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气里都是钢铁厂飘过来的铁锈味，混着街边小吃摊的油腻香气，黏糊糊地贴在人皮肤上。

一九七九年，秋老虎还赖在江城的上空不走。

空气里都是钢铁厂飘过来的铁锈味，混着街边小吃摊的油腻香气，黏糊糊地贴在人皮肤上。

我叫林卫东，红星钢厂三车间的一名光荣的工人。

刚下班，二八大杠骑得飞快，心里惦记着事儿。

闺女暖暖的身子骨弱，换季就咳，医生说得好好养着，最好能弄点有营养的。

啥叫有营养的？

鸡蛋、肉。

可这年头，这些都是要票的，金贵着呢。

我捏了捏口袋里皱巴巴的几张毛票，盘算着去鸽子市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淘换点便宜东西。

快到火车站的时候，一阵尖锐的、被捂住的哭声像针一样扎进我耳朵里。

我猛地刹住车，脚在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印子。

墙角旮旯里，一男一女，正死死拽着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小女孩。

那女孩头发枯黄，脸蛋黑黢黢的，一双眼睛却大得吓人，像受惊的小鹿，盛满了恐惧。

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被扯得变了形，嘴被一只粗糙的大手捂着，只能发出“呜呜”的闷响。

男的压低声音，语气凶狠：“再哭！再哭就把你扔江里喂鱼！”

女的在一旁帮腔，脸上堆着不耐烦的笑：“哎呀，小祖宗，跟你说了，带你去找你爸妈，你乱跑啥呀。”

我脑子“嗡”地一下。

人贩子。

这三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心上。

我不是什么英雄好汉，我就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每天为了几毛钱掰着指头过的普通男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这么喊。

可我的腿不听使唤。

我闺女暖暖也这么大。

要是暖暖……

我不敢想下去。

我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撂，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那两人吓了一跳，警惕地看过来。

我沉着脸走过去，嗓子有点干：“放开她。”

那男的三角眼一眯，上下打量我，看我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手上还沾着机油，嗤笑一声。

“你谁啊？管闲事管到你爷爷头上了？”

“这是我亲戚家的孩子，跑丢了，我们正要带她回家。”那女的抢着说，眼睛却飘忽不定。

我盯着那女孩。

她趁着捂嘴的手松了一点，用尽全身力气，对我摇了摇头。

那一下，像重锤砸在我心口。

我深吸一口气，指着他们：“把孩子放下，不然我喊人了。”

“喊？”男人笑了，露出满口黄牙，“你喊啊！你看看这火车站，谁有空搭理你？”

他说的是实话。

周围的人行色匆匆，谁都怕惹麻烦。

我心里发虚，但面上不能露怯。

“我再说一遍，放开。”

“老子今天就不放，你能怎么着？”男人说着，手上加了劲，女孩疼得浑身一哆嗦。

我火了。

一股热血直冲头顶。

去他妈的盘算，去他妈的怕事。

我抄起路边倚着的一根扁担，朝着那男人的胳膊就抡了过去。

我没想打死人，就想让他松手。

男人没想到我真敢动手，怪叫一声，胳膊一麻，手松开了。

女孩得了空，像只小兔子一样，飞快地躲到我身后，死死抓住我的裤腿。

那男人缓过劲来，眼睛都红了：“操你妈的，你敢打我？”

他从腰里摸出一把亮晃晃的小刀。

我心一沉。

那女的也尖叫着扑上来，想抓我身后的女孩。

我把女孩往身后一揽，用身体护住，手里的扁担挥得密不透风。

我没练过武，就是瞎打，凭着一股子狠劲。

后腰挨了一脚，钻心地疼。

胳膊也被划了一道，血当时就渗了出来。

但我没退。

我身后这个小东西，抖得像风里的一片叶子，我退了，她就完了。

“抓人贩子了！抓人贩子了！”我扯着嗓子吼。

也许是我豁出去的架势吓住了他们，也许是我的吼声终于引来了一两个胆大的围观者。

那两人对视一眼，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男的往地上啐了一口，恶狠狠地指着我：“你给老子等着！”

说完，拉着那女的，一溜烟钻进人群，不见了。

我撑着扁担，大口喘气。

肾上腺素一退，浑身都开始发疼。

我低头，看着那个还死死抓着我裤腿的小女孩。

她抬起头，那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没有眼泪，只有一片死寂的惊恐。

我心一酸，扔了扁担，蹲下身。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点。

“别怕，没事了。”

她不说话，只是看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

她还是不说话，嘴唇抿得紧紧的。

我这才发现，她脖子上有一道浅浅的红痕，像是被绳子勒过。

这帮。

我心里骂了一句。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

我不能把她一个人扔在这。

我叹了口气，认命了。

“走，叔叔带你回家。”

我把她抱上自行车的横梁，她小小的身子僵硬得很。

我骑得很慢，生怕把她颠下来。

一路无话。

到了家属楼下，一股熟悉的饭菜香味飘来。

我心里却七上八下的。

这孩子，怎么跟媳'妇淑芬交代？

我媳妇王淑芬，是个好女人，就是性子急，嘴巴快。

我们家不富裕，暖暖的药费像座山一样压着，多一张嘴吃饭，对她来说，是天大的事。

我抱着女孩，像抱着个烫手山芋，在楼下磨蹭了半天。

“爸！你回来啦！”

楼上传来暖暖清脆的声音。

我心一横，抱着女孩上了楼。

推开门，淑芬正在厨房忙活，暖暖坐在小板凳上，乖乖地等着开饭。

看到我怀里的孩子，淑芬的笑容僵在脸上。

“林卫东，这是……”

我把女孩放下，她立刻又躲到我身后。

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把火车站的事儿三言两语说了。

我越说，淑芬的脸色越难看。

等我说完，她手里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林卫东！你疯了？！”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丝尖利。

“你逞什么英雄？你看看我们自己家！暖暖下个月的药费还没着落呢！你还往家捡人？”

“我能怎么办？我看着她被卖掉？”我梗着脖子反驳，声音却没什么底气。

“你报警啊！你送派出所啊！你把人领回家干什么？我们养得起吗？”

淑芬的眼圈红了，指着我身后的女孩，“她吃什么？她穿什么？你拿什么养？”

句句都像刀子，扎在我心窝子上。

是啊，我拿什么养？

我一个月工资三十六块五，暖暖吃药就要去掉一小半，剩下的，一家三口勒紧裤腰带，勉强糊口。

我沉默了。

屋子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

暖暖被吓到了，怯生生地看着我们，不敢说话。

我身后的女孩，也把头埋得更低了。

“妈，别骂爸爸。”暖暖小声说，“妹妹好可怜。”

淑芬一愣，看着自己闺女苍白的小脸，再看看我身后那个瘦得像小猫一样的女孩，心里的火好像被一盆冷水浇熄了大半。

她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厨房，不一会儿，摔摔打打地端出三碗玉米糊糊，还有一个小碟子，里面是半块咸菜。

她把其中一碗重重地放在小女孩面前的桌上。

“吃吧。”

语气硬邦邦的。

小女孩怯生生看我一眼。

我点点头：“吃吧，吃了就有力气了。”

她这才拿起勺子，小口小口地往嘴里送。

那晚，淑芬没跟我说一句话。

睡觉的时候，她背对着我，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

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知道她不是心狠，她是愁。

钱，钱，钱。

脑子里全是这个字。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女孩去了派出所。

我想着，警察同志总有办法。

接待我的民警听我说了情况，在本子上记了半天，最后抬起头，一脸为难。

“林师傅，这情况……不好办啊。”

“这孩子说不出自己是哪儿人，叫什么，父母是谁。我们也没法找。”

“那怎么办？”我急了。

“先放我们这儿吧，我们联系一下福利院。”民警叹了口气，“不过，最近福利院也满了，可能要等。”

我把女孩留在派出所，心里空落落的。

一整天，上班都心不在焉。

脑子里全是她那双惊恐的大眼睛。

下午，我鬼使神差地又去了趟派出所。

女孩一个人坐在长凳上，抱着膝盖，一动不动。

看到我，她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淡下去。

民警同志跟我说，这孩子一天没吃东西，也没说一句话。

我心里堵得慌。

我给她买了两个肉包子。

她接过去，却不吃，就那么捧着。

“林师傅，要不……你先带回去？”民警看我的眼神有点复杂，“这孩子，好像就认你。”

我脑子一热，点了头。

我又把她带回了家。

一进门，淑芬的脸就拉了下来。

“你怎么又把她带回来了？”

“派出所让的，说福利院没地方。”我撒了个谎。

淑fen冷笑一声：“林卫东，你当我傻？”

那天晚上，我们家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所有积压的贫穷、焦虑、对未来的恐惧，都借着这个由头喷涌而出。

我们互相指责，互相伤害，说的都是最戳心窝子的话。

“你就是个烂好人！烂好人没好报！”

“王淑芬！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道理能当饭吃吗？道理能给暖暖换药吗？”

暖暖吓得哇哇大哭。

那个捡来的女孩，站在墙角，浑身发抖，脸色比纸还白。

突然，她“哇”的一声，也跟着哭了起来。

那哭声，嘶心裂肺，充满了压抑了太久的委屈和恐惧。

我和淑芬都愣住了。

我们吵架，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

我看着这个，又看看那个，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我走过去，蹲下，把两个孩子都搂进怀里。

“不哭了，不哭了，爸爸在呢。”

淑芬看着我们三个，也蹲下来，抱着我们，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哭成一团。

哭完了，也就认命了。

淑芬给女孩洗了澡，换上暖暖的旧衣服。

洗干净了才发现，这是个很俊俏的小姑娘，就是太瘦了。

“总得有个名字吧。”淑芬一边给她擦头发，一边说，语气缓和了很多。

我想了想，“就叫安安吧，希望她以后平平安安。”

林安安。

我们家多了个新成员。

日子更紧巴了。

我开始去厂里揽一些没人愿意干的脏活累活，能多挣几块钱。

淑芬也找了些给人缝缝补补的零活，熬到半夜。

我们把所有能省的都省了。

我的烟戒了。

淑芬好几年没买过新衣服。

家里的肉，永远是留给两个孩子的。

暖暖身子弱，安安就像个小卫士一样护着她。

院里有调皮的男孩子抢暖暖的沙包，安安会冲上去，像只小豹子一样，把人撞个跟头。

有好吃的，安安总是先塞到暖暖嘴里。

暖暖也把安安当成亲姐姐，有什么小秘密都跟她说。

淑芬嘴上不说，但行动上已经接纳了安安。

她会把暖暖的旧衣服改小了给安安穿，针脚细密。

她会把碗里为数不多的肉末，悄悄拨到安安碗里。

这个拼凑起来的家，在风雨飘摇中，竟然有了一种奇异的温暖。

安安还是不爱说话，但她会笑了。

她会对着我笑，对着淑芬笑，对着暖暖笑。

那笑容，像冬日里的太阳，能把人心都暖化了。

一年后的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刚推开门。

安安突然冲过来，抱住我的腿，仰着头，清清楚楚地喊了一声：

“爸！”

我当时就愣住了。

浑身的疲惫，好像瞬间被这两个字冲刷得一干二净。

我眼眶一热，把她抱起来，狠狠地亲了一口。

“哎！好闺女！”

厨房里传来淑芬的吸鼻子声。

我抱着安安走过去，她也红着眼圈，对安安喊了一声：

“妈！”

淑芬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安安搂进怀里。

“哎，我的傻闺女……”

从那天起，安安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我们才知道，她不是不会说话，是吓坏了。

她说她不记得家在哪，只记得被一个“阿姨”从家里带出来，说带她去吃糖。

然后就一直在坐火车，换汽车，被不同的人带着。

她记得的，只有害怕。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最大的难题是户口。

没有户口，安安就是个黑户，上不了学。

我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子。

求爷爷告奶奶，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关系。

厂里的王主任是个面冷心热的人，被我缠得没办法，加上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最后帮我递了话。

跑了大半年，盖了无数个章，安安的户口，终于落在了我们家。

户口本上，关系那一栏，写着：女儿。

拿到户口本那天，我喝了半斤白酒，又哭又笑。

淑芬也陪着我掉眼泪。

安安上学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沉默寡言的小姑娘，竟然是个天才。

尤其是数学。

别人还在掰着指头算加减法，她心算就能出结果。

老师每次都把我叫到学校，激动地搓着手：“林师傅，你家安安，是个好苗子！好好培养，将来准有大出息！”

我听着，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我更玩命地干活。

只要能让两个闺女有书读，有饭吃，我累死也值。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

八十年代末，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地。

厂里的效益时好时坏，下岗的传言一天比一天盛。

我和淑芬都老了，白头发悄悄爬上了鬓角。

暖暖的身体还是老样子，药不能断。

安安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

她是我们的骄傲。

所有人都说，老林家有福气，养了个文曲星。

那一年，安安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高中。

我们家摆了唯一一次酒席，请了街坊邻居。

我喝多了，拉着安安的手，一遍遍地说：“好闺女，给爸争气！”

安安红着眼圈，不停地点头。

我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么下去。

我没想到，转折来得那么快，那么猝不及防。

高二那年，一封跨洋信件，寄到了我们这个破旧的家属楼。

信是从香港来的。

信上说，他们是安安的亲人。

是安安的爷爷。

当年安安的父母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不得不把她寄养在内地亲戚家，后来那家亲戚出了意外，安安就走失了。

他们找了她十几年。

信里附了一张照片，是安安小时候的，还有她的出生证明。

我看着那封信，手抖得像筛糠。

淑芬坐在旁边，脸色煞白。

安安放学回来，看到信，整个人都呆住了。

一个星期后，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我们楼下。

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讲究的老先生，和一个中年男人。

老先生拄着拐杖，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

他一看到安安，眼泪就下来了。

“像，太像你妈妈了……”

他拉着安安的手，不停地打量，嘴里喃喃自语。

DNA验证的结果很快出来了。

是亲祖孙，没错。

他们要带安安走。

回香港，接受最好的教育，继承家业。

老先生跟我谈了很久。

他很有礼貌，也很客气。

他说，非常感谢我们对安安的养育之恩，这份恩情，他们林家永世不忘。

他拿出一张支票，推到我面前。

“林先生，这是一点心意，十万块。我知道这无法衡量你们的付出，但请务必收下。”

十万块。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以给暖暖治病，可以让我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我的手，在桌子底下，死死地攥成了拳头。

指甲陷进肉里，我却感觉不到疼。

我抬起头，把支票推了回去。

“先生，安安是我的女儿，我养她，不是为了钱。”

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我自己都害怕。

老先生愣住了，随即眼里流露出几分敬意。

“林先生，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明白。”我打断他，“你们带她走吧，她应该有更好的未来。”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像被挖空了一块。

安安哭着不肯走。

她抱着我和淑芬，说她哪儿也不去。

“爸，妈，我就是你们的女儿！我不要什么香港！我不要什么家业！”

我摸着她的头，强忍着眼泪。

“傻孩子，那是你的家。你爷爷奶奶，找了你这么多年，他们想你。”

“我们也会想你。”淑芬抱着她，泣不成声，“记得常给我们写信。”

暖暖也拉着安安的衣角，哭得喘不上气。

“姐姐，你别走……”

分别的那天，是在火车站。

和捡到她的地方，隔着一条马路。

真是个轮回。

安安穿着一身我们从没见过的漂亮新衣服，站在月台上，像个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她一步三回头，眼睛肿得像核桃。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把头探出窗外，大声喊：

“爸！妈！暖暖！等我！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那声音，被火车的轰鸣声撕扯得支离破碎。

我站在月台上，直到火车变成一个小黑点，再也看不见。

淑芬已经哭倒在我怀里。

我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一滴眼泪，终于还是落了下来。

安安走了。

我们家的天，塌了一半。

那十万块，我们最终还是没要。

老先生派人送来好几次，都被我退了回去。

我林卫东穷，但骨气不能丢。

我养闺女，不是卖闺女。

安安刚走的那两年，每个月都会有信来，有时还会寄一些香港那边的时髦玩意儿和营养品。

信里，她说着对我们的思念，说着在新学校的不适应，说着对未来的迷茫。

每一封信，我们都要翻来覆去读好几遍。

我和淑芬不识多少字，就让暖暖念给我们听。

那是我们全家最期待的时刻。

后来，信渐渐少了。

从一个月一封，到三个月一封，再到半年一封。

信里的内容也变了。

她说她学业很忙，要学很多东西，英语、金融、管理……

她说爷爷对她很好，但也要求很严。

她说她交了新朋友，参加了各种派对。

字里行间，那个我们熟悉的安安，好像越来越远了。

最后一年，我们只收到一张圣诞贺卡。

上面是打印的祝福语，和一个潦草的签名。

再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彻底断了联系。

院里的邻居开始说闲话。

“看吧，养了个白眼狼。”

“人家现在是千金大小姐了，哪还记得你们这对穷爹妈。”

“当初要是收了那十万块，现在日子就好过多了。”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一句句扎在我和淑芬心上。

淑芬嘴上骂着“没良心的”，背地里却经常拿出安安的照片，一看就是半天。

我嘴上说着“儿大不由爹，随她去吧”，心里却空得厉害。

我总是在想，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

是不是我们太穷了，让她觉得丢脸？

日子，在我们无尽的猜测和等待中，变得愈发艰难。

九十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浪潮席卷而来。

我所在的红星钢厂，没能撑过去。

我下岗了。

四十几岁的人，没了工作，像被社会抛弃了一样。

我去找过工作，保安、清洁工、搬运工……

人家要么嫌我年纪大，要么嫌我没力气。

为了生计，我蹬过三轮，摆过地摊，什么苦都吃过。

最难的时候，家里揭不开锅，我拉下老脸去跟亲戚借钱。

人家客客气气地把你请进门，听你说完，然后一脸为难。

“哎呀，卫东啊，不是不借，你看我们家也……”

我懂了。

人穷了，亲戚也躲着你。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喝酒。

只有喝醉了，才能暂时忘记那些烦心事。

淑芬的身体也垮了，常年操劳，让她患上了严重的风湿，一到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床。

最大的打击，来自暖暖。

她的先天性心脏病，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严重。

医生说，必须尽快做手术，换瓣膜。

手术费，要二十万。

二十万。

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感觉天都黑了。

我们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东拼西凑，才凑了不到三万块。

剩下的，像一座永远也翻不过去的大山。

我去找过厂里，去找过街道，能求的人都求遍了。

得到的，只有同情的眼神和微不足道的补助。

淑芬天天以泪洗面。

暖暖却反过来安慰我们。

“爸，妈，别愁了。我这病，治不好的。别再为我花钱了。”

她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是像被刀绞。

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我甚至动过不该有的念头。

去抢？去偷？

可我一看到闺女那双清澈的眼睛，就什么念头都没了。

我不能让她有个坐牢的爹。

一九九九年。

离安安走，快十年了。

离千禧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

江城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我蹬着三轮车，给人送煤气罐，一个罐子，爬六楼，挣五块钱。

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我的手冻得像胡萝卜，已经没知觉了。

回到家，屋里冷得像冰窖。

淑芬裹着被子躺在床上，又犯病了。

暖暖坐在床边，一边咳嗽，一边给她妈捶腿。

看到我回来，暖暖挤出一个笑容。

“爸，你回来了。”

我点点头，把挣来的几十块钱放到桌上。

这就是暖暖明天的药钱。

至于后天……

我不敢想。

我们三个人，沉默地喝着清汤寡水的面条。

电视里，正在播放着迎接千禧年的新闻。

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景象。

那些繁华和热闹，都和我们无关。

我们这个家，好像被世界遗忘在了一个阴冷的角落。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很轻，但在这死寂的屋子里，格外清晰。

“谁啊？”我警惕地问。

这年头，上门的，十有八九是来讨债的。

外面没有声音。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拉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围着一条厚厚的围巾，长发挽起，化着精致的淡妆。

她很高，很瘦，气质优雅，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不认识她。

“你找谁？”我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女人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

她的眼睛，很大，很亮。

那双眼睛……

有点熟悉。

她慢慢地，慢慢地，摘下了围巾。

露出了那张我曾在梦里见过无数次的脸。

成熟了，变样了，但那眉眼，那轮廓……

我的心，猛地一跳。

“安……安？”

我试探着，不确定地喊了一声。

女人的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

她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然后，她“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爸！”

这一声“爸”，穿越了十年的光阴，穿透了所有的隔阂与怨怼，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整个人都懵了。

脑子里一片空白。

屋里的淑芬和暖暖听到动静，也出来了。

当她们看到跪在地上的女人时，也全都呆住了。

“安安……真的是你吗？”淑芬的声音在发抖。

“妈！”

安安转过身，膝行了几步，抱住淑芬的腿，放声大哭。

“妈！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淑芬也哭了，蹲下身，抱着她，一边捶打她的背，一边骂：

“你这个死丫头！你还知道回来！十年了！你死哪儿去了！”

暖暖站在一旁，捂着嘴，眼泪无声地流淌。

“姐姐……”

那天晚上，我们家那盏昏黄的灯泡，亮了整整一夜。

安安跟我们讲述了她这十年的经历。

她被带回香港后，爷爷对她进行了严格的继承人教育。

她所有的通讯都被监控，她寄给我们的信，很多都被拦了下来。

她不是不想联系我们，是不能。

她试过反抗，试过逃跑，但都被抓了回来。

爷爷告诉她，想要真正拥有自由，想要有能力报答我们，就必须变得足够强大。

于是，她拼命地学习。

用五年时间，读完了别人十年都读不完的课程。

她进入家族企业，从底层做起，用她惊人的商业天赋，一步步做到了核心管理层。

她抓住了九十年代末互联网泡沫的机会，用爷爷给她的启动资金，在外面偷偷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她成功了。

就在不久前，她的爷爷去世了，将庞大的家业，全部交给了她。

她终于获得了自由。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来找我们。

她说着，我们听着。

这十年的故事，像电影一样，充满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惊心动魄。

我看着眼前的安安，既熟悉，又陌生。

她不再是那个躲在我身后，瑟瑟发抖的小女孩了。

她变成了一个强大、独立、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女人。

“爸，妈，”安安从她的名牌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我面前。

“我知道，你们不会要我的钱。但是，这不是报答。”

她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

“这是女儿给家里的。暖暖的病，必须治。这个家，不能再过苦日子了。”

我的手，又在桌子底下攥紧了。

但这次，我没有拒绝。

因为暖暖。

为了我的小女儿，我什么都可以放下，包括那点可怜的自尊。

我哑着嗓子问：“这里面……有多少钱？”

安安看着我，眼睛里是化不开的歉疚和心疼。

“爸，我这几年，运气好，赚了点钱。”

“卡里有一个亿。”

“密码，是暖暖的生日。”

一个亿。

我感觉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我看着淑芬，她也瞪大了眼睛，像不认识这几个字一样。

一个亿是什么概念？

我蹬一辈子三轮车，不吃不喝，也挣不到它的一个零头。

这个数字，太魔幻了，太不真实了。

我拿起那张薄薄的卡片，感觉它有千斤重。

“太多了……安安，我们用不了这么多……”我的声音在抖。

“不多。”安安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暖，“爸，妈，你们为我付出的，是再多钱也买不回来的。”

“这十年，我每天都在想你们。我想着家里的玉米糊糊，想着你给我扎的辫子，想着爸爸你背着我上学的路。”

“我告诉自己，我吃的每一份苦，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地回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我做到了。”

她哭了，我们也哭了。

这十年的委屈、思念、误解，都在这场眼泪中，烟消云散。

第二天，安安就联系了北京最好的心脏病专家。

我们坐着飞机去了北京。

那是我和淑芬第一次坐飞机。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淑芬则一路都在念叨，怕掉下去。

安安笑着，像小时候一样，给我们讲着各种笑话。

暖暖的手术很成功。

当医生走出手术室，说“手术非常成功，病人已经脱离危险”的时候，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是安安扶住了我。

“爸，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暖暖康复得很好。

出院那天，她的脸色红润，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健康模样。

我们回了江城。

安安没有让我们住进她买的豪宅别墅。

她说，她知道我们住不惯。

她用一笔钱，把我们那栋破旧的家属楼，连带着周围几栋，一起买了下来。

她找了最好的施工队，把这里重新改造。

保留了原来的邻里格局，但房子、水电、暖气，全都换成了新的。

她给我们家，换了一套最大的。

装修得温暖又舒适。

她还给院里下岗的街坊邻居，都安排了工作。

有的去了她的公司做后勤，有的，她出钱帮他们开了小店。

整个家属院，都因为安安的回来，重新焕发了生机。

那些曾经说过风凉话的邻居，现在见到我，都客客气气地喊一声“林大哥”。

我知道，他们敬的不是我，是钱。

但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我的家人。

安安没有再回香港。

她把公司的总部，迁到了内地，就设在江城。

她说，家人在哪，家就在哪。

她给我和淑芬也安排了“工作”。

她专门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让我和淑芬去管理。

她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最适合做这件事。

我每天和淑芬一起，去帮助那些像我们当年一样困难的家庭，去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

我好像又找回了年轻时的那股劲。

生活，好得像在做梦。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恍惚。

我常常会想起一九七九年那个燥热的秋天。

如果那天，我没有停下自行车。

如果那天，我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可能会少吃很多苦，少受很多累。

但我的生命里，也会少一个叫安安的女儿，少一份刻骨铭心的牵挂和思念。

我的人生，会变得容易，但也会变得无比贫瘠。

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好。

我们一家四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暖暖已经完全康复，找了一份喜欢的设计工作，还谈了一个很精神的小伙子。

淑芬的风湿病，在最好的理疗下，也好了大半。

安安靠在我的肩膀上，像小时候一样。

“爸，你后不后悔？”她突然问。

“后悔什么？”

“后悔当年救了我，吃了那么多苦。”

我笑了，拍了拍她的手。

“傻孩子。”

“我这辈子，做过很多错事，说过很多蠢话，但只有一件事，我从没后悔过。”

“就是那天，在火车站，把你带回了家。”

那不是什么英雄壮举，只是一个普通人，一瞬间的良心冲动。

可就是那一瞬间的冲动，决定了我们所有人的一生。

安安没有给我一个亿的报恩。

她给我的，是一个完整的家，和后半生的心安。

这比任何财富，都来得珍贵。

我看着院子里追逐嬉戏的孩子，看着身边笑容温暖的家人。

我知道，我这辈子，值了。

来源：窗台盼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