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文峰,二十岁,来自湖南乡下。高考落榜后,没脸待在村里,揣着我爹给的三百块钱,跟着表叔南下。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深圳的太阳能把人活活烤化。
我叫李文峰,二十岁,来自湖南乡下。高考落榜后,没脸待在村里,揣着我爹给的三百块钱,跟着表叔南下。
表叔在工地上摔断了腿,我那三百块钱,一大半都变成了医院的收据。最后,我成了深圳深南大道上的一名清洁工。
扫大街。
说得好听点,叫城市美容师。
狗屁。
每天凌晨四点,天还是黑的,我就得从上沙村那间八个人挤一间的“鸽子笼”里爬起来。
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汗臭、脚臭和隔壁廉价发廊飘来的洗发水味儿。
我的工作,就是用一把比我还高的竹扫帚,把深南大道从上海宾馆到华强北那一截,扫得干干净净。
扫掉昨夜的烟头、酒瓶、烧烤签子,还有那些从香港那边飘过来的花花绿绿的传单。
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我抬起胳膊,用那件洗得发黄的灰色工装袖子胡乱一抹。
手上的老茧,比我爹那双刨了一辈子地的手还要厚。
我才二十岁。
有时候,我会停下来,看着马路对面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玻璃幕墙在太阳下闪着刺眼的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我想,那里面的人,是不是都吹着空调,喝着冰水?
他们会不会,偶尔从窗户里,看到楼下一个像蚂蚁一样扫地的我?
应该不会。
谁会注意一只蚂蚁呢。
和我一起扫地的,还有个老王。五十多岁,河南人,背驼得像只虾米。
他总是一边扫,一边哼着听不懂的豫剧。
“文峰,别看了。”老王吐了口浓痰,用鞋底精准地碾灭,“那楼,跟咱们没关系。扫完这截,去吃碗三块钱的猪脚饭,才是正经事。”
我没说话,只是把扫帚握得更紧了。
力气使得太大,竹子的毛刺扎进掌心,一阵尖锐的刺痛。
我他妈的不甘心。
我读过书,我做过三角函数,我背过整本的《古文观止》。
我曾经以为,我能考上大学,跳出我们那个山沟沟,成为全村的骄傲。
结果呢?
高考那天,我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等我醒来,我的大学梦,就跟路边被人踩烂的易拉罐一样,彻底瘪了。
我爹抽了一晚上的旱烟,最后说:“去深圳吧,听说那里遍地是黄金。”
我来了。
黄金没捡到,捡了一肚子的灰。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像后妈的巴掌,一下下抽在人脸上。
我刚把一堆烂菜叶扫进撮箕,一辆黑得发亮的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我身边。
那车我认识,丰田皇冠。我们那儿的县长,就坐这个车,威风得不得了。
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戴着金丝眼镜的脸。
是个中年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领口笔挺。
他不像我见过的那些大老板,满脸横肉,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他很斯文,但眼神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锐利,像鹰。
他看着我,用一种带着明显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后生仔,上海宾馆,怎么走?”
他的普通话很别扭,但我听懂了。
我放下扫帚,指了指前面那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过红绿灯,右转,一直走就到了。”
他点点头,目光却落在我脚边的一张旧报纸上。
那是张《深圳特区报》,我扫起来准备扔掉的。上面有个版面,讲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喜欢捡这些报纸看。
“你看得懂?”他又问。
我愣了一下,心里有点不舒服。
什么叫我看得懂?我长得像个文盲吗?
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认识字。”
他好像笑了笑,那笑容很淡。
“火气不小。”他说。
然后,他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一股冷气从车里扑出来,带着一种好闻的香味儿,像柠檬,又像薄荷。
的奢侈。
他走到我面前,个子不高,但站得很直。
他弯下腰,捡起了那张报纸,掸了掸上面的灰。
他的手指很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我的手,藏在背后,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时间就是金Dian,效率就是生Ming。”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发音很滑稽。
我没忍住,嘴角咧了一下。
他看见了,也不生气,反而问我:“我念得不对?”
“是‘金钱’,不是‘金典’。”我纠正他。
“哦,金钱。”他重复了一遍,点点头,“多谢。”
他把报纸叠好,递给我。
我没接。
“我不要了,垃圾。”我说。
“不是垃圾。”他摇摇头,语气很认真,“有字的东西,都不是垃圾。”
我看着他,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一个开着皇冠车的大老板,跟我一个扫大街的,在这儿讨论一张废报纸?
他把报纸塞进我手里,然后,问出了那句改变我一生的话。
他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很亮。
“后生仔。”
“你想不想读大学?”
空气在那一刻凝固了。
马路上的车流声,远处的施工噪音,老王在那头哼的豫剧,好像一下子都消失了。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他那句话,在脑子里嗡嗡作响。
想不想读大学?
我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
这是个圈套吗?
是骗子?
还是……他在耍我?
我死死地盯着他,想从他那张斯文的脸上,找出一点戏弄的痕迹。
但是没有。
他很平静,很认真。
“你……”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像被砂纸磨过,“你说什么?”
“我说,”他又重复了一遍,字正腔圆,“你想不想,去读大学?”
我想。
我做梦都想。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抱着枕头,都能哭出声来。
我想到我的同班同学,那个平时成绩还不如我的张强,考上了武汉大学。他爹在村里摆了三天的流水席。
而我,在深圳的太阳底下,闻着垃圾的馊味。
凭什么?
就因为一场该死的高烧?
这股怨气,像毒蛇一样,每天都在啃噬我的心。
可我能跟谁说?
跟老王说?他只会笑我:“文峰,你读傻了吧?大学能当饭吃?”
跟我爹娘说?他们只会更难过。
现在,一个陌生人,一个开着皇冠车的大老板,问我想不想读大学。
这太荒谬了。
就像一个快要渴死在沙漠里的人,突然看见了一片汪洋大海。
第一反应,不是狂喜,而是恐惧。
是海市蜃楼。
一定是。
“你是什么人?”我声音沙哑地问,充满了戒备。
“我姓梁,梁永安。”他说,“香港来的。”
香港老板。
老王说过,香港老板精得像猴,坏得流油,专门骗我们这种大陆来的“北佬”。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我没钱。”我冷冷地说,“你别想骗我。”
梁先生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笑了,这次笑得比刚才开怀一些。
“你这个后生仔,真有意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又从皮夹里拿出一张名片。
名片是烫金的,很厚实。
“安信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永安。”
下面还有一串香港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我不是骗子。”他把名片递给我,“我只是……在你身上,看到一点我年轻时候的影子。”
我没接那张名片。
影子?
一个扫大街的,跟一个开皇冠的董事长,能有什么影子?
“我脾气不好,家里穷,书读得不多。”他自顾自地说着,像在回忆什么,“十几岁就出来闯世界。在码头上扛过包,在后厨洗过碗。”
我抬起头,有点意外。
“但我喜欢看书,有字的东西我都看。”他指了指我手里的报纸,“跟你一样。”
我的心,莫名其妙地跳了一下。
“后来有机会,跟一个老板做事。他看我肯学,就教我。他说,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读书人的世界。”
“没文化,你做得再大,也只是个土包子。”
梁先生的目光,飘向远处那些高楼。
“我现在有钱了。”他淡淡地说,“但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缺一张文凭。”
他说完,转回头,重新看着我。
“我看你,年纪轻轻,眼神里有股不服气。你不是个甘心扫一辈子大街的人。”
“我给你一个机会,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我资助你上大学,学费、生活费,我全包。”
我的呼吸,彻底停住了。
如果这是个梦,请千万不要让我醒来。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艰难地问,“我们不认识。”
“现在不就认识了?”他反问。
“可……可这……”我语无伦次,“这得多少钱啊?”
“钱不是问题。”他说得云淡风轻。
钱不是问题。
这五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那么理所当然。
而我,为了省五毛钱的公交车费,宁愿在太阳底下多走半个小时。
这就是差距。
“你有什么条件?”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我爹在我出村的时候就跟我说烂了。
梁先生赞许地点点头。
“你很聪明,这是好事。”
“我的条件很简单。”
“等你大学毕业,来我的公司,帮我做事。”
“做多久?”
“五年。”
五年。
用五年的时间,换一个上大学的机会。
这笔账,我甚至不用算,就知道有多划算。
可是……
“如果我毕业了,不认账呢?”我问出了心里最大的疑问。
他笑了。
“我相信我的眼光。”
“而且,”他顿了顿,“我相信一个读过圣贤书的人,不会是个无信无义之徒。”
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他把我的后路,全堵死了。
他赌的,不是合同,不是法律,而是我那点可怜的,读书人的自尊。
“你……让我想想。”我说。
我的脑子,已经成了一锅粥。
“好。”他很干脆,“这是我的名片,还有我在这边大哥大的号码。你想通了,就打给我。”
他把名片硬塞进我的手里。
那张小小的卡片,烫得我手心发麻。
“我明天下午,还会经过这里。”
说完,他转身上了车。
黑色的皇冠车,像一条鱼,悄无声GI息地滑入车流,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我一个人,站在马路边,手里攥着那张名片,像攥着一个炸弹。
太阳依旧毒辣,可我却感觉不到热了。
浑身冰凉。
那天下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剩下的路扫完的。
满脑子都是“大学”两个字。
老王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凑了过来。
“文峰,咋了?中邪了?”
我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皱纹的脸,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该怎么跟他说?
说一个香港大老板,要资助我上大学?
他肯定会觉得我疯了。
“没事,王叔。”我摇摇头,“有点中暑。”
收工的时候,我把那张名片,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回到“鸽子笼”,一股饭菜和汗水混合的复杂气味扑面而来。
同屋的工友们,光着膀子,围着一张小桌子,正在喝着廉价的白酒,划着拳。
“六六六啊!哥俩好啊!”
“喝!谁不喝谁孙子!”
嘈杂,混乱,充满了底层生活最原始的生命力。
我以前觉得这里很吵,很烦。
但今天,我突然觉得,这里的一切,离我那么遥远。
我没有参与他们的狂欢,而是默默地爬上我的上铺。
床板很硬,硌得我骨头疼。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生了锈的饼干盒。
里面是我所有的家当。
一百二十七块五毛钱,还有几封家里的来信。
信我一直没敢拆。
我怕看到我娘的眼泪,我怕看到我爹的失望。
今天,我鬼使神差地,拆开了最近的一封。
信是我妹妹写的,她的字歪歪扭扭,像在纸上爬的蚯蚓。
“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娘说你出门挣大钱了,可我想你。隔壁的张强哥回来了,穿着一身白色的运动服,好威风。他还给妞妞带了城里才有的巧克力,甜得粘牙。哥,你下次回来,也给妞妞带巧克力好不好?”
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上来。
我死死地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我这个当哥的,算什么东西?
妹妹想要的,不过是一块巧克力。
而我,连一块巧克力的钱,都得从牙缝里省。
我算什么挣大钱?
我就是个捡垃圾的!
黑暗中,我把那张名片又掏了出来。
安信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永安。
这张薄薄的纸片,在黑暗里,好像在发光。
它是毒药,还是解药?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
我再也不想让我妹妹,羡慕别人家的哥哥了。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继续去扫大街。
我的心里,像有两只野兽在打架。
一只说:去吧,李文峰,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不想一辈子当个臭扫地的吧?
另一只说:别傻了,李文峰,这世界上哪有这种好事?他肯定是骗你的!到时候把你卖到黑工厂,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就在这种天人交战中,把扫帚挥得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老王又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文峰,你小子是不是谈对象了?”他挤眉弄眼地问。
“没。”
“那就是家里出事了?”
“也没。”
“那你到底咋了?跟丢了魂一样。”
我停下扫帚,看着老王,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跟他说。
他是这里唯一一个,我能说上几句话的人。
我把他拉到路边一棵大榕树下,把昨天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他讲了。
我讲得很慢,很仔细,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老王听完,半天没说话。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摇摇头:“王叔,我不会。”
他自己点上,猛吸了一口,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
烟雾缭绕中,他的脸看起来更加沧桑。
“文峰啊。”他开口了,声音很沉,“这事儿,邪乎。”
“我也觉得。”
“香港人,我见得多了。”老王说,“一个个猴精猴精的,算盘打得比谁都响。无缘无故的,他凭啥对你这么好?”
“他说,看我像他年轻的时候。”
“屁!”老王一口啐在地上,“这都是他们哄小姑娘的话术!你一个大小伙子,他跟你说这个?”
我的心,又凉了半截。
“那……王叔,你的意思,他是骗子?”
老王掐灭了烟头,用脚尖碾了碾。
“十有八九。”
“你想想,把你骗过去,能干啥?”老王开始了他的分析,“把你卖到黑煤窑?深圳没有。把你腰子噶了?听说香港那边有钱人好这个,但也不至于让一个大老板亲自出马吧?”
“那他图啥?”
“图你这个人呗。”老-王一拍大腿,“文峰,你虽然现在扫大街,但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读过高中,脑子灵光。他说让你毕业后给他干五年活,这五年,你能给他创造多少价值?他现在这点投资,毛毛雨啦!”
老王的分析,像一把锥子,扎进了我的心里。
是啊。
他不是慈善家。
他是个商人。
商人,是不会做亏本买卖的。
“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我喃喃自语。
“可不就是!”老王说,“他现在给你一万,等你毕业了,一年就能从你身上赚回十万!你还得知恩图报,死心塌地给他干!”
“这算盘,打得精啊!”
我沉默了。
老王的话,虽然糙,但理不糙。
梁先生不是在做慈善,他是在做一笔风险投资。
投资对象,就是我,李文峰。
如果我成功了,他大赚。
如果我失败了,或者是个白眼狼,他损失的,可能也只是他一顿饭的钱。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的恐惧,反而消散了不少。
我不怕他算计我。
我怕的,是他毫无缘由的“善意”。
既然是交易,那就好办了。
我李文峰,穷得只剩下一条烂命和一点不甘心。
他敢赌,我为什么不敢?
输了,大不了,回来继续扫大街。
赢了,我赢得的是整个人生。
“王叔,”我抬起头,看着老王,“我想好了。”
“想好啥了?”
“我想去试试。”
老王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你疯了?!”他压低声音吼道,“万一……”
“没有万一。”我打断他,“王叔,我不想扫一辈子大街。”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才二十岁,我的人生,不应该就是这条路,这把扫帚。”
老王看着我,嘴巴张了张,最终,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
“你啊……你这犟脾气,跟你王叔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唉,罢了罢了。”他摆摆手,“你想去就去吧。要是……要是混得不好,随时回来。王叔这里,还有你一口饭吃。”
我的眼睛,一瞬间就红了。
我来深圳这么久,他是第一个,跟我说这种话的人。
“谢谢你,王叔。”
我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下午,和昨天差不多的时间,那辆黑色的皇冠车,又准时出现了。
梁先生还是那身打扮,干净,体面。
他看到我,摇下车窗,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就知道你会来”的笃定。
我走到车边,把那张被我汗水浸得有点发软的名片,递还给他。
“梁先生。”
“我想通了。”
“我跟你干。”
梁先生接过名片,放回皮夹。
“上车。”他说。
我犹豫了一下,看了看自己身上脏兮兮的工装,和满是泥点的解放鞋。
“我……我这样……”
“上来。”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一股凉爽的冷气,瞬间包裹了我。
车里的真皮座椅,软得像云。
我整个人,都陷了进去。
我小心翼翼地,不敢乱动,生怕把我身上的灰,蹭到这昂贵的座椅上。
车子开动了。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看着那些我扫了无数遍的马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不怕了?”梁先生一边开车,一边问。
“怕。”我老实回答,“但我更怕穷。”
梁先生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笑了。
“说得好。”
“我叫梁永安,你可以叫我梁先生,或者安哥。”
“我叫李文峰。”
“文峰,好名字。文武双全,有个好彩头。”
车子没有开往市区,而是往郊外的方向开。
路越来越偏,周围的楼房,也渐渐变成了低矮的厂房和农田。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
他要带我去哪里?
不会真的像老王说的,是什么黑窝点吧?
“梁先生,我们这是去哪?”我忍不住问。
“去我家。”他淡淡地说。
家?
他在深圳还有家?
车子最后,开进了一个很安静的别墅区。
门口有保安站岗,看到梁先生的车,敬了个礼,立刻放行。
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像电视里看到的那样,有独立的小院,种着花草。
我的心,砰砰直跳。
我这辈子,连县城的楼房都没住过,现在,居然要进一个香港大老板的别墅。
车子在一栋三层高的白色别墅前停下。
梁先生熄了火。
“到了,下车吧。”
我跟着他,走进那栋房子。
一进门,我就被震住了。
地上铺着能照出人影的大理石,头顶上挂着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闪闪发光。
一个穿着围裙的中年妇女,迎了上来。
“梁先生,您回来了。”她用粤语说。
“阿萍,这位是李文峰,我的客人。”梁先生用粤语回了一句,然后又转向我,用普通话说,“这是萍姐,家里的保姆。”
“李……李先生好。”萍姐有些拘谨地对我笑了笑,眼神里充满了好奇。
一个穿着清洁工衣服的“客人”,她大概也是第一次见。
“文峰,你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梁先生指了指二楼,“萍姐,带他去客房。”
我跟着萍姐,踩在柔软的地毯上,感觉脚下轻飘飘的。
客房比我在老家的主卧还大。
有一张巨大的床,雪白的床单,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卫生间里,有我从来没见过的抽水马桶和淋浴喷头。
萍姐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套崭新的衣服和一双拖鞋。
“李先生,您先洗。衣服是先生给您准备的。换下来的衣服,放这里就好。”
我点点头,脑子还是懵的。
等萍姐出去后,我关上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一张年轻,却写满疲惫和迷茫的脸。
头发乱糟糟的,工装上还有没扫干净的草叶。
我打开淋浴喷头。
温热的水,从头顶浇下来。
我闭上眼睛,感觉这几个月的委屈、不甘、疲惫,都随着水流,一点点被冲刷掉。
我洗了很久,很久。
直到把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搓得发红。
换上梁先生准备的衣服,是一件白色的T恤和一条卡其色的休闲裤。
料子很舒服。
我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突然觉得,那个扫大街的李文峰,好像被我留在了浴室里。
我下楼的时候,梁先生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
他换了一身居家的衣服,看起来随和了不少。
茶几上,摆着一套精致的功夫茶具。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我坐了下来,身体还是有点僵硬。
萍姐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汤。
“文峰,先喝碗汤,暖暖胃。”梁先生说。
汤是乳白色的,里面有鸡肉和一些我不认识的药材,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香味。
我喝了一口。
很鲜,很暖。
一直暖到心里。
“梁先生,我们……”
“不急。”他打断我,“先吃饭。”
晚饭很丰盛。
四菜一汤,有鱼有肉。
都是我没见过的菜式,很清淡,很精致。
吃饭的时候,梁先生问了我一些家里的情况。
父母身体怎么样,有几个兄弟姐妹,读到几年级。
我都一一回答了。
他听得很认真,偶尔点点头。
吃完饭,萍姐收走了碗筷,又泡上了一壶新茶。
“文呈。”梁先生把一个小小的茶杯推到我面前,“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我端起茶杯,紧张地抿了一口。
“首先,我要跟你说清楚。”梁先生的表情,严肃了起来,“我资助你,不是做慈善。”
“我明白。”我点点头。
“这是一笔投资。”他说,“我投的是你的未来。”
“我希望你,能考上深圳大学。”
“为什么是深圳大学?”我问。
“离我近,方便。”他的回答,简单直接,“我需要随时知道你的情况。”
“专业,你自己选。但我建议你,选和经济、管理相关的。这对我,对你,都有好处。”
“学费、住宿费、每个月的生活费,我都会按时打给你。我只有一个要求。”
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不准挂科。”
“如果你有任何一门功课不及格,我们的协议,立刻中止。”
“你,就回来继续扫大街。”
他的话,很冷酷,不带一丝感情。
但我知道,他是认真的。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说。
我的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又上来了。
梁先生笑了。
“很好。”
“其次,关于毕业后为我工作五年的事。”
“这五年,我会按照市场价,给你开工资。你不是我的奴隶,你是我的员工。”
“但这五年里,你不能跳槽,不能离开。除非,你把我在你身上花的所有钱,连本带利,还给我。”
“利息,按照银行最高利率算。”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开来,摆在明面上。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反而让我觉得踏实。
“我同意。”我说。
“最后一点。”梁先生靠在沙发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李文峰,我给你这个机会,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材。但路,要靠你自己走。”
“进了大学,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那里有比你聪明的人,有比你家境好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诱惑。”
“我希望你,能守住本心。”
“别忘了,你今天,是从哪里走出来的。”
他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
我永远也忘不了。
忘不了深南大道的灰尘,忘不了“鸽子笼”的臭味,忘不了我爹那双开裂的手。
“我不会忘。”我郑重地承诺。
梁先生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站了起来。
他从书房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这里是两千块钱。”他把纸袋放在我面前,“还有一套高中的复习资料。”
“从明天开始,你不用去扫地了。”
“你就住在这里。萍姐会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离明年的高考,还有十个月。”
“这十个月,你什么都不用管,就一件事。”
“读书。”
我看着桌上那个牛皮纸袋,感觉它有千斤重。
两千块钱。
我扫大街,不吃不喝,要干整整一年。
而他,就这么轻飘飘地,放在了我面前。
我的眼眶,又一次湿了。
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不甘。
是因为……感动。
一种被人信任,被人寄予厚望的,沉甸甸的感动。
“梁先生……”我站起来,声音哽咽,“我……”
“叫安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安哥。”
“谢谢你。”
我对着他,深深地,再次鞠了一躬。
从那天起,我的人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我辞掉了清洁队的工作。
队长是个胖子,他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嘴里骂骂咧咧:“妈的,城里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有你后悔的时候!”
我没理他。
老王来送我。
他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热乎乎的肉包子。
“文峰,拿着,路上吃。”
“王叔,我不走了。我就在深圳。”
我把梁先生的事情,简单跟他说了一下。
老王听得目瞪口呆。
“真……真有这种好事?”他还是不敢相信。
“嗯。”
“那你小子,是祖坟上冒青烟了!”老王一拍我的后背,力气大得我差点岔气。
“好好干!别给咱们河南……哦不,湖南人丢脸!”
“争口气!将来也开上那黑色的皇冠车,回来接王叔去兜风!”
我笑着,用力点头。
“一定!”
就这样,我住进了梁先生的别墅。
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八人间的“鸽子笼”,搬进了带独立卫浴的大房间。
从馊了的咸菜和硬馒头,变成了萍姐精心准备的三菜一汤。
我再也不用闻垃圾的馊味,再也不用被太阳暴晒。
这里安静,凉爽,舒适得像天堂。
但我的心里,却一刻也不敢放松。
我把梁先生给我的那套复习资料,当成了我的命。
每天早上五点,我准时起床,比在清洁队时还早。
背英语单词,背古诗词。
然后,开始做题。
数学,物理,化学……
那些我曾经熟悉,又因为一年的荒废而变得生疏的公式和定理,我一个一个地,重新捡起来。
遇到不会的,我就用红笔标出来,反复地看,反复地算。
直到把它彻底弄懂为止。
萍姐每天都把饭菜送到我的房门口,怕打扰我。
她总说:“文峰少爷,休息一下吧,别把身体搞垮了。”
我不是什么少爷。
我只是一个,在悬崖边上,拼命往上爬的人。
我不敢停。
我怕一停下来,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身。
梁先生很忙。
他经常香港、深圳两地跑,有时候一走就是好几天。
但他每次回来,都会来检查我的功课。
他会看我的习题册,问我最近的学习进度。
他虽然自己没读过多少书,但他很聪明,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问题。
“文峰,你这个解题思路,太绕了。做生意,跟做数学题一样,要找最短的路径。”
“你英语口语不行,每天早上,跟着录音带,大声念一个小时。”
“不要死读书,要学会思考。为什么是这个答案?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他不像个老板,更像个严厉的老师。
在他的督促下,我的成绩,突飞猛셔进。
从一开始的磕磕绊绊,到后来的游刃有余。
模拟考试的成绩,一次比一次高。
那十个月,是我人生中最辛苦,也是最充实的十个月。
我几乎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没有朋友,没有娱乐。
我的世界里,只有书本,和窗外那一片不变的风景。
有时候,学到深夜,我会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市区的万家灯火。
我会想起深南大道,想起老王,想起“鸽子笼”里的工友们。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是不是又在喝酒划拳?
是不是还在抱怨着生活的艰辛?
我离他们,好像很远了。
但我的心里,却始终有一根线,牵着我。
是那根线,让我保持清醒。
李文峰,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只是比他们,多了一点运气。
如果抓不住这次机会,你就会被打回原形。
甚至,比他们更惨。
1991年7月7日。
我再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这一次,我没有发烧,没有紧张。
我的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拿到试卷的那一刻,我甚至有点想笑。
这些题目,在过去的十个月里,我做过无数遍类似的。
我提笔,下笔如有神。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
深圳的太阳,依旧那么热烈。
但我抬起头,却觉得,那阳光,一点也不刺眼。
很温暖。
梁先生开车来接我。
“考得怎么样?”他问。
“应该没问题。”我回答,语气里充满了自信。
他笑了。
“回家,萍姐给你炖了老鸭汤。”
成绩出来的那天,是个阴天。
查分要去市教育局。
是我一个人去的。
排队的时候,我的手心,一直在出汗。
尽管我很有信心,但那一刻,我还是紧张得像个即将被宣判的囚犯。
轮到我了。
我报上我的准考证号。
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敲了几下。
然后,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李文峰是吧?”
“总分628分。”
“超了重点线五十分。”
轰的一声。
我的脑子里,像有烟花炸开。
我走出教育局的大门,天空中,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雨水打在我的脸上,冰冰凉凉的。
我分不清,那到底是雨水,还是我的眼泪。
我没有躲雨。
我就站在雨里,仰着头,任凭雨水冲刷。
我考上了。
我真的考上了!
我对着天空,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吼了一声。
像一头压抑了太久的困兽,终于挣脱了牢笼。
回到别墅,我浑身湿透,像个落汤鸡。
梁先生和萍姐,都站在门口等我。
他们看到我的样子,都吓了一跳。
“文峰,你这是怎么了?”
我看着他们,咧开嘴,笑了。
笑得像个傻子。
“安哥。”
“我考上了!”
梁先生愣住了。
然后,他的眼圈,也慢慢红了。
他走过来,用力地,抱了抱我。
“好样的!”
“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你!”
那天晚上,梁先生开了他珍藏的一瓶红酒。
他给我倒了一杯。
“文峰,今天,你成年了。”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烧得我心里滚烫。
志愿,我填了深圳大学的国际金融。
那是梁先生建议的。
他说,未来的中国,是金融的天下。
九月,我拿着深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走进了那座我曾经在梦里,描绘过无数次的校园。
校园很大,很漂亮。
绿树成荫,书声琅琅。
和我一起报到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年轻人。
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说着我听不懂的流行语。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和自信。
而我,穿着梁先生给我买的T恤和牛仔裤,背着一个旧书包,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我能感觉到,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和疏离。
他们大概能从我的口音,我的穿着,我的举止里,看出我的出身。
我是一个,从泥地里,爬出来的异类。
宿舍是四人间。
我的三个室友,两个是深圳本地的,一个是广州的。
他们家里,非富即贵。
他们聊的是大哥大,是股票,是香港的明星。
而我,插不上一句话。
他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而我,成了那个被孤立的人。
我不在乎。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交朋友的。
我是来学习的。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图书馆。
从开门,到闭馆。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经济学原理,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
那些厚厚的,像砖头一样的专业书,我一本一本地啃。
梁先生每个月,会给我打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我的室友们,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如此。
但我过得很节省。
我每天都吃食堂最便宜的套餐。
我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
我把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了买书,买各种各样的参考资料。
梁先生偶尔会来看我。
他会问我的学习情况,也会跟我聊一些他对经济形势的看法。
“文峰,光读书是不够的。”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要学会用。”
“这个周末,你跟我去一个地方。”
周末,他带我去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个传说中,能让人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倾家荡产的地方。
大厅里,人声鼎沸。
红色的电子屏幕上,数字在飞快地跳动。
每个人都仰着头,表情或狂喜,或绝望。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金钱和欲望的味道。
“看到了吗?”梁先生指着那块大屏幕,“这里,就是战场。”
“你学的那些理论,在这里,都要接受最残酷的检验。”
从那天起,每个周末,梁先生都会带我来这里。
他教我怎么看K线图,怎么分析公司财报,怎么判断大盘走势。
他把他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
“安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有一次,我忍不住问。
他正在看一份报表,头也没抬。
“因为,我需要一个能帮我守住江山的人。”
“我的儿子,不成器。只知道花天酒地。”
“我这偌大的家业,将来,总要有人继承。”
他的语气很平淡,但我听出了里面的无奈和悲凉。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他选我,不仅仅是因为我像他年轻的时候。
更因为,他需要一个“儿子”。
一个他理想中的,能够继承他事业和精神的“儿子”。
而我,就是那个被他选中的,幸运儿。
我的心里,百感交集。
大学四年,我过得像个苦行僧。
我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参加过社团,没有去过一次舞会。
我拿了四年的特等奖学金。
我成了我们那个专业,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所有人都知道,国金系有个叫李文峰的牛人,成绩好得变态。
但没人知道,我曾经是个扫大街的。
毕业那天,我穿着学士服,在校门口拍了张照片。
照片里,我笑得很灿烂。
我把照片,寄回了家。
还附上了一千块钱。
我爹在回信里说,他把我的照片,镶了个大镜框,挂在了堂屋最中间。
我们村,出了我这么一个名牌大学生,比中了状元还风光。
我娘,逢人就说,我儿子有出息了,在深圳当大老板了。
我看着信,笑了。
我知道,我离“大老板”,还差得很远。
我的路,才刚刚开始。
毕业后,我直接进入了梁先生的“安信实业”。
我的职位,是他的私人助理。
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在他的身边,学习如何执掌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跟着他,去收购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罐头厂。
那家厂子,设备老化,人员臃肿,负债累累。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个烂摊子。
但梁先生力排众议,坚持要买。
“文峰,你觉得,我为什么要买它?”在去谈判的路上,他问我。
我想了想,说:“因为,它的地皮很值钱。厂子在市中心,如果把厂房推倒,盖成商品房,利润会很可观。”
梁先生摇摇头。
“你看得太浅了。”
“我要的,不是那块地。”
“我要的,是那几百个工人。”
我愣住了。
“那些工人,都是包袱啊。”
“不。”梁先生说,“他们不是包袱,他们是财富。”
“他们有几十年的技术经验,他们对那家厂子,有感情。只要给他们希望,他们能爆发出你想象不到的能量。”
“我要做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盘活它。”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梁先生的远见。
他投入资金,更新设备,改革管理制度。
最重要的是,他推行了员工持股计划。
把工厂的股份,分给了那些老工人。
工人们的积极性,被彻底点燃了。
他们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
不到一年,那家罐头厂,就扭亏为盈。
他们生产的豆豉鲮鱼罐头,不仅在国内畅销,还远销东南亚。
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我明白了,做生意,最高明的境界,不是算计,而是“得人心”。
我跟着梁先生,南征北战。
从房地产,到制造业,再到后来的互联网。
他的商业版图,越来越大。
而我,也从一个跟在他身后的助理,成长为他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三十岁那年,我成了安信集团的副总裁。
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在深南大道那栋最高的写字楼顶层。
从我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整个深圳。
有时候,我会看到楼下,那些穿着灰色工装的清洁工。
他们和我当年一样,默默地,清扫着这个城市的尘埃。
我会想起那个炎热的下午。
如果那天,那辆黑色的皇冠车没有停下。
如果梁先生,没有问出那句话。
现在的我,会在哪里?
或许,还在扫大街。
或许,像老王一样,认了命,哼着小曲,等着退休。
或许,早就回了老家,娶妻生子,守着那一亩三分地。
我不敢想。
我有了钱,在深圳最好的地段,买了房,买了车。
我把父母和妹妹,都接到了深圳。
我妹,考上了深圳的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老师。
她再也不用羡慕别人家的哥哥了。
我回去找过老王。
清洁队早就解散了。
我花了很多功夫,才打听到,他回了河南老家。
我开车去了他的村子。
那是一辆黑色的,比梁先生当年那辆更气派的奔驰。
我在村口,找到了他。
他老了很多,背更驼了,牙也掉光了。
他看到我,愣了半天,才认出来。
“文……文峰?”
“王叔,是我。”
我把他,还有他的家人,都接到了深圳。
我给他买了套房子,请了保姆照顾他。
我跟他说:“王叔,以后,你就在这里养老。想听豫剧,我给你请最好的戏班子。”
老王哭了。
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文峰,我这辈子,值了。”
梁先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他把集团的事务,越来越多地,交给我处理。
他唯一的儿子,还是扶不上墙的阿斗。
在一次董事会上,梁先生当着所有股东的面,宣布。
“我决定,任命李文峰先生,为安信集团的下一任总裁。”
“我百年之后,我名下50%的股份,将由李文峰先生继承。”
整个会议室,一片哗然。
我站起来,看着梁先生。
他坐在轮椅上,头发已经全白了。
他对我,虚弱地笑了笑。
那笑容,和二十多年前,在深南大道边上,一模一样。
会议结束后,我推着他,在公司的顶楼花园散步。
“安哥,你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我的儿子。”他打断我。
“一个,比我亲生儿子,还像我的儿子。”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蹲下身,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
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安哥,谢谢你。”
“傻小子。”他用那双干枯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
“是我,该谢谢你。”
“你让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二零一零年,梁先生去世了。
葬礼上,我以长子的身份,为他捧着遗像。
送走了他,我正式接管了安信集团。
我成了别人口中,那个传奇的“打工皇帝”。
很多人研究我的发家史,说我是商业奇才,说我运气好。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所有的故事,都开始于一九九零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穿着脏工装,在深南大道上扫地的,不甘心的年轻人。
和一个停下车,问他“想不想读大学”的,香港老板。
有时候,命运的转折,真的,就在一瞬间。
你抓住了,就是一生。
你错过了,也是一生。
来源:叶落暮为邻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