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那年头“匪谍清算”的规矩，丈夫是中将“匪谍”，妻子最轻也得判十年往上，这9年已经算“法外开恩”——沾边的人都得扒层皮，没人觉得这案子还有转圜的余地。

1950年台北监狱，刚过午时，吴石中将的枪决令刚下，他的妻子王碧奎就被提进了审讯室。

保密局的案卷摊在桌上，“知情不报、协同通共”八个字用红笔圈着，旁边批了初步刑期：9年。

按那年头“匪谍清算”的规矩，丈夫是中将“匪谍”，妻子最轻也得判十年往上，这9年已经算“法外开恩”——沾边的人都得扒层皮，没人觉得这案子还有转圜的余地。

可谁也没料到，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此刻正坐在办公室里，手里捏着这份案卷的复印件，指节因为用力泛白。

他要调案重审，用警备总司令的权限，从保密局手里把人捞出来——一个“匪谍”的老婆，值得他赌上自己的前途？

汀泗桥那仗，吴石背着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这交情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1926年北伐打到南昌，陈诚带着第21师主攻牛行车站，高烧烧得站不住还硬撑在前线指挥，一颗炮弹落过来，整个人被气浪掀翻在地，昏迷前只记得吴石的脸在硝烟里越来越近。

那时候吴石还是军械处长，二话不说把他背起来往后方跑，子弹从耳边嗖嗖过，吴石的军装被划开三道口子，血顺着胳膊肘往下滴，一路跑到野战医院才敢喘口气。

这事儿过后陈诚再没提过，但吴石狱中托人带出的信里写着"汀泗桥背我出险境之恩，今生未敢忘"，陈诚读信时手直抖，翻出二十年前的日记，其中一页写着"雨农（戴笠字）欲除吴石久矣，吾欠公一命，若不能保全其家，何以为人"。

陈诚没跟保密局打招呼，直接用警备总司令的印签发了调卷令，三天内把王碧奎的案卷从保密局档案室提出来，移交警备总部军法处重审。

毛人凤气得摔了茶杯，打电话质问，陈诚只回了句“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管地方治安天经地义”。

军法处的人知道这案子烫手，连夜翻案卷：吴石的供词里没提过王碧奎参与，特务盯梢记录写着“该妇平日只买菜做饭，未与外人接触”，连吴石藏密件的地方，王碧奎的指纹都没一个。

七天后再审，军法官直接把“协同通共”划了，改成“受夫牵连，妇人无知”，刑期从九年砍到七个月。

判决书送上去，陈诚大笔一挥“同意”，连理由都没加。

王碧奎出狱那天，陈诚没露面，只让副官往监狱门口送了个信封，里面是张去高雄的火车票，还有张纸条写着“莫回头，等消息”。

王碧奎在高雄租了间民房，靠帮人缝补勉强糊口，每月总有张邮局汇款单准时寄到，收款人写着她的名字，汇款人栏填着“陈明德”，地址是台北市一个不存在的商号。

起初她以为是吴石旧部暗中接济，直到三个月后收到第二笔，才发现汇款金额总比市价高两成，附言栏偶尔有“子女需添冬衣”“注意身体”的小字——这字迹像极了二十多年前见过的陈诚副官的笔锋。

陈诚没让任何人知道这事。他让张副官去台北邮局开了匿名账户，每月月初亲自核对汇款单，从自己的特别经费里划拨，再让张副官用“陈明德”的名字寄出。

张副官每次都把存根用蜡纸包好，塞进陈诚办公室书架后的暗格，年底再取出来整理，装在铁盒里藏到公馆二楼卧室的地板下。

2005年陈诚故居修缮时，工人撬开松动的地板，发现了那个生锈的铁盒。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27张泛黄的汇票存根，日期从1950年2月到1952年4月，每月一张从未间断，金额从两百到三百元不等，总计五千四百元新台币。

每张存根背面都有铅笔字备注，最后一张写着“子女已入学，至成年为止”。

铁盒角落还有张张副官的便条，写着“夫人问过三次汇款人，均答‘好心人’”。

毛人凤带着王碧奎的减刑案卷冲进总统府，把判决书拍在蒋介石桌上：“陈辞修这是公然包庇匪谍家属！”

蒋介石翻着反攻计划没抬头，过了半晌才说：“辞修刚接台湾省主席，地方人心不稳，他懂治理，这事让他处理。”

毛人凤还想说什么，蒋摆摆手：“眼下要紧的是反攻准备，别为个女人分心。”

后来侍从室汇报陈诚用化名给王碧奎汇款，蒋介石捏着情报哼了声，扔进抽屉——陈诚手里握着六个军的兵权，这会儿动他，前线就得乱。

蒋经国听说后，对毛人凤的亲信冷笑：“保密局手伸太长，警备总部的案子也敢管？”转头让台北警察局“别盯太紧，省得落人口实”。

王碧奎后来申请出境，特务想拦，蒋经国直接划了“同意”，批语写着“普通侨民，无需限制”。

1950年9月王碧奎出狱，在台北西门町租了间带阁楼的老屋，摆台旧缝纫机接零活，给成衣铺锁扣眼、缝袖口，一天挣的钱刚够买三斤米。

每月十五号雷打不动去台北市警察局报到，填张表写“本月无异常接触”，警察盯着她签字按手印，有时会突然问“最近见过陌生人没”，她总低头说“没有，就认识隔壁张婶”。

住了半年，特务半夜还来敲过门，手电筒往屋里扫，见她在缝衣服才走。

她怕孩子受牵连，偷偷把户口本上“吴”姓划掉，改成自己娘家的“王”，小儿子上学报名时，老师问“怎么跟妈姓”，她只说“孩子爸不在了”。

1956年春天，美国领事馆寄来子女的入境担保书，她揣着户口本去办手续，警察看了半天没多问，盖章时说“早该走了”。

走那天没告诉邻居，背着帆布包坐火车去基隆港，船开时她站在甲板上，看着台湾岛越来越小，手里还攥着最后一张“陈明德”汇票的存根。

白色恐怖那几年，连坐的规矩比钢条还硬，陈诚把王碧奎的案子从保密局调出来改判，又让人按月寄“陈明德”的汇票，既是还当年汀泗桥吴石背他出来的情，也是在“丈夫当匪谍，老婆就得坐牢”的死规矩里，给“人情”留了个小缝。

后来在陈诚台北故居的地板下找出那个铁盒，里面27张汇票存根，黄是黄了，但每张都平平整整收着，从1950年2月到1952年4月，一个月没落，备注栏里“子女冬衣”“学费”的字歪歪扭扭，都是张副官照着陈诚的意思写的。

这些纸片记的不是什么秘密，是那年头最稀罕的“不一样”——制度是冷的，可人心里的那点热乎气，到底没给冻灭了。

王碧奎到美国后才敢跟孩子说，当年要不是那个“陈明德”，一家人早散了，铁盒打开那天，阳光照在存根上，字缝里好像还能看见当年的人影。

来源：一扇一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