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6月6日的藏族“祭海”仪式，是金银滩草原最重要的民间活动， 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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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的藏族“祭海”仪式，是金银滩草原最重要的民间活动， 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商人把用木头做成的巨大的酒桶运来了，无数的帐房像蘑菇一样开在青海湖边，人们唱呀、跳呀、喝呀，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醉了就倒在草原上，跳累了就躲进花丛中。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一切都是那么简单。

夜晚来临，繁星满天。

父亲与蒙古族牧民、藏族牧民一起席地而坐，明亮的篝火点起来了，欢快的歌声响起来了，奔放的舞步跳起来了，盛满了美酒的大碗端起来了。

父亲沉醉在这欢乐中。

这里是他的天地，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路。

而留在城里的洛珊却无法面对空虚贫乏的生活。

她在女中教美术，没有激情，没有梦想，甚至丈夫都很少守在自己的身边。

西宁城里连电灯都没有，更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这太不合她的意了。

父亲在身边的时候，她会抱怨，她会发火，她是很任性的，她需要的是细致快活的生活，她脑子里有着太多关于女性解放的理想。

对于洛珊的要求，父亲显得过于漠不关心了。

说得多了，就会产生不愉快的摩擦，这也伤害了洛珊的心。

在父亲一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的时候，他们的危机已经埋下，而粗心的父亲却并没太在意。

西宁确实是个很封闭的城市。

1938年西北抗战剧团来西宁演出时，父亲在湟中公园表演滑冰，在当时的西宁竟然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西宁的人们第一次见到花样滑冰。

因此这次前所未有的滑冰被人们写进了青海体育史。

让洛珊能够安心待在这样的地方，实在是难为她了，毕竟她不是王洛宾，她不可能像父亲一样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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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天，我国电影创始人之一郑君里导演来到了青海，他是来拍一部反映各族人民生活的记录电影《祖国万岁》。

作为青海地方上的文化官员，父亲也参加了摄制组，与他们一起到了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

摄制组就驻扎在金银滩千户长同曲乎家的大院子里，他们与千户长一家同吃同住。

在这一带，千户长家是最富有的，他家的院子里有一栋二层楼，很是气派。

片中要拍放羊的场面，自然是千户长家里的羊最多，千户长的三女儿卓玛被选中当牧羊女。

还需要一名赶羊的帮工，找来的藏民在试镜头的时候总是不合导演的意，郑君里情急之中干脆让父亲穿上了藏袍，充当帮工，与卓玛姑娘一起赶羊。

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两匹马欢快疾走，马蹄声像一首动听的歌，父亲似乎融入到了这绿色中，巴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

与美丽的卓玛姑娘并肩疾行在草原上，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好的感觉，父亲觉得就像在梦里一样。

在赶羊的时候他不留神在卓玛姑娘的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马惊了一下，猛地跑起来。

卓玛惊呼一声，回头看了一眼，好像是很生气又好像是很高兴。

大家继续赶羊，不一会儿，卓玛姑娘悄悄溜到父亲身后，甩起鞭子在父亲的背上轻轻地抽了一鞭，替她的马出了一口气，报了刚才的一鞭之仇。

电影在这里拍了三天。

郑君里还带来了放映机，到了晚上摄制组就在三角城旧址挂起了小银幕，要给大家放电影。

还处在原始状态的牧区，没人见过电影这么神奇的东西，人们骑着马、骑着骆驼从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赶来，天还没有黑，三角城旧址附近已经挤满了人。

竖起的两根杆子间，小小的白幕布挂了起来。

人们等待着那神奇时刻的到来。

对草原上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狂欢。

人太多了，散布在草原各处的人奔走相告，来了一千多蒙古族和藏族牧民，银幕的前面站满了人，连背面都是人。

远处的人就只能骑在马上看。

父亲与卓玛姑娘骑在一匹马上看着电影。

后来，有人问父亲: “你们两人骑在一匹马上怎么看电影哪？”

父亲回答说:“怎么看电影你自己去想吧。”

到了第三天摄制组完成了摄制任务，驼队起程要返回西宁，卓玛一家人骑着马为他们送行，一直送了很远还是舍不得回去。

父亲骑在骆驼上不住地回头向他们挥手告别，远处辽阔宁静的草原和少女美丽的身影在他的眼前闪现，草原上的狂奔，少女高高举起的鞭子，尤其是无法忘记那落在背上的一鞭。

一首情歌出现在他的心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她那粉红的小脸

好像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流浪在草原

给她去放羊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脸

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这首歌的创作，父亲受到在草原上搜集的一首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的启发，吸收了那首歌的个别调式与音素，采用了汉族民歌中鲜见的欧洲七声音阶调式，具有哈萨克民歌的旋律，又有青海藏族民歌的风格，优美抒情的上下两个乐句，朴素简洁的比兴歌词，自然和谐、生动流畅的旋律，倍受歌唱家的喜爱。

这首充满了一个汉族青年的浪漫想像的歌，因为其艺术的高度，具备了传颂的条件，成为一首跨越地域、时代、语言与种族的华人声乐艺术作品。

在西宁演出后这首歌不胫而走，很快在各地传播。

这以后父亲又多次到金银滩采风，每次都住在千户长同曲乎家。

每天早晨，父亲和卓玛就骑上马到很远的地方去找民间歌手搜集民歌，很晚才能回来。

晚上回来后他就坐在酥油灯下整理白天搜集的民歌，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会请卓玛给他解释。

父亲经常会给同曲乎讲外面的事，建议他吸纳汉族和别的民族到草原上来，汉族人会种菜，会盖房子，会做家具，只有各民族都相融在一起，互相弥补，大家的生活才会有起色，草原才会变得更好。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父亲对千户长一家的感谢，也寄托着他对美丽少女卓玛的赞美和思念。

那个时期他还在西宁义源工厂的哈萨克女工那里记录整理了哈萨克民歌《玛依拉》和《都达尔和玛利亚》。

在兰州和青海时的作品，有很多都发表在了甘肃教育厅出版的歌曲集《西北歌声》上，随着这本小册子的流传，他的歌不知不觉地传到了重庆，又从那里传到更远的地方。

父亲改编创作这些新疆民歌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新疆，有时候也会出现可笑的错误。

《我等你到天明》这首歌，他署的是哈萨克族民歌，他从地图上看到新疆有条塔里木河，他以为哈萨克族是逐水草而居，沿着河放牧，于是在歌词里写着“塔里木河水在奔腾”， 他并不知道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根本没有哈萨克族。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的主要创作还是抗战歌曲。

青海虽然是较封闭的内陆省份，地处边陲，但在“动员全民，抗战到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青海各族人民抗日热情很高，青海的父老乡亲把自己的亲骨肉送到抗日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父送子，妻送夫的场面时时感动着父亲。

《送郎出征》就是描写的这种场面。

《我们是抗日远征军》也是他为小歌剧《沙漠之歌》写的。

《爱子孙更要爱我们中华》《战马歌》等等都在当时起到了鼓舞人民一致抗日的作用。

父亲甚至写过很多实用性的歌。

《筑路歌》是为修建青藏公路写的。

他还写了《吃饭歌》，部队吃饭前都要唱，内容是要珍惜每一粒粮食。

还有《织布歌》，内容是青海地处偏远，不产棉花，要勤俭节约。

同时他还写了一些赞美青海的歌曲。

从1937年始，父亲为艺术家的良心、社会责任感所驱使，写了很多的抗日救亡歌曲。

到兰州、青海后，他更多的是一个抗日战士，只是别人用的是枪杆，他用的是乐谱。

尤其是到了青海以后，他把音乐部分功能化了，这正是当时形势的需要，而像他这样把抗日的宣传做到这样的程度的，在当时也并不多见。

激励他的是爱国热情。

据记载，因为抗战宣传做的好，青海子弟参加抗战的热情很高。

国民党军队中有一支由青海回民组成的骑兵师，在中原淮阳会战上打出了威风，使日本人闻风丧胆，提起马胡子军就害怕。

当然，这些歌随着特定的时代的结束，也就随之消失了，但它在当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

在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的时代，他的这种用简单的、容易记住、又好学、又好听的歌唱的方法来宣传抗日、宣传文明，确实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

《青春舞曲》这首歌是父亲1939年在甘肃酒泉搜集的，在西宁最后修改定稿。

这首歌的风格与父亲的其它作品有比较大的区别，父亲编写的歌有一个特点就是曲调欢快、歌词风趣幽默、积极向上，而像这首歌这样有点灰暗失望的情调，在他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也许这与他当时的婚姻状况和心情有关:

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得那哟哟别得那哟哟)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洛珊到青海不满一年就要走，她不愿意再待在西宁，想回兰州去。

没有电灯也没有娱乐活动，与兰州比起来，西宁要闭塞的多，对于生性活泼外向的洛珊，这里简直像荒漠，况且，她来后一直感到不适，有高原反应。

父亲这段时间总是在外面奔波，不是下去采风搜集民歌，就是带着抗日剧团到青海各处去演出，很少在家里，洛珊在此地又没什么朋友。

她执意要请假到兰州去看病，父亲并不知道她已经有了不回来的打算，陪她一起去了兰州。

父亲是一个人从兰州回来的，他情绪不太好，剧团的周宜逵去他家玩，看到家里很凌乱，锅灶也是冰冷的，就问起洛珊怎么没有回来，父亲气恼地说: “你再不要提她了，她是她，我是我。”

对于父亲，这意味着他们浪漫的爱情遇到了波折，意味着一种变化，也许父亲已经预感到他们的感情生活的裂痕。

《青春舞曲》这首歌是他对自己不尽人意的爱情生活的纪念，也是他内心感到失落的真实写照。

洛珊回到兰州一段时间后，外面就有了风言风语。

父亲一开始是不相信的，毕竟，他们是那么浪漫地一见钟情，又一起走过了这些年的艰难历程，在艺术修养和情趣上也比较接近，他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如果洛珊要爱别人，当初就不会选择除了才华几乎一无所有的他。

他善意地想，像洛珊这样一个热情漂亮、不甘寂寞的女子，单身住在兰州，有点传言也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1941年，传言就更厉害了，一个兰州的熟人给父亲带来一封信说父亲家后院起火了，让父亲无论如何要回兰州去看看，甚至把洛珊现在相好的男朋友的名字都告诉了他，据说此人长得高大标致，比父亲英俊得多，是原血花剧团的一个演员。

这时候，父亲似乎有点相信了。

父亲请了假去兰州，走时买了把藏刀带在身上，半认真地说: “我这次去，非要和他拼刀子不可。”

1941年3月父亲回到兰州的家。

洛珊用略略斜视的大眼睛冷冷地看着他，淡淡地说:“你回来了。"

算是打了个招呼。

过了一会儿， 她起身倒了一碗白开水放在他面前，也不问他吃过饭了没有，坐在那里再也没话可说。

洛珊看到父亲在收拾随身带的东西，突然冷冷地问:“你晚上住在哪里？”

父亲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一切都已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父亲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但他还是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

毕竟他与洛珊曾经深爱过，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只是一点摩擦而已，年轻夫妻有点摩擦那是很正常的。

看来，洛珊已经做出了决定，她都想好了。

她在情人徐则林和丈夫王洛宾之间已经做出了选择。

父亲原本要理论一番的想法瞬间就消失了。

他知道，一切都过去了。

他们没有度过他们的磨合期，在性格上，他们有很大的差异， 在人生态度上，他们有更大的差别，毕竟他们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北平来的，分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萧军和萧红这样一对情投意合、志趣相同的情侣不是也分手了吗？

洛珊说的没错:“我有爱的自由！旧的爱已经结束，我另有所爱。”

父亲当晚就离开了曾经属于自己的家，到八战区演剧队里的熟人那里住下了。

因为既没有财产纠纷，也没有孩子，他们的分手是很容易的， 到报上发个消息就算了结了。

父亲亲自到报社送交了与洛珊的离婚启事，从青海来时说的要与徐则林拼刀子的话也是还想与洛珊过下去的意思，现在这都用不着了。

父亲看到报上刊登出了他们的离婚启事，在兰州也没什么事要办了，把自己的几首歌，包括刚修改过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一起寄给赵启海和另外几位朋友，带着无法形容的痛楚，坐上一辆黄包车往兰州汽车站去，准备回青海。

走到黄河边上，有两个人跟着黄包车跑，用枪顶着拉车的说:“往贤后街去。”

贤后街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特务机构的所在地。

父亲心里一震，知道事情不好了，与他一起来兰州的塞克、萧军、朱星南等人都是共产党员。

这次回兰州，他听说洛珊的情人徐则林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不知这事与其有没有关系。

兰州军统特务头目孙步墀亲自审问了父亲，甚至还问到了他与太太洛珊分手的事。

问他与共产党的关系，父亲说他到西北来就是为宣传抗日，其它什么也没做。

是的，他是和共产党员塞克、萧军一起来兰州的，但他没有参加过共产党，这也是事实，所以他很坦然。

当初他们这群进步文化人到达兰州时曾经得到兰州当局的欢迎，各报也刊登了他们到达的消息，现在公然就把他抓进了监狱， 他真是想不通。

这样说来，他是遭人陷害了。

会是谁呢？

他并没有什么仇人，除了洛珊的情人，那个血花剧因的演员，他是个军统特务。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