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 1271 年，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元朝，结束了近百年的南北分裂。此时的道教，正处于全真教雄踞北方、符箓派主导江南的“双脉并行”格局。全真教以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政治智慧深得蒙古贵族推崇，其内丹修炼与丛林制度已形成严密体系。

公元 1271 年，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元朝，结束了近百年的南北分裂。此时的道教，正处于全真教雄踞北方、符箓派主导江南的“双脉并行”格局。全真教以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政治智慧深得蒙古贵族推崇，其内丹修炼与丛林制度已形成严密体系。

忽必烈像

而江南的龙虎宗、神霄、清微、天心等符箓派，则延续着“以符水济世”的传统，与地方宗族、民间信仰深度交织。朝廷初以“玄教”统称道教，看似模糊的政治命名下，实则暗藏对南北道脉的整合意图。

早在蒙古灭宋过程中，窝阔台、忽必烈等统治者已注意到道教的政治价值。1237 年，蒙古皇子阔端召龙虎山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预言政局，获“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之答，为元朝正统性制造舆论基础。

李志常 图源：网络

1262 年，忽必烈召见全真教宗师李志常，询问“治国之道”，足见对道教的双重需求 —— 既需宗教安抚民心，更需借助教团力量稳固统治。至元十三年（1276 年）元军破临安，如何管理庞大的江南道教事务，成为摆在元廷面前的现实课题。

据《元史・释老传》记载，元初江南“寺观四万八千余所，道士无虑数万”，但“派别纷杂，政令难一”。朝廷亟需一个能代表官方意志、又为江南道派认可的中介力量，张留孙与玄教的崛起，正是这一历史需求的产物。

1.龙虎山的少年修士

南宋淳祐八年（1248 年），张留孙生于信州贵溪县盘岭村。彼时的龙虎山，历经两宋帝王加封，已成为正一道的核心圣地。伯父张闻诗身为上清宫道士，既是他的启蒙者，也是引他叩开道统之门的领路人。少年张留孙在丹井鹤鸣、古观烟霞中习诵《度人经》《北斗经》，于符箓斋醮之术打下扎实根基，更对《道德经》“清静无为“之旨别有会心。至元十二年（1275 年），当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遍选门下才俊时，27 岁的张留孙因“仪貌瑰伟，应对机敏“被选中，随师北上大都，就此踏上改变命运的征程。

张留孙道行碑 图源：网络

2.宫廷中的“奇迹“时刻

至元十四年（1277 年）的那个春日，成为张留孙人生的转折点。元世祖宠后弘吉剌氏（昭睿顺圣皇后）突患怪疾，太医“施药弗效“，宫中人心惶惶。张宗演遣张留孙代行祈祷，年轻道士在万寿宫设“黄箓大醮“，“禹步踏斗，唪经掷箓“，三日后皇后竟“霍然病愈“。

忽必烈惊叹其“有感通天地之能“，不仅赐以“上卿“之位、“玄教宗师“之号，更敕建大都崇真万寿宫、上都崇真宫，作为张留孙的驻锡之所。这一系列恩宠，打破了此前道教领袖仅获“真人“封号的惯例，标志着玄教从一开始便被赋予特殊的政治使命。

3.“玄教宗师“的权力扩张

至元十五年（1278 年），忽必烈授张留孙“道教都提点，管领江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银印。这一任命意义深远：此前江南道教由龙虎山天师“遥领”，如今朝廷以玄教宗师为直接管理者，形成“天师 — 宗师”的双重领导架构。

龙虎山风景 图源：网络

张留孙借此机会，开始系统性地构建玄教势力网络：他先后从龙虎山选调吴全节、夏文泳、张德隆等数十名道士，或任“江淮荆襄都提点”等要职，或派往杭州、扬州、龙兴等重镇主持宫观，如同在江南棋局中布下一颗颗关键棋子。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当他受封“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上卿”时，其品秩已与中书省平章政事相当，成为“位极人臣”的道教领袖。

崇真万寿宫 图源：网络

1.中枢：崇真万寿宫的“北斗七星”

大都崇真万寿宫作为玄教总部，其组织结构暗合“紫微斗数”的宇宙观：

大宗师：如北极星，总揽全局。张留孙常驻于此，“日理万机”，不仅处理教务，还频繁参与宫廷仪式、代朝廷祭祀名山大川。

嗣师：似左辅右弼星，既是副手，又是储君。第二代掌教吴全节便曾担任此职二十余年，协助张留孙处理政务，积累威望。

提点：如文昌星，分管文书、财务等具体事务。据《崇真万寿宫志》记载，宫中有“提点三人，知宫五人，皆选精明强干之道士充任”。

2.地方：行省到州县的“二十八宿”布局

玄教在地方的管理严格对应元代行政区划：

行省：设“都提点”，如江淮荆襄都提点，负责一省道教事务，相当于“封疆大吏”。首任江淮荆襄都提点苗道一，曾奉张留孙之命“括江南道籍，核定宫观田产”，权势颇重。

路府：设道录司，以“道录”“道判”为长官，掌管一路斋醮、度牒发放等事。杭州路道录陈义高，曾主持重修佑圣观，规模“甲于东南”。

州县：设道正司，“道正”负责基层宫观登记、道士考核。如镇江府丹徒县道正李道纯，既是玄教弟子，又是内丹学家，著有《中和集》，体现玄教“符箓与内丹兼修”的特点。

3.传播网络：从“灵泉”到“千溪”的裂变

龙虎山

张留孙深谙“根深叶茂”之道，他以龙虎山为“母脉”，通过“选送 — 任命 — 扶持”的模式，将玄教势力渗透至江南各地：

宫观建设：在江浙行省，新建或重修的宫观达 37 座，如杭州宗阳宫、扬州琼花观，均“壮丽甲天下”；在江西，改建龙虎山周边宫观，使上清宫“殿阁鳞次，宛如帝阙”。

人才培养：在崇真万寿宫设“玄教讲院”，招收“良家子弟”，传授“经史、符箓、科仪”，培养出张雨、黄公望等兼具文学素养与宗教造诣的道士。

文化渗透：玄教道士积极参与地方文化活动，如吴全节与赵孟頫、袁桷等文人交往密切，通过诗词唱和、书画题跋，将玄教理念融入士人文化。

1.第一代：张留孙的“奠基时代”

张留孙掌教 43 年间，完成了玄教从“帝王恩宠”到“制度性存在”的转变。他制定“每年元日，大宗师率群臣赴太庙祈福”的惯例，将玄教仪式纳入国家礼制；又奏请朝廷免除宫观赋税，为玄教积累经济基础。

万寿宫 图源：网络

至治元年（1321 年），84 岁的张留孙在崇真万寿宫羽化，临终前指定弟子吴全节为嗣师，“以皇帝所赐宝剑、银印授之”，开启了玄教“剑印传承”的制度。

2.第二代：吴全节的“中兴之路”

吴全节出身江西临川士族，13 岁入龙虎山学道，20 岁随张留孙进京，因“善词章，通音律”深受元廷赏识。他掌教期间，正值元中期政治动荡，却能以“调和剂”角色周旋于权臣之间。

吴全节 图源：网络

泰定帝即位后，他力劝朝廷“减赋税、罢征讨”；文宗图帖睦尔与明宗争夺皇位时，他以“天道好还”为喻，劝谏双方“息干戈，保民生”。至正六年（1346 年），吴全节逝世前，特意将嗣师夏文泳“引见天子”，确保传承合法性。

3.第三代至第五代：乱世中的“守成之难”

夏文泳（1346-1349）：出身杭州官宦之家，曾任集贤院直学士，掌教后试图整顿教内纪律，颁布《玄教清规》，但因任期太短，未能推行。

张德隆（1349-1354）：龙虎山土著道士，面对红巾军起义、江南大乱的局面，只能“龟缩大都，自保教脉”，期间将玄教重心转向北方。

于有兴（1354-1368）：最后一任掌教，史载其“善辟谷之术”，元亡后不知所终，有传说称其“入武夷山隐修”，为玄教画上苍凉句号。

4.传承制度的深层逻辑

玄教的嗣师制度，巧妙融合了三种元素：

道教传统：继承龙虎山“师徒相授”的宗法制度，如张留孙收吴全节为“嫡传弟子”，行“三拜九叩”大礼。

朝廷权威：每一任掌教必须经皇帝“玺书任命”，即使张留孙这样的开国宗师，其“大宗师”之号仍出自忽必烈钦赐。

世俗伦理：以“剑印”为信物，类似世俗王朝的“传国玉玺”，既赋予宗教神秘感，又强化权力传承的可视化。

1.正一符箓：底色与根本

玄教始终以龙虎山符箓为核心，其斋醮仪式严格遵循《正一斋醮仪范》。现存《道藏》中的《玄教斋醮立成仪》，详细记载了玄教道士“书符、念咒、步斗”的流程，如“驱邪符”需用朱砂书于黄绢，念诵“天蓬咒”七遍，再“吸气吹符，投于净水中”。张留孙为皇后治病时所用的“祈祷术”，即属此类。

2.雷法兼容：神霄、清微的“技术革新”

玄教吸收神霄派“五雷法”、清微派“清微雷法”，形成独特的“玄教雷法”体系。吴全节在《灵宝玉鉴》中记载，其法“以我之心，合天地之心；以我之气，运雷霆之气”，强调“内炼成丹，外炼成法”。

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大都发生旱灾，张留孙命弟子王继华“行雷法祈雨”，“须臾阴云密布，大雨如注”，此事被《元史》收录，成为玄教“法力神验”的经典案例。

3.内丹修炼：隐秘的“长生之道”

尽管玄教以符箓济世闻名，但其高层道士多兼修内丹。张留孙曾向全真教宗师丘处机弟子尹志平请教“性命之学”，晚年更“筑室崇真宫后，专事静修”。

吴全节与内丹名家李道纯交往密切，在《灵宝玉鉴》中提出“符箓为用，内丹为体”的理念，试图调和符箓派与内丹派的分歧。这种“外显符箓，内修丹道”的策略，使其既能吸引普通信众，又能获得士大夫认同。

4.理论短板与文化补偿

富春山居图（局部） 图源：网络

玄教在道教哲学上建树有限，唯一传世的《灵宝玉鉴》更多是斋醮科仪汇编，而非思想专著。但玄教道士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活跃，弥补了这一不足：

诗词：吴全节有《看云稿》《听雪斋记》等作品，其诗“清逸超脱，有魏晋之风”。

书画：道士黄公望师事张德隆，创作《富春山居图》，将玄教“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山水画卷。

建筑：崇真万寿宫的“三清殿”采用“减柱造”工艺，空间开阔如天穹，体现“道通天地”的意境。

1.从“天师弟子”到“朝廷命官”

张留孙虽出自龙虎宗，但玄教从创立之初便具有双重属性：

宗教上：尊张宗演为“天师”，定期向龙虎山进贡，重大斋醮请天师“主法”。

政治上：直接受命于朝廷，张留孙的“玄教宗师”与天师的“正一教主”形成平行体系，互不统属。

这种“双重身份”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引发微妙冲突：忽必烈同时召见张留孙与第三十七代天师张与棣，前者获赐“玉虚弘道真人”，后者仅得“体玄崇道真人”，品秩相差一级。时人议论：“玄教宗师位在天师之上，盖以其近君故也。”

2.北方重镇与南方根基

龙虎宗以龙虎山为中心，势力集中于江西及闽浙山区；玄教则以大都、上都为中枢，在江南繁华都市设宫观，形成“山林 — 朝堂”的空间对峙。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张留孙奏请朝廷将龙虎山“提举司”改为“都提点司”，划归玄教管辖，引发龙虎宗道士不满，幸得张宗演从中调和，才未酿成分裂。

3.教务自主与法统重构

玄教在以下三方面彰显独立性：

度牒发放：自行考核道士，颁发“玄教度牒”，无需天师府认证。

宫观任免：基层宫观住持由玄教直接任命，仅“每年腊日”向天师府报备。

法事规格：大宗师举行的“金箓大醮”，规格等同天师主持的“罗天大醮”，甚至允许使用“龙袍”“玉圭”等皇家器物。

这种“独立而不绝”的状态，既避免了与龙虎宗的直接冲突，又为其赢得朝廷青睐，却也为后世“正一道整合”埋下伏笔 —— 当明朝需要一个统一的符箓派代表时，玄教的组织经验与龙虎宗的传统权威，恰好构成“正一道”的一体两面。

玄教如何“孕育”正一道

1.江南道教的“传声筒”

元代江南符箓派众多，神霄、清微、天心等派“各有祖师，各传秘法”，常因领地、经忏之争发生冲突。玄教大宗师凭借“近君”之便，成为纠纷的仲裁者：

至大元年（1308 年），神霄派与清微派在杭州争夺“雷法正宗”称号，吴全节奉仁宗之命“集诸派道士辩经”，最终裁定“雷法同源，各有所长”，避免了一场教派混战。

延祐三年（1316 年），江西龙虎山与閤皂山为“灵宝经箓”传承权争执，张留孙提议“三山符箓合流”，虽未即时实现，却为后来正一道整合提供了思路。

2.从“玄教网络”到“正一基础”

玄教在江南广设宫观、培养道士，客观上为正一道准备了组织框架：

据《元典章》记载，至正年间玄教所属宫观达 462 座，道士逾万人，占江南道教宫观总数的三分之一。

玄教推行的“行省 — 路府 — 州县”三级管理体系，被后来的正一道直接继承，明成祖敕封“正一嗣教真人”时，便规定“仿照玄教旧制，设道录司、道正司”。

3.从“杂收并蓄”到“万法归一”

玄教的“博采众长”理念，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符箓派的封闭性：

吴全节在《灵宝玉鉴》中提出“万法本乎一心”，将符箓、雷法、内丹统一于“心性论”，为正一道“以正一为宗，融诸派为一”的理论奠定基础。

玄教道士与全真教的频繁交流（如参与“佛道辩论”），促使符箓派吸收全真教的丛林制度，为正一道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借鉴。

1.政治靠山的崩塌

至正十一年（1351 年），红巾军起义爆发，战火迅速蔓延至江南。玄教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 —— 元廷 —— 陷入风雨飘摇：

大都崇真万寿宫屡遭盗匪劫掠，“三清像毁，经籍散佚”；

江南各宫观或被义军焚毁（如扬州琼花观“一夕成焦土”），或被地方豪强占据；

最后一代掌教于有兴失去朝廷支持，“衣破履穿，乞食于市”，玄教组织名存实亡。

2.融入正一的历史宿命

元亡明兴之际，大部分玄教道士选择归附新朝：

道士宋宗真、王宗显等参与朱元璋的“登基大醮”，以道教仪式论证明朝合法性；

玄教宫观如杭州宗阳宫、南京朝天宫，被改造为正一道的“国家道观”；

吴全节的弟子们将玄教的斋醮科仪带入正一道，使“玄教仪式”成为正一法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3.被铭记的“跨界者”

玄教虽消亡，却在文化史上留下独特印记：

建筑：大都崇真万寿宫遗址（今北京朝阳门附近）出土的道教石刻，成为研究元代道教艺术的重要实物。

文献：袁桷《玄教大宗师张公传》、吴澄《神德真君张公道行碑》等碑文，为研究元代道教与政治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传说：民间流传“张宗师斩蛟龙”“吴真人祈雨”等故事，将玄教人物神化为“救苦救难”的仙人，至今仍在江西、浙江部分地区流传。

玄教的百年兴衰，以符箓派为根基，突破传统教派的地域限制，依附于皇权，却保持着宗教团体的相对独立，它未能在理论上开宗立派，却通过组织创新、文化融合，为正一道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