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国文化遗产厅考古团队在泰安郡附近海域成功打捞出一艘约600年前的朝鲜王朝时期沉船。这艘沉船保存完好，船上出土了150多件青瓷与63块木简。其中，大部分木简上书写着“罗州广兴仓”六个汉字，成为此次考古发现的最大亮点。

11月上旬，韩国YTN电视台报道称，韩国文化遗产厅考古团队在泰安郡附近海域成功打捞出一艘约600年前的朝鲜王朝时期沉船。这艘沉船保存完好，船上出土了150多件青瓷与63块木简。其中，大部分木简上书写着“罗州广兴仓”六个汉字，成为此次考古发现的最大亮点。

专家初步推测，这艘船是一艘运粮船，按照木简记载，可能是从罗州驶向“广兴仓”的途中遇险沉没。韩国学者认为，这一发现不仅证明了朝鲜王朝时期海上运输体系的高度发达，也为研究古代韩半岛与中国的经济交流提供了珍贵线索。

然而，正当韩国社会为此考古成就欢呼时，舆论却在另一层面掀起波澜：为何朝鲜王朝的文书全部以汉字书写？“广兴仓”究竟是韩国本土机构，还是沿袭自中国古代仓储制度的遗产？这艘沉船，是朝鲜王朝经济体系的象征，还是东亚汉文化影响的又一证据？

根据韩国文化遗产厅发布的图片显示，木简上的文字清晰可辨，均为隶书体汉字。“罗州广兴仓”是朝鲜王朝时期负责储运粮食的重要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王朝建立初期（1392年以后），官方语言与文书体系仍以汉字为主，直到15世纪中叶才逐步推广韩文。

因此，木简上出现汉字并不意外，但这一细节却在韩国国内引起争议。部分韩国学者强调，这是“韩半岛独立发展出的书写传统”，而另一些专家则直言，这种文字系统与仓储制度明显源自中国宋、元时期的行政体系。“广兴仓”制度与中国的“常平仓”“义仓”极为相似，甚至名称亦可在明代史籍中找到对应记载。

这一发现再次揭开了韩国学界长期回避的敏感话题：在汉文化与朝鲜本土文化交织的历史中，何为“独立发展”？何为“文化传承”？当考古实物摆在眼前，学术界与公众舆论的分歧，正在让这场考古发现超越学术层面，演变为文化认同的辩论。

韩国政府将此次沉船命名为“泰安沉船II号”，并计划将出土文物送入国家博物馆进行展示。文化部官员称，这一发现“有助于提升韩国海上文明研究的独立性与深度”。但有批评者指出，过度强调“独立性”，反而暴露了韩国对历史认同的焦虑。

事实上，东亚地区的仓储、航运与官制体系高度相似，皆源于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行政经验。韩国在高丽、朝鲜时期长期奉行“事大外交”，大量制度与语言均直接引自中国。如今，当“罗州广兴仓”六个汉字从海底重现，既提醒人们朝鲜王朝的制度延续，也让“文化归属”的政治化再度升温。

历史学家指出，考古学的使命在于揭示事实，而非强化国族情绪。与其争论文字归属，不如通过这一发现深化对东亚经济交流与技术传播的研究。毕竟，600年前的运粮船，不仅承载粮食，也承载着文明的往来。

事实上，这并非韩国首次在考古中发现带有汉字的遗物。早在新罗、百济时期，墓志、佛经、契约等文物中均大量使用汉字。即使在韩文创制后，官方文书与学术典籍仍以汉字为主。直到20世纪，韩国学界仍使用“汉字混写体”撰文。

因此，此次沉船木简的汉字书写不仅是考古事实，更是文化延续的体现。问题在于，现代韩国在构建国家叙事时，常以“去汉化”“强调主体性”为方向，导致学界在面对这类考古证据时陷入尴尬。如何在尊重史实与维护文化自信之间找到平衡，成为这场风波的核心议题。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东亚三国共享的文字与制度遗产，本应成为促进学术合作的纽带，而非制造认同分歧的工具。如果考古发现只能被解读为“国家竞争”，那历史的价值便被现实政治所淹没。

600年前的沉船静静沉睡于海底，直到今日重见天日，它所承载的不仅是文物，更是历史与文化的交错。汉字木简的出现，不该被简化为“文化归属之争”，而应成为理解东亚共同文明史的契机。

未来，韩国若能以开放的态度展示并研究这批文物，邀请中日韩学者共同探讨其历史脉络，或许能让考古成果超越民族叙事，真正服务于学术与文化交流。

历史无法选择，但理解历史的方式可以选择。当600年前的汉字从海底浮现，我们该追问的不是“属于谁”，而是“我们如何共同守护这段文明记忆”。

你认为，这样的考古发现该如何呈现，才能既尊重历史事实，又避免被政治化解读？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来源：浮世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