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气里一半是海水的咸腥，一半是黄泥地的土味儿，剩下的一点，是蠢蠢欲动的味道。

一九七九年，深圳。

那时候的深圳，还不叫深圳。

本地人叫它宝安，我们这些外地来的，管它叫边境。

空气里一半是海水的咸腥，一半是黄泥地的土味儿，剩下的一点，是蠢蠢欲动的味道。

我叫陈卫东，二十三岁，刚从部队复员没两年，在沙头角一家罐头厂当工人。

说是工人，其实就是个扛麻袋的力工。

每天累得像条死狗，一个月三十六块五毛钱，外加几斤粮票。

这点钱，在老家农村算不错了。

但在这里，在这片随时能闻到香港那边飘来的“靡靡之钟”的地方，三十六块五，像个笑话。

我住的宿舍，是厂里分配的石棉瓦棚屋，七八个人挤一间。

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

唯一的电器，是墙上那个昏黄的、永远睡不醒似的灯泡。

那天晚上，我加完班，抄近路回宿舍。

得穿过一片烂泥塘和几丛疯长的野草。

风刮得很大，呜呜地响，像是有人在远处哭。

就在那片比人还高的草丛里，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不是风声，是人的呻吟。

很轻，断断续续。

我心里咯噔一下。

第一反应是，别多管闲事。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知道草丛里躺着的是什么人。

万一是逃港的，被民兵抓住，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加快了脚步，想赶紧离开。

可那呻吟声，像根细小的钩子，勾住了我的脚脖子。

我停住了。

操。

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

当兵留下的毛病，见不得这种事。

我拨开草丛，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一个人蜷在那里，像只被丢弃的破麻袋。

他穿着一身在当时看来很“奇特”的衣服，料子很好，但现在已经满是泥污和血迹。

是个男人，头发很乱，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在往外渗血。

我蹲下去，推了推他。

“喂，醒醒！”

他眼皮动了动，勉强睁开一条缝。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惊恐，绝望，但深处还有一丝不肯熄灭的火星。

“水……”他嘴唇干裂，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犹豫了。

救，还是不救？

救了，麻烦可能就跟着来了。

不救，眼睁睁看着一条人命在我面前没了，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

脑子里两个小人打得不可开交。

最后，那个穿着军装的小人一脚踹翻了另一个。

“跟我走。”

我把他架起来，一条胳膊搭在我肩膀上。

他很沉，几乎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我身上。

我闻到他身上除了血腥味，还有一种淡淡的、说不出的香味，像是书里写的那种“洋皂”的味道。

他是个“那边”的人。

我心里有了判断。

香港来的。

只有港商，才会有这种味道，才会穿这种“的确良”都比不上的好料子。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这下麻烦大了。

但我已经把他架起来了，总不能再把他扔回草丛里。

我咬着牙，半拖半拽地把他弄回了我的宿舍。

宿舍里没人，工友们要么是去看露天电影，要么是找地方打牌去了。

我把他放在我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他哼了一声，又昏了过去。

我打了盆冷水，用毛巾给他擦脸上的血污。

一张还算英俊的脸露了出来，大概三十多岁，鼻梁很高，嘴唇很薄。

就是脸色白得像纸。

我检查了一下他的伤，还好，都是皮外伤，看着吓人，应该没有伤筋动骨。

估计是被人抢了。

这地方，龙蛇混杂，什么人都有。

我从我的铁皮饭盒里，找出最后半个窝窝头，又去打开水房给他冲了一搪瓷缸子的糖水。

那时候，白糖是精贵东西，我平时都舍不得喝。

等他悠悠转醒，我把搪瓷缸子递到他嘴边。

“喝点水。”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的警惕和惊恐淡了一些，多了几分审视。

他没说话，就着我的手，小口小口地喝着糖水。

一缸子水下肚，他长长地舒了口气，脸色似乎也好看了一点。

“谢谢。”

他的普通话带着很浓的粤语口音，听着有点费劲。

“不用。”我把窝窝头递给他，“吃吧，就这个了。”

他看着那个黑乎乎、硬邦邦的窝窝头，愣住了。

也许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食物。

他接过去，掰了一小块，迟疑地放进嘴里，然后像嚼石头一样，慢慢地嚼着。

“我叫李文博。”他自我介绍。

“陈卫东。”

“你是……这里的工人？”他打量着我们这间简陋的宿舍。

“嗯。”

“谢谢你，陈生。”他很认真地又说了一遍，“如果不是你，我今晚可能就死在外面了。”

“别客气了，先养伤吧。”我指了指床，“你睡这儿，我睡地上。”

“这怎么可以！”他挣扎着要起来。

“行了，你个伤员就别折腾了。”我把他按下去，“就这么定了。”

我在地上铺了张草席，躺了下去。

灯关了，屋里一片漆黑。

我能听到李文博轻轻的呼吸声，和他偶尔因为疼痛发出的抽气声。

我也睡不着。

我不知道自己救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我 strangely 不后悔。

也许是那句“陈生”让我觉得新鲜。

在厂里，大家要么叫我“小陈”，要么叫我“卫东”，领导和老师傅们，高兴了叫我一声“小鬼”，不高兴了就“哎”一声。

从来没人这么客气地叫我“陈生”。

那一晚，我做了个梦。

梦见我不再是罐头厂的力工，我也穿着李文博那种干净挺括的衣服，站在一栋很高很高的楼上，楼下是数不清的汽车和灯火。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李文博已经醒了。

他靠在床头，正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早。”我打了个招呼。

“早，陈生。”他冲我笑了笑，虽然牵动了嘴角的伤口，但那笑容很真诚。

我照常去上班。

临走前，我把我全部的家当——几张粮票和一块两毛七分钱，都放在了床头。

“饿了就去食堂买点吃的，就说是我让你去的。”

李文博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票子，眼圈有点红。

“陈生，这个恩，我记一辈子。”

我摆摆手，没当回事。

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

上班扛麻袋的时候，差点砸了自己的脚。

车间主任骂了我一顿，说我魂不守舍的，是不是谈对象了。

我嘿嘿笑了笑，没敢吱声。

我怕。

怕宿舍里那个香港人被人发现。

怕他是个坏人。

也怕他是个好人，然后就这么走了，像一阵风。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我几乎是跑回宿舍的。

推开门，李文博还在。

他换上了我的一身旧衣服，虽然宽宽大大极不合身，但人显得精神多了。

他把我那乱得像狗窝的床铺整理得整整齐齐，还把我那双破解放鞋刷干净了，放在门口晾着。

“你这是干嘛？”我有点不好意思。

“没什么，闲着也是闲着。”他笑了笑，“我买了饭，我们一起吃。”

桌上摆着两个搪瓷饭盒。

一盒是白米饭，另一盒，居然是猪头肉。

油汪汪的，香气扑鼻。

我眼睛都直了。

“你哪来的钱和肉票？”我脱口而出。

李文博指了指床头的钱和粮票，“我跟食堂大师傅说，我是你表哥，从老家来看你，想给你改善改善伙食。我把你给的钱和票都给他了，又好说歹说，他才肯卖我这点肉。”

我心里一阵发酸。

一块两毛七，加上那几张粮z票，就是我小半个月的伙食。

他居然全换了这顿肉。

“你……你太浪费了。”我嘴上这么说，眼睛却离不开那盘猪头肉。

“不浪费。”李文博把筷子递给我，“快吃，你一天力气活，就该吃这个。”

那一顿饭，是我长这么大，吃得最香的一顿。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就听见筷子和碗碰撞的声音，还有满足的咀嚼声。

吃完饭，李文博开始跟我讲他的事。

他确实是香港来的商人。

改革开放的风声，像蒲公英一样，早就吹过了罗湖桥。

他胆子大，想来这边找机会，投资办厂。

结果，联系好的那个“干部”，是个骗子。

把他带到荒郊野外，伙同几个人，抢走了他身上所有的港币、美金，还有一块很名贵的手表。

然后把他打了一顿，扔在了草丛里。

“人心不古。”他叹了口气，眼里是散不去的失望。

“这地方就这样，胆子大的撑死，胆子小的饿死，还有些没胆子光想占便宜的，就干这种事。”我说。

“那你呢，陈生？”他看着我，“你胆子大，还是胆子小？”

我想了想。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是胆子大还是小。

我知道我想赚钱，想过好日子，想让我爹妈在村里挺直腰杆。

但我又怕，怕走错路，怕摔得粉身碎骨。

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我跟他说我们厂里的事，说哪个师傅手艺好，哪个领导爱打官腔。

他跟我说香港的事，说那里的楼有多高，车有多快，说有一种叫“股票”的东西，能让人一夜暴富，也能让人一夜倾家荡产。

我听得入了迷。

那是一个我完全无法想象的世界。

他在我那儿住了三天。

三天里，我们成了朋友。

一种很奇怪的朋友。

他教我写自己的名字，李文博。他说，做生意，得先把自己的名字写好看了。

我的狗爬字，在他看来简直没法要。

他一遍遍地纠正我的握笔姿势。

“手腕要用力，不是手指。”

“你看，这个‘博’字，要写得大气，像个博士一样。”

我一个初中都没念完的力工，学着写字，感觉有点滑稽。

但他很认真。

我也就跟着认真起来。

第三天下午，一辆黑色的、我叫不出牌子的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们厂门口。

李文博说，他的人来接他了。

离别的时候到了。

宿舍里，他换回了来时那身衣服，虽然还是脏兮兮的，但气场完全不一样了。

他又变回了那个我无法企及的香港商人。

“卫东，”他第一次没叫我“陈生”，“我要走了。”

“嗯。”我点点头，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这份恩情，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那是一块手表。

一块银色的、看起来很旧的、表盘上有一串我看不懂的英文字母的手表。

“这个你拿着。”

我一看，吓了一跳，赶紧推回去。

“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

在那个年代，手表是“三转一响”里的绝对奢侈品。

一块上海牌手表，要一百二十块，差不多是我三个月的工资，还得凭票。

他这块，一看就比上海牌高级多了。

“这不是我被抢的那块，那块是金的。”他解释道，“这是我自己戴了很多年的，不值什么钱，就是个念想。”

“那更不能要了！”

“你必须收下！”他态度很坚决，把我的手攥得很紧。

“卫东，听我说。我李文博不是个喜欢欠人情的人。你救了我的命，这份情，我一辈子都还不清。这块表，你拿着，就当是……我们兄弟一场的见证。”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以后，如果有任何困难，你就去深圳最大的酒店，找一个叫‘霍先生’的人，把这块表给他看。他会帮你。”

“我……”

“别说了，我该走了。”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

我拿着那块冰凉的手表，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

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个“霍先生”是哪个“霍”。

我回到宿舍，把那块表翻来覆去地看。

表盘是白色的，指针是蓝色的，很细。

背面刻着一行小字，也是英文。

我一个字母都不认识。

这就是李文博留给我的全部。

一块旧手表，和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

工友们回来后，看见我手上的表，都围了过来。

“哟，卫东，发财了啊！哪儿搞来的‘罗马’？”

“看着比厂长的‘上海’都气派！”

我含含糊糊地说是亲戚送的。

他们一脸不信，但也没多问。

从那天起，我开始戴着这块表。

洗脸的时候摘下来，小心翼翼放在床头。

干活的时候，怕磕了碰了，就用布包起来，揣在最里面的口袋里。

每天晚上，我都要给它上弦。

听着那清脆的“咔哒”声，就好像李文博还在我耳边说话。

生活还在继续。

罐头厂的麻袋，我一袋一袋地扛。

食堂的窝窝头，我一天一天地啃。

只是心里，好像多了点什么东西。

那块表，像一扇小小的窗户。

让我偶尔能从这沉闷的生活里，窥见一点点外面的光。

过了几个月，厂里有个去市里培训的名额。

是学电工。

学会了，就不用再当力工了，可以进维修组，工资还能涨五块钱。

十几个年轻工人抢一个名额。

车间主任拿着名单，犹豫不决。

那天，我去找主任。

我没说话，只是把袖子撸起来，让他看见我手上的表。

主任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也是个识货的人。

虽然他不认识这表的牌子，但他看得出，这绝对不是凡品。

在那个年代，一块好表，代表着身份，代表着“路子”。

他大概觉得，我不是个简单的力工，背后可能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名单公布了。

是我。

去市里培训的三个月，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吸收着知识。

我发现，我不是天生就该扛麻袋的。

我的脑子，比我的力气好用。

培训回来，我进了维修组。

我不再是“小陈”，大家开始叫我“陈师傅”。

我和厂里的女工，我后来的老婆，晓芳，也是那时候认识的。

她是个很朴实的姑娘，看见我第一眼，就脸红。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她总爱盯着我手上的表看。

“卫东，你这表真好看。”

“喜欢吗？以后我给你买个更好的。”我吹牛。

“我不要，我就喜欢你这个。”她小声说。

我们结婚了。

没有办酒席，就是请几个最好的工友吃了顿饭。

我把李文博的表摘下来，戴在了她手上。

她手腕细，表盘显得特别大。

但她笑得特别甜。

八十年代，深圳成了特区。

一天一个样。

高楼像雨后的春笋一样，一栋一栋地冒出来。

马路宽了，车多了。

空气里的土味儿淡了，钱味儿浓了。

罐头厂的效益越来越差。

很多人都“下海”了。

我也动了心思。

我想起了李文博说的“股票”，说起了香港的繁华。

我不想一辈子待在工厂里，守着一台随时可能停转的机器。

我跟晓芳商量。

她不同意。

“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你去瞎折腾什么？万一赔了怎么办？孩子还小呢。”

那时候，我们的儿子小雷刚出生。

我们吵了一架。

我这辈子第一次跟她吵得那么凶。

“铁饭碗？这饭碗里现在连汤都快没了！”我冲她吼，“难道你想让儿子以后也跟我一样，当个破工人吗？”

晓芳哭了。

我心里也难受。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

晓芳走过来，把那块表放在我手里。

“去吧。”她说，“这是你朋友留给你的，它不该跟着我一起生锈。”

我握着那块表，冰凉的，但我的心是热的。

我辞职了。

拿着我们全部的积蓄，几千块钱，一头扎进了“商海”。

我什么都干。

倒腾过电子表，卖过“喇叭裤”，还在华强北摆过地摊，修家电。

吃了数不清的亏，上了无数次的当。

最惨的时候，连给儿子买奶粉的钱都没有。

晓芳一句怨言都没有。

她默默地打两份工，支持我。

有好几次，我真的撑不住了，想放弃。

我想起了李文博说的话。

“如果有任何困难，就去找‘霍先生’。”

我动过这个念头。

去深圳最高级的酒店，竹园宾馆，去问，有没有一个叫“霍先生”的人。

但我最终没去。

我觉得丢人。

一个大男人，混成这样，还有什么脸面去求别人？

李文博救我的时候，我一无所有，但我给了他我能给的一切。

现在我去求他，算什么？

我把那块表当了。

死当。

当铺老板是个戴金丝眼镜的瘦老头。

他拿起我的表，对着灯光看了半天，又拿出个小镜子，凑在眼睛上，看得更仔细了。

“好表。”他点点头，“可惜，太旧了，牌子也太偏，没人认。”

“能当多少？”我紧张地问。

“五千块。”

“五千？”我心凉了半截。

我以为怎么也能当个一两万，解决我的燃眉眉之急。

“最多五千。这还是看在你这表是真家伙的份上。”老板说，“你要是想好了，就签字画押。”

我攥着拳头。

五千块，能让我喘口气，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而且，这是李文博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当了，就再也赎不回来了。

“我不当了。”

我从老板手里拿回表，走出了当铺。

那一刻，我心里反而轻松了。

也许，这块表注定不该换成钱。

它就是个念想，是个提醒。

提醒我，曾经有个人，在我最卑微的时候，给了我一份尊重。

提醒我，做人，得有骨气。

我回了家，跟晓芳说：“我们从头再来。”

我不再想着一步登天。

我从我最熟悉的电工手艺干起。

开了一个小小的维修店。

因为我手艺好，人也实在，不坑人，回头客越来越多。

生意慢慢走上了正轨。

从一个小店面，到一个小公司。

从修家电，到接工程，做装修。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搬出了石棉瓦棚屋，住进了楼房。

有了自己的电话，后来又有了传呼机，大哥大。

儿子小雷也长大了，上了大学。

深圳，也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出门有车，吃饭有人敬酒。

但我手腕上，永远戴着那块旧手表。

很多人劝我换一块。

“陈总，您现在这身份，怎么还戴这么个破表？换个‘劳力士’啊，金光闪闪的，多气派！”

我总是笑笑，不说话。

他们不懂。

这块表，不是用来显示身份的。

它是我的根。

是我陈卫东的“压舱石”。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9年。

距离我救下李文博，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沧海桑田。

我的公司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个我非常信任的副总，卷走了公司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跑了。

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所有的项目都停了。

银行催着还贷。

材料供应商堵在我公司门口要钱。

工人围着我要工资。

我焦头烂额，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

晓芳抱着我哭。

“卫东，要不……我们把公司关了吧。钱没了可以再赚，人不能垮了。”

“不行。”我摇摇头。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公司。

下面还有几百号员工，几百个家庭。

我垮了，他们怎么办？

我到处找人借钱，托关系。

但墙倒众人推。

以前称兄道弟的朋友，现在电话都不接。

银行那边更是下了最后通牒，三天之内不还上贷款，就要申请法院查封我的公司。

我彻底走投无路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抽了一整包烟。

烟雾缭绕中，我看着手腕上的表。

二十年了。

它走得还是那么准。

秒针一下一下，坚定地往前走，从来没有迟疑过。

李文博……霍先生……

那个被我遗忘了二十年的名字，突然从记忆深处跳了出来。

我还能去找他吗？

二十年了，人海茫茫，我去哪里找？

就算找到了，他还会认我这个穷途末路的朋友吗？

我苦笑了一下。

陈卫东啊陈卫东，你真是山穷水尽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深圳最豪华的酒店，香格里拉的总机。

“您好，我找一位霍先生。”

我的声音干涩沙哑。

“请问是哪位霍先生？有全名吗？”总机小姐的声音很甜美。

我愣住了。

是啊，我连全名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的全名……他是一位香港来的先生。”

“先生，不好意思，我们酒店姓霍的客人有很多，我不能确定是哪一位。”

“那……二十年前，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姓霍的，很出名的香港先生？”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先生，二十年前的事情，我们这里没有记录。”

我失望地准备挂电话。

“不过，”总机小姐突然说，“我们酒店的董事会里，确实有一位霍姓的董事，是香港人，德高望重。”

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

“他叫什么名字？”

“霍英东先生。”

霍英东！

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在深圳，谁不知道这位爱国港商的大名？

会是他吗？

不可能吧。

李文博一个普通的商人，怎么会认识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我感觉自己像个笑话。

但这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我怎么才能联系到他？”

“不好意思先生，霍老的行程是保密的，我们不能透露。”

“求求你了！”我几乎是在哀求，“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十万火急！人命关天！”

也许是我的声音太绝望了。

总机小姐迟疑了一下。

“这样吧，先生，霍老现在不在深圳。但是他的首席助理，张先生，今天下午会到酒店。您可以试着联系他。”

“谢谢！太谢谢你了！”

我挂了电话，手还在抖。

张先生。

我能不能见到他？

见到了，他会信我的话吗？

我看着手上的表。

这是我唯一的凭证。

下午，我换上我最好的一套西装，去了香格里拉酒店。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么豪华的地方。

脚下的地毯软得像踩在云上。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好闻的香气。

每一个人都衣着光鲜，彬彬有礼。

我站在金碧辉煌的大堂里，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格格不入。

我跟前台说，我找张先生。

前台小姐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但是……”

“不好意思先生，没有预约，张先生是不会见任何人的。”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从头浇到脚。

我该怎么办？

硬闯？

我看了看旁边站着的两个保安，人高马大，我这点力气，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我就那么傻傻地站在大堂里，像个雕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直觉告诉我，他就是张先生。

我脑子一热，也顾不上什么礼貌了，直接冲了过去。

“张先生！”

保安立刻上来拦我。

“先生！请你出去！”

“张先生！我叫陈卫东！我找霍先生有急事！李文博！李文博你还记得吗？”

我情急之下，把李文博的名字也喊了出来。

那个中年男人停下了脚步，回过头。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很锐利。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李文博！”我挣脱保安的钳制，冲到他面前，“我认识李文博！他让我来的！”

张先生挥了挥手，让保安退下。

他上下打量着我。

“你有什么证据？”

我撸起袖子，把手腕伸到他面前。

“这个，是李文博二十年前送给我的！”

张先生的目光，落在了那块旧手表上。

他的脸色，瞬间变了。

从审视，到惊讶，再到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

他凑近了，仔仔细细地看着那块表。

他的手，甚至有些微微发抖。

“这块表……怎么会在你这里？”他喃喃自语。

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全新的、无比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陈先生，请跟我来。”

他把我带进了一个豪华的套房。

他让所有人都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

“陈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块表，你是怎么得到的？”他的声音很郑重。

我把二十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是如何救下李文博，如何收留他，他又是如何把这块表送给我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我讲得很慢，很详细。

张先生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

他的表情，随着我的讲述，不断地变化着。

有感慨，有唏嘘，也有感动。

等我说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张先生，”我小心翼翼地问，“你认识李文博？”

“认识。”张先生点点头，“他是我老板。”

“你老板？”我愣住了，“你不是霍先生的助理吗？”

张先生苦笑了一下。

“我确实是霍老的助理。但在此之前，我跟了李先生十年。”

“那李文博他……他现在在哪儿？他好吗？”我急切地问。

张先生沉默了。

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笑得很灿烂的男人。

正是二十年前，那个跟我挤在一张小床上，教我写字的李文博。

只是照片上的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背景是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夜景。

他看起来，意气风发，像个国王。

“李先生他……五年前，已经过世了。”

张先生的声音很低沉。

“肝癌。”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死了？

那个说要记我一辈子恩情的人，那个说我们是兄弟的人，就这么死了？

我感觉心脏像是被人狠狠地攥了一把，疼得喘不过气来。

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二十年了。

我以为我们总有再见的一天。

我以为我可以笑着对他说：“你看，兄弟我混得还不错。”

没想到，再听到的，却是他的死讯。

“陈先生，你别难过。”张先生递给我一张纸巾，“李先生走的时候，很安详。”

“他……”我哽咽着，“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回香港后，东山再起。霍老很欣赏他，帮了他一把。后来，他成了香港有名的‘玩具大王’，生意做得很大。”

“他……他还记得我吗？”我问出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

“记得。”张先生非常肯定地说，“他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过。他说，在深圳，他有一个过命的兄弟，叫陈卫东。”

我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他说，你是在他最落魄、最绝望的时候，唯一一个向他伸出手的人。你给他的那碗糖水，那个窝窝头，他记了一辈子。”

“他还说，总有一天，他要回来找你。可是，生意太忙，后来身体又垮了……这件事，就成了他最大的遗憾。”

张先生顿了顿，目光再次落在我手腕的表上。

“陈先生，你知道这块表，是什么表吗？”

我摇摇头。

“我只知道它很旧。”

“它确实很旧。”张先生说，“它的牌子，叫‘Patek Philippe’，百达翡丽。”

“百……什么？”我没听清。

“百达翡丽。”张先生一字一句地说，“手表中的蓝血贵族。”

“这块表，是1953年生产的2499型号，铂金款，是百达翡丽最复杂、也是最经典的表款之一，当年只生产了不到十枚。”

“李先生被抢的那块金劳力士，跟它比起来，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二十年前，这块表就价值不菲。而现在……”

张先生看着我，缓缓地说出了一个数字。

“在去年的苏富比拍卖会上，一块同款的，品相比你这个还要差一点的，成交价是……三百万美金。”

三百万……美金。

我彻底傻了。

我的脑子停止了运转。

我看着手腕上这块被我戴了二十年、磕过碰过、甚至还差点被我五千块当掉的旧手表。

我感觉它突然变得无比沉重，烫得我手腕生疼。

三百万美金。

按照当时的汇率，是两千多万人民币。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奋斗了半辈子，开公司，当老板，全部身家加起来，可能都不到这个数字的一个零头。

而二十年前，李文博就把这么一笔巨款，随手塞给了我。

“他说，不值什么钱，就是个念想……”我喃喃自语。

“对李先生来说，钱，确实不是最重要的。”张先生说，“这块表，是他父亲留给他的遗物，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他把它给你，不是因为它值多少钱。”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在你那里，他看到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心。”

张先生继续说道：“李先生去世前，立下遗嘱。其中一条就是，动用一切力量，寻找一个叫陈卫东的内地朋友。如果找到了，他名下‘博远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将无偿转让给陈卫东先生。”

我的呼吸都停止了。

“博远集团”……香港的玩具大王……

我虽然在深圳，但也听说过这个商业帝国的名字。

百分之十的股份？

那是一个我连想都不敢想的财富。

“张先生，这……这我不能要。”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我救他，不是为了钱。

我收下这块表，也不是因为它值钱。

如果接受了这份馈赠，那我们之间这份情义，不就变味儿了吗？

张先生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

他笑了笑。

“陈先生，你先别急着拒绝。李先生的遗嘱里还有一句话。”

“他说，‘如果陈卫东兄弟不肯接受股份，那就请他看在兄弟一场的情分上，担任博远集团在内地的投资顾问。’ 他说，‘内地未来的发展，我看不到，但卫东兄弟一定看得到。’”

“他还交代，这块表，就是顾问的信物。见表如见人。”

我愣住了。

李文博，李文博……

你真是……

你把所有的事情，都算到了。

你给了我一个我无法拒绝的理由。

你不是在施舍我，你是在请我帮忙。

你到死，都还在维护着我这个穷兄弟的尊严。

我再也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

像个孩子一样。

哭我这二十年的辛酸，哭李文博的英年早逝，更哭我们这份再也无法相见的兄弟情义。

张先生没有劝我，只是默默地给我添上了水。

等我哭够了，他才开口。

“陈先生，你这次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吧？”

我擦干眼泪，把公司遇到的危机，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张先生听完，点了点头。

“小事。”

他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

他说的是粤语，我听不太懂。

但我听到了几个关键词：“银行”、“贷款”、“陈总”、“李先生的朋友”。

十几分钟后，他挂了电话。

“好了，陈先生，都解决了。”他轻松地说。

“解决了？”我不敢相信。

“我跟银行那边打过招呼了，你的贷款，可以延期一年，并且给你追加一笔无息贷款，帮你渡过难关。”

“至于卷走你钱的那个人，我已经通知了香港警方。他只要敢露面，插翅难飞。”

“还有你的那些供应商，博远集团会先替你结清所有款项。你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再还给我们。”

我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压在我身上，让我几乎窒息的大山，就这么被他几个电话，轻描淡写地搬开了。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吗？

不。

这不是金钱的力量。

这是情义的力量。

是李文博用他的生命和信誉，为我铺就的道路。

“张先生，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什么都不用说，陈先生。”张先生站起来，向我伸出手，“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欢迎你，博远集团首席顾问。”

我握住他的手。

很温暖，很有力。

走出香格里拉酒店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深圳的夜，灯火辉煌，流光溢彩。

和我二十年前初来乍到时，看到的那个黑暗、泥泞的边陲小镇，判若两地。

我抬起手，看着手腕上的百达翡丽。

月光下，蓝色的指针闪着幽微的光。

我终于明白了它真正的价值。

它的价值，不是那三百万美金。

它的价值，是1979年那个晚上，一个善良的年轻人，在黑暗中做出的一次选择。

它的价值，是一个落魄的商人，在绝境中感受到的，人性的温暖。

它的价值，是两个身份悬殊的男人之间，一份跨越了二十年光阴和生死的，沉甸甸的兄弟情义。

它记录的，不是时间。

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大时代。

以及在那个时代里，一点永不磨灭的，人性的光辉。

我没有卖掉那块表。

我也没有接受那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接受了“首席顾问”的职位。

我用我的经验，我的眼光，帮助博远集团在内地投资了很多成功的项目。

我的公司，也在那次危机之后，浴火重生，发展得越来越好。

儿子小雷大学毕业后，没有进我的公司。

他选择了去香港，加入了博远集团。

他说，他想去父亲的兄弟战斗过的地方看看。

张先生很看重他，亲自带着他。

去年，小雷结婚了。

婚礼上，我把那块百达翡f翡丽2499，亲手戴在了他的手腕上。

“爸，这太贵重了。”他想摘下来。

我按住他的手。

“儿子，记住。它贵重的，从来不是价钱。”

“它提醒我们，无论你将来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永远不要忘记，做一个善良、正直、有情有义的人。”

小雷看着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就像二十年前的我，永远不会想到，我一念之间的善举，会如何深刻地改变我的一生。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你不知道在哪一个路口，会遇见谁。

你也不知道你随手种下的一颗种子，会在多少年后，开出怎样的花。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来源：晨来雨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