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婉拒当选新中国外交部长，否则将直接影响开国元帅排名！

摘要：1949年秋天，北京城里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可中南海里，关于外交部长人选的讨论却热得发烫。毛主席和周总理愁得睡不着——西方那些国家要么瞪着眼瞧，要么干脆关起门，新中国要在世界上站稳脚，这个外长必须是块能扛事的硬骨头。谁都没料到，两位领袖第一个看上的人，听完消息却

引言——

1949年秋天，北京城里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可中南海里，关于外交部长人选的讨论却热得发烫。毛主席和周总理愁得睡不着——西方那些国家要么瞪着眼瞧，要么干脆关起门，新中国要在世界上站稳脚，这个外长必须是块能扛事的硬骨头。谁都没料到，两位领袖第一个看上的人，听完消息却摆了摆手。这人就是叶剑英。直到1955年全军授衔，大家伙儿才琢磨过味儿来：当年他这一推，不光推掉了一个部长职位，反倒把“开国元帅”的荣光稳稳接住了。可叶剑英自己从没这么算过，他心里装的，从来都是“别耽误国家事”这六个字。

那时候西柏坡的油灯，真就没黑过。译电员的手指在电键上翻飞，一份份标着“加急”的密件堆在桌上，字里行间全是火急火燎的劲儿。新中国刚成立，就像个刚立住脚的年轻人，西方那些老牌强国没一个真心待见的。外交这扇门要是敲不开，咱们在国际上就成了“没娘管的孩子”。毛主席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抬眼跟周总理说：“得找个镇得住场子的。”话刚落，两人异口同声：“叶剑英！”

叶剑英在部队里的名声，那是打出来的“文武双绝”。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跟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唇枪舌剑，半分便宜没让对方占到；后来在延安，跟美军观察组打交道，既没丢咱们的骨气，又把合作的事儿办得妥妥帖帖，这份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本事，在当时的将军里没几个能比。他从北伐就上了战场，马背上能挥枪杀敌，回到帐篷里能写作战计划，身上没有一点武将的粗脾气，反倒比读书人还心细，谈判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机灵劲儿藏都藏不住。让他当外长，简直是量身定做。

周总理特地从西柏坡跑到北平，那时候叶剑英正忙着接收北平的烂摊子，办公室里堆满了文件，桌上的搪瓷缸都凉透了。总理把中央的想法一五一十说完，叶剑英捧着搪瓷缸的手突然停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总理，这个活儿我真接不了。我要是干砸了，耽误的是国家的大事。”旁边的工作人员都看傻了——这可是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要的位置，他倒好，说推就推。

叶剑英不是跟组织耍脾气，他拉着总理的手，说得特别实在：“我从1926年扛枪闹革命，三十多年了，一天到晚跟部队打交道，脑子里全是怎么排兵布阵、怎么调度粮草，枪林弹雨里练出来的性子，粗得很。外交是细活儿，得天天研究国际上的规矩，还得懂外国话，我这老骨头，哪跟得上那个节奏？硬要我去，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耽误了国家的事，我担不起这个罪。”

他这份清醒，是打骨子里带的责任感。长征的时候，张国焘想搞分裂，叶剑英看出苗头不对，连夜揣着密信就去找毛主席，硬是把红军的火种保住了；抗战时他在参谋总部，一份份作战计划送到前线，比子弹还管用；打华北的时候，他在幕后出主意，帮着聂荣臻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对他来说，军队不是工作，是家，是命根子。就像在延安那会儿，警卫员看他棉衣补丁摞补丁，想给他换件新的，他死活不肯，指着补丁说：“老百姓还在吃观音土支援我们，我穿新棉衣，晚上能睡得着觉吗？”在他这儿，“把事办好”永远比“当多大官”重要一万倍。

毛主席和周总理听完，心里别提多敬重了。他们知道，这不是怕担责，是真的把国家放在第一位。总理当即从包里掏出一张作战地图，往桌上一铺，指着广州说：“剑英，广州是你的根，现在成了蒋介石逃去台湾的最后一道坎，这地方的山山水水，没人比你更熟。解放广州，这个担子，你必须挑起来。”

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带着大军往南赶。岭南的山他爬过，水他喝过，哪条路能藏人，哪座山能埋伏，他闭着眼都门儿清。蒋介石在广州修了一堆碉堡，自以为固若金汤，在叶剑英眼里，全是花架子。他根本不跟敌人正面硬碰，带着部队绕到侧翼，一鼓作气冲了上去。那些国民党兵早就吓破了胆，没打几天就跑的跑、降的降，溃不成军。

10月14日，广州城彻底解放了。老百姓从家里涌出来，手里举着小红旗，有的还提着刚点上的灯笼，哭着喊着“解放了”，声音震得街都在颤。叶剑英站在人群里，看着老家的青石板路被红旗映红，看着骑楼下面熟悉的招牌，这位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兵，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可他连擦把眼泪的工夫都没有，中央的任命就下来了：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市长，还得兼着华南军区总司令——老家的烂摊子，全交给他了。

那时候的广州，真叫一个惨：工厂的机器锈得转不动，商铺的门板钉得死死的，米价涨得比火箭还快，老百姓拿着钱去买米，排半天队还不一定买得着。更糟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特务到处搞破坏，今天烧个仓库，明天在井里投毒，弄得人心惶惶。叶剑英没急着开会发文件，天天带着人往街上跑，钻进菜市场跟小贩聊天，跑到工厂车间跟工人拉手，老百姓的难处、商户的苦处，他全记在小本子上。摸清楚情况后，他立马下了三条硬命令：工商户免三个月的税，赶紧开门做生意；从湖南、江西调一百万斤粮食过来，按低价卖给老百姓；军警跟街坊邻居搭伙，白天晚上巡逻抓特务。就一个月，几十起特务案子全破了，人心一下子就稳了。

到1950年开春，广州就像换了个地方：街上的商铺全开了，叫卖声此起彼伏；工厂的机器又转起来了，轰隆隆的声响特别提神；老百姓脸上的愁疙瘩也解开了，见了人都笑着打招呼。一直到1954年，中央调他回北京当军委副主席，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时候的广州，早就从战争的废墟里爬起来了，成了华南最热闹、最有奔头的城市。

1955年全军授衔，当广播里念出“叶剑英”的名字，说他是开国元帅的时候，好多老战友都想起了六年前他拒当外长的事儿。这时候大家才明白，当年他看似“傻气”的选择，根本不是吃亏，是守住了自己的本分，也守住了军人的使命。

当年评元帅，规矩说得明明白白：得一直在军队里挑大梁，还得有实打实的战功。要是叶剑英当年接了外长的活儿，肯定就得跟军队脱钩——你看周总理后来兼着外长，一年到头在国外飞，根本没时间管军队的事。他跟陈毅又不一样，陈毅虽说也搞外交，但孟良崮战役是他亲自带队打的，战功摆在那儿，谁都没话说。叶剑英大多时候是在幕后出主意、当参谋，要是真脱离了军队，评元帅这事儿，还真不好说。

就因为留在了军队，他才有了解放广州的实打实战功，才有了把华南军区管得井井有条的实绩，这些功劳摆出来，评元帅那是理所当然。可叶剑英自己从没把这些当回事，跟老战友聊天的时候总说：“我留在军队，不是为了当什么元帅。军队需要我，我就留下；国家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好什么，就这么简单。”

从推掉外长职位的清醒，到打回广州老家的热血，再到把广州治得欣欣向荣的踏实，叶剑英这一辈子，没图过半点虚名。他不贪高官厚禄，知道自己能干啥、不能干啥，宁可不占位置，也绝不耽误事；他没去外交场上风光，却在战场和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活成了最让人佩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