能政策是两国技术扩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东南亚展开了一系列以构建行业联盟为特征的产业外包策略，试图通过技术的全球扩张和标准的普及化，在技术领域延续其单极霸权逻辑。中国则持续推动以多元化出海为导向的人工智能产业扩散规划，更注重推动技术合作与自主创新，致力于促进区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东南亚的切实落地。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比较反映出两国发展理念的本质差异，也凸显了技术扩散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人工智能政策；技术扩散；中美关系；东南亚

作者：孙志伟，男，安徽巢湖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技术与国际关系、东南亚区域国别。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9期

数字科技赋能实体经济，二者的高度融合正在成为国家提升经济实力、拓展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在众多数字科技中，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远。为达成自身的战略目标，国家越发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关键作用，由此带来的国家产业布局变革也促进了传统国际关系领域的革新。一些技术强国通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积极参与数据治理、算法伦理与隐私保护等领域的规则制定，使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议题。由此，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价值不断凸显，一跃成为现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技术选择和自主创新方面的矛盾为东南亚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出了新的议题。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在数字经济与智能制造领域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和研发需求，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展示了强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东南亚不少国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仍处于起步、追赶阶段，也需在有效借助外部力量发展技术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地位。中美作为全球技术发展的重要国家，其人工智能政策对东南亚的技术和治理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而如何处理与域外技术强国的关系正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鉴于此，本文力求厘清技术扩散与人工智能政策的互动联系，对中美在东南亚的人工智能政策及其外溢影响进行梳理，为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扩散与国家发展的互动联系提供一定的解释框架。

技术扩散及其运行逻辑：一种解释框架

技术扩散历来被视为塑造国际体系格局与权力分布的重要变量。从火药、航海技术到核能与信息通信技术，每一次重大技术突破不仅改变了国家间的相对实力，也重新界定了合作与竞争的边界。随着科技革命进程加快，国际科技互动不断加强，技术强国依靠生产全球化和技术转移等方式以实现技术的全球性扩展，通过控制技术主导权、设定技术标准等手段，增强本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技术扩散如何界定，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扩散呈现出怎样的独特性，解答这些问题是理解技术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一）技术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既往研究

学术界已就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等议题展开了诸多历史梳理。研究立足于技术发展史或世界史的宏观视角，探讨各类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 GPTs）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的重大影响。相关技术往往被视作改变生产资料与财富生成方式的结构性力量。从刀耕火种、蒸汽到电力、信息技术，再到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每一次通用目的技术的跃迁都会重塑全球财富分配格局，进而影响国家的地缘战略选择与国际权力分布。

作为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与扩散在总体上延续了这一历史逻辑。伴随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崛起，相关技术已不仅仅是国家竞争力的附属工具，开始成为影响国际关系格局、国家政策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因素。当前，学术界已经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与大国博弈和国际权力分布等内容展开研究。其中，部分研究聚焦于主权国家在技术发展时代的对外互动，呈现出国家中心主义与大国竞争取向的特征。除了聚焦技术发展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外，既往学界同样对新兴技术发展如何左右跨国互动展开探讨，主要涉及合作、竞争和治理等三个维度。

其一为合作维度。该维度强调技术发展能够促进国家间关系的相互依存。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也开拓了全球合作的新空间。就前者而言，技术进步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工具与平台，使得主权国家能够借助技术赋能提升治理效能。同时，网络空间、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合作也需要大国通过多边机制和务实合作，推动对新兴领域治理规则的协商、建设与完善。其二为竞争维度。该维度思考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发展来争夺市场与技术主导权，乃至谋求国际格局有利地位。在此视角下，部分国家会通过采取削弱竞争对手的做法，以技术的优势占据全球技术发展的主导地位。当下，一些技术强国正通过技术推广、技术标准的设定、技术封锁和出口控制等方式，实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控制和话语权的垄断。借助上述手段，技术强国向全球市场拓展自己的技术优势产业，以提升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同时，在竞争维度下，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应用领域也为国家拓展军事影响力，进而占据更有利的国际地位提供了发展可能。其三为治理维度。高速发展的技术现实，助推技术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逐渐上升为核心问题。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确保技术的发展不会对社会公平、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国际社会亟须加强在数据隐私、安全性、人工智能伦理等方面的标准制定。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的当下，如何推动全球技术伦理与规范的设定，更应该成为治理维度的核心内容。

上述维度体现了技术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既往重点。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既有成果缺乏对技术要素与产业行为耦合机制的深入分析，没有形成对技术扩散内涵的系统阐释，对其构成要素和实施路径的讨论也显得较为乏力。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合作、竞争和治理框架逐渐显现出全新的复杂性特征。技术扩散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关联使得技术不再是单一的、从属于国家对外互动的工具，更是使得技术扩散成为涉及技术创新、标准化、伦理规范等多层次、综合性的手段。

（二）技术扩散的界定与内涵

“扩散”一词在学术研究与政策语境中被频繁使用，但不同学科对其含义存在差异。经济学强调技术在市场主体间的传播与采纳，社会学突出知识与实践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而国际关系研究则聚焦技术在国家、制度与跨国行为体之间的跨界流动及其政治后果。换言之，国际关系领域的技术扩散并非单纯的线性传播过程，而是嵌入在制度约束、权力关系与战略互动之中的复杂现象。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技术扩散的界定与合作、竞争、治理等维度密切相关。由于技术扩散具有与传统国际关系领域的显著差异性，对该议题的研究更应植根于技术发展的本体视角。考虑到这一点，本文给技术扩散作如下解释：政府、跨国高科技企业等行为体在技术快速发展和深度渗透的宏观背景下，为提升自身技术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技术层面展开对话与合作，在全球技术治理中争取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对外行为。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尤为复杂，不仅是技术本身的跨境流动，还包含了相关的伦理标准、治理框架和全球竞争格局的深刻演变。而技术扩散在此基础上将全球技术治理、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等领域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强调包括国家在内的多元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和话语权争夺。

技术扩散是传统国际关系互动的延伸，但其参与主体和运转方式也存在明显不同。技术扩散的参与主体并不限于主权国家。凭借技术创新能力，在全球技术生态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跨国高科技企业已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变革的核心力量。因此，技术强国在推动技术扩散时，需要通过产业布局或技术转移等方式，积极寻求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与之对应，部分后发国家也对跨国公司在本国的技术应用存在一定担忧。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全、技术主权和数字化治理等领域，相关国家也必须防止技术发展对当地安全造成反噬。同时，技术扩散更加强调对技术治理规范的制定。在全球技术跨国流动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极易对社会观点和伦理议题产生影响。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伦理问题的持续发酵，使得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所要应对的赤字日益攀升。为了提升自身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话语权，在技术上具有优势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往往会主动介入到治理标准和价值体系的塑造中，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自己的治理理念，创造出符合本国利益的治理环境。而技术发展相对迟缓的国家需要依托地区性国际组织等渠道，试图扩大自身在技术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

（三）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扩散的运行轨迹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探寻技术扩散的运行逻辑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上文所述技术扩散的内涵界定相类似，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扩散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在产业布局、技术推广和行业标准制定等三个方面。

产业布局是技术扩散中极为关键的路径之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促使国家将推动技术发展与增进综合国力提升紧密相连。特别是在涉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战略布局中，政府与相关跨国公司借助政策推动技术发展，并以此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技术强国通过制定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等手段，加速其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形成产业布局的原始高地。产业布局不仅涵盖传统的硬件技术，也涉及软件、服务等领域，更关涉到技术产业链的全球延伸，进而在数字时代同其他国家形成比较优势。同时，相关跨国公司也在通过产业布局，意图占据更高层次的技术市场份额。产业布局与国家、企业的影响力提升密切相关，这种影响力除了体现在科技、竞技的竞争力之外，更延伸到安全、隐私和伦理等方面，成为技术强国和相关跨国公司间接塑造全球技术秩序的关键途径。

技术推广是技术扩散中必不可少的实践路径。技术推广是在国家或组织等行为体以应用普及、培训交流等方式，有针对性地传播并推广先进技术及其相关经验的过程。不同于传统行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覆盖医疗、教育、金融、交通等各个领域，其技术推广的影响路径也更加多元。技术强国和跨国公司通过占有更多元的用户市场、培训更有经验的技术工程师，进而影响其他行为体的技术发展路径和产业结构，从而扩大其在全球市场的技术竞争力。技术强国可以通过技术推广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其话语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也可以在秩序塑造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形成“数据飞轮效应”（Digital Flywheel Effect），最终在全球事务中占据更为领先的技术地位。

行业标准制定使得技术扩散的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扩大。一般而言，不同行为体对本行业标准的首创、坚持和推广，是其技术影响力在制度竞合中的体现。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业标准更趋复杂，既牵涉到对传统技术发展规范的贯彻，又涉及算法透明性、系统可靠性等前沿问题。当下，算法标准和数据采集等问题已成为技术强国竞相布局的关键领域。技术强国和相关跨国公司通过参与或主导的方式制定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以保证本国技术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同时为行业发展设置准入门槛，以自身标准界定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后发国家模仿自身的发展模式。总的来说，行为体在标准制定上的实践也体现了技术扩散的长期化与制度化特征。

从技术及其应用层面来看，产业布局、技术推广与行业标准制定是技术扩散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路径，共同构成了国家、跨国公司等行为体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重要力量。三者的有机结合，使得技术扩散不仅仅是单向的传播过程，更是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战略博弈，涉及市场竞争、政策调控与国际法规制定等复杂因素。在技术外向发展的过程中，各项政策本身也成为技术扩散的关键载体。因此，剖析中美两国的技术扩散取向，必须立足于对目标国人工智能政策组合及其行为模式的深入分析。

美国在东南亚人工智能政策的行为逻辑

近年来，东南亚逐渐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也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行为体的关注。通过技术推广和企业创新，美国政府与跨国公司持续拓宽影响力，以自身技术标准为范例塑造地区技术的发展和治理框架。可以说，美国在东南亚的人工智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南亚各国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的制定。

（一）产业外包与美国的行业联盟策略

围绕人工智能政策，美国政府在东南亚展开了一系列以构建行业联盟为特征的产业外包策略。产业外包是指在全球化持续调整的背景下，国家基于风险收益、观念认知、制度匹配和供应链安全等多重考量，将部分生产环节外迁至特定国家的过程。而行业联盟则是实现产业外包策略的关键载体。从地域特征来看，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相对中立。当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政府吸纳外资的热情高涨，致使相关国家适宜承接产业外迁，成为美国推进产业外包、构建行业联盟的重点区域。

一方面，美国借助法律与财政工具，推动产业的政策性扩散。为加强对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掌控，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多项法律和财政政策工具，以引导本国企业在关键制造与技术环节领域的产业布局。2022年，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发布《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补贴和税收为工具鼓励企业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等所谓“政治友好”地区，即人工智能技术的“友岸外包”阶段。然而，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明确批评该法案“成本高、效率低”，表现出废除或重构意向，并暂停尚未发放的部分资金。相较“国家投资主导扩散”的政策特征，特朗普更为强调市场机制与地缘秩序重构形成联动，倾向于通过关税调整、监管灵活化和协定式安排的方式促进产业布局。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赢得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Winning the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提出向盟友和伙伴出口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并以行业联盟的形式来确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尽管两届政府在手段与理念上存在明显分歧，但“向盟友和伙伴出口人工智能”作为战略底层逻辑却在两者之间形成延续。无论是通过财政补贴与制度性引导，还是借助市场驱动与战略谈判，美国都意图将产业链关键节点转移至所谓“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更趋一致”的“合作伙伴国家”。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双边合作与多边机制强化与东南亚各国产业发展的行业联盟。2024年“东盟—美国”峰会期间发布《东盟—美国人工智能安全、稳定和可靠联合声明》（ASEAN-U.S. Leaders’ Statement on Promoting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标志着美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达成制度层面的合作共识。该声明承诺支持东盟各国构建本国人工智能监管框架，并在区域层面推动建立“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机制，以测试和调整人工智能政策。同时，声明明确提出美国以能力建设基金和知识共享平台的方式，推动技术治理经验在区域内的流动和共享。借助相关机制，美国主动介入塑造相关国家的产业发展模式，将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环节外迁至“法规环境透明、制度兼容且具备成本与人才优势”的东南亚国家，服务其以构建行业联盟为特征的产业战略。在全球科技加速重塑的背景下，美国将产业布局作为技术扩散的重要支点之一。由此可见，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外包策略不仅着眼于地理意义上的制造迁移，更强调基于“价值观联盟”的技术外包体系重构。

（二）技术推广与美国的主导地位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扩散实践多依靠政府对私营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政策支持。此类实践多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体，以技术运用和项目开放为运作方式。借助私营企业的技术推广，美国持续巩固其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搭建起对东南亚技术扩散的又一渠道。在技术推广下，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等业已成为美国实现人工智能技术扩散的主要推手。

依靠跨国公司实现技术产品和服务输出是美国在东南亚推进人工智能政策最为直接的方式之一。此类方式多聚焦于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在当地实现商业经营与用户扩充。以谷歌为例，该公司通过其云AI服务（Cloud AI）向东南亚提供人工智能平台和应用方案。如谷歌与新加坡创业公司合作，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在当地智能制造、物流、金融等行业的深度应用。微软则通过Azure云计算平台帮助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部分公司进行产品的数字化改造。虽然相关的技术推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东南亚的技术发展，但目前美国的合作对象仅限于东南亚国家中少数几家本土龙头公司，这与提高东南亚技术发展水平的整体目标仍相距甚远。

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行为还包括依托跨国公司加大对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企业的战略影响力。大型跨国公司通过项目合作、个案研讨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在东南亚的技术影响力，以期与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企业达成更多的研发合作。在政府端的对接中，微软大力推进与新加坡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深度合作，希望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符合当地需求的城市治理体系中。而在企业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依托其人工智能平台沃森（Watson）实现在东南亚的技术影响力提升。该公司与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的合作可视作典型案例。双方的合作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发展上的创新应用，加强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技术影响力，进一步确保了美国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的核心节点地位。

此外，美国在技术推广的过程中同样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精英人才的培养工作。美国的相关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培训、学术交流以及企业合作等途径，为东南亚培养更多熟悉美国技术生态的人工智能技术精英。在技术培训方面，谷歌参与新加坡的人工智能国家计划，使当地的技术人才得以通过在线课程和研讨会等渠道接触到人工智能的前沿领域。微软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西亚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2025年6月，高通（Qualcomm）在越南河内设立其首个东南亚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标志着美国企业在区域技术推广战略上的重要深化。该中心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系统的本地化算法开发，体现了美国跨国企业对东南亚技术吸收能力的认可，也反映出技术推广路径正从传统的产品输出向“知识—能力—生态”转型。相关措施从技术推广的角度试图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美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导地位，以维护其人工智能技术领先国家的战略地位。

（三）行业标准与美国的主导地位

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主导地位的维持，也源自其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全球技术治理的架构。相关行业标准在规则层面上形成“护城河”，对保证美国在技术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促进技术创新与合规标准的同步提升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将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设定纳入其全球战略的考虑范围。美国白宫宣布升级“美国—新加坡战略技术伙伴关系”（U.S.-Singapore Strategic Technology Partnership），推动两国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技术等领域加强规则对话和技术合作。同时，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与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合作，发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为技术开发与治理确立了国际基准。诸多东南亚国家参考了美国所提出的人工智能技术行业标准，并以此指导本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例如，新加坡政府在制定本国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时，对这一标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参考，并写入本国行业标准之中。此类举措提升了新加坡在东南亚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影响力，也拓展了美国在该国乃至地区内的技术影响力。

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核心议题即为数据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近年来，美国也不断加强在全球数据隐私保护法规方面的介入力度。在美国国内，2020年7月，美国加州正式实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又在2020年11月通过了升级版的《加州隐私权利法案》（California Privacy Rights Act）。发源于硅谷技术高地的两份法案对企业提出更高的数据合规性要求，也为东南亚各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框架。同时，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全栈出口》（Promoting the Export of the American AI Technology Stack），将目光投向海外，以国内行政令为手段系统性地向外输出美国的技术标准。在这一背景下，东南亚各国也不断寻求同美国企业以及相关智库进行沟通，减少制度跨国对接的合规成本，降低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中心产业的负担。例如，新加坡政府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监管始终秉持开放和学习的态度。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在“新加坡—美国增长与创新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两国风险管理框架的联合映射（Crosswalk）工作。

为维护其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在积极推动本国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和数据隐私保护机制的同时，不断将自身的行业标准扩散至世界其他地区，吸引了东南亚国家进行规则借鉴。行业标准的扩散过程是东南亚国家学习、借鉴较为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行业规范的过程，但也变相维护并扩大了美国的全球技术影响力版图。

中国在东南亚人工智能政策的整体框架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持续推动全球尤其是东南亚的人工智能技术合作与应用。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助力东南亚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还推动了区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建设和技术自主化进程，为东南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一）产业发展与中国的多元化出海布局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以多元化出海为导向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规划，并将东南亚作为优先布局的重要地区。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提出人工智能并非“国家能力竞争工具”，而应成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一项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政府借助科技援助、能力建设、制度对接等多元方式，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方式。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多元化出海布局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是在模型发展层次，推动算法资源走出去。该阶段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期，中国政府着力通过政策引导推进基础性人工智能技术的“走出去”。在国家层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注重基础设施与数据支撑，支持数据和模型的共建共享，为面向东南亚各国的跨国合作奠定基础。此外，浙江省、北京市也发布了扩大人工智能开放的相关支持文件，多次提出“支持开源社区建设”“鼓励自主研发模型参与国际开源标准制定”，强调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开源社区中的能见度。面向东南亚多语种市场的预训练语言模型、语音识别模型被广泛纳入国家支持范畴，也为产业布局提供了基础的支撑工具。

其二是在本地化部署层次，推动场景嵌入与本地区的能力建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东南亚逐步进入应用的深化期，中国政府的人工智能出海规划逐渐转向制度性合作与促进所在国的能力建设。在国内层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商务部等部门陆续出台文件，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交通、医疗等重点领域的融合发展，为大模型的本地化发展奠定国内环境的试点基础。同时，广西等地人工智能合作中心的落成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国合作上升为常设议题，推动中国技术与产业标准逐步嵌入东南亚数字经济系统。

其三是在生态整合层次，构建制度化的产业交流机制。在与东盟国家的高层互访、部长级合作会议、澜湄合作机制等平台对话中，中国政府持续倡导“共同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推动算法伦理制度互通”等，并通过设立专项财政支持与培训基金，同东南亚国家开展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与法律体系的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成都宣言》更是将人工智能治理能力建设与跨国科研合作列为重点内容，形成了“以国家战略为引领、以政策工具为支撑、以区域合作机制为平台”的整体推进模式。

（二）力促技术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数字丝绸之路”概念。面对当前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数字治理秩序，中国始终为共建国家的利益发声，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为弥补全球数字治理架构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技术合作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推动了多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升在智能化转型中的技术能力。例如，中国深圳同新加坡就智慧城市合作项目展开对接，合作项目涵盖智能交通系统、环境监控和公共安全等领域。受益于该项目，新加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的交通流畅度、环境监控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而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推动5G网络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与越南、泰国等国家的技术合作中，中国的技术支持显著促进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助力当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同时，以华为、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民营科技企业则从回应社会应用需求出发，通过搭建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平台，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各国企业在社会和市场层面的技术对接。例如，华为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公司合作，大力提升了当地5G网络的覆盖率和通信质量，为智能制造、智能城市等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阿里巴巴通过支付宝和蚂蚁金服的推广，帮助当地企业实现数字支付的普及化。从数字通信到金融科技，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正同国有企业形成有机结合，从硬件设备和技术解决方案等多方面为东南亚的技术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区域内社会治理与经济模式的现代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数字丝绸之路”的框架下，技术协同已经形成可观且可持续的经济效应。中国企业与东南亚国家的本土企业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赋能当地产业升级。华为与印尼当地公司联合开发的城市大脑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算法优化雅加达的城市网络服务水平，反映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向赋能的技术协同生态。在这一合作模式下，中方企业提供底层技术架构，为东南亚国家注入场景数据与行业经验。东南亚国家则提供丰富的用户基础和产品应用场景，双方共同孵化出适配当地发展需求的智能系统。中国增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联系，还推动了该地区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崛起，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

（三）推动人工智能标准与技术自主性的实现

在推动东南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时，中国注重帮助该地区达成符合本地利益的人工智能技术标准。通过帮助东南亚各国拟定符合本地化需求的技术标准体系，中国的人工智能政策在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了治理水平之余，还助推区域内国家实现技术自主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平衡。

中国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推广和标准化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国家在该领域的技术规则创设。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工业的转型与进步离不开硬件设备的数字化改造与标准化建设。华为和中兴等公司依托“技术方案和标准体系”的双轨模式，力求辅助东南亚企业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这一举措既提供了先进的智能制造设备，提升了当地在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物联网等领域的能力，又进一步帮助相关企业建立了与国际标准相接轨的技术框架。以中泰数字合作为例，华为与泰国企业在智能工厂的建设与运营上的合作，有助于泰国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智能控制技术规范。此类模式已成为中国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典型案例，能够持续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其智能制造水平，为东南亚参与重构全球价值链提供技术基础。

中国的人工智能政策同样在数字支付领域促进东南亚各国在技术标准领域的自主化发展。与西方国家以万事达卡（MasterCard）为支付工具搭建起的传统金融系统相比，中国参与共建的金融系统更能够帮助相关国家实现更趋本地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如在银行监管中，中国的信也科技（FinVolution Group）与东南亚多个国家达成合作，帮助相关国家构建了符合本土需求的信用系统，推动了该地区支付标准的在地化。而在数字货币的发展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央行就包括加密技术等的金融科技展开合作，持续扩大数字货币的本土化实践与“多边数字货币桥”的应用落地，以智能交易合约来降低金融结算中的交易成本。此类合作模式在尊重东南亚国家技术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推动了当地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帮助东南亚国家减少了对中心化的跨境支付系统的依赖，为相关国家实现技术自主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

同时，中国以积极的人才交流模式完善东南亚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梯队。中国—东盟（华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中国—东盟信息港鲲鹏生态创新中心、中国—东盟区块链创新中心、数字广西智慧基础设施联合创新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的成立，推进了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与东南亚国家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广西也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高校开展线上游学合作，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在泰国，华为与朱拉隆功大学等高校展开合作，共同建立了多个技术实验室，累计培养了近10万名数字化人才，其中包括超过12000名云开发者。电子信息领域国际人才联合培养、国际政产学研等方面合作使得东南亚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夯实和发展，从整体上提升了区域技术自主性。

中美在东南亚人工智能政策的差异与影响

中美两国在东南亚的人工智能政策展现了不同的政策布局和技术发展理念。以技术扩散为衡量标准，探讨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产业布局、技术推广和行业标准的差异，将有助于加深对中美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影响力和战略前景的理性认知（参见表1）。

（一）中美人工智能政策的机制特征

美国对东南亚的人工智能政策意在影响各国的政策与市场选择，确保美国公司技术解决方案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本质上形成了一种单极化的技术权力。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工智能政策以尊重区域性技术主权的态度来拓宽与对象国的合作空间。这种模式强调推动技术本土化，提供具有本地适配性的综合方案，以期帮助东南亚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更大的技术自主权。

在战略框架方面，美国通过降低对盟友的限制、推广美式技术标准，构建起“技术输出—美式技术标准—占领生态”的复合机制。技术输出方面，美国依托谷歌、微软等跨国企业的力量，确保本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并通过多重方式确保向东南亚国家的精英输出知识体系。在标准制定方面，东南亚许多国家在制定数据隐私的过程中曾在一定程度上参照美国制定的相关标准和测试工具。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将符合美国利益的治理体系进行对外输出。由此，东南亚国家在与美国的技术合作中也会倾向于采纳其主导的技术标准，推动本国政策和市场选择向美国技术体系进行靠拢，从而进一步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形成新型“数字地缘支配关系”。

相较于美国，中国正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推动技术标准、制度理念向外传播，其整体框架则以“基础设施建设—多元产业体系—创新生态环境”为特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强调数据安全、政府主权和社会稳定，以构建技术生态为核心实现本土化创新和技术的普惠发展，通过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支持，协作完善东南亚的数字基础设施与发展环境，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推动技术的“共商共建共享”。在标准适应方面，中国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东盟智慧城市网络等机制化渠道，完善东南亚的技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推动相应技术标准在本地区的在地化实践。中国的相关举措帮助东南亚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该地区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和影响力。

总体来看，中美两国在合作模式、技术标准与治理框架等领域的显著差异，反映出两国在战略目的与技术发展理念的本质差异。美国的技术扩散逻辑是其单极霸权传统的衍生，相较而言，中国的人工智能政策则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实践，更为注重技术本源的发展与治理。两国在目标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对东南亚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二）中美政策侧重对东南亚的影响差异

美国在东南亚的人工智能政策侧重于以私营部门为主进行创新合作，依托跨国科技巨头的技术实力推动技术在精英群体中传播。在传统行业内，美国的合作模式强调市场主导与创新驱动，利用私营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来扩展技术应用。人工智能时代美国的技术扩散同样顺应了这一合作逻辑。谷歌、微软、亚马逊等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其成为推动美国技术扩散的关键力量。就具体手段而言，此类公司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和硬件设备来引导东南亚国家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合作项目来培养东南亚的科技精英。在具体内容上，美国的技术推广方式大多聚焦于具体个案或项目的合作，侧重于扩充用户占有量以及对当地精英的影响力，但对数字基建以及其他偏重民用、基础性的技术项目却关注有限，实际上将当地社会的发展和福祉排除在其利益考量之外。

与美国依赖私营部门的合作模式不同，中国在东南亚的人工智能政策更侧重于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合作模式，在区域发展的框架下推动更为广泛的技术合作生态。在合作路径方面，中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政府间对话和多边合作机制，同对象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如前所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将技术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紧密结合。中国国有企业在东南亚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承担着重要角色。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正以高性价比和组团方案的形式，帮助东南亚国家实现通信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使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赋能各项产业、惠及当地发展。同时，相关技术领域的民营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华为等中国企业在东南亚设立区域性研发中心，以构建符合当地的技术能力生态系统为发展重点，进而提升技术在当地的适用性。

中美两国在技术合作的侧重点上存在显著差异，也对东南亚产生了相对不同的影响。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行为体的技术扩散特征，反映了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延续新自由主义的技术推广取向。在此种扩张逻辑的影响下，美国的技术扩散更加注重依托跨国公司实现市场拓展，强化本国在技术扩张中的“头雁”地位，但对东南亚当地数字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的推动较为有限，未能深入到社会层面。与之相比，中国更加注重本土化发展和自主创新协同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推动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东南亚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关键抓手的扩散策略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帮助东南亚推进自主创新的政策取向。

（三）政策分野凸显中美技术扩散的理念差异

中美人工智能政策的背后凸显了两国在技术扩散领域的理念差异。美国利用人工智能治理的伦理框架，向全世界推广所谓美式价值观、法律制度及其道德标准，其背后暗含的霸权竞争逻辑值得关注。与此相对，中国注重共商共建共享合作理念的树立和践行，在技术合作中强调价值理念和伦理担当，力求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在全球输出符合自身价值观的人工智能道德规范。美国国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DOD）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与伦理监管政策，声称“以合法和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以强化负责任的价值观愿景和强化人工智能利用的指导原则”，并将“继续分享我们的目标、道德准则和安全程序，以鼓励其他国家负责任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其借助新兴技术实现对外影响的目的可见一斑。在人工智能层面，美式价值观也从安全领域渗透并贯穿于技术扩散过程。以“个人权利优先”为例，美国一直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保护每个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数据保护等基本权利。相关原则已在美国国内的技术法规中得到了较为普遍地体现。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东南亚国家在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政策时，也接受并采纳了美国所提倡的诸如“个人权利优先”“数据隐私保护”“责任伦理”等原则。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技术管治方针中特别强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和算法决策的透明性，确保技术应用符合社会伦理要求。在此基础上，美国以“不安全”等污名化方式，借助技术扩散工具竭力排除中国的影响。依托人工智能治理的美式框架，美国力求推动东南亚国家倒向符合美国主导的技术路线，这一政策导向实际上是将中国科技公司置于不利的运营环境下。马来西亚政府虽然许可中国华为参与当地5G网络建设，但实际上仍对华为施加额外安全评估与认证要求，以满足美国影响下的技术标准。类似地，美国与菲律宾的技术合作同样强调了数据保护和技术透明度的重要性。美国主张在选择技术供应商时，菲律宾政府和企业应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这一技术暗示使得相关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更加倾向于采用符合美国标准的技术方案，以避免不必要的合规风险与可能的制裁隐患。

而中国与东南亚的人工智能合作不再只是单向度的技术推广，更是包含人文关怀、伦理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在内的多维度议题，反映了中国对于科技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的深远思考。一方面，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在东南亚的技术实践体现了技术共享的普惠性原则。对于大多数技术发展处于追赶状态的东南亚国家而言，其更为重视如何利用技术拓展本国经济实力与社会生活水平，更为关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发展红利。中国认为，技术应成为促进全球公平发展的有力工具，强调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能受制于技术垄断的枷锁。在与东南亚各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合作中，中国持续贯彻了这一理念。当下，中国正借助“数字丝绸之路”框架，加大区域内海陆缆、数据中心等方面的基建投入，丰富地区国际网络资源，将成熟的、基于市场验证的解决方案推广到东南亚各国。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生态体系方面，中国积极促进东南亚国家之间实现信息网络的互联互通，使东南亚各国之间形成以跨国合作、规模经济为特质的技术生态发展体系，共同推进区域内人工智能产业的共同繁荣。另一方面，共商共建共享强调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与伦理责任。在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技术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一直秉持“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合作”研讨会上共同提出倡议，主张通过联合审查机制平衡技术创新和伦理风险，促进数据隐私保护和算法透明。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就业状况产生冲击。基于此，中国倡导成立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培训和伦理治理支持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东南亚各国也多派员参与。该小组致力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包容发展，弥合智能鸿沟，这也与中国一贯坚持的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主张一脉相承。

结语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技术扩散已成为国家间展开互动竞合的新兴场域。一方面，人工智能政策的实践展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利益导向和战略意图。美国侧重于借助跨国科技巨头的力量扩展技术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具有所谓美国特质的技术标准和治理结构。这一模式在推动东南亚国家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各国的技术依赖，为美国的技术权力奠定基础。而中国的人工智能政策则更侧重于通过“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等多边平台推动技术合作，致力于提升区域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东南亚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同的策略导向反映了两国对国际形势和技术发展耦合现状的不同解读。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科技输出和市场拓展的范畴，成为影响国家软实力、国际地位乃至全球治理秩序的新生变量。未来，产业布局、技术推广、行业标准制定以及技术伦理探讨的范畴，无疑会从人工智能领域向更多新兴技术领域延伸。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如何在推动本国产业技术与全球技术协同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抢占未来技术制高点、保障国家的技术主权，将决定其在国际格局中的竞争优势。在这一视角下，技术竞合将不再局限于中美等科技大国之间，更会扩散和外溢到其他国家，与之相伴生的技术与国际关系议题也将会引起政界、学界的更多关注。

排版 | 李雨函

本文来源于《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9期，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