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揣着兜里全部的七百四十二块钱，还有一张硬座火车票，站在了深圳火车站的广场上。

一九九七年，春天。

我揣着兜里全部的七百四十二块钱，还有一张硬座火车票，站在了深圳火车站的广场上。

一股热浪夹杂着海腥味和听不懂的粤语，像一堵墙一样拍在我脸上。

的热。

这是我对南方的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印象。

我们东北老家，那会儿还得穿着薄毛衣。

我叫李和平，我爸给我起这名，是盼着我一辈子平平安安，别折腾。

可我偏偏是个爱折腾的命。

在国营机床厂当了三年技术员，每天闻着机油味，看着老师傅们一杯茶一张报纸混到退休，我就觉得浑身长刺，坐不住。

厂里的墙上，挂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稳定是福”。

我看着那四个字，心里想的却是，去他妈的福气。

新闻里天天在说，香港要回归了。

电视里，深圳的高楼跟雨后春笋一样，一天一个样。

有个从深圳回来的远房亲戚，穿着花衬衫，夹着个皮包，说话都带着一股子“老板”味儿。

他说，深圳遍地是黄金，只要你敢弯腰，就能捡到。

这话像一把火，把我心里那点不安分的野草，全给点着了。

我跟我爸摊牌。

“爸，我想去深圳。”

我爸正抽着他的旱烟，烟雾缭绕的，看不清表情。

“去那干啥？咱家在这儿，工作在这儿，根在这儿。”

“根都快烂了。”我顶了一句。

他手里的烟袋锅“啪”地一下磕在桌上，火星子溅出来。

“你懂个屁！铁饭碗，铁饭碗！你砸了它，以后喝西北风去？”

“我不想一辈子闻机油味。”

“闻机油味怎么了？我闻了一辈子，不也把你养这么大了！”

那场架，是我们父子俩有史以来吵得最凶的一次。

最后，我妈哭着从里屋拿出她藏的私房钱，塞到我手里。

“和子，妈没本事，就知道你不是个安分的孩子。出去闯，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家里有你一口饭吃。”

我就这样，带着我妈的嘱咐，我爸的怒火，还有那句“遍地是黄金”的幻想，跳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火车“哐当哐当”了三天两夜。

车厢里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混杂着汗味、泡面味、脚臭味。

我靠着窗，看着外面的景色从白山黑水的萧瑟，慢慢变成绿意盎然的葱茏。

心里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一丝丝对未知的恐惧。

到了深圳，我才知道，那个远房亲戚只说对了一半。

深圳遍地是黄金。

但弯腰捡黄金的人，比黄金还多。

我在南头租了个农民房的单间，七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没了。

推开窗，就能跟对面楼里的大哥对视，握个手都行。

楼下是嘈杂的夜市，烧烤的烟火气，猜拳行令的吵闹声，一直能持续到后半夜。

我开始找工作。

我以为我一个正经的本科生，技术员，怎么着也能找个像样的工作吧。

现实又给了我一巴掌。

人才市场里，人山人海。

人家要么要会粤语的，要么要会英语的，要么要有“外贸经验”的。

我那点机床厂的履历，在那些花花绿绿的招聘启事面前，就像一张废纸。

为了活下去，我什么都干。

在华强北帮人扛过货，一天下来，肩膀火辣辣地疼，赚三十块。

在工地上搬过砖，手心磨的全是血泡，赚五十块。

最长的一份工，是在一个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每天十几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一个零件插到另一个零件上。

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机_床厂，甚至还不如机_床厂。

至少在机_床厂，我还能偶尔偷个懒，喝口茶。

在这里，你就是一颗螺丝钉，机器的一部分。

干了两个月，我拿着一千多块钱的工资，辞职了。

我不能这样。

我不是来深圳当螺丝钉的。

那天晚上，我买了瓶二锅头，几颗花生米，坐在我那七平米的小屋里，一边喝，一边看着窗外对面楼里的灯火。

灯火后面，是一个个跟我一样，怀揣着梦想，却被现实反复捶打的灵魂。

我问自己，李和平，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当老板。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袋。

我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

哪怕是摆个地摊，那也是给自己干。

说干就干。

我用剩下的钱，去当时还很混乱的沙头角，淘了一批据说是从香港那边“流”过来的电子表。

一百块钱，买了三十只。

然后，我学着别人，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铺了一块破布，把我的电子表一只只摆好。

“老板，看看，香港来的最新款电子表！防水，防震，还带夜光！”

我扯着嗓子喊，脸皮这东西，饿几次肚子，就自然磨薄了。

生意不好做。

更多的人只是看一眼，就走了。

偶尔有人停下来问价，一听我报五十块一只，扭头就走，还嘀咕一句，“抢钱啊。”

我心里憋着火。

我进价就三块多一只，卖五十怎么了？这不就是生意吗？

更要命的是，还得时刻提防着城管。

那眼神，得跟雷达似的，三百六十度扫描。

一有风吹草动，卷起铺盖就得跑。

那段时间，我的百米冲刺速度，绝对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

一天晚上，眼看就要收摊了，一只表都没卖出去。

我心里正烦躁，一个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外国人，停在了我的摊子前。

他看起来五十多岁，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但眼神很清澈。

他蹲下来，拿起一只电子表，翻来覆去地看。

我心里一紧，生意来了。

“Hello, sir! This watch, very good! Hong Kong style!” 我用我那点蹩脚的英语，热情地推销。

他笑了笑，湛蓝色的眼睛里带着一丝玩味。

他用一种虽然有点生硬，但非常流利的普通话问我：“小伙子，这表，真的是香港来的？”

我愣了一下，随即脸有点发烫。

“呃……差不多，差不多。”我含糊其辞。

他没再追问，而是指着表盘上的一个小小的瑕疵，说：“这里，塑料的毛边没处理干净。”

然后，他又按了按侧面的按钮。

“按键的手感也太生硬了，弹簧的力度不对。”

我当时就傻眼了。

这哥们是行家啊。

我这批货，就是从一个作坊里拿的，哪有什么质量可言。

我以为他要拆穿我，已经做好了卷铺盖跑路的准备。

没想到，他却说：“这表，多少钱一只？”

“五……五十。”我有点心虚地报了价。

“太贵了。”他摇摇头，“这种品质的表，在你们这里，成本不会超过五块钱。”

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今天算是栽了。

“我给你十块钱，买一只。”他说。

我当时又气又急。

十块？我在这儿喝了一晚上西北风，你跟我砍价砍到脚脖子了？

“不卖！”我把头一扭，态度很强硬。

他也不生气，还是那样微笑着看着我。

“小伙子，做生意，不能光靠嗓门大。你的货不行，你的价格没有诚意，你的眼神里，只有焦虑，没有自信。”

他一连串的“不”，说得我哑口无言。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我叫亚瑟，亚瑟·金。我在香港做贸易。如果你真的想做生意，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可以来这个地方找我。”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很简洁的白卡纸，上面印着他的名字，一个香港的地址，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放在我的摊子上。

“这只表，我买了。不是因为它值这个价，而是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捏着那张名片和那五十块钱，在风中凌乱。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亚瑟的话，像针一样，一句句扎在我心上。

“你的货不行。”

“你的价格没有诚意。”

“你的眼神里，只有焦虑，没有自信。”

我看着手里那只被他买走的、剩下的二十九只电子表，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羞愧”。

我这不是在做生意，我这是在投机，在撞大运。

第二天，我把剩下的表，以五块钱一只的价格，全甩给了一个收旧货的。

亏了。

但心里却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我看着手里那张亚瑟的名片，犹豫了很久。

去香港？

我连去香港的通行证都没有。

而且，他一个英国商人，凭什么要帮我？

说不定就是随口一说，逗我玩呢。

我把名片塞进口袋，决定先忘了这件事。

我又回到了打零工的生活。

但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我不再抱怨，而是开始观察，学习。

我在华强北扛货的时候，会偷偷记下那些畅销的电子元件型号。

我去仓库理货的时候，会留意那些货物的包装、来源和去向。

我发现，这个巨大的市场，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每一环都有它的门道。

而我之前，只是站在门外，连门把手都没摸到。

我开始去深圳图书馆，那里有免费的报纸和杂志。

我专门看商业版和国际版。

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OEM”，什么叫“贴牌”，什么叫“转口贸易”。

我像一块干瘪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这些知识。

我意识到，深圳的真正机会，不在于摆地摊，而在于它背靠香港这个世界级的自由港。

无数的货物和资金，通过香港，流进流出。

而我，如果能在这条巨大的河流里，哪怕是当一根小小的水草，也比在岸上捡石头强。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话一点不假。

有一天，我在一个物流仓库打零工，负责给货物贴标签。

一批从香港过来的货，因为包装上的唛头（Shipping Mark）印刷错误，需要全部重新贴。

管事的是个香港人，姓周，脾气很暴躁，对着几个工人用粤语骂骂咧咧。

工人们都听不懂，只能低着头挨骂。

我因为之前刻意学过一些，大概能听懂他在骂什么。

他说这批货明天就要装船运到欧洲，如果今天弄不完，他就要赔一大笔钱。

我看着那堆积如山的货物，和工人们慢吞吞的进度，心里一动。

我走到周管事面前。

“周老板，我有个办法，可以加快速度。”

他斜着眼看我，一脸不屑。

“你？一个搬货的，有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分工。”我没理会他的态度，直接说，“两个人负责撕掉旧标签，两个人负责涂胶水，两个人负责贴新标签，我负责核对型号和数量，保证不出错。流水线作业，比现在每个人自己干全套活要快得多。”

这其实就是最简单的生产线管理知识，我在机_床厂的时候，车间主任天天念叨。

周管事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

他可能没想到，一个大陆来的“咕哩”，还能说出这种话。

“好，就按你说的办！要是今天能干完，我给你加钱！要是干不完，你他妈也别想拿到工钱！”他恶狠狠地说。

我立刻把工人们组织起来，按照我说的流程开始干。

一开始还有点乱，但很快，效率就明显提上来了。

我站在旁边，像个监工一样，大声地报着型号和数量，指挥着节奏。

那天，我们一直干到凌晨三点。

终于，在最后一辆货车开走之前，把所有的标签都换完了。

工人们都累瘫了，直接躺在了地上。

周管事走到我面前，虽然还是一脸疲惫，但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鄙夷。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数了一千块给我。

“靓仔，行啊你。这是你的工钱，还有奖金。”

然后，他又递给我一张名片。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打我电话。我叫周达通。”

我接过钱和名片，手都在抖。

一千块。

比我之前在电子厂干一个月还多。

更重要的是，我靠的不是苦力，是脑子。

这件事给了我巨大的信心。

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接一些需要动脑子的活。

比如帮一些小老板整理混乱的仓库账目，帮他们设计更合理的货物摆放方式。

我甚至还接了个活，帮一个台湾老板，把他从台湾带来的产品说明书，从繁体中文转换成简体中文，并修改一些用词习惯，让大陆的客户更容易看懂。

我的收入渐渐稳定下来，虽然还是住在那个七平米的农民房里，但心里踏实多了。

我把亚瑟的那张名片，从口袋最深处翻了出来。

名片已经有点卷边了。

我看着上面的名字和电话，心里那个去香港的念头，又一次冒了出来。

这一次，我不再觉得是异想天开。

我通过周达通的关系，办了一个赴港的商务签证。

当我拿着那本深蓝色的通行证，站在罗湖口岸的时候，心情复杂。

对面，就是香港。

一个我只在电视和别人的描述里存在的地方。

一个给了我那张名片，也给了我最初羞辱的英国人所在的地方。

香港比深圳更拥挤，更繁华，也更冷漠。

街道窄得像是峡谷，两边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人们走路的速度，比深圳人还要快上三分。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精明而疲惫的表情。

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中环的一栋写字楼。

亚瑟的公司在二十七楼。

我站在电梯里，看着数字不断攀升，心脏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公司不大，门口挂着一个铜牌，“King's Trading Co., Ltd.”。

我推开玻璃门，一个穿着职业套装，妆容精致的女秘书站了起来。

“先生，请问您找谁？”她用标准的粤语问。

“我找亚瑟·金先生。”我用我蹩脚的粤语回答。

她打量了我一下，我的穿着和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一条牛仔裤，一双沾着灰的运动鞋。

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agis的轻视。

“请问有预约吗？”

“没有，但是……”

“没有预约的话，金先生是不见客的。”她直接打断了我。

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办公室里间的门开了。

亚瑟走了出来，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

“是你，天桥下卖电子表的小伙子。”

女秘书的表情瞬间变得很精彩。

“亚瑟先生，这位是……”

“我的客人。”亚瑟对她摆了摆手，然后转向我，“进来吧。”

他的办公室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一角。

海面上，轮船穿梭，像一幅流动的画。

“坐。”他指了指我对面的沙发。

“喝点什么？咖啡？茶？”

“白水就好。”我有些拘谨。

他给我倒了杯水，坐在我对面。

“我以为你不会来。”他说。

“我……我办了通行证，就想过来看看。”

“看看？看什么？看我是不是个骗子？”他笑着问。

我的脸又红了。

“不是，我只是想……谢谢你上次说的话。”我鼓起勇气说，“你说得对，我那不叫生意。”

他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些，眼神变得认真起来。

“所以，你现在找到你的生意了吗？”

我把我这几个月的经历，简单地跟他说了一遍。

从流水线，到摆地TB，再到帮人管仓库，改说明书。

我说得很平淡，但亚瑟听得很专注。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一会儿。

“李，”他忽然说，“你的名字是？”

“李和平。”

“和平……Peace。好名字。”他点点头，“李，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也比我想象的要能吃苦。”

“你想不想，跟着我做事？”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我这里做事？”

“对。”他看着我，“我需要一个助手，一个能看懂中文文件，能跟大陆工厂打交道，最重要的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我行吗？我英语不好，粤语也说得磕磕巴巴。”

“语言可以学。诚实，学不来。”亚瑟说，“我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

就这样，我成了亚瑟的助手。

月薪八千港币。

当我拿到第一份合同时，我感觉像在做梦。

我在香港租了个小小的劏房，告别了深圳那个七平米的农民房。

工作很辛苦。

亚瑟的生意，主要是把欧洲的一些机械配件、化工原料卖到大陆，再把大陆的纺织品、小商品采购到欧洲。

典型的转口贸易。

我每天要处理大量的传真、邮件、报关单。

我的英语和粤语，都是在工作中被逼出来的。

一开始，我经常出错，被亚瑟骂得狗血淋头。

他工作的时候，跟平时判若两人。严谨，挑剔，不留情面。

一份合同，一个标点符号错了，他都会让我重做。

一个电话，跟客户的语气不对，他会当场抢过去自己说，然后挂了电话再把我训一顿。

“李！记住！我们做的是生意，不是交朋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让你损失惨重！”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怕他。

但我也知道，他是真的在教我东西。

他教我怎么看信用证，怎么规避汇率风险，怎么跟不同国家的客户谈判。

他甚至会带我一起去见客户。

在那些高级酒店的咖啡厅里，我看着他跟那些金发碧眼的商人谈笑风生，也看着他跟那些土里土气的大陆厂长称兄道弟。

他身上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既有英国绅士的优雅，又有商人的精明。

他告诉我，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用”。

“Credit，比金子还贵。”他说，“你可以赚得少一点，但绝对不能失去别人的信任。”

在跟他工作的两年里，我成长得飞快。

我不再是那个在天桥上心虚脸红的小贩。

我学会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谈判桌上为了一分钱的利润跟人争得面红耳赤。

我也学会了在签下合同后，跟对方握手，然后像朋友一样去喝一杯。

我和亚瑟的关系，也从单纯的上下级，慢慢变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状态。

下班后，他偶尔会带我去兰桂坊的酒吧，一人一杯威士忌。

他会跟我讲他年轻时在非洲、在印度的经历。

讲他怎么从一个穷小子，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贸易王国。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这里还很荒凉。”他看着窗外的夜景，眼神悠远，“现在，它成了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我见证了它的崛起。”

他的语气里，有骄傲，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

时间很快就到了一九九七年的夏天。

回归的日子，越来越近。

整个香港，都笼罩在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气氛里。

有人兴奋，期待着成为“中国人”。

有人恐慌，变卖资产，准备移民。

报纸上，每天都是关于回归的各种新闻和评论。

公司的气氛也变得很奇怪。

几个香港本地的同事，工作时总是心不在焉，私下里讨论着要去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

而亚瑟，变得比以前更沉默了。

他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看着维多利亚港发呆。

有一天，他突然问我。

“李，你对九七之后，有什么看法？”

我想了想，说：“我觉得是好事。一个国家，总要统一的。”

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对“祖国统一”有着一种天然的情感。

亚瑟听了，没有反驳，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也许吧。”

六月三十日，香港回归前的最后一天。

全城都在准备着晚上的交接仪式。

那天，公司提前下班了。

同事们都赶着回家，或者去参加各种庆祝或告别的派对。

亚瑟却让我留下来。

“李，陪我喝一杯。”他说。

我们没去酒吧，就在他的办公室里。

他拿出了一瓶很老的苏格兰威士忌。

“这酒，跟我来香港的年份一样。”

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安静地喝着酒。

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远处的添马舰，灯火通明。

可以想象，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举世瞩目的仪式。

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李，我准备离开香港了。”亚瑟突然说。

我心里一沉，但并不意外。

这段时间，他的状态，已经预示了这一切。

“回英国吗？”

“嗯。”他点点头，“老了，也累了，想回家了。”

“那公司怎么办？”我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公司……”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我本来想把它卖掉。有人出价，价格还不错。”

“那挺好的。”我言不由衷地说。

心里，是一阵阵的失落。

我以为，我们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可能要重新回到深圳，或者，用这两年攒下的钱，自己做点小生意。

“但是我改变主意了。”亚瑟说。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大叠文件，放在我面前。

“这是公司的股权转让书，资产清单，银行账户信息，还有……所有的客户资料。”

我看着那堆文件，脑子一片空白。

“亚瑟先生，你这是……”

“李，”他一字一句，说得非常清晰，“我不想把我一生的心血，卖给那些只认钱的投机者。他们会把公司拆了，卖掉，榨干最后一滴油水。”

“我想把它交给你。”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像是被炸弹击中了。

“交给我？为什么？”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了出来。

这太荒谬了。

我们只是雇佣关系。

我只是一个从大陆来的穷小子。

他凭什么把价值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公司，白白送给我？

“因为你。”亚瑟的目光，像X光一样，似乎能看透我的内心。

“这两年，我一直在观察你。你很聪明，学东西很快。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有一样东西，是现在很多生意人都没有的。”

“那就是‘底线’。”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东莞的供应商，为了拿到订单，私下给你塞了一个很厚的红包。你当着我的面，把红包退了回去。”

“还有一次，一批出口到德国的货物，我们发现里面有百分之五的次品。客户并没有发现，只要我们不说，就能蒙混过关。是你坚持，把所有货物开箱重检，并且自掏腰包，空运了一批合格品过去补上，为此我们损失了十几万。”

“当时，我还骂了你，说你死脑筋，不懂变通。”

“但其实，我心里很高兴。”

他喝了一口酒，眼神里带着一丝笑意。

“李，做生意，赚钱很重要。但比赚钱更重要的，是怎么去赚钱。”

“我不想我的公司，我一辈子的名声，毁在没有底线的人手里。”

“你，有这个底线。”

“我把它交给你，不是送给你。我是让你替我‘保管’它。”

“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巨大的震惊，让我失去了思考能力。

我看着桌上那堆文件，它们仿佛有千斤重。

那不是一堆纸，那是一个英国商人，在香港几十年的心血和荣耀。

窗外，午夜的钟声响起。

远处，维多利亚港的上空，绚烂的烟花腾空而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在会展中心缓缓升起。

一个时代，正式落幕。

而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亚瑟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烟火。

他的背影，在明明灭灭的火光中，显得有些孤单。

“很美，不是吗？”他说。

“一个新的开始。”

第二天，亚瑟就走了。

没有告别仪式，没有送行。

他只是给我留了一封信。

信里，是他英国的地址和电话。

还有一句话。

“李，别成为我们都讨厌的那种人。”

我捏着那封信，站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恐惧”。

不是害怕失败。

而是害怕辜负。

接手公司，比我想象的要困难一百倍。

亚瑟一走，公司就像一艘失去了船长的船。

人心惶惶。

那几个香港老员工，第一时间就递了辞职信。

他们不相信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大陆仔，能撑起这家公司。

“李生，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其中一个资格最老的经理，临走前跟我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

在他们眼里，我跟亚瑟，代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客户也开始动摇。

很多跟亚瑟合作了十几年的老客户，纷纷打来电话，旁敲侧击地询问公司的情况。

言下之意，就是对我的能力表示怀疑。

竞争对手更是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蜂拥而至。

他们散播谣言，说King's Trading快要倒闭了。

他们用更低的价格，去挖我的客户，挖我的供应商。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

每天睁开眼，就是一堆等着我处理的麻烦。

我一个人，要当老板，要当销售，要当采购，还要当财务。

我把我在香港租的劏房退了，直接搬到了公司的储物间里。

一张行军床，就是我的全部。

我每天工作超过十八个小时。

累到极致的时候，我就会拿出亚瑟留下的那封信。

“别成为我们都讨厌的那种人。”

这句话，像一根鞭子，抽打着我，让我不敢倒下。

我开始反击。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稳住供应商。

我亲自跑到东莞、跑到温州、跑到义乌。

我没有像其他香港贸易商那样，住在五星级酒店里，等着厂长们来拜见我。

我直接住到工厂的招待所里，跟工人们一起吃饭，下到车间里，去看他们的生产线。

我告诉那些厂长，King's Trading不会变。

我们之前的合作方式，付款条件，一切照旧。

我甚至还主动提出，可以预付一部分定金，来帮助他们缓解资金压力。

这在当时的贸易行业，是不可想象的。

但我的诚意，打动了他们。

他们选择继续相信我。

搞定了后方，我开始着手稳住客户。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

我飞到德国，飞到意大利，飞到法国。

我一家家地去拜访那些欧洲的老客户。

他们看到我，都很惊讶。

在他们印象里，中国的供应商，都是等着他们上门采购的。

很少有人会主动飞到欧洲去推销自己。

我不会说华丽的辞藻。

我只是把我的产品样品，质量检测报告，供应商的工厂照片，一一摆在他们面前。

我告诉他们，我接管了公司，我叫李和平。

我向他们保证，King's Trading提供的产品质量，只会比以前更好。

“请给我一个机会，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

这是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有人拒绝了，有人还在观望。

但也有人，被我的执着打动，给了我一张试探性的小订单。

对于每一张订单，无论大小，我都像对待生命一样。

我亲自跟单，亲自验货，亲自盯着装船。

我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任何差错。

有一次，一批发往德国的轴承，在运输过程中，因为船舱漏水，外包装受潮了。

虽然里面的产品完好无损，但我还是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客户，并且主动提出，给予他们百分之十的折扣作为补偿。

德国客户非常震惊。

他回信说，跟中国商人打了十年交道，第一次遇到主动承认问题，并给予赔偿的。

他说，他看到了我身上的“契约精神”。

那之后，他成了我最忠实的客户。

他的订单，也从几千欧元，变成了几十万欧元。

就这样，靠着一点点的积累，靠着亚瑟教给我的“信用”二字，我慢慢地稳住了阵脚。

公司的业务，重新回到了正轨。

甚至，比以前更好。

因为我比亞瑟更了解大陆。

我知道去哪里能找到性价比最高的工厂。

我知道怎么跟那些土生土长的厂长们打交道。

我把公司的采购重心，从珠三角，逐步扩展到了长三角，甚至更远的内陆。

我为欧洲的客户，找到了更多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

公司在我手里，像一棵重新焕发生机的老树，长出了新的枝丫。

一九九九年，我用公司的名义，在深圳的福田区，买下了一整层写字楼。

我把公司的运营总部，从香港，搬到了深圳。

我站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深圳的 skyline 日新月异。

我想起了两年前，我刚到这里时，住的那个七平米的农民房。

恍如隔世。

那天，我给亚瑟打了第一个国际长途。

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苍老，但很精神。

我跟他汇报了公司这两年的情况。

我告诉他，我们搬到了深圳。

我告诉他，我们去年的营业额，比他离开时，翻了两倍。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我甚至能听到他有些粗重的呼吸声。

“Good boy.”良久，他才缓缓地说出这两个字。

“你没有让我失望。”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眼眶有点湿。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

“中国制造”像潮水一样，涌向全世界。

我的生意，也乘着这股东风，越做越大。

我们不再仅仅是贸易商。

我开始投资建厂，拥有了自己的生产线。

我们从简单的“OEM”，开始走向“ODM”，有了自己的设计和研发团队。

我变得越来越忙。

每天有开不完的会，见不完的客户，签不完的文件。

我成了别人眼中的“李总”。

出门有专车，吃饭有应酬。

我过上了我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

但我却常常在深夜里感到空虚。

我好像，越来越像那些我曾经讨厌的“老板”了。

我开始变得不耐烦，对下属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我会在谈判桌上，为了利润，用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手段。

我会在酒桌上，说着言不由衷的客套话，一杯接一杯地灌着自己和别人。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供应商，为了拿到我们的订单，学着当年的我，直接跑到我办公室来堵我。

他跟我讲他的产品有多好，他的工厂有多需要这张订单。

我当时正因为一个大合同心烦意乱。

我没等他说完，就不耐烦地挥挥手。

“这些话，你跟采购部去说。我没时间。”

我从他身边走过，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一下。

当我坐进电梯，看到镜子里那个西装革履，表情冷漠的自己时。

我突然打了个寒颤。

亚瑟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

“别成为我们都讨厌的那种人。”

那天晚上，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

我一个人，开车回到了当年住过的那个城中村。

那里还是老样子。

拥挤，嘈杂，充满了生命力。

我找到了我曾经住过的那栋农民房。

楼下的小饭馆还在。

我走进去，点了一瓶二锅头，一盘花生米。

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样。

我喝着酒，看着窗外，那些行色匆匆的年轻人。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一样的迷茫，一样的焦虑，也一样的，对未来充满了渴望。

我突然明白了亚瑟当年为什么会选择我。

他选择的，不是李和平这个人。

他选择的，是他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他选择的，是一种他所珍视，却正在慢慢消失的价值。

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我让秘书，把那个年轻的供应商请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花了一个小时，听他讲完了他的产品和他的工厂。

我发现，他的产品确实很有创意，只是在工艺上还不够成熟。

我没有直接给他订单。

我让我的工程师团队，去他的工厂，帮助他改进生产线。

我以公司的名义，给他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让他去更新设备。

半年后，他的工厂，成了我们最优秀的供应商之一。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从公司的利润里，拿出一部分钱，成立了一个青年创业基金。

专门用来扶持那些像我当年一样，有梦想，有冲劲，但缺少机会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能不能改变什么。

但我知道，这是我唯一能为当年的自己，和当年的亚瑟，所做的事情。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

我邀请亚瑟来中国。

他来了。

比上次见面时，更老了。头发全白了，走路需要拄着拐杖。

我陪着他，去了北京，看了鸟巢和水立方。

他看着那些宏伟的建筑，看着街上人们脸上洋溢的自信和骄傲，感慨万千。

“李，你说的对。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了。”

然后，我带他回到了深圳。

我带他看了我在福田的办公室，看了我在郊区的工厂。

最后，我带他去了那个天桥。

当年我摆地摊的那个天桥。

天桥还在，但已经没有了小贩。

桥下，是川流不息的车流。

我们站在桥上，看着这座城市的黄昏。

“亚瑟，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晚上，你没有出现，我现在会在哪里。”

亚瑟笑了笑，拐杖在地上轻轻地点了点。

“你会在别的地方，遇到另一个‘亚瑟’。”

“或者，你自己，会成为那个‘亚瑟’。”

他看着我，蓝色的眼睛，像二十年前一样清澈。

“李，你做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得多。”

“你守住了这家公司，也守住了你的‘底线’。”

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

我看着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英国老人，心里充满了感激。

他给我的，不仅仅是一家公司。

他给我的，是一种信念，一个坐标。

让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不至于迷失方向。

后来，亚瑟回了英国，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每年圣诞节，我都会给他寄去最好的中国茶叶。

他也会给我寄来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我们的故事，在很多人看来，像一个传奇。

一个穷小子，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继承了亿万家产，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不是偶然。

那是我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用无数次被拒绝的羞辱，用无数滴流淌的汗水，换来的必然。

也是一个时代，给予一个不甘平凡的年轻人的，最慷慨的馈赠。

如今，我偶尔还是会回到那个城中村。

坐在那家小饭馆里，喝着二锅头。

看着窗外，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怀揣着梦想，涌入这座城市。

我知道，属于我的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新的故事，正在他们身上，不断上演。

而我，就像当年的亚瑟一样。

只是一个，有幸见证了这一切的，说故事的人。

来源：惦念雨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