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8年深秋的北大红楼，煤炉吱吱作响，图书馆角落里那位身材颀长的湖南青年埋头抄笔记。章士钊推门而入，本想找管理员拿两本新刊，目光却被那青年飞快的笔迹吸住——端正而有力，好像字里藏着火。他问身旁的学生：“那位是谁？”学生低声答：“毛泽东。”这一眼种下了日后半个
1918年深秋的北大红楼，煤炉吱吱作响，图书馆角落里那位身材颀长的湖南青年埋头抄笔记。章士钊推门而入，本想找管理员拿两本新刊，目光却被那青年飞快的笔迹吸住——端正而有力，好像字里藏着火。他问身旁的学生：“那位是谁？”学生低声答：“毛泽东。”这一眼种下了日后半个世纪的牵挂，也让一场“债务”故事在暗处悄悄发芽。
青年毛泽东对章士钊早有耳闻，尤其爱读《甲寅》杂志，常把上面的政论摘抄下来琢磨。有意思的是，他并不知道那位杂志主编正站在自己身后。章士钊没惊动他，转身离去。走出红楼时，北风扑面，他忽然想起好友杨昌济正为女儿婚事犯愁，便暗暗决定：要亲眼看看这个毛泽东值不值得托付。
几周后，他在讲堂里第一次“现场考察”毛泽东。讲到《论语》时，他故意抛出几个诘问，学生多沉默，只有最后排的毛泽东不停做记录，还抬头反问一句：“先生以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究竟是迂还是勇？”清亮的湘音让全场一震。章士钊回家路上拍着车厢自语：“这小子有胆有识，杨先生可以放心了。”第二天便跑去杨府，劝杨昌济放手成全毛、杨之事。章士钊后来常说：那是他此生做得最快意的一桩媒。
1920年夏，毛泽东为筹湖南赴欧勤工俭学经费只身到上海，下火车时口袋里只剩几角铜板，他想了想，硬着头皮去找正在沪上的章士钊。两人在法租界一间小旅馆相见，章士钊听他谈及学生困境，二话没说四处张罗，凑了两万银元。毛泽东临别只道一句：“这钱，算我欠您的。”章士钊摆手：“国家兴亡，义不容辞，哪来的欠账？”谁也没料到，这句客气话后来会被一一兑现。
时间推到1945年8月28日。重庆机场，机舱门刚开，毛泽东顶着山城烈日迈下舷梯，目光在人群中一扫，立刻锁定那位戴草帽的老人。“行老！”他快步上前，两人握手良久。章士钊笑说：“二十五年不见，头发白了。”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额头答：“白得更快的是这边的硝烟啊。”简短调侃，化去了久别生疏。三天后的红岩村夜谈，毛泽东忽然提起那笔两万银元，章士钊哈哈大笑：“谁还记得旧账？”毛泽东正色：“湘人有句老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灯光映在竹影上，两人心照不宣——革命不只是刀光剑影，也需要这份珍贵的信义。
1949年初春，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南京代表团里，章士钊每天对着电报机发呆，担心兵戈再起。周恩来推门而入，把一张便笺递过去：毛主席说“过了年三十，从初一再干”。章士钊苦笑：“我这老骨头还能干什么？”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行老是咱们的朋友，国家离不开一句公道话。”几个月后，他留在北平，成为新政协代表。世事翻涌，他却始终稳坐一张竹椅，维系着南北士绅与中共之间那条微妙的桥。
1955年初夏，毛主席批完文件，忽想到章士钊一封谈文史馆藏书匮乏的来信，便吩咐卫士李银桥：“去，买两只肥鸡送过去。”北京夜里难觅活鸡，李银桥跑遍东城才凑齐。章士钊接过鸡，摸摸羽毛，感慨地说：“知我者，主席也。”鸡替书说话——外人看不懂，其实是告诉他：经费已批，用这对鸡把心意烙下即可。
1962年12月26日，毛主席七十大寿，章含之在凤凰山脚的宴席上第一次被点名。主席问：“你教什么？”她答：“英语。”毛主席爽快：“那就教我。”自此每周准时进中南海，白墙灰瓦见证另一条情谊支线。
1963年大年初二，院子里雪尚未化，松柏滴水。章含之陪毛主席散步，谈到英国文学。走到湖边小凳处，毛主席忽然停步，语气平静却带点调皮：“你父亲告诉过没有，我还欠他一笔债？”章含之愣住：“我父亲可从没提。”毛主席拍拍手套上的雪：“真事，当年两万银元，该还了。”随后把她叫坐长凳，细细讲述那段募款故事，最后叮嘱：“以后每年春节，你父亲都会收到两千元，不叫还债，叫心意。”这一刻，历史与现实在湖面交汇，波光里浮现两代人的默契。
章士钊接到第一笔“债款”时已年近八十，他托女儿回话：自己只做分内事，捐来的钱不是私产，实在不宜收。毛主席听后笑道：“那就当稿费转赠，欠人钱总得还。”从1963到1972，每逢正月初二，中南海都会派人送去两千元。十年如一日，信诺的分量压得邮包都显得沉。
1973年春，章士钊住院，医药账目一下子让家里拮据。钱刚送到，他紧握信封，声音发颤：“主席想到我缺钱，不愧深交。”同年五月，他在香港病逝，未能完成国共和谈的最后奔走。噩耗传到北京，毛主席独自踱步良久，只道一句：“行老走了。”无须更多言辞，一声“行老”已涵盖太多往事。
回头看，那两万银元是串起整个缘分的线索。青年时代的雪中送炭，战争岁月里的忠告，建国后的文史守望，再到晚年的“利息”续付，条条都扣在信义二字上。对毛主席而言，兑现“欠债”并非简单金钱往来，而是用一种仪式把个人恩义升华为国家与民主人士之间的契约；对章士钊而言，收下“债款”也从未动摇他的清白，反倒让后辈看懂了什么叫士而信。
1963年那次湖边散步只是点睛一笔，却足以说明：革命朋友之间有账目，也有情分；情分越深，账目越分明。正是这种分明，使得风雨如晦的年代多了一抹笃定，让后来者读懂了信义在国家大义中的分量。
来源：海佑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