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张建国隔着停尸房玻璃看见儿子左眉骨那道小时候爬树留下的疤，才敢确认眼前零落的人形就是20岁的张同学。
“孩子最后一条微信停在‘爸，我撑不住了’，七天后，警察在宿舍后墙下抬出他的遗体。
”
这句话不是电影台词，是2023年11月7日圣彼得堡刑警队笔录里白纸黑字的一行。
父亲张建国隔着停尸房玻璃看见儿子左眉骨那道小时候爬树留下的疤，才敢确认眼前零落的人形就是20岁的张同学。
尸检报告写得冷静：坠落高度25米，胸腔多脏器破裂，死亡时间10月31日晚22点至23点之间。
报告没写的是，那天夜里零下7℃，风把楼顶铁皮吹得啪啪响，没人听见他有没有喊。
把时间往回拨三小时，宿舍监控拍到张同学最后一次进电梯，怀里抱着电脑，手指死死抠住背包带，指节发白。
电梯门合拢前，他抬头看了一眼摄像头，那一帧画面后来被父亲来回播放几百遍，父亲笃定：“他在求救。
”可当时整栋楼没人听懂——不是语言不通，是没人愿意听懂。
预科班同楼层三个中国学生说，张同学“最近总闷在屋里，敲门也不开”，俄罗斯室友补了一句：“他晚上用中文喊，我们以为是打电话。
”喊的是什么，没人记得。
警方调取六楼到顶层的楼梯间录像，发现关键17分钟缺失。
技术科给的解释是“设备老化循环录像”。
父亲不懂循环录像，他只知道儿子最后出现的楼层是18层，而通往楼顶的门锁完好，没有撬痕。
校方随后贴出通告：楼顶属“技术区域”，按规定上锁，但保安每天23点巡查一次。
通告没提巡查记录本10月31日那一页被撕掉，还是父亲自己在保安室垃圾桶里翻到的半截纸，上面只剩半个签名“V. Pet——”。
领事馆11月15日把死亡证明交到父亲手里，中文栏写着“高坠致亡”，俄文栏多了一个词“несчастный случай”——意外事故。
父亲问领事：“意外是不是就不用查？
”领事沉默两秒，只回答“我们会敦促”。
这三个字父亲后来每复述一次就掉一次泪，他算过，从报案到“敦促”间隔整整240小时，足够把楼顶积雪扫净三回，也足够让同楼层学生统一口径“不熟悉”。
校方工作组11月10日开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明会，到场7个中国学生，3个俄罗斯老师。
会议记录上，心理援助机制被提及4次，现场却没人知道预约电话。
父亲问：“预科班30个中国学生，配没配中文心理师？
”校方代表摇头，补了一句：“我们有英语服务。
”会后父亲把儿子同屋的小赵堵在走廊，小赵才松口：张同学出事前一周去过一次校内心理站，填表全是英文，他连“焦虑”单词都拼不对，坐20分钟走了。
那张表格后来出现在案卷附录，最下面一行医生手写：patient refused further communication（患者拒绝进一步沟通）。
父亲看不懂英文，但他认得“refused”这个字母长度——和儿子微信里“refuse to give up”一样长，可语境一个天一个地。
华人联合会12日把300人联署的提案送到圣彼得堡市教育局，要求给外国学生配母语心理师、设立24小时求助热线。
教育局签收后给了一张回执，没有日期，没有编号。
联合会会长后来跟父亲私下说，2019年他们也递过类似提案，当年回复“正在研究”，四年过去，研究还没结果。
父亲把回执复印一份塞进随身书包，原件留在联合会，他说：“我怕我死后，这事就没人记得。
”
数字更冷。
俄罗斯教育部2023年统计3.2万中国留学生，其中42%读语言预科，也就是说像张同学这样先上一年“俄语突击班”的有1.3万人。
圣彼得堡警方年报里，外国学生非正常死亡年均4—5起，看似不多，可往下翻，近三年每起都写着“排除他杀，建议结案”。
父亲在警察局楼道里把2019到2023年卷宗目录拍成照片，回旅馆对着翻译软件逐条看，发现共同点：死亡方式多为坠楼或溺河，事发时段集中在10—12月，目击证人栏几乎空白。
他拿着照片问刑侦科：“这算不算规律？
”值班警员耸肩：“冬天天黑得早，人容易抑郁。
”一句“抑郁”把后续调查全部挡回。
领事馆给出的安全提醒写满四条：语言要过B1、及时报备困难、存好热线、定期联系家属。
父亲把四条打印出来贴在旅馆墙面，逐条对照儿子经历：语言，儿子国内只考到A2，预科老师用全俄语讲课，他第一学期就挂两科；报备困难，儿子10月28日给辅导员发邮件说“适应不良”，邮件三天后得到回复“建议多参加活动”；热线，儿子手机最后通话记录停在10月25日，打给国内女友，通话47秒，说的是“我听不懂他们笑什么”；定期联系，父亲最后一次收到微信是10月30日中午，儿子发了一张食堂鸡腿照片，配文“吃了”，父亲回“多吃点”，再发语音已经没人收。
四条提醒像四张擦过泪的纸巾，看着完整，实际一捏全是水。
11月20日，父亲必须回国，签证到期。
领事馆帮他订了机票，机场海关问：“遗体一起吗？
”他摇头，俄方说调查未完，遗体不能移交。
父亲用塑料兜提着儿子遗物——一台裂屏电脑、一件羽绒服、一本俄语语法书，书页停在第164页，那页讲动词体，页边写着中文小字“完没完”。
飞机起飞那一刻，父亲把语法书留在座位背袋，他说：“带回去也是烧，不如让它留在俄罗斯，提醒我事儿没完。
”
回到老家，父亲每天给俄方刑侦科写邮件，主题栏固定一句话：Please update case 123/2023。俄方从没回。
直到第47封，系统退信：邮箱地址不存在。
他把退信截图发在抖音，配文“儿子命没了，连邮箱都注销”，视频一夜播放300万，第二天账号被限流。
父亲不在乎流量，他只想要一个活人回话，告诉他25米的高度，儿子是自己跳下去，还是被人“帮忙”跳下去。
就这一句，他等了整整半年，等到外交部发言人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案件仍在跟进”，他还是没拿到新答案。
故事讲到这里，该说的细节都说完了。
剩下的只有一道再简单不过的选择题：如果3.2万留学生里，每1000人配一个中文心理师，每年需要32个岗位；圣彼得堡去年给外国学生投的心理预算折合30万人民币，只够雇1.5个。
钱不够，人就不够，人不够，张同学就继续被写成“意外”。
下一个10月，风还会把楼顶铁皮吹得啪啪响，到时候谁去听那一声喊？
父亲在抖音最新视频里只留了一句话：要是你家孩子去俄罗斯，你会让他先学会“救命”用俄语怎么说吗？
留言里吵成一片，可吵得再响，也盖不住他心里那个声音——儿子到死都不知道“救命”俄语怎么念。
来源：无忧的小鱼bm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