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楚文化的西渐》中，朱萍以1997-2007年三峡及周边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核心，按“峡东→成都平原→峡西→周边关联区”的空间顺序，结合居住遗址与墓葬遗存，构建起清晰的时间脉络，系统梳理楚文化向西传播的历程，研…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屈原笔下的楚地，是芷兰遍野、浪漫流淌的精神原乡；“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王维诗中的楚境，又是江河纵横、胸怀天下的辽阔疆域。这片诞生了《楚辞》与青铜奇迹的土地，不仅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楚文化，更曾跨越巴山蜀水，将瑰丽的文明火种播撒向西部大地。
长久以来，学界对楚文化的凝视，多停驻于江汉平原的核心腹地，却鲜少有人系统描摹它西渐途中的足迹——直到朱萍所著《楚文化的西渐:楚国经营西部的考古学观察》问世，这部以考古为笔、文献为墨、诗意为魂的著作，终于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跨越春秋战国的文明长卷，让楚风西渡的千年传奇，在字里行间缓缓苏醒。
《楚文化的西渐》首次全面利用三峡及四川盆地的居址与墓葬考古材料，系统建立了西周至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分期序列，且根据本地发展情况划分期段，不与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分期完全同步，显示出自身的特征。
楚文化的西渐，本是沉睡于地下的沉默史诗，是考古发现让散落的文明碎片重新拼接成篇。作者朱萍以二十余年考古生涯为积淀——从云南玉溪博物馆的文物整理到西部多民族聚居区的陶器考察，从三峡遗址的实地勘探到哈佛人类学系的跨文化研究，她早已练就一双从器物中读取历史的慧眼，将冰冷的陶片、斑驳的青铜、残缺的漆器，转化为能讲述历史的“活化石”，让我们得以透过器物的纹理，听见楚风西渡的脚步声。
当三峡江风掠过秭归陶片，蜀地青铜映出楚式云纹，沉睡千年的器物正以锈迹为墨，勾勒楚文化西渐轨迹。
在《楚文化的西渐》中，朱萍以1997-2007年三峡及周边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核心，按“峡东→成都平原→峡西→周边关联区”的空间顺序，结合居住遗址与墓葬遗存，构建起清晰的时间脉络，系统梳理楚文化向西传播的历程，研究核心始终围绕“遗存分期、文化互动、历史动因”展开，让这跨越巴山蜀水的文明传奇，在实证与诗意中苏醒。
作为楚文化跨越三峡的第一站，峡东的遗存如同一部层层展开的史书，秭归雷家坪遗址便是其中最清晰的篇章。
这里的居址可分为四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土著主导期”，地层中仅散落少量楚式陶片，仿佛楚风初至时的零星足迹；春秋中晚期进入“楚文化萌芽期”，楚式鬲的折沿、袋足，小口罐的鼓腹、绳纹开始常见，占比达10%-15%，恰似楚文化在本地悄然扎根；战国早中期是“楚文化扩张期”，楚式器物占比突破50%，楚式鼎的敛口、蹄足，长颈壶的细颈、圆腹，与江汉核心区荆州纪南城的工艺如出一辙，显露出文化传播的标准化痕迹；战国晚期至秦代则为“楚文化余韵期”，楚式器物占比降至40%，常与秦式蒜头壶、半两钱同出，宛如楚风在秦统一浪潮中留下的温柔回响。
更令人惊叹的是，雷家坪春秋中期地层的碳十四测年指向公元前7世纪中叶，这一数据与《史记・楚世家》“楚成王灭夔（前634年）”的记载精准呼应，让考古实证与文献记载在时光深处相拥。
楚文化向成都平原的传播，并非随机的文化扩散，而是以“开明氏西迁”为核心载体展开——这支源自楚地边缘的族群，恰是楚文化跨越江汉与巴蜀山河的关键纽带。从考古遗存来看，三星堆遗址晚期（春秋晚期）与金沙遗址（战国早期）的地层中，楚式器物的存在感显著提升：楚式鬲的出土数量占同期陶鬲总数的20%，细颈圆腹的楚式长颈壶，与蜀地特有的青铜尊、罍并肩摆放的同出频率达30%，部分陶器表面还能看到楚式云纹与蜀地纹饰的融合痕迹。
对此，朱萍在《楚文化的西渐》中明确溯源：这些楚式器物集中传入成都平原，直接源于楚灭庸国（公元前611年）后的“开明氏西迁”事件——庸国长期毗邻楚地、深度浸润楚文化，其遗民“开明氏”西迁蜀地时，不仅携带了楚人的日用陶器，更带来了楚式器物的制作技艺与楚地生活习俗，最终让楚文化在古蜀文明的核心腹地逐步落地、悄然生长。
战国中期后，楚文化深度影响蜀地，甚至重塑其礼制：新津宝墩、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等蜀人贵族墓中，象征蜀地权力的青铜罍（侈口、深腹、兽首耳），渐被楚式铜尊缶（小口、鼓腹、圈足）取代，尊缶数量与摆放遵循楚地“君臣之礼”。这与《华阳国志・蜀志》“开明氏相蜀仿楚制”记载呼应，印证蜀地政权主动借鉴楚礼制，实现文明交融。
峡西楚文化遗存藏着军事与文明的故事，以云阳李家坝遗址为证：战国早期（前475-400年）巴文化主导，楚式器物仅占5%；中期（前400-320年）楚巴交融，楚式器物升至35%，楚式兵器占比45%；晚期（前320-221年）楚文化主导，器物占比超60%。结合《史记》“楚反击蜀巴占巴黔中”记载，战国中期楚对峡西的军事占领，是楚文化快速传播的关键。
这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景象，完美印证了《楚文化的西渐》中“文化互动非单向替代”的核心观点，峡西这片土地，俨然成为楚、巴、秦、中原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在牟托石棺墓、荥经古墓等“周边关联区”，楚文化的传播呈现出“中转接力”的独特形态。四川茂县牟托石棺墓（战国晚期）出土的1件楚式铜剑，剑首为圆形、剑格饰云纹，形制与成都平原战国中期的楚式剑高度一致，但茎部略短，显然是本地工匠仿照楚式剑制作的“二次制品”。
这一发现补充了楚文化西渐的“多路径”特征——楚文化并非仅沿长江直接传播，还会经成都平原等区域中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中生出新的枝芽，打破了“单一传播通道”的认知误区。
《楚文化的西渐》将楚文化西渐的历程，划分为四段清晰的篇章：春秋中晚期的“防御性西进”，楚国为抵御巴、蜀对江汉平原的侵扰，民间迁徙成为文化传播的主力，遗存中多为日用器物，尽显平和的交流底色；战国早期的“楚弱蜀强”，因与晋、吴争霸消耗国力，楚国对西部的经营放缓，峡西楚式器物占比停滞，成都平原楚文化遗存减少，恰似楚风暂歇的间歇；战国中期的“吴起变法后扩张”，变法增强楚国国力，公元前377年击败蜀巴联军后占领峡西，移民与官吏推动文化覆盖，忠县崖脚墓中77.6%的墓葬随葬兵器，见证军事与文化的同步推进；战国晚期至秦代的“秦迁楚人融合”，秦灭巴蜀后强制迁移楚人入蜀，楚文化与秦文化、中原文化交融，但并未消亡——西汉中期蜀地墓葬中仍可见楚式鬲的变体，短足、折沿的形制里，藏着楚文化深入本地文化深层的印记。
(以上图片均来自本书)
从这些跨越千年的考古遗存与历史脉络中回望，楚文化西渐的全貌已然清晰浮现。当我们拂去器物上的尘埃，楚文化西渐的轨迹愈发清晰：它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不同文明跨越山河的对话；不是冰冷的考古数据，而是古人用生活与智慧书写的传奇。
透过这本书，我们得以触摸楚风西渡的历史温度，感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对于三峡大学读者而言，这本书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带我们读懂楚文化与三峡大地的千年羁绊，更让我们以本土为起点，看清中华文明多元交融的宏大图景。无论你是深耕考古的学者、热爱历史的爱好者，还是渴望了解家乡文化的师生，都能在书中找到共鸣与收获。
让我们走进图书馆，翻开这本“实证为骨、诗意为魂”的著作，在陶片的纹理中、青铜的光泽里，读懂楚风西渡的壮阔，更读懂三峡大地在中华文明长河中的厚重分量——那些跨越千年的文化印记，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也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去传承。
来源：洞庭湖边那些事儿