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皇帝”二字，搁在1962年早成了过期邮票，可溥仪还是悄悄在婚礼前夜跑遍北京城，只为买到一块豌豆黄。那天政协礼堂的小会议室里，二十把折叠椅、两盆绿萝，就是他的全部迎亲仪仗。客人散去后，他把切成骰子大小的豌豆黄推到李淑贤面前，像递玉玺似的，小声说：“宫里御膳房做

“皇帝”二字，搁在1962年早成了过期邮票，可溥仪还是悄悄在婚礼前夜跑遍北京城，只为买到一块豌豆黄。那天政协礼堂的小会议室里，二十把折叠椅、两盆绿萝，就是他的全部迎亲仪仗。客人散去后，他把切成骰子大小的豌豆黄推到李淑贤面前，像递玉玺似的，小声说：“宫里御膳房做的比这细腻，你尝尝差多少。”——没人注意到，那块点心他拿筷子戳了三次，硬是没咬下一口。

李淑贤倒是吃得香。她早年在协和急诊室轮班，见过半夜咳血不吭声的军阀，也见过把针头拔了要跳楼的学生，对“脆弱”二字有职业免疫力。婚后第一天上班，她把病历本改成家庭账，顺手给溥仪列了张“健康作息表”：晨走两千步，晚九点熄灯，每周三注射。表格贴在卫生间镜子旁，溥仪偷偷在后面加了一行铅笔字——“若无效，可否加量？”笔迹轻得像怕惊动谁。

加量的不是药，是愧疚。1963年春节，李淑贤煮了生姜羊肉汤，端上桌才想起溥仪肠胃受不得荤腥。他硬撑着喝两碗，半夜吐得绿色胆汁都出来了。李淑贤给他擦身，摸到肋骨根根分明，忽然明白：这男人把“对不起”咽进胃，再吐出来，也不肯拿嘴说。第二天她换了中医方子，把生姜换成陈皮，溥仪在日记里写：“药不苦，是朕心里苦。”——这句后来被中国社科院影印公布，成了他唯一一次用“朕”自称的残影。

苦的不止他。协和医院2023年解密的病历里夹着一张收费单：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进口，每支4元8角，相当于当时职工两天的工资。单据背面有铅笔划痕，歪歪扭扭算着：一月八支，一年就是半个月粮票。李淑贤把单据折成四方形，塞进皮夹最里层，像藏一张不敢见光的借条。她没告诉溥仪，那几年她主动申请夜班，只为多拿五毛钱补助。夜班回家，她先在门口拍掉雪花，再对着镜子把倦容揉红，装出一副“我刚睡醒”的轻松。

“轻松”是给别人看的。《人民画报》的记者来拍“改造典范”，让两人并肩坐沙发，手放膝盖。快门按下前，溥仪突然抓住李淑贤的指尖——不是浪漫，是凉。他小声问：“要是照片登出来，会不会有人笑你嫁了个‘废人’？”李淑贤没回答，只把那只凉手翻过来，扣在自己掌心，像扣住一只漏底的碗。照片刊出后，有街坊背地里嚼舌：“皇上生不出孩子。”她听见，回家把晾衣竹竿敲得山响，竹竿空了，眼泪也空了。

孩子的话题，他们只在深夜提过一回。溥仪说：“我欠你一声爹。”李淑贤回他：“我嫁的是人，不是种。”一句话把皇帝噎成普通人。后来溥仪的荷尔蒙疗法从每周改到每月，剂量减半，他倒松了口气——“实验针”打不打，他都认。认命的表现是：开始陪李淑贤逛菜市，帮她提网兜；学会在公交上给孕妇让座；把《我的前半生》的稿费全部存进她的活期折子，密码设成她生日。折子封面写着“勤俭节约”，他却在扉页画了一朵歪七扭八的荷花——李淑贤小名“小荷”。

1967年10月，溥仪走完最后一次公交线。李淑贤把遗体接回家，用温毛巾给他擦脸，擦到耳垂时，发现那里还留着针眼，青得像一粒最小的痣。她没哭，只把那块毛巾叠好，放进塑料袋，再放进抽屉——十年后，她搬家，塑料袋还在，针眼印子早洗干净，毛巾却再也没用过。守寡的二十九年里，她每年只做一次豌豆黄，照着故宫御膳房配方，蒸透、晾凉、切方块，做完自己吃一块，剩下的倒进厕所。冲水声响起，她才对镜子练习一句普通话：“老李啊，今天不苦。”

苦不苦，外人无权评分。故宫博物院展厅里，两人的结婚证纸已泛黄，照片上的溥仪西装领口有点皱，李淑贤的刘海被风吹起一道缝。观众挤在玻璃柜前，小声议论“末代皇帝真惨”。只有懂行的老护士会多看一眼——李淑贤左肩微微前倾，那是常年托着注射盘留下的职业病。她托住的，不止是一支实验针，还有一个曾经万人之上、却连“普通丈夫”资格证都考不到的男人。证书可以展览，针眼早已愈合；能留下的，不过是一块豌豆黄的余味，和一句没说完的“对不起”——它被李淑贤带进骨灰盒，又被时间磨成灰，落在每一个看完展览、忽然想给家里打个电话的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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