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迎来了一次深刻的转向。一批年轻作家绕过了前几代人的宏大历史叙事，通过书写一个个具体的、被大历史忽略的“个人”，真正记录并诠释了中国在迈向市场化、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和人心秩序的深刻变迁。他们，被命名为“新生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迎来了一次深刻的转向。一批年轻作家绕过了前几代人的宏大历史叙事，通过书写一个个具体的、被大历史忽略的“个人”，真正记录并诠释了中国在迈向市场化、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和人心秩序的深刻变迁。他们，被命名为“新生代”。

三十载光阴掠过，“新生代”作家群体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写作早已从一种现象，沉淀为一代人精神的文学档案。然而，当“新生”已成“旧事”，我们应如何评估这段仍在“行进中”的历史？

日前，一场名为“新生代三十年（1995—2025）：行进中的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举办。会议举办之际，正逢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成立四周年。2021年10月，怀着对文学研究及文学出版的深切热望，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南京师范大学与译林出版社携手创立“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

围绕上述议题，以李敬泽、邱华栋、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学者、出版人共同展开研讨。会上，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华桂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楠致辞。

与会嘉宾合影

01 开场致辞

华桂宏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华桂宏在致辞中指出，四年来，中心在学术顾问团队的关心与支持下，锐意进取，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主办了“首届中国青年翻译家论坛双城文学工作坊”“中德双向翻译工作坊”“‘在世界文学中写作’学术研讨会”等高规格学术活动；共同建设了“南师-译林艺文讲坛”，邀请了近三十位著名作家、诗人、学者和艺术家来校讲学；出版了“现场文丛”“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经典作家文库”等产生广泛影响的丛书；近期，代表南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高水平成果的五卷本《朱晓进学术文集》也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华桂宏强调，本次研讨会既是对过往合作成果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更高水平合作的新起点。南京师范大学将继续全力支持中心建设，期望其成为文学学科新的强势增长点，助力学校新文科建设，巩固文科优势。

袁楠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楠介绍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构建贯通中西的文化出版传播体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她重点提及译林出版社以世界眼光推动中外文学交流与经典作品出版，形成了原创文学与外国文学相得益彰的出版格局。

袁楠表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学出版呼唤更强大的合力。她期待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凤凰集团能与各位专家学者、作家及全国文学期刊建立更稳固深入的合作关系，携手打造促进优秀原创作品诞生与传播、推动健康批评生态形成的更高平台，共同助力中国文学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壮阔迈进。

02 主题阐释

何平

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主任

新生代依然保有强大的艺术潜能，其未来的写作实践值得期待。

中心成立四年来，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中心主任何平首先表达了对中国作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等共建单位、学术顾问及艺文讲坛嘉宾的诚挚感谢。

针对为何在“新生代”概念提出三十年后“旧事重提”，何平认为，本次讨论的目的绝非简单地召集同代人进行“集体怀旧”，而是旨在深入探讨两个重要文学议题：其一，是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即写作者如何超越并突破依赖青春期激情与才情的创作阶段，使自身的艺术生命得以持续；其二，是“经典化”的滞后问题，文学研究界对于“新生代”这一重要作家群体的学术梳理、历史定位与经典化工作远远不足，尚有大量任务亟待完成。

为了清晰地勾勒这三十年的发展轨迹，何平提出了从“三个十年”的框架来对其进行梳理：

第一个十年，他将其定义为“中国文学大变革的前夜”。他指出，此时期的“新生代”更多是一种由文学期刊和大众传媒制造文学事件推动的文学现象，并非一个具有共同审美纲领的文学流派。他列举了该时期涌现的一批代表作，如李洱的《花腔》、毕飞宇的《玉米》三部曲、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以此证明此时已是传统文学内部孕育深刻变革的关键阶段。

第二个十年，他称之为“个人文学肖像的浮现期”。他认为，作家们开始从“新生代”这一集体性的浓雾中走出，以其愈发成熟和独特的个人风格确立了其在文坛的清晰面貌。毕飞宇的《平原》《推拿》，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的《后悔录》等，有力地印证了这是一个个体艺术成就超越群体标签的时期。

第三个十年，焦点转向了“历史遗产与经典化”。此时新生代作家已贡献出足够分量、足以进入文学史视野的作品，除了前面两个十年的代表作，这个十年，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像李敬泽的《会饮记》、李洱的《应物兄》、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等。

展望未来，何平将正在展开的阶段视为新生代的“第四个十年”，并以国际作家如托宾、拉斯洛的创作为参照，指出中国新生代作家仍处于创作的重要阶段，对他们未来的写作与持续发力充满期待。

03 主旨发言

李敬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们必须做新的“集体作业”，以共同面对这个崭新的时代。

无论是六十岁还是二十岁，我们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起点上，共同置身于一场文明与文化深刻转型的关键节点。

回顾1998年《集体作业》（《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编辑注）的出版，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那一年，正是互联网在中国开始大规模普及、真正进入日常生活的开端。可以说，那一代人的“集体作业”，既是对九十年代文化语境的回应，也在某种意义上预先呼应并迎接了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时代。而今天，我们所处的已不再是互联网时代，而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已清晰看到这场变革的深度与规模——其根本性在于，我们过去千年来所习惯的印刷文明，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写作底层逻辑，正经历着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完成，甚至不再需要三十年，很可能在短短数年间便已清晰可见。正因如此，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我们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全新的起点上。

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面前，文学将走向何方？文学又应当何为？我们所熟知的文学类型、审美标准，以及建立在传统阅读基础上的一切文学认知，无不面临严峻考验。如何在这样的挑战中捍卫文学的本质与生命，如何在延续伟大精神传统的同时，守护那些对人类至关重要、关乎“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这无疑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它重大、根本，且无法回避。我认为，试图忽略这一课题的存在并无意义，因为它已然摆在面前，并在日复一日的急剧演化中不断凸显。

邱华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我们依然“在行进中”，仍在文学征途上跋涉，并且雄心勃勃。

“新生代”作为地球历史上距今约六千五百万年的最新地质时代，标志着哺乳动物与被子植物走向繁荣的纪元。从地质学的宏大视角来看，我们此刻正身处整个“新生代”的环境之中。

“新生代”这一文学概念的生成，由陈晓明、王干、李敬泽等评论家与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时“新市民”“新状态”“新写实”等多种命名倾向中，最终确定了从作家代际角度切入的“新生代”。此刻，被归入这一概念的作家群体已行进了整整三十年，他们的成就如何，正是本次研讨会亟待探讨与研究的问题。

三十年来，我们这一群体始终在跋涉前行，持续推出新作，不断寻求自我超越。回望这段岁月，不禁想到了大量细节：1996年，我们创立了“浪·潮文学社”，其后出版的《集体作业》便是该社的早期成果之一。

立足当下，我们未来将创作出怎样的作品？对此我的创作路径是清晰的，主要围绕两块：其一，是书写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每隔两三年便将对时代的观察、感受变成小说；其二，则是对历史展开想象。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依然“在行进中”，仍在文学征途上跋涉，并且雄心勃勃。在未来的创作中，我们依然能迸发新的能量，持续写出更为好的作品。

毕飞宇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教授

作家不一定是代言人，但是要对你的当代作出回应。

作为“新生代”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如果需要结合我多年的创作实践来谈些体会，或回答我与众多作家在写作中是否存在共性这一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是“主体性”。在我的青春期阶段，我们恰逢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体“主体性”意识开始出现。后来我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哲学问题，谈起来就“没边”了。

其次，是“当代性”。敬泽曾多次与我谈及的这一概念，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作家所处的具体时空坐标，对他来说，一定是“当代”的。倘若一位作家终其一生都无法映照其所处的时代场域、未能提炼数十年间的生命经验与社会风貌，那么写作的意义何在？作家不一定是时代的代言人，但必须对其所处的“当代”作出回应。他需要如体温般感知时代的冷暖变化：当代热了，你得把衣服脱了；当代冷了，你要把衣服穿了。

第三，是“日常生活”。每一代作家在动笔之初，都拥有其独特的出发点。我们这一代，尤其是我身边的一些同行，格外珍视这个出发点——即便它细微到某一具体作品的创作动机。作品的内容是什么，作品最终指向何处，有时或许并没那么重要。但我们明确知晓，创作必须从“日常”经验出发。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汉语”。在我们这群同行不算短暂的写作生涯中，我们努力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一种属于我们自身的汉语表达方式。每当想起这个，我们都深感自豪与欣慰。

概括起来，作为一名写作者而非研究者，我坚信，“主体性”“当代性”“日常生活”与“汉语”这四个维度，足以较为完整地呈现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精神面貌与创作追求。

李洱

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

新生代作家几乎是共和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书写自己生活的作家。

方才毕飞宇所强调的“日常”这一概念尤为重要。回想起我刚刚学习写作的时候，曾与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流派的作家多有交往。据我的观察，先锋作家的创作包含很多的虚构成分，他们写的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或者说是借助“历史的溃败”这一隐喻结构来曲折地映照现实。

而到了先锋作家之后的这一代——即我们所说的“新生代”，创作取向发生了显著转变。他们开始自觉地书写现实，聚焦日常经验，表现行进中的生活现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他们真正将自身置于现实语境之中进行观察与表达。与此同时，他们也汲取了前代作家在形式探索方面的积极成果，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写作范式。

可以说，新生代作家几乎是共和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书写自己生活的作家，致力于呈现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日常生活。这一创作转向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经验。

东西

广西作家协会主席、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相信自己还能写出更成熟的作品，还能实现新的突破。

在文学发展的谱系中，“新生代”的涌现代表了一种创作策略的重要转向。当我们回顾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的创作路径时，可见他们多从历史叙事中汲取灵感。而至新生代作家，我们开始自觉回归现实书写，坚定个人立场。那是一个个性意识高度张扬的时期，米兰·昆德拉的创作理念在中国文坛流行——他对政治与性这两大主题的聚焦，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写作实践。新生代作品中不乏对性的描写，但这并非简单的感官呈现，而是作为个体解放的象征，彰显着创作主体性的觉醒。可以说，我们的写作真正实现了从自我经验出发观察和书写现实的重要转型。

另一显著转变体现在对叙事传统的有意识回归。在写作探索过程中，先锋作家大量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技巧，这些新颖的创作手法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发。然而彼时盛行的碎片化叙事、符号化人物与淡化情节的创作倾向，在新生代这里得到了自觉调整。我们重新审视故事本身的价值，注重人物塑造的丰富性与立体感，在创新与传统之间建立了新的平衡。

时至今日，我仍然认同“新生代”这一身份标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始终保持着创作的进取意识——相信自己还能写出更成熟的作品，还能实现新的突破。正是这种始终“在路上”的创作心态，让我们配得上“新生”之名。

艾伟

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作家仍需在更为复杂的语境中展开想象。

中国文学中存在一个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强大的世俗小说传统，这一传统在承载中国人独特的人生经验方面具有穿越时空的有效性。直至今日，我认为这一传统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创作。对于人间烟火与世态人情的细腻描摹，至今仍是中国作家尤为擅长的领域。就个人阅读体验而言，在这一特定维度上，中国作家的表现确实超越了西方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创作。

这一文学根脉已深植于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成为我们认知和书写世界的一种本能。我们当然无需拒绝这一伟大传统。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传统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对现代小说及人性的基本想象，却仍存在局限。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小说往往呈现出单一化、平面化的倾向——在中国传统文本中，我们很难看到关于“灵魂”这一现代性概念的深入探讨，也鲜少遭遇人物面临两难抉择时内心的激烈挣扎，或是其他复杂的精神性想象。

因此，我认为中国作家仍需在更为复杂的语境中展开想象。我们不仅要展现人性中优美的一面，也要敢于描绘其光辉灿烂的潜能；我们应当写出完整的“人”——既刻画其卑微与高贵，也呈现其轻如烟尘却又永恒不朽的特质。

04 学术评议

王尧

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

对新生代文学的研究，理应具备多维的视角与多元的进入路径。

自新生代作家群体崛起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广博而复杂的文学生产阶段。关于文学生产的机制、文学与多重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等命题，正是从这一代人开始被系统地纳入讨论视野。因此，我认为对新生代文学的研究，理应具备多维的视角与多元的进入路径。

当前我们所探讨的话题，大多仍沿袭着既有的理论逻辑展开；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一种新的逻辑正在生成。我们这一代人，是否仍在旧有逻辑的轨道上行进？是否有可能转向新逻辑开展创作与研究？新旧逻辑之间是否存在兼容与对话的可能？这些都是亟待回应的重要问题。从今天上午六位嘉宾的发言来看，即便是年轻一代的作家与学者，在面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上，也并不具备先天的优越性——我们实则站在同一思考的起跑线上。

当下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究竟该如何走自己的路？应在何种逻辑基础上展开未来的文学实践？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能需要关注诸多新兴的议题，但在整体取向上，仍有可能陆续趋向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中，文化保守主义同样可能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先锋姿态。

05 圆桌讨论

刘颋

《文艺报》总编辑

《文艺报》社总编辑刘颋对文学概念的创设行为提出了深刻的反思。她指出，“新生代”作家三十年的创作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超越和走出诸如“个人化”“主体性”等既定概念框架的过程。基于此，她向新一代学人与作家提出了一个根本性质疑：在当前的文学语境下，我们是否还具备以及是否还有必要去设置新的概念？她认为，相比于执着于概念创设，如何在这些概念失效之后，建立起更具生命力的批评话语，才是更值得思考的命题。

岳雯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韩春燕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指出，如何将新生代作家及其创作纳入文学史叙述，是当前文学研究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她以《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在2021至2022年间开设的“新生代文学三十年”专栏为例，说明目前学界已通过个案研究积累了相当基础。但她强调，研究者更需要从这些具体案例中提炼出具有共性的创作理念与美学特征，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同时她清醒地认识到，文学史书写始终伴随着历史化处理与命名的双重困境，而在当下文学语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这一挑战显得尤为严峻。

陆志宙

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

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将新生代作家群体界定为一个“自省与自信的共同体”。她指出，这些作家既怀揣着学习的野心、立传的野心、把握时代脉搏的野心，又保持着对文学事业的无限热忱。

作为与新生代作家共同成长的出版人，陆志宙回顾了译林出版社自1989年成立至今三十六年的发展历程。她特别强调，这一代作家与出版机构的成长始终伴随着时代变革的危机：从1998年互联网浪潮到如今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虽从主流走向边缘，却始终在危机中获得新生。面对AI技术对文学创作与出版底层逻辑的重构，陆志宙坦言出版界正面临巨大的危机感，但她更视之为重要的发展转折点。她表示，出版人应当向作家们学习，始终保持“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的进取姿态，与文学创作者共同探索新时代的文学之路。

杨辉

《小说评论》主编

《小说评论》主编杨辉结合自身学术经历指出，对新生代作家的经典化重构亟待新理论的创构。随着新生代作家形成各自成熟的创作体系，原有概念框架已难以充分涵盖其文学成就。面对代际命名的时效性困境，他强调必须通过新的理论建构来完成对这批作家的经典化定位，这既是文学史书写的内在要求，也是批评界面临的重要学术使命。

何同彬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指出，研究者亟需为这些珍宝寻找其“历史遗言”——即通过学术刊物与公共讨论，将这一代文学实践所蕴含的时代命题充分呈现。

新生代作家在成人文学和严肃文学领域已建立起某种写作高度的标尺。当他们开创的“写个人、写日常生活、写当下生活”的创作路径被青年写作者延续时，新的困境随之产生：在相似路径上，后来者能否实现突破？这引发出更深层的思考：在讨论新生代文学遗产时，我们究竟需要告别什么，又应该开拓什么？这既是文学传承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下文学研究必须直面的话语困境。

张涛

《文艺争鸣》编辑部主任

《文艺争鸣》编辑部主任张涛通过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揭示了文学接受中存在的代际差异现象。他在选修课中同时选取了孙频的《地下的森林》、金昌国的《秋分》与金仁顺的《喷泉》作为研读文本，观察到年轻学生普遍更青睐孙频的作品，而资深读者则更倾向金仁顺、金昌国的创作。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这种审美差异不仅源于作家经验获取方式的不同——金昌国、金仁顺拥有矿群生活的直接经验，孙频则通过采风获取间接经验；更体现了不同代际读者在叙事风格与经验认知上的深层分野。这一发现从接受维度为新生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杨丹丹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杨丹丹在发言中强调，新生代文学是一个长时段持续发生的文学事件，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通过创作实践重新确认了文学的本质属性与人的主体性价值。他以城市文学为例，指出这种书写是对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期矛盾的系统性回应与反思。

杨丹丹进一步阐明，新生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建立了多维度的对话机制——既与世界文学保持互动，又与当代中国文学传统形成呼应。正是在这种持续对话中，他们逐步构建起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与表达方式，这也构成了新生代文学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核心贡献。

韩松刚

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副主任

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提出新生代文学具有“完成性”与“未完成性”的双重特质。完成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当代小说范式的成熟、1990年代以来社会变迁的文学记录、以及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重塑。未完成性则体现在“后新生代”对写作精神的延续与创新中。

他认为，已完成与未完成的新生代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全新面貌，面对新时期的挑战，所有作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突破困境仍是需要共同完成的时代命题。

顾奕俊

浙江财经大学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顾奕俊指出，对新生代文学三十周年的讨论，本质上是对“未尽的九十年代”的重新梳理。他认为，新生代作家的早期创作始终在与“革命”这一早期社会主义经验的核心关键词进行对话—。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仍有许多写作者对先锋文学时期怀有特殊眷恋。在顾奕俊看来，这种迷恋实则是对“革命”一词及其所承载的宏大叙事与隐喻激情的怀念。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及其同代人通过持续的文学实践，在文本层面展开了对“革命”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表达。

06 会议总结

在充分探讨了新生代文学的遗产、困境与未来可能性之后，《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岳雯为本次讨论作出了总结。

陈汉萍

《新华文摘》编审

《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在研讨会上阐述了新生代文学与先锋文学的内在关联与本质差异。她指出，新生代文学则实现了从“无温度”到“有温度”的转变，通过展现个体生命体验、日常叙事和主体意识，构建了九十年代社会生活的文学备忘录。她认为，新生代文学在认识论层面具有超越先锋文学的潜在价值，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时代温度与生命体验，将在社会认识论维度持续释放其阐释能量。这些作品以其对九十年代“野蛮而丰富”的社会图景的独特呈现，将成为理解这个时代的重要参照系，其文学史意义将随着经典化进程的深入而不断彰显。

岳雯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岳雯指出，当下碎片化的生活体验促使我们迫切需要构建完整的历史叙事，这正是我们不断进行纪念活动的深层动因。在她看来，三十年前以“新生代”命名的文学群体开启了重要的文学变革，而如今这场变革正面临落幕。

面对这种态势，她引用狄兰·托马斯的诗句，呼吁文学界应当保持抗争精神，拒绝温和地接受这种终结，而要在困境中迸发最后的能量——“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在落幕时分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来源：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